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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选取2008年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并不是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越高，则溢出效应就越低，挤出效应越大，且溢出效应可能小于挤出效应。因此，我国企业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摒弃模仿式战略，走差异化道路；也要合理地引导FDI的地域行业分布，以形成外资与内资企业适度竞争、相互学习的良性环境。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挤出效应；企业间竞争分析框架；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技术创新；模仿式战略；差异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4-0051-08
Research on Spillover Effects and Extruding Effectof FDI Based on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39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HE Ji-duo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fice of Yuelu District, Changsha 430013, China）
Abstract: Spillover effects and extruding effect of FDI have been an argument focus in academic field.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9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and by using China’s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hina’s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China’s domestic enterprises but are not main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that the higher the market synergism and resources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the lowe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and the bigger the extruding effect is, and that spillover effect is probably smaller than extruding effect. Thus, China’s enterprises still need to consolidate technical innovation to improve capital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lab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give up imitating strategy, develop different products and brands, and reasonably guide FDI in the proper regions and proper industries, so as to create virtuous environment for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appropriately compe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 FDI; spillover effect; extruding effect; inter-firm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market synergism; resources similarity; technical innovation; imitating strategy; developing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brands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跨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大量FDI的流入，对东道国的资本、技术和产业结构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术界一般将这种影响分为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Kindleberger，1976；Caves，1974）、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T.We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1983，1987）、Uppsala国际化阶段理论（Johanson J，1990）和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1991；Tolentino，199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两者的互相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什么情况下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等一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晰，特别是缺乏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
据统计，1979—200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达到8 526.13亿美元；1983—200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了近118倍，年均增长率达27.2%。外资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溢出是指资源，如技术、知识，在组织之间的转移（例如，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地公司那里）(Meyer，2004)。Caves(1974)指出，外国企业通过展示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内资企业竞争和交易能加快对东道主国家产业技术外溢的速度，他利用澳大利亚22个制造业部门样本企业验证这一影响，并且发现在一个行业内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外国企业的雇工份额存在着正相关。这一发现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提供了初步证据。随后，Globerman（1979）发现，在加拿大很多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和一些测度外国企业发展状况的指标（包括产品附加值在外资独有企业生产的比例等）成正相关关系。Blomstrom 等(1983)、Blomstrom (1986)也发现在墨西哥产业内部外资企业的参与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变化成正相关。Hejazi等（1999）指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对22个OECD国家的总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Driffield 等(2000)观察到英国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反映在出口/进口比率上，与外国企业雇工比例有正向关系。Liu等（2000年）证实了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外国企业的雇工比例和外资存量之间正相关。Buckley等 (2002)认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对内资企业可能产生技术和国际市场准入方面的溢出效益。Sinai 等(2004)发现，在爱沙尼亚一个行业内部外国企业的雇工比例能预测到明显的外溢效应。总之，FDI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和前后向关联效应、良性竞争和培训效应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何洁，2000；沈坤荣、耿强，2001；张海洋、刘海云，2004；赵奇伟，2009）。
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FDI的正向溢出效益提出了质疑。Haddad 等 (1993)也许是首次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集论证了外国公司对提高摩洛哥当地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并没有任何影响。Aitken等(1999)利用大量的委内瑞拉企业样本发现，外资独占所有权（合资企业除外）抑制了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挤出效应。Harrsion等 (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的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挤出效应，并解释为外资企业的“市场窃取效应”。Konings (2001)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内资企业也造成了挤出效应。此外，这种挤出效应也可能在发达国家存在。例如，De Backer等(2003)发现比利时制造行业新的外资进入者以及外资公司数目的增加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投资比率，提高了国内企业的退出率。在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FDI不仅存在着溢出效应，而且会带来挤出效应。张海洋等（2004）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为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企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而以私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魏后凯等(2006)研究发现FDI在东部呈现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呈现挤出效应。贺灿飞(2006) 利用北京市制造业2001—2004年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外资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促进外资的溢出效应。
导致这种混乱的结果，Sea 等（2008）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些研究仅仅关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进口的影响，这不仅忽略了内资企业可能对外国企业的竞争，而且忽视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外国企业可能拥有强大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但也面临着由于文化差异和在东道国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导致的外来障碍（Hymer，1960；Khanna et al，2005）。此外，内资企业可能拥有不易为外国公司获取的本地知识，或者能够从当地的政府政策和嵌入其中的社会网络获得优势(Makino et al，1996；Lu et al，2006)。
第二，这些研究分析单位不统一。有些研究是利用了行业层面的数据，有些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两种数据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优劣尚未明确。
第三，这些研究一直缺乏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效应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比较容易观察到。例如，当外国和本地公司存在技术差距时就可能会发生溢出效应(Gerschenkron，1962；Meyer，2004)，但这个差距应该不会这么大以致溢出效应的接受者缺乏应用所获得的技术的能力(Kokko，1994；Kokko et al，1996)。但是在理论上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机理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
本文认为应将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综合起来考虑。挤出效应一般是通过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恶性竞争产生的。Sembenelli和Siotis（2005）指出短期内随着FDI的流入，拥有比较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会加剧东道主国产品市场的竞争，外资企业更有可能侵占原来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会迫使既有的内资企业提高平均成本，导致更低的生产率，尤其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时。同时，本地公司也会对外资企业施加竞争压力，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证实(Dawar et al, 1999; Zeng et sal, 2003)。例如，在中国移动手机部门，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外国跨国公司在1999年占据了超过95%的市场份额；然而到2003年，以波导、TCL为代表的内资企业成功占领了超过了60%的市场份额(Luo,2005)。
本文将借鉴Chen（1996）、Chang等（2008）的企业间竞争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并且试图确定是哪些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
二、理论解释
Chen陈明哲(Ming-Jer Chen)，美籍华裔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其发表的论文“Competitor analysis and interfirm rivalry:Toward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获得1996年“美国管理评论”最佳论文奖,在国际管理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1996）综合了市场导向的观点(Porter，1980；Gimeno et al，1994)和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Barney，1986；Conner，1994）提出两个概念：市场共同度和资源相似性。这两个概念影响着竞争行为、意识、动机和能力的发生机制，反过来它们又影响着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竞争性攻击和反应的可能性(Chen，1996；Yu et al，2007；Chen et al，2007)。在此基础上，Chen 构建了一个分析双头垄断竞争和互动关系的研究框架。本文借用这一框架和其中的核心概念来探讨FDI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互动关系。
1．FDI的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
FDI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正面影响，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溢出效应是指FDI所包含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在投资主体非自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扩散到东道国，促进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而投资主体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无意识的技术扩散效应。而挤出效应是指FDI产生的替代国内投资，制造非公平竞争，抑制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阻碍技术扩散等事件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汤雁冰，2007）。在不同的时期内，这种两种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不一致的（见图1）。
内资企业开始在成本曲线AC1上A点生产，正向的溢出效应促使内资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从AC1下降到AC2上的C点。如果负向的挤出效应足够的大，将会导致内资企业减少产量，使内资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将沿着AC1向后移动到B点，而B点的单位固定成本较A点高，这样，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最终还是提高了，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为负。
2．市场共同度
市场的共同度，是指竞争者之间的市场重叠程度，其中市场的概念是广泛的，足以涵盖地理市场、细分市场和品牌市场(Chen, 1996)。在同一区域的企业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地域市场，它们也受制于相同的区域性制度环境（这可能限制他们的选择），迫使他们制定相似的市场策略(Di et al，1983；Oliver，1991)。当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它必须为国外子公司选择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传统上，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了跨国公司的区位战略选择是一个包含所有权和区位优势的函数(Dunning，1981；Buckley et al，2004)，却不太重视东道国市场竞争因素。然而，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考虑在区域市场本地公司对外国公司的挑战。Hannan等(1977)提出了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e）这一概念，认为某一地区的企业集群密度的增加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在集群形成初期，内部企业之间会相互支持，提高合作程度；但是集群成熟之后，竞争性会逐步凸显并超越合作性。Miller等 (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外国商业银行的子公司由于本地市场的竞争密度而有较高的退出率。
内资企业会将外资企业的进入视为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有一些局部约束的情况下(Dawar et al, 1999)。跨国公司通常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品牌忠诚度，同时由于它们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而获得来自政府的优惠待遇使这些优势显而易见(Moran，1985；Kim，1988)。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东道主国往往会对本地产业带来冲击和不平衡，因此要提高内资企业的防范意识(Chen, 1996)，而这些新加入的跨国公司通常也会被视为富有侵略性的攻击者。在这种情况下，宽容是不可能的，攻击和反击将会时常出现，造成行业竞争加剧。在新兴市场由此产生的竞争冲突(Chen et al，2007)尤其明显，因为这些地方常常是有着许多显著不同的收入水平和客户需求的区域性市场，而且通常这些国家在大多数行业都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经济驱动机制，如国家分配制度对大多数本地公司存在着区域性倾斜(Prahalad et al，1998；Peng et al，2004)。相应的，在一个区域性市场竞争密度越高，则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大于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在区域性市场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要比在全国性市场上的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全国性市场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要比在区域性市场上更明显(Keller, 2002)。
第一，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示范效应）的主要机制(Caves，1974)，溢出效应可以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发生。引进新的外国技术和产品就会激励国内企业家和革新者为国内市场生产这些商品，这时溢出效应就会发生。可以说，限制国内企业家获得外国技术和产品的有关信息的障碍是国家边界，而不是区域性的。
第二，那些较少受缚于本地就业市场的高技能员工通过高度的流动性促进先进知识和技术跨区域流动和外溢(Ahn 等，1999)。例如，那些不与外国公司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市场直接竞争的本地公司，可以通过直接从国外公司或其他内资企业雇用其经理和工程师学习技术和知识。
第三，在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都鼓励“绿色投资”和“友好”的兼并和收购，以此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例如，我国对地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晋升标准就是他们吸引到管辖区域的投资数量。跨区域投资有助于知识溢出，而且这种效应可以很容易地扩散到全国。
综合以上论点，我们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市场共同度越高，即竞争密度越高，则挤出效应要大于溢出效应。如图2，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重合部分的表示市场的共同度，若两者都以某一区域市场为据点，争夺同样的消费群体，则正面竞争较大，相应的挤出效应就要大于溢出效应；若两者面向不同的区域市场，采用差异化战略，则溢出效应较挤出效应更明显。
3．资源相似性
资源相似性是指竞争者之间具有可比性的项目的数量和战略禀赋水平的程度(Chen，1996)。公司的目标相同，单一的地域市场会使企业基于区位的考虑选择相同的战略 (Porter，1980，1998)。Baum等 (1992)论证了设在同一地区的类似组织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并减少彼此的生存机会；拥有相似“粘性”和固定资源的公司可能会受到相似的限制而发展相似的能力，并采取类似的战略定位(Collis，1991；Teece et al，1997)，于是便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在本地公司与跨国“巨头”竞争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拥有独特优势，比如先进的技术、品牌美誉、专门的管理知识、雄厚的资金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它们可以转移到其外国子公司(Buckley et al，1976; Dunning，1988；Hitt et al，2000)。但Zaheer (1995)认为外资企业存在着“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特指企业“在母国之外经营产生的附加成本而导致的竞争劣势”。Mezias (2002)发现外资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法律诉讼案件要高于本土的竞争对手。
相比之下，内资企业通常可以享受到本地嵌入式优势，诸如销售和分销渠道、获取信息的通路和网络连接(Beamish，1988；Lu et al，2006)，他们的管理者通常是在国内受教育和培训的，对国内市场了解比较充分。跨国公司重视内资企业拥有的资产和资源，而内资企业缺乏跨国公司拥有的可转移资产。
然而，尽管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都拥有不同类型的组织、技术和人力资源，但每种类型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些跨国公司已经获得东道国企业的特定资产，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和伦理上接近东道国，并且拥有领先的运作经验，或通过他们的合资企业伙伴使知识内化(Makino et al，1996；Luo，1997) 。相反，一些本地公司经过资产重组、创新和国际化，已经开发出可转让的资产并且运用这些资产与外国企业进行竞争(Dawar et al，1999；Zeng et al，2003)。
由于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一个行业中可能拥有不同的战略定位：一方面，跨国公司可能享有更高的经营效率和市场力量，而内资企业则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区域网络和本土知识。这种差异使这两种类型的企业不太可能直接竞争，从而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外溢。另一方面，不断本地化的外国公司若已经获得全国性的具体资产，将更加直接与当地公司竞争，并威胁后者的生存。他们进入当地市场将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攻击性的侵犯，于是内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同样，改革或国际化的本地公司若已经开发出相当于跨国公司的专用资产，将更有可能挑战外国入境企业，与他们直接竞争，并将它们排挤出国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溢出效应在拥有不同资源的各种企业间更加明显，挤出效应在拥有相同资源的各种企业间更加明显。如图2，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重合部分的表示两者资源的相似性，当内资企业采用模仿化战略，向水平方向发展，则两者的资源相似性越高，挤出效应更明显；但是当内资企业采用差异化战略，向垂直方向发展，则两者的资源相似性会逐渐降低，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Feder（1982）、贺灿飞（2006）、潘峰华（2008）的研究成果，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假设内资企业的人均增加值是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的函数，通过转换得到操作模型：
式中：d表示内资部门；i表示某省区；j表示某行业；Ydij表示i省区j行业的所有内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总和；Kdij和Ldij分别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总和；YdijLdij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效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衡量；KdijLdij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投入比率，用人均资本量衡量；Sij 表示在i省区j行业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的就业人数之比，用以测量溢出效应；λ若为正，则表示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溢出效应，为负则表示有挤出效应；μ为常数项，εij为随机变量。
国际上为了验证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严兵，2005）：一是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通过观察各组样本回归结果中测量FDI溢出效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否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判断用于分组的标准是否影响FDI的溢出效应。二是通过创造“连乘的解释变量”，即将假设的影响因素与反映FDI溢出效应的变量相乘，通过回归结果考察该连乘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为了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若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市场共同度和资源相似性高，则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反之，则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探究FDI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下列模型：
FERRIER W J. 2001. Navigating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th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4:858-877.
GLOBERMAN S. 197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2(1): 42-56.
HUANG Y.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M］.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SOVA R. 2005. Do foreign firms crowd out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R］. Washington D 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LU J W，XU D. 2006. Growth and survival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 external-inter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32(3): 427-448.
MILLER S R，EDEN L. 2006. Local density and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9(2): 341-355.
MEYER K E. 2004. Perspectives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35: 259-276.
PENG M W，TAN J，TONG T W. 2004. Ownership types and strategic group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1(7): 1105-1129.
SINAI E，MEYER K E. 2004. Identifying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Eston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2(3): 445-466.
ZENG M，WILLIAMSON PJ. 2003. The hidden dragon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81(10): 92-99.
（编辑：南 北；校对：段文娟）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挤出效应；企业间竞争分析框架；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技术创新；模仿式战略；差异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4-0051-08
Research on Spillover Effects and Extruding Effectof FDI Based on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39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HE Ji-duo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fice of Yuelu District, Changsha 430013, China）
Abstract: Spillover effects and extruding effect of FDI have been an argument focus in academic field.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9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and by using China’s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hina’s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China’s domestic enterprises but are not main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that the higher the market synergism and resources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the lowe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and the bigger the extruding effect is, and that spillover effect is probably smaller than extruding effect. Thus, China’s enterprises still need to consolidate technical innovation to improve capital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lab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give up imitating strategy, develop different products and brands, and reasonably guide FDI in the proper regions and proper industries, so as to create virtuous environment for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appropriately compe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 FDI; spillover effect; extruding effect; inter-firm competition analysis framework; market synergism; resources similarity; technical innovation; imitating strategy; developing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brands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跨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大量FDI的流入，对东道国的资本、技术和产业结构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术界一般将这种影响分为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Kindleberger，1976；Caves，1974）、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T.We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1983，1987）、Uppsala国际化阶段理论（Johanson J，1990）和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1991；Tolentino，199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两者的互相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什么情况下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等一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晰，特别是缺乏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
据统计，1979—200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达到8 526.13亿美元；1983—200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了近118倍，年均增长率达27.2%。外资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溢出是指资源，如技术、知识，在组织之间的转移（例如，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地公司那里）(Meyer，2004)。Caves(1974)指出，外国企业通过展示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内资企业竞争和交易能加快对东道主国家产业技术外溢的速度，他利用澳大利亚22个制造业部门样本企业验证这一影响，并且发现在一个行业内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外国企业的雇工份额存在着正相关。这一发现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提供了初步证据。随后，Globerman（1979）发现，在加拿大很多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和一些测度外国企业发展状况的指标（包括产品附加值在外资独有企业生产的比例等）成正相关关系。Blomstrom 等(1983)、Blomstrom (1986)也发现在墨西哥产业内部外资企业的参与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变化成正相关。Hejazi等（1999）指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对22个OECD国家的总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Driffield 等(2000)观察到英国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反映在出口/进口比率上，与外国企业雇工比例有正向关系。Liu等（2000年）证实了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外国企业的雇工比例和外资存量之间正相关。Buckley等 (2002)认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对内资企业可能产生技术和国际市场准入方面的溢出效益。Sinai 等(2004)发现，在爱沙尼亚一个行业内部外国企业的雇工比例能预测到明显的外溢效应。总之，FDI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和前后向关联效应、良性竞争和培训效应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何洁，2000；沈坤荣、耿强，2001；张海洋、刘海云，2004；赵奇伟，2009）。
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FDI的正向溢出效益提出了质疑。Haddad 等 (1993)也许是首次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集论证了外国公司对提高摩洛哥当地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并没有任何影响。Aitken等(1999)利用大量的委内瑞拉企业样本发现，外资独占所有权（合资企业除外）抑制了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挤出效应。Harrsion等 (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的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挤出效应，并解释为外资企业的“市场窃取效应”。Konings (2001)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内资企业也造成了挤出效应。此外，这种挤出效应也可能在发达国家存在。例如，De Backer等(2003)发现比利时制造行业新的外资进入者以及外资公司数目的增加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投资比率，提高了国内企业的退出率。在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FDI不仅存在着溢出效应，而且会带来挤出效应。张海洋等（2004）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为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企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而以私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魏后凯等(2006)研究发现FDI在东部呈现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呈现挤出效应。贺灿飞(2006) 利用北京市制造业2001—2004年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外资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促进外资的溢出效应。
导致这种混乱的结果，Sea 等（2008）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些研究仅仅关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进口的影响，这不仅忽略了内资企业可能对外国企业的竞争，而且忽视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外国企业可能拥有强大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但也面临着由于文化差异和在东道国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导致的外来障碍（Hymer，1960；Khanna et al，2005）。此外，内资企业可能拥有不易为外国公司获取的本地知识，或者能够从当地的政府政策和嵌入其中的社会网络获得优势(Makino et al，1996；Lu et al，2006)。
第二，这些研究分析单位不统一。有些研究是利用了行业层面的数据，有些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两种数据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优劣尚未明确。
第三，这些研究一直缺乏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效应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比较容易观察到。例如，当外国和本地公司存在技术差距时就可能会发生溢出效应(Gerschenkron，1962；Meyer，2004)，但这个差距应该不会这么大以致溢出效应的接受者缺乏应用所获得的技术的能力(Kokko，1994；Kokko et al，1996)。但是在理论上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机理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
本文认为应将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综合起来考虑。挤出效应一般是通过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恶性竞争产生的。Sembenelli和Siotis（2005）指出短期内随着FDI的流入，拥有比较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会加剧东道主国产品市场的竞争，外资企业更有可能侵占原来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会迫使既有的内资企业提高平均成本，导致更低的生产率，尤其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时。同时，本地公司也会对外资企业施加竞争压力，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证实(Dawar et al, 1999; Zeng et sal, 2003)。例如，在中国移动手机部门，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外国跨国公司在1999年占据了超过95%的市场份额；然而到2003年，以波导、TCL为代表的内资企业成功占领了超过了60%的市场份额(Luo,2005)。
本文将借鉴Chen（1996）、Chang等（2008）的企业间竞争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并且试图确定是哪些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
二、理论解释
Chen陈明哲(Ming-Jer Chen)，美籍华裔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其发表的论文“Competitor analysis and interfirm rivalry:Toward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获得1996年“美国管理评论”最佳论文奖,在国际管理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1996）综合了市场导向的观点(Porter，1980；Gimeno et al，1994)和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Barney，1986；Conner，1994）提出两个概念：市场共同度和资源相似性。这两个概念影响着竞争行为、意识、动机和能力的发生机制，反过来它们又影响着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竞争性攻击和反应的可能性(Chen，1996；Yu et al，2007；Chen et al，2007)。在此基础上，Chen 构建了一个分析双头垄断竞争和互动关系的研究框架。本文借用这一框架和其中的核心概念来探讨FDI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和互动关系。
1．FDI的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
FDI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正面影响，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溢出效应是指FDI所包含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在投资主体非自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扩散到东道国，促进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而投资主体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无意识的技术扩散效应。而挤出效应是指FDI产生的替代国内投资，制造非公平竞争，抑制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阻碍技术扩散等事件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汤雁冰，2007）。在不同的时期内，这种两种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不一致的（见图1）。
内资企业开始在成本曲线AC1上A点生产，正向的溢出效应促使内资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从AC1下降到AC2上的C点。如果负向的挤出效应足够的大，将会导致内资企业减少产量，使内资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将沿着AC1向后移动到B点，而B点的单位固定成本较A点高，这样，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最终还是提高了，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为负。
2．市场共同度
市场的共同度，是指竞争者之间的市场重叠程度，其中市场的概念是广泛的，足以涵盖地理市场、细分市场和品牌市场(Chen, 1996)。在同一区域的企业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地域市场，它们也受制于相同的区域性制度环境（这可能限制他们的选择），迫使他们制定相似的市场策略(Di et al，1983；Oliver，1991)。当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它必须为国外子公司选择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传统上，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了跨国公司的区位战略选择是一个包含所有权和区位优势的函数(Dunning，1981；Buckley et al，2004)，却不太重视东道国市场竞争因素。然而，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考虑在区域市场本地公司对外国公司的挑战。Hannan等(1977)提出了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e）这一概念，认为某一地区的企业集群密度的增加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在集群形成初期，内部企业之间会相互支持，提高合作程度；但是集群成熟之后，竞争性会逐步凸显并超越合作性。Miller等 (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外国商业银行的子公司由于本地市场的竞争密度而有较高的退出率。
内资企业会将外资企业的进入视为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有一些局部约束的情况下(Dawar et al, 1999)。跨国公司通常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品牌忠诚度，同时由于它们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而获得来自政府的优惠待遇使这些优势显而易见(Moran，1985；Kim，1988)。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东道主国往往会对本地产业带来冲击和不平衡，因此要提高内资企业的防范意识(Chen, 1996)，而这些新加入的跨国公司通常也会被视为富有侵略性的攻击者。在这种情况下，宽容是不可能的，攻击和反击将会时常出现，造成行业竞争加剧。在新兴市场由此产生的竞争冲突(Chen et al，2007)尤其明显，因为这些地方常常是有着许多显著不同的收入水平和客户需求的区域性市场，而且通常这些国家在大多数行业都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经济驱动机制，如国家分配制度对大多数本地公司存在着区域性倾斜(Prahalad et al，1998；Peng et al，2004)。相应的，在一个区域性市场竞争密度越高，则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大于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在区域性市场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要比在全国性市场上的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全国性市场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要比在区域性市场上更明显(Keller, 2002)。
第一，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示范效应）的主要机制(Caves，1974)，溢出效应可以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发生。引进新的外国技术和产品就会激励国内企业家和革新者为国内市场生产这些商品，这时溢出效应就会发生。可以说，限制国内企业家获得外国技术和产品的有关信息的障碍是国家边界，而不是区域性的。
第二，那些较少受缚于本地就业市场的高技能员工通过高度的流动性促进先进知识和技术跨区域流动和外溢(Ahn 等，1999)。例如，那些不与外国公司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市场直接竞争的本地公司，可以通过直接从国外公司或其他内资企业雇用其经理和工程师学习技术和知识。
第三，在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都鼓励“绿色投资”和“友好”的兼并和收购，以此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例如，我国对地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晋升标准就是他们吸引到管辖区域的投资数量。跨区域投资有助于知识溢出，而且这种效应可以很容易地扩散到全国。
综合以上论点，我们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市场共同度越高，即竞争密度越高，则挤出效应要大于溢出效应。如图2，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重合部分的表示市场的共同度，若两者都以某一区域市场为据点，争夺同样的消费群体，则正面竞争较大，相应的挤出效应就要大于溢出效应；若两者面向不同的区域市场，采用差异化战略，则溢出效应较挤出效应更明显。
3．资源相似性
资源相似性是指竞争者之间具有可比性的项目的数量和战略禀赋水平的程度(Chen，1996)。公司的目标相同，单一的地域市场会使企业基于区位的考虑选择相同的战略 (Porter，1980，1998)。Baum等 (1992)论证了设在同一地区的类似组织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并减少彼此的生存机会；拥有相似“粘性”和固定资源的公司可能会受到相似的限制而发展相似的能力，并采取类似的战略定位(Collis，1991；Teece et al，1997)，于是便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在本地公司与跨国“巨头”竞争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拥有独特优势，比如先进的技术、品牌美誉、专门的管理知识、雄厚的资金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它们可以转移到其外国子公司(Buckley et al，1976; Dunning，1988；Hitt et al，2000)。但Zaheer (1995)认为外资企业存在着“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特指企业“在母国之外经营产生的附加成本而导致的竞争劣势”。Mezias (2002)发现外资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法律诉讼案件要高于本土的竞争对手。
相比之下，内资企业通常可以享受到本地嵌入式优势，诸如销售和分销渠道、获取信息的通路和网络连接(Beamish，1988；Lu et al，2006)，他们的管理者通常是在国内受教育和培训的，对国内市场了解比较充分。跨国公司重视内资企业拥有的资产和资源，而内资企业缺乏跨国公司拥有的可转移资产。
然而，尽管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都拥有不同类型的组织、技术和人力资源，但每种类型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些跨国公司已经获得东道国企业的特定资产，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和伦理上接近东道国，并且拥有领先的运作经验，或通过他们的合资企业伙伴使知识内化(Makino et al，1996；Luo，1997) 。相反，一些本地公司经过资产重组、创新和国际化，已经开发出可转让的资产并且运用这些资产与外国企业进行竞争(Dawar et al，1999；Zeng et al，2003)。
由于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一个行业中可能拥有不同的战略定位：一方面，跨国公司可能享有更高的经营效率和市场力量，而内资企业则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区域网络和本土知识。这种差异使这两种类型的企业不太可能直接竞争，从而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外溢。另一方面，不断本地化的外国公司若已经获得全国性的具体资产，将更加直接与当地公司竞争，并威胁后者的生存。他们进入当地市场将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攻击性的侵犯，于是内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同样，改革或国际化的本地公司若已经开发出相当于跨国公司的专用资产，将更有可能挑战外国入境企业，与他们直接竞争，并将它们排挤出国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溢出效应在拥有不同资源的各种企业间更加明显，挤出效应在拥有相同资源的各种企业间更加明显。如图2，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重合部分的表示两者资源的相似性，当内资企业采用模仿化战略，向水平方向发展，则两者的资源相似性越高，挤出效应更明显；但是当内资企业采用差异化战略，向垂直方向发展，则两者的资源相似性会逐渐降低，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Feder（1982）、贺灿飞（2006）、潘峰华（2008）的研究成果，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假设内资企业的人均增加值是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的函数，通过转换得到操作模型：
式中：d表示内资部门；i表示某省区；j表示某行业；Ydij表示i省区j行业的所有内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总和；Kdij和Ldij分别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总和；YdijLdij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效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衡量；KdijLdij表示i省区j行业内资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投入比率，用人均资本量衡量；Sij 表示在i省区j行业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的就业人数之比，用以测量溢出效应；λ若为正，则表示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溢出效应，为负则表示有挤出效应；μ为常数项，εij为随机变量。
国际上为了验证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严兵，2005）：一是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通过观察各组样本回归结果中测量FDI溢出效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否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判断用于分组的标准是否影响FDI的溢出效应。二是通过创造“连乘的解释变量”，即将假设的影响因素与反映FDI溢出效应的变量相乘，通过回归结果考察该连乘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为了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若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市场共同度和资源相似性高，则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反之，则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探究FDI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下列模型：
FERRIER W J. 2001. Navigating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th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4:858-877.
GLOBERMAN S. 197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2(1): 42-56.
HUANG Y.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M］.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SOVA R. 2005. Do foreign firms crowd out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R］. Washington D 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LU J W，XU D. 2006. Growth and survival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 external-inter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32(3): 427-448.
MILLER S R，EDEN L. 2006. Local density and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9(2): 341-355.
MEYER K E. 2004. Perspectives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35: 259-276.
PENG M W，TAN J，TONG T W. 2004. Ownership types and strategic group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1(7): 1105-1129.
SINAI E，MEYER K E. 2004. Identifying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Eston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2(3): 445-466.
ZENG M，WILLIAMSON PJ. 2003. The hidden dragon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81(10): 92-99.
（编辑：南 北；校对：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