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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六七月，初夏的莫斯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在这座城市近郊的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 一座沙俄时代贵族庄园里，聚集着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少，但却很有秩序且行事神秘，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既不外出参观游览，也不与周围居民接触。当地人只知道有人在里面开会，对于其他一概不知。
实际上，这里正举行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共六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英姿勃发、朝气蓬勃，充满了革命热情，其中有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项英、苏兆征、杨之华、王若飞、关向应、阮啸仙、向忠发、张国焘……一时盛况空前。不过，在众多操着湖湘口音的湖南籍代表中，却没有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身影。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他是高度重视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六大。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七大之前的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毛泽东没有参加二大、四大、六大。同时，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没有参加中共六大的豁达态度。
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旨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性质任务，制定革命斗争策略，以统一全党思想。其间，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等共产国际著名领导人或与六大代表谈话，或直接参加了大会。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能够参加这次意义非凡的大会并当面聆听共产国际革命导师的教导，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又对中国革命有特殊贡献，理应参加中共六大。可是为何未能参加呢？这里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早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之所以被称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因为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换届需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完成，而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故只能冠之以“临时”二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知道将要召开六大这件事的。
1927年11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召开六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了六大代表选举产生的办法。
转眼到了来年，离预定召开六大的时间越来越近，然而，会议的很多具体事项还没有确定下来。为此，1928年1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開会讨论六大召开问题。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坚持在三四月间召开大会。鉴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安全地点长时期开会，大家都主张在境外召开六大，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却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在澳门，有人主张在香港，还有人主张在苏联的远东。2月1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经过讨论，决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希望在苏联境内召开会议。随后，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3月底，这一消息传回国内。4 月初，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传达共产国际决定，讨论大会议程、代表人数、代表出身等问题。显然，此时再按照正常程序选举会议代表已经来不及，于是，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大多数代表都是临时中央指定。随后，会议代表们陆续启程，通过各条交通路线秘密进入苏联境内。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与朱德一起率领着一支弱小的革命队伍，进行着艰苦的井冈山斗争。由于湖南省委在1927年冬和次年春遭到多次破坏，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及临时中央的通信联系完全中断。1928年1月和3月，毛泽东曾两次写信给临时中央和湖南省委，但信送出后均石沉大海，毫无回音。5月份之前，湖南省委派出的代表虽然两上井冈山，却没有找到毛泽东。与此同时，临时中央也曾派人寻找毛泽东，“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样，地处偏僻的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六大即将召开一事，临时中央亦无法通知他参加会议。这是毛泽东没有参加六大的客观原因。
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就主观原因而言，毛泽东此时还是“戴罪之身”，加之不是工人身份，就更不可能参加六大了。
八七会议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议，毛泽东来到湖南，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分三路向长沙进军，但由于装备落后和力量悬殊，三路起义军均遭到优势敌人围攻损失惨重。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停止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9月29日，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对剩余的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基础。随后，毛泽东率领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于10月27日抵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伟大历程。然而，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行为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责为“临阵逃脱”“违背中央政策”，并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撤销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此外，在共产国际看来，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正确地执行国际决议。为了使中共更加无产阶级化，必须强调六大代表的工人身份，这也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不是工人身份，显然不符合共产国际对会议代表的要求。
1936年寒冬，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正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由于斯诺是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这对于地处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次对外宣传自己的极好机会。
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谈人生经历，谈革命历史。在谈到中共六大作用时，毛泽东说，上井冈山后，他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通过召开根据地党员代表大会予以确立，但当时的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观点，“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这里有个插曲。1928年5月初，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中央报告工作。在信中，毛泽东报告了井冈山会师后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和打破敌人第二次“进剿”的情形，以及建立党组织，发动各地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的状况。
大约在5月中旬，毛泽东的信经江西省委的转送，终于到达上海的留守中央手中。许久没有消息的毛泽东终于出现了，“中央甚为欣慰！”于是，留守中央负责人李维汉于5月25日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报告这一情况并附上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
在指示信中，留守中央首先向毛泽东、朱德的辛苦努力表示慰问：“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这与半年前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处分形成鲜明对比。
留守中央还强调：“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在领导机构上，“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以毛泽东为书记”。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工作的充分肯定。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由于李维汉的介绍，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也被六大代表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广泛知晓。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不少人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迷茫，此时从偏远的中国山区传出了毛泽东建立稳固根据地且领导上万红军的消息，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又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此种情绪，在李维汉介绍信“湘赣的形势相当好”一语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有了留守中央负责人的态度，再加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推荐，六大开始重视领导农民革命、实行农村割据问题。周恩来即明确指出，由于“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出现“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巨大反差;瞿秋白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最后，六大作出的《政治决议案》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郑重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才能在未出席六大的情况下仍被大会选举为23名中央委员之一。
这一点，无论对于毛泽东本人，还是对于中国革命，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共产国际还是在中共领导人眼中，无产阶级政党理所当然要领导发动工人群众革命，而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而跑到偏远的农村搞武装割据、做“山大王”，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行为。有了中共六大，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有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本人也因此进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视野。
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接着对斯诺说：“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新建立了党的一致。”“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
就实际而言，中共六大虽然认识到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根本转变，仍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这是六大的局限之一。所以，中共六大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但最终又限制甚至损害了这种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力量几度发展壮大又几度受挫削弱，这一内在局限是重要原因。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就是指这方面而言。
既然中共六大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历史局限，这就涉及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在毛泽东眼中，六大的功绩作用是主要的，局限不足是次要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报告中提道：“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此时正值整风期间，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全党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兴起了研究党史的热潮。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法态度，为此后党正式评价六大定下了基调。 的确，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准备极其不足，以致发生了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八七会议后一段时间的“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中共六大尽管有局限，有不足，但它对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性质任务、革命斗争策略等问题的认识达到如此高度，并作出如此深刻分析，对于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属不易。毛泽东的上述发言，正体现了对前人不求全责备的态度。
在同年5月21日开幕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到六大。他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
在中央起草评价建党以来历史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毛泽东极为重视，多次修改审定，多方征求意见。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仅1945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就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3月24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中共六大，《决议》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决议》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向，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依据。”
中共六大就以这样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党的正式文件中！
当然，讲到中共六大，就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虽然它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但也给幼年时期的中共不少帮助，六大就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例证。
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1950年，經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中，对六大的历史评价也从此为世人所熟悉。（编辑 黄艳）
作者：董小林，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军政训练系讲师;袁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主任，副教授
实际上，这里正举行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共六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英姿勃发、朝气蓬勃，充满了革命热情，其中有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项英、苏兆征、杨之华、王若飞、关向应、阮啸仙、向忠发、张国焘……一时盛况空前。不过，在众多操着湖湘口音的湖南籍代表中，却没有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身影。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他是高度重视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六大。
对未出席中共六大的态度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七大之前的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毛泽东没有参加二大、四大、六大。同时，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没有参加中共六大的豁达态度。
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旨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性质任务，制定革命斗争策略，以统一全党思想。其间，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等共产国际著名领导人或与六大代表谈话，或直接参加了大会。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能够参加这次意义非凡的大会并当面聆听共产国际革命导师的教导，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又对中国革命有特殊贡献，理应参加中共六大。可是为何未能参加呢？这里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早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之所以被称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因为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换届需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完成，而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故只能冠之以“临时”二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知道将要召开六大这件事的。
1927年11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召开六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了六大代表选举产生的办法。
转眼到了来年，离预定召开六大的时间越来越近，然而，会议的很多具体事项还没有确定下来。为此，1928年1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開会讨论六大召开问题。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坚持在三四月间召开大会。鉴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安全地点长时期开会，大家都主张在境外召开六大，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却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在澳门，有人主张在香港，还有人主张在苏联的远东。2月1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经过讨论，决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希望在苏联境内召开会议。随后，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3月底，这一消息传回国内。4 月初，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传达共产国际决定，讨论大会议程、代表人数、代表出身等问题。显然，此时再按照正常程序选举会议代表已经来不及，于是，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大多数代表都是临时中央指定。随后，会议代表们陆续启程，通过各条交通路线秘密进入苏联境内。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与朱德一起率领着一支弱小的革命队伍，进行着艰苦的井冈山斗争。由于湖南省委在1927年冬和次年春遭到多次破坏，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及临时中央的通信联系完全中断。1928年1月和3月，毛泽东曾两次写信给临时中央和湖南省委，但信送出后均石沉大海，毫无回音。5月份之前，湖南省委派出的代表虽然两上井冈山，却没有找到毛泽东。与此同时，临时中央也曾派人寻找毛泽东，“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样，地处偏僻的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六大即将召开一事，临时中央亦无法通知他参加会议。这是毛泽东没有参加六大的客观原因。
就主观原因而言，毛泽东此时还是“戴罪之身”，加之不是工人身份，就更不可能参加六大了。
八七会议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议，毛泽东来到湖南，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分三路向长沙进军，但由于装备落后和力量悬殊，三路起义军均遭到优势敌人围攻损失惨重。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停止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9月29日，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对剩余的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基础。随后，毛泽东率领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于10月27日抵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伟大历程。然而，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行为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责为“临阵逃脱”“违背中央政策”，并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撤销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此外，在共产国际看来，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正确地执行国际决议。为了使中共更加无产阶级化，必须强调六大代表的工人身份，这也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不是工人身份，显然不符合共产国际对会议代表的要求。
毛泽东谈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作用
1936年寒冬，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正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由于斯诺是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这对于地处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次对外宣传自己的极好机会。
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谈人生经历，谈革命历史。在谈到中共六大作用时，毛泽东说，上井冈山后，他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通过召开根据地党员代表大会予以确立，但当时的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观点，“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这里有个插曲。1928年5月初，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中央报告工作。在信中，毛泽东报告了井冈山会师后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和打破敌人第二次“进剿”的情形，以及建立党组织，发动各地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的状况。
大约在5月中旬，毛泽东的信经江西省委的转送，终于到达上海的留守中央手中。许久没有消息的毛泽东终于出现了，“中央甚为欣慰！”于是，留守中央负责人李维汉于5月25日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报告这一情况并附上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
在指示信中，留守中央首先向毛泽东、朱德的辛苦努力表示慰问：“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这与半年前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处分形成鲜明对比。
留守中央还强调：“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在领导机构上，“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以毛泽东为书记”。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工作的充分肯定。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由于李维汉的介绍，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也被六大代表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广泛知晓。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不少人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迷茫，此时从偏远的中国山区传出了毛泽东建立稳固根据地且领导上万红军的消息，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又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此种情绪，在李维汉介绍信“湘赣的形势相当好”一语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有了留守中央负责人的态度，再加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推荐，六大开始重视领导农民革命、实行农村割据问题。周恩来即明确指出，由于“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出现“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巨大反差;瞿秋白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最后，六大作出的《政治决议案》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郑重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才能在未出席六大的情况下仍被大会选举为23名中央委员之一。
这一点，无论对于毛泽东本人，还是对于中国革命，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共产国际还是在中共领导人眼中，无产阶级政党理所当然要领导发动工人群众革命，而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而跑到偏远的农村搞武装割据、做“山大王”，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行为。有了中共六大，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有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本人也因此进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视野。
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接着对斯诺说：“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新建立了党的一致。”“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
就实际而言，中共六大虽然认识到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根本转变，仍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这是六大的局限之一。所以，中共六大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但最终又限制甚至损害了这种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力量几度发展壮大又几度受挫削弱，这一内在局限是重要原因。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就是指这方面而言。
毛泽东评价中共六大的历史地位
既然中共六大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历史局限，这就涉及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在毛泽东眼中，六大的功绩作用是主要的，局限不足是次要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报告中提道：“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此时正值整风期间，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全党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兴起了研究党史的热潮。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法态度，为此后党正式评价六大定下了基调。 的确，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准备极其不足，以致发生了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八七会议后一段时间的“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中共六大尽管有局限，有不足，但它对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性质任务、革命斗争策略等问题的认识达到如此高度，并作出如此深刻分析，对于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属不易。毛泽东的上述发言，正体现了对前人不求全责备的态度。
在同年5月21日开幕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到六大。他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
在中央起草评价建党以来历史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毛泽东极为重视，多次修改审定，多方征求意见。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仅1945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就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3月24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中共六大，《决议》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决议》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向，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依据。”
中共六大就以这样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党的正式文件中！
当然，讲到中共六大，就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虽然它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但也给幼年时期的中共不少帮助，六大就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例证。
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1950年，經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中，对六大的历史评价也从此为世人所熟悉。（编辑 黄艳）
作者：董小林，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军政训练系讲师;袁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