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红包”抢出拳脚官司,还能不能好好玩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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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红包”抢出拳脚官司,还能不能好好玩耍
  事件回放
  抢到微信红包后,你有再发红包吗?广东一女子周某因为在微信群抢到一个200元的最大红包后,没有遵守“凡是抢到最大红包者,要把钱发出去”的群规,及时再发出红包,结果引发纠纷,被群主打成脑震荡。事后,周某将群主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800元。据悉,群主最终被判赔偿4685.8元。
  时事鲜评
  微信红包只抢不发,坏了规矩的周某被群主好一阵拳打脚踢。事后,虽有法律判决伸张正义,然而这一民事纠纷案件所流露出的荒诞与喜感,还是不免令一干围观者感慨万千。
  “抢红包”一度被视作天才般的网络社交创意,其迅速流行开来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多数时候,“抢红包”还是一团和气的。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默契而融洽的局面,一则在于微信群通常都是熟人圈子,再者也是因为各方对“微信红包”的现实功能与心理预期都相对准确:不论是“没事图开心撒钱玩”,还是“发钱求赞求转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微信红包”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在这一前提下,发红包、抢红包的过程自然都是其乐融融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微信红包”已经被网友们开发出了各种花式玩法。比如说,本案中所涉及的红包接龙——“凡是抢到最大红包者,要把钱发出去”。诸如此类的“创意”,想必在不少微信群里都存在着。这类做法的本质,无疑是放大“微信红包”的随机性,从而投合人类与生俱来的赌性。在这种玩法下,“红包金额”的不确定,被转化为一种以小博大的博彩诱惑。特别是无休无止的红包接龙所触发的一连串现金再分配,其所积累的规模将相当可观。
  当微信红包被玩成了赌徒游戏,注定会有见好就收者,会有气急败坏者,会有投机取巧者。由此,虽不必然会导致拳脚相向的恶性案件,但拉黑取关、友谊翻船总归是大概率事件。成也红包,败也红包,其既可以被作为暖场热络的彩头,也可以化身为败兴散场的霉头。但说到底,技术工具、随机算法等等,终究是道德中立的,经不住考验。
  (选自光明网)
  中小学生科研不宜以成果论得失
  事件回放
  中小学生做课题,也可以申请科研经费了。最近,深圳市教育局公示了2016年中小学生探究性小课题评审结果,600个被批准立项的中小学生小课题,按照小学1.5万元一项、中学2万元一币的标准获得研究经费资助。
  时事鲜评
  小学生、中学生也能做课题、搞科研,并且获得研究经费,这事听起来很新鲜,但能搞出什么名堂吗?一年1000多万元的政府投入合不合算?笔者认为,切莫以功利眼光看待深圳市此举。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相比,中小学生课题研究不应以“成果”论英雄,更不能以“成果”论得失。
  正如人们无数次论及的,中国的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教育。质疑精神和探索精神的欠缺,使得中国学生虽然知识储备扎实,但创造性能力不足。深圳此举就是鼓励孩子们在日常学习中发现问题、勇于质疑、大胆探索、小心求证,从而得出自己的答案。他们的答案也许并不正确,但发现问题以及质疑、探索、求证本身,就是一次学习过程,一次思维训练,一次科学素养的培育。
  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同样被人们一再提及,那就是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缺少对社会的认知,课本知识与社会现实脱节。知识最终要为社会实践服务,能力最终要体现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深圳市开展中小学生课题研究,并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更鼓励他们调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许在成年人看来,有些问题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有些问题是孩子们难以深入的,但是,他们能够走出校园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探究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深圳市一年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中小学生课题研究,堪称“大手笔”,想必有关部门本就没寄希望于高投入能够带来高产出—重要的不是中小学生能研究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而是通过这一激励措施引导孩子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认识社会,培养他们的探索兴趣、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目前中小学生最为欠缺的。
  (选自《新华每日电讯》)
  用金钱唤醒孝道自觉未尝不可
  事件回放
  时事鲜评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長辈,江苏苏州市一家护理院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管理制度。两个月内,子女看望老人累计超过30次,给予200元“奖孝金”;累计超过20次,给予100元“奖孝金”;累计超过10次,给予50元“奖孝金”。将尽孝和金钱激励挂钩,“奖孝金”制度一时引发了网民的热议,褒贬不一。
  “奖孝金”的初衷在于激励和引导子女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探望父母长辈;“奖孝金”不仅可以让那些经常看望父母长辈的人们得到实惠,也能够提升公众对看望老人的价值认同。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奖孝金”对看望老人进行物质回报和精神激励,有助于唤醒一些人的孝道自觉——看望老人本来就是一种情感义务和道德责任,“奖孝金”却上升到奖励的高度;这样的“谬赏”,何尝不是一种温馨的提醒和柔和的敦促?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如何更好地让梦想照进现实?遵循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循规范的利益的支持,其道德价值通常是脆弱的。“奖孝金”提供了物质回报和精神激励,能够提升子女看望老人的积极性。尽管“奖孝金”在道德上看上去不够美好,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许多子女前来看望老人的频率明显增加,证明了“奖孝金”没有沦为“稻草人”。
  养老院制定“奖孝金”的行为值得肯定。对于护理院来说,“奖孝金”会增加运营成本,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但却推出“奖孝金”,唤醒儿女孝道自觉,既体现了其专业性,也体现了其厚重的社会责任感。
  让老人的世界多些色彩,多些活力,多些光亮和温暖,离不开子女养老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关怀的提振。作为一种“柔软的力量”,“奖孝金”有助于孝道回归,未尝不可。
  (选自中国青年网)
  越为争桃花源互撕,越证明了自己不是“桃花源”
  事件回放
  近习,重庆酉阳县高调推介当地的桃花源景区,声称“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此举随即引发同样主打“桃花源”牌的湖南桃源县反击。两地打起了隔空“口水战”,均在旅游官网上宣称自己才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述的桃花源。
  时事鲜评
  千百年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某种意义上讲,“世外桃源”就是中国版的乌托邦,可以托身,也可寄情。
  而与追逐理想同步,很多人还有一种“坐实”的偏好。尽管很多人明明知道,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个虚拟的世界,可还是愿意寻寻觅觅,穷其源头,将桃花源坐实为自己地界的山山水水。如果说,大家都为了搞点旅游噱头,吹一个美丽的泡泡儿,给游客提提神儿,倒也无伤大体。可动辄开撕,只许自家编故事,不许别人分禁脔,吃相未免太难看。
  一则,桃花源的“版权”属于陶渊明,而陶渊明当初并没留下具体的地点,文章最后找来找去,却终无了局,无从问津。摆明了是重“言志”而轻“考据”,若一味想着坐实,不免穿凿附会,俗了。
  也正因无确指,当然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专享与垄断。不同地方有山水形态接近的,不妨各自开讲桃花源的故事。据说,全国以桃花源命名的景区有二十多个,大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挺好。说远点,是种“因寄所托”,最不济,也算是给游客一个心驰神往的空间。
  再则,不同地方之间就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撕来撕去,即便是出于旅游营销的需要,也已落入下乘。桃花源是什么地方?那是一块处处宁静祥和、人人怡然自乐的净土,跟急红了眼的急躁不沾边。眼下像酉阳与桃源这样的互撕,哪有一点儿“桃花源”的影子?越争越像“赝品”。
  (选自“新京报评论”徽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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