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６４年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在给学员讲授唯物辩证法时，为了阐明对立统一规律，使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合二而一”的提法。这一提法与毛泽东所提的“一分为二”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却一手策划了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这场我国学术界多年来罕见的批判运动，使“斗争哲学”几乎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从而为不久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文化大革命”中，杨献珍再一次遭到康生的残酷迫害，蒙受奇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场起于讲坛的政治风波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说的／“合二而一”是杨献珍讲的／杨献珍提“合二而一”，只是想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究竟是怎样反映的
要谈“合二而一”，还必须从“一分为二”这个词谈起。在哲学词典中，恐怕没有哪一个词汇像“一分为二”那样在２０世纪中期被中国人民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流传得那么广泛。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创造的名词，而是在中国古代就有的。宋朝大哲学家朱熹（１１３０年—１２００年）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命题，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民众，人们最熟悉的还是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论述。毛泽东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这个辩证法的具体概念，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一个发言中。他在这一发言中讲到关于党内团结问题的辩证法时指出：
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那么，杨献珍又是怎样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呢？他到底试图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追溯得早一点，在１９５８年底，杨献珍就有关于“合二而一”观点方面的思考了。这反映在１１月１９日他为中央党校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作的一篇题为《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的讲课记录稿中。
在这次讲课中，他一面自己提问，一面自己回答。他问：什么叫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呢？然后回答：是——否，否——是，是中有否，否中有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它不是绝对不能够相容的对立，而是对立中的统一。他还说，中国从古以来有关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是很多的。老子讲的“祸与福”的相互包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辩证法的公式是：是——否，否——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有联合有斗争，有斗争有联合。讲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自由中有必然，没有必然的自由是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的自由，这不是自由而是盲目性。自由中有必然，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情才能够办好。认识必然才有自由。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就可以把辩证法弄通了。
杨献珍正式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则是在６年之后的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次讲课中。这次仍是为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不过题目有了变化，叫做《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他讲道：
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
关于为什么要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命题，杨献珍在１９８７年８月９日所写的《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中有一个交代。他说：
我平时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曾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为此，我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这类书的时候，就常留心这方面的问题。一般哲学书上解释“对立统一”，都是解释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书上也有反映，例如最古老的思想中就有“太极生两仪”之类的话。“两仪”即阴阳，“阴”和“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两个对立面的用语，但没有看过类似“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样的表达法。１９６１年我在西安住医院时，随便翻翻《蓝田县志》，偶然看到上面记载有宋朝人晁公武说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我又翻了一下《老子》。在《老子》第十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十辐为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看了这一节，认为老子说的车、器、室都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正和黑格尔说的“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的统一，意思是一样的。“合有无谓之元”，我理解“合”就是“构成”的意思，“有”和“无”代表两个对立面，“元”即“单元”或“事物”的意思。“合有无谓之元”正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意思是一样的……１９６３年看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其中有“合二而一”这句话。这里的“合”字，我理解为就是“构成”的意思，认为这句话与“不有两，则无一”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都是中国和外国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不同的表达法。这是我对于“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的最原始理解。那时就只是想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究竟是怎样反映的，只是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是一种纯学术研究的性质。
关锋看到有关“合二而一”的文章时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马上给其定了性：“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宣扬修正主义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应该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本来没有实质性的对垒。那么，没有根本分歧而引起争论的两个哲学命题怎么酿成“哲学罪案”的呢？这得归“功”于康生。
“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经过杨献珍推陈出新后，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逐渐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论。但最初见诸于报端的文章，并不是杨献珍写的。杨献珍曾经在备受冤屈后进行辩解：“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１９６４年《红旗》杂志第１６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合二而一”这个命题，开始还不是作为学术争论而仅是作为学习体会见之报刊的。那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９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版上，作者是当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和林青山。
文章的立足点是力图通过分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更好地学习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但当《光明日报》打出清样送审时，康生、关锋却从文章中发现了“问题”：原来杨献珍曾经在中央党校新疆班“鼓吹”过“合二而一”！他们决定把这件事公开捅出来，然后把杨献珍这个“老顽固”彻底整垮。
康生等企图迫害杨献珍是由来已久的。用杨献珍的话说：“我从１９５９年底就开始受康生的迫害。”那是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２日，杨献珍在同河南省委党校及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中，讲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他就“讲真心话”说了些肺腑之言：“要让干部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闹革命，杀头也要讲，就是被蒋介石杀了，还是革命的嘛！现在谁要是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那些热衷于搞家长制、一言堂的人，尽管身居高位，看来还不懂得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杨献珍的这些肺腑之言，却让康生等人觉得非常刺耳。在杨献珍这次讲话后不久，有人把杨献珍的这份讲话稿送给了康生。同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伯达、康生约杨献珍谈话，断定杨献珍的这次讲话是错误的，令其检查交待。第二天，中央党校党委根据陈伯达、康生的指示，对杨献珍进行“揭发批判”，并要杨献珍检查。一直到１９６０年７月，连续批判了七八个月。
康生认定，杨献珍和彭德怀是一样的，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被迫递交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在１９６２年初，经复审，杨献珍被平反，但杨献珍的言行已经令康生等人恨之入骨。
正当他们苦于找不到机会对杨献珍进行报复的时候，发现了有关“合二而一”这一问题的争论。
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
康生马上给其定了性：“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宣扬修正主义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求《光明日报》发表几十篇批判文章，但这些批判文章要以“讨论”的形式出现，版面安排上要使人们看不出什么观点是“正”面文章，什么观点是“反”面文章。康生要通过这些讨论把杨献珍引出来。
于是，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当然康生不会仅仅满足于炮制两篇批判文章，更大的阴谋还在后头。
当日晚上８时，康生到人民大会堂出席现代京剧观摩汇演开幕式时，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及《“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两文转给江青，请她“转主席过目”。看了这两篇文章后，毛泽东果然有了反应。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于是，康生很快向光明日报社负责人面授机宜：“现在形成了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
“蛇”没有“出洞”／康生开始策划在党报党刊上点杨献珍的名，逼其“出洞”／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批判展开／被“合二而一”案牵连者众多
出乎康生等人意料的是，讨论进行了一个半月，他们欲引的“蛇”并没有“出洞”。于是，７月１７日，一篇署名王中、郭佩衡，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然这个署名是假的。据考证，这篇文章的草稿出自《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修改和定稿的是康生。
对此，康生的解释是：“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７月２４日，康生在钓鱼台会议上一口咬定杨献珍事先看了那两位教师写的文章。他说：“现在有个动向，很值得警惕，有人想转移视线……我们要以‘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１９５８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和１９６２年的翻案问题、鼓吹单干风问题、办校方针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他指出，要把这场“争论”与“思维同一性讨论”等联系在一起。他下令各报刊一定要“从政治问题上批判”。
８月１４日，关锋等３人又以撒仁兴为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开始公然诬蔑杨献珍。
８月下旬，由康生、陈伯达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在其第１６期上发表了署名“本报报道员”的文章《哲学战线的新论战》。此文说杨献珍引用“合二而一”是“同党大唱对台戏”，说“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肆宣场‘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说，那些在这场争论中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人是“有所用心”。
从此，“合二而一”的学术讨论完全变成了政治讨伐。
杨献珍在１９８４年《中国老年》杂志上撰文回忆：“在我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而是１９６４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哄而起，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各种讨伐直至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才暂时告一段落。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批判运动达到新的阶段。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结论是：“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其主要罪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报告》提出撤销杨献珍的党校副校长和校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同意撤销杨献珍的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授意“中央党校大批判写作组”，写出了更上纲上线的《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文。文章进一步把“合二而一”打成“反动”观点，并归结性地说：“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杨献珍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又被清扫。虽然内容上与１９６４年批判“合二而一”时一样，但调门要比那时高得多。随着运动的开展，杨献珍又被扯进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再加上上述罪名，一并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大叛徒”的帽子，被频繁揪出来批斗，“喷气式”、“下跪”、“戴高帽”等各种花样翻新的凌辱和折磨降临到他的头上。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杨献珍被囚禁起来。４个月后，由康生亲自下令，正式将其逮捕入狱。这位７１岁的老人，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８年。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出《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正式开除了杨献珍的党籍。所谓“叛徒、里通外国分子”，都是康生强加给杨献珍的莫须有的罪名。杨献珍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１年夏在上海、开封、北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１９３１年７月在北平被捕。在狱中，他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报告，以及《国际通信》所刊载的共产国际文件与国际共运信息等。１９３６年９月，在党的营救下出狱。１９６６年，康生竟不顾他本人就很清楚的历史事实，一手策划、制造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把薄一波、杨献珍等６１人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诬陷为“自首叛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有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他们回国时，出于礼节，经请示中央，杨献珍送给他们一些参考材料。康生即以此为根据，给杨献珍加上了“里通外国分子”的帽子。之后，杨献珍被流放到陕西潼关，在潼关县医院“安家落户”。
与此同时，受杨献珍冤案株连者无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央党校就有１５０多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哲学教研室的讲师黎明。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是真理的“合二而一”观点，他先是被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劳动，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反革命，最后不堪人格羞辱而投井身亡；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身亡。
那两位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师，一位被遣送到吉林长春市，没有单位肯收留他，最后在菜站卖菜；另一位被“发配”到偏僻的山沟里。其他被“引出洞”的人，也都被定了各种罪名：“合二而一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双料特务”等，大都被赶出中央党校。不仅如此，康生还下令，要化整为零，不允许有两个人分在一起，以免勾结串连。到最后，形成“‘合二而一’集团”的概念，把这些人统统网罗进去，像没支持过“合二而一”的韩树英、早已调走的朱明以及一些不相干的行政干部也被划入其中。这些人和杨献珍一样，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事过１６年，劫后余生的杨献珍悲愤地写道：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由“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之争而引起的这场冤案，直到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逐渐得以解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杨献珍结束了流放生活，从陕西潼关回到北京。１９８０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指出：杨献珍同志自１９５９年以来，屡遭康生等人的打击迫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继续罗织罪名，对杨献珍同志进行诬陷。
中央党校委员会的报告，逐一驳斥了强加给杨献珍的不实之词。《报告》指出：“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关于‘合二而一’问题，这是属于理论研究、学术讨论的问题，可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正常的讨论。把杨献珍同志在讲课、写文章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说成为政治上的原则斗争，说杨‘是一贯的政治错误，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是不对的。”杨献珍并没有“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也并未‘以反对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说法，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他对‘合二而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总进攻’，并由此而株连了一批理论工作者，也是不对的”。
历史是公正的。杨献珍的冤案平反后，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被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的无辜者，也一一得到了平反。而“党内大奸”康生之流，则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说的／“合二而一”是杨献珍讲的／杨献珍提“合二而一”，只是想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究竟是怎样反映的
要谈“合二而一”，还必须从“一分为二”这个词谈起。在哲学词典中，恐怕没有哪一个词汇像“一分为二”那样在２０世纪中期被中国人民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流传得那么广泛。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创造的名词，而是在中国古代就有的。宋朝大哲学家朱熹（１１３０年—１２００年）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命题，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民众，人们最熟悉的还是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论述。毛泽东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这个辩证法的具体概念，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一个发言中。他在这一发言中讲到关于党内团结问题的辩证法时指出：
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那么，杨献珍又是怎样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呢？他到底试图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追溯得早一点，在１９５８年底，杨献珍就有关于“合二而一”观点方面的思考了。这反映在１１月１９日他为中央党校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作的一篇题为《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的讲课记录稿中。
在这次讲课中，他一面自己提问，一面自己回答。他问：什么叫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呢？然后回答：是——否，否——是，是中有否，否中有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它不是绝对不能够相容的对立，而是对立中的统一。他还说，中国从古以来有关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是很多的。老子讲的“祸与福”的相互包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辩证法的公式是：是——否，否——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有联合有斗争，有斗争有联合。讲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自由中有必然，没有必然的自由是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的自由，这不是自由而是盲目性。自由中有必然，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情才能够办好。认识必然才有自由。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就可以把辩证法弄通了。
杨献珍正式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则是在６年之后的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次讲课中。这次仍是为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不过题目有了变化，叫做《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他讲道：
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
关于为什么要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命题，杨献珍在１９８７年８月９日所写的《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中有一个交代。他说：
我平时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曾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为此，我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这类书的时候，就常留心这方面的问题。一般哲学书上解释“对立统一”，都是解释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书上也有反映，例如最古老的思想中就有“太极生两仪”之类的话。“两仪”即阴阳，“阴”和“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两个对立面的用语，但没有看过类似“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样的表达法。１９６１年我在西安住医院时，随便翻翻《蓝田县志》，偶然看到上面记载有宋朝人晁公武说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我又翻了一下《老子》。在《老子》第十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十辐为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看了这一节，认为老子说的车、器、室都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正和黑格尔说的“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的统一，意思是一样的。“合有无谓之元”，我理解“合”就是“构成”的意思，“有”和“无”代表两个对立面，“元”即“单元”或“事物”的意思。“合有无谓之元”正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意思是一样的……１９６３年看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其中有“合二而一”这句话。这里的“合”字，我理解为就是“构成”的意思，认为这句话与“不有两，则无一”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都是中国和外国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不同的表达法。这是我对于“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的最原始理解。那时就只是想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究竟是怎样反映的，只是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是一种纯学术研究的性质。
关锋看到有关“合二而一”的文章时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马上给其定了性：“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宣扬修正主义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应该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本来没有实质性的对垒。那么，没有根本分歧而引起争论的两个哲学命题怎么酿成“哲学罪案”的呢？这得归“功”于康生。
“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经过杨献珍推陈出新后，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逐渐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论。但最初见诸于报端的文章，并不是杨献珍写的。杨献珍曾经在备受冤屈后进行辩解：“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１９６４年《红旗》杂志第１６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合二而一”这个命题，开始还不是作为学术争论而仅是作为学习体会见之报刊的。那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９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版上，作者是当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和林青山。
文章的立足点是力图通过分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更好地学习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但当《光明日报》打出清样送审时，康生、关锋却从文章中发现了“问题”：原来杨献珍曾经在中央党校新疆班“鼓吹”过“合二而一”！他们决定把这件事公开捅出来，然后把杨献珍这个“老顽固”彻底整垮。
康生等企图迫害杨献珍是由来已久的。用杨献珍的话说：“我从１９５９年底就开始受康生的迫害。”那是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２日，杨献珍在同河南省委党校及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中，讲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他就“讲真心话”说了些肺腑之言：“要让干部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闹革命，杀头也要讲，就是被蒋介石杀了，还是革命的嘛！现在谁要是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那些热衷于搞家长制、一言堂的人，尽管身居高位，看来还不懂得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杨献珍的这些肺腑之言，却让康生等人觉得非常刺耳。在杨献珍这次讲话后不久，有人把杨献珍的这份讲话稿送给了康生。同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伯达、康生约杨献珍谈话，断定杨献珍的这次讲话是错误的，令其检查交待。第二天，中央党校党委根据陈伯达、康生的指示，对杨献珍进行“揭发批判”，并要杨献珍检查。一直到１９６０年７月，连续批判了七八个月。
康生认定，杨献珍和彭德怀是一样的，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被迫递交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在１９６２年初，经复审，杨献珍被平反，但杨献珍的言行已经令康生等人恨之入骨。
正当他们苦于找不到机会对杨献珍进行报复的时候，发现了有关“合二而一”这一问题的争论。
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
康生马上给其定了性：“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宣扬修正主义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求《光明日报》发表几十篇批判文章，但这些批判文章要以“讨论”的形式出现，版面安排上要使人们看不出什么观点是“正”面文章，什么观点是“反”面文章。康生要通过这些讨论把杨献珍引出来。
于是，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当然康生不会仅仅满足于炮制两篇批判文章，更大的阴谋还在后头。
当日晚上８时，康生到人民大会堂出席现代京剧观摩汇演开幕式时，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及《“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两文转给江青，请她“转主席过目”。看了这两篇文章后，毛泽东果然有了反应。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于是，康生很快向光明日报社负责人面授机宜：“现在形成了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
“蛇”没有“出洞”／康生开始策划在党报党刊上点杨献珍的名，逼其“出洞”／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批判展开／被“合二而一”案牵连者众多
出乎康生等人意料的是，讨论进行了一个半月，他们欲引的“蛇”并没有“出洞”。于是，７月１７日，一篇署名王中、郭佩衡，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然这个署名是假的。据考证，这篇文章的草稿出自《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修改和定稿的是康生。
对此，康生的解释是：“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７月２４日，康生在钓鱼台会议上一口咬定杨献珍事先看了那两位教师写的文章。他说：“现在有个动向，很值得警惕，有人想转移视线……我们要以‘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１９５８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和１９６２年的翻案问题、鼓吹单干风问题、办校方针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他指出，要把这场“争论”与“思维同一性讨论”等联系在一起。他下令各报刊一定要“从政治问题上批判”。
８月１４日，关锋等３人又以撒仁兴为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开始公然诬蔑杨献珍。
８月下旬，由康生、陈伯达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在其第１６期上发表了署名“本报报道员”的文章《哲学战线的新论战》。此文说杨献珍引用“合二而一”是“同党大唱对台戏”，说“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肆宣场‘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说，那些在这场争论中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人是“有所用心”。
从此，“合二而一”的学术讨论完全变成了政治讨伐。
杨献珍在１９８４年《中国老年》杂志上撰文回忆：“在我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而是１９６４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哄而起，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各种讨伐直至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才暂时告一段落。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批判运动达到新的阶段。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结论是：“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其主要罪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报告》提出撤销杨献珍的党校副校长和校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同意撤销杨献珍的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授意“中央党校大批判写作组”，写出了更上纲上线的《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文。文章进一步把“合二而一”打成“反动”观点，并归结性地说：“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杨献珍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又被清扫。虽然内容上与１９６４年批判“合二而一”时一样，但调门要比那时高得多。随着运动的开展，杨献珍又被扯进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再加上上述罪名，一并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大叛徒”的帽子，被频繁揪出来批斗，“喷气式”、“下跪”、“戴高帽”等各种花样翻新的凌辱和折磨降临到他的头上。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杨献珍被囚禁起来。４个月后，由康生亲自下令，正式将其逮捕入狱。这位７１岁的老人，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８年。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出《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正式开除了杨献珍的党籍。所谓“叛徒、里通外国分子”，都是康生强加给杨献珍的莫须有的罪名。杨献珍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１年夏在上海、开封、北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１９３１年７月在北平被捕。在狱中，他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报告，以及《国际通信》所刊载的共产国际文件与国际共运信息等。１９３６年９月，在党的营救下出狱。１９６６年，康生竟不顾他本人就很清楚的历史事实，一手策划、制造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把薄一波、杨献珍等６１人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诬陷为“自首叛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有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他们回国时，出于礼节，经请示中央，杨献珍送给他们一些参考材料。康生即以此为根据，给杨献珍加上了“里通外国分子”的帽子。之后，杨献珍被流放到陕西潼关，在潼关县医院“安家落户”。
与此同时，受杨献珍冤案株连者无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央党校就有１５０多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哲学教研室的讲师黎明。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是真理的“合二而一”观点，他先是被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劳动，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反革命，最后不堪人格羞辱而投井身亡；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身亡。
那两位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师，一位被遣送到吉林长春市，没有单位肯收留他，最后在菜站卖菜；另一位被“发配”到偏僻的山沟里。其他被“引出洞”的人，也都被定了各种罪名：“合二而一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双料特务”等，大都被赶出中央党校。不仅如此，康生还下令，要化整为零，不允许有两个人分在一起，以免勾结串连。到最后，形成“‘合二而一’集团”的概念，把这些人统统网罗进去，像没支持过“合二而一”的韩树英、早已调走的朱明以及一些不相干的行政干部也被划入其中。这些人和杨献珍一样，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事过１６年，劫后余生的杨献珍悲愤地写道：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由“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之争而引起的这场冤案，直到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逐渐得以解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杨献珍结束了流放生活，从陕西潼关回到北京。１９８０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指出：杨献珍同志自１９５９年以来，屡遭康生等人的打击迫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继续罗织罪名，对杨献珍同志进行诬陷。
中央党校委员会的报告，逐一驳斥了强加给杨献珍的不实之词。《报告》指出：“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关于‘合二而一’问题，这是属于理论研究、学术讨论的问题，可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正常的讨论。把杨献珍同志在讲课、写文章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说成为政治上的原则斗争，说杨‘是一贯的政治错误，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是不对的。”杨献珍并没有“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也并未‘以反对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说法，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他对‘合二而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总进攻’，并由此而株连了一批理论工作者，也是不对的”。
历史是公正的。杨献珍的冤案平反后，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被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的无辜者，也一一得到了平反。而“党内大奸”康生之流，则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