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艾文(Mark Elvin)在《往日中国的模式——个社会与经济的诠释》(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fonl描述了发生在中国江南一带的生产力革命：约三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时代，江南人口增长了4倍，但生产力的大突破并不来自于技术成长，而来自于管理革命。马克·艾文称其为“无技术进步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时，在原有的水乡小镇间出现了许多新的小镇，吸纳了众多的人口，经济从农业转向工业(但却不是现代工业革命意义下的工业，而是费孝通笔下“男耕女织”式的家庭作坊工业)，家庭作坊间是小货郎串连成的丝织品收购系统，最终整合成为一个撒向全国甚至全球的贸易体系，垄断了全球60％的丝织贸易。
　　这段历史说明了中国在无技术进步却有“康乾盛世”里的人口爆炸性增长以及经济飞跃式发展，所赖者是管理技术的改进，其特征是网络式组织(network form oforganization)以及网络管理。
　　网络式组织，靠着绵密的外包网络、战略结盟网络以及财务网络以追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种以小企业网络建构起来的传统管理模式至今可见，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河北白沟的箱包，台北五分埔的时髦服饰，都是生产上层层外包、交易上层层整合，自我组织成网络结构的典范。
　　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化的大公司中，这种结构依然可见。以我最常研究的台湾高科技企业为例，它们都具有国际知名度，代工对象又是惠普、戴尔等国际品牌的大厂，但其产品极少是垂直整合型公司的结果。相反，一台电脑背后往往有一张两三百家协力厂织成的大网。
　　网络式组织底下最活跃的经济行动是创业，一家整合型企业只有一个创业机会，但一家网络式企业动辄有数百外包商或加盟销售商，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创业机会。在这样的网络式经济里，一个创业者只要少许资金以及整个价值链中一小段的增值能力即可以创业，因此成为一个极适合创业的环境。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的大型垂直整合企业逐渐式微，网络式组织逐渐兴起，营业单位自1958年的1050万个扩充至1980年的1680万个，占了1／6强，也即每六个美国家庭中有一个是老板。而这个数字在台湾劳动力统计上，“非农业自雇者”占到总劳动力的30％-35％。随着大陆民营企业的兴起，企业主与个体户的阵容也日渐壮大，这种创业精神必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经济支柱。
　　网络结构下，一项最主要的管理工作就是管理企业间关系。我发现，外包关系管理中关系的建立、维持与运用固然重要，但外包的工作流程、合约与公司规章等正式制度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企业间关系管理都是法(流程与规章)与人情(信任与权力关系的运作)并重的管理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们即使面对着剧烈的国际竞争，一样会善用关系帮助管理，在外包交易中，他们一方面会有清楚的流程、严格的品管以及合约，一方面又不会把法定得钜细靡遗，而让关系有运作的空间，这样，既可以节省法规执行的交易成本，又可以保持弹性生产。在关系运作里，企业家们一手“权力游戏”，一手“信任游戏”，交互运作。中国人对权威是十分敏感的，所以在关系运作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权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权力大的一方，往往也采购零组件的中心厂，固然可以用权力来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但反而加深了权力小的一方的不确定性，小厂，往往也是供货商，只能“赌下去”，博取对方信任。信任，就愿意冒这个制度与权力都控制不了的“险”，不信任只好生意作罢。但权力大的一方也不会肆意威权，而会保持一个守礼的分寸，做事不能太绝，做人要留余地，以保持关系与声誉。业界一个说法是“地球是圆的”，谁都有倒霉的一天，需要朋友扶持，所以今天要留个余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说明了中国人的命运观念，人总不会一辈子走好运，未雨绸缪，今天“施恩德”，明日收成果。
　　在供应链中，中心厂最怕的就是供应不及而生产线中断，所以平时做人好些，到了旺季，供货商才会乐意插单、赶工、加班，使得供应无缺。施恩德以博取信任，善用而不滥用权力以达成目的，正是中国企业家“一手权力游戏，一手信任游戏”的管理艺术。
　　责任编辑：邓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