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产品来了”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一家著名的电器商场买了一个十分精美、质量上乘的小电器,回家后仔细一瞧,小电器后面赫然写着“中国制造”。他说当时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其实,这早已是很多有出国经历的中国人的共同感受。无论在美国或欧洲、南美或中东,人们在当地市场很容易找到“Made in China”的各类商品。
　　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介绍,目前,在世界总产量中,我国生产的洗衣机约占24%,冰箱占16%,空调器占30%。中国家电产品已进入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造”已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种新现象。例如,珠江三角洲的很多民营企业,80年代初还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几个人敲敲打打就可以造出一台冰箱,但今天正在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全国乃至世界。珠江三角洲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甚至让日本人也开始感到恐惧。不久前,《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到广东采访一圈后惊呼:“如果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微波炉市场上消失,尽管今年松下的微波炉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90万台,但这个数字与广东顺德的格兰仕公司相比,松下公司的生产规模只是前者的1/8。”
　　前不久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的中国》,讲的是中国货在印度受到欢迎的故事。作者指出,“世界经济论坛”在对世界59个国家的竞争力分析中把印度列为第53位。而中国制造业却变得更大、更能干和更有效率了。如中国的长虹集团年生产电视机能力是1200万台,而印度全国电视机工业的产量仅700万台。
　　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相对应的是,国外跨国集团纷纷看上了中国的廉价而能干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潜力,纷纷将在国外的生产线迁往中国。
　　今年6月,获得爱立信大部分手机生产外包订单的全球第二大电子制造服务商伟创力,宣称要在两年内将大量手机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6月底,飞利浦电子集团继爱立信之后也宣布停产手机,并将手机制造业务转包给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飞利浦由此成为第一家将生产基地完全搬到中国的国际著名移动电话供应商。
　　同月,摩托罗拉透露要增资35亿,大举扩建其在天津的亚洲通信产品生产基地,并称要将那里建成为“21世纪摩托罗拉最先进的、产量最高的通信设备基地之一”。
　　近日,东芝公司宣布停止在日本国内生产显像管电视机,把包含数字电视在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全部转移到中国。至此,日本主要彩电制造商松下电器、东芝、三洋电机、三菱电机4个公司,都已将彩电生产的主要基地移师中国。
　　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和海外制造业向中国的“漂移”,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生产大国。“中国制造产品来了”开始让许多国家惴惴不安,让许多国家的消费者欣喜不已。
　　
　　“头脑国家”还是“躯干国家”?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电脑、软件、互联网、硅谷……成了人们最时髦的话题。然而电脑上生产不出粮食,生产不出飞机、汽车和原子弹。比起这类所谓新经济,制造业仍旧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人类财富的积蓄归功于工业革命的力量,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依赖的财富80%来自于制造业,没有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物质文明。“制造业是永远的”。所以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指出,我国“实现工业化的主力军是制造业”,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水之源、木之本,是国家实力的支柱。
　　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德国在二战后的繁荣靠的就是“制造立国”,它的汽车、冶金设备、化工设备都很有竞争力。日本也是靠制造业起家,而且一度战胜了欧美发达国家。
　　虽然目前“中国制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但一个大家都共认的事实是,我国大多数工业出口是以对外的OEM(代为加工)为主体的,是为外国品牌当加工厂,我们是制造大国,但离强国还相差较远。
　　我国家电业号称是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但是真正的自有品牌出口额却微乎其微,而且其占据的也是国外低档产品市场。
　　所以有专家对“我国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论调强烈质疑,认为事实是“中国制造业是早就应该淘汰的生产力过剩,落后的生产力过剩,而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太少太少了”。
　　有国外学者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是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国际分工地位的不断改善和提高。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时代逐渐成为现实,全球经济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率先实现知识经济的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的“躯干国家”。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中国是希望成为一个有头脑的国家还是甘心成为一个被别国的头脑指挥的“躯干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抉择。
　　
　　走进工业设计时代?
　　
　　面对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格局,美国许多学者在向本国政府献计献策时指出,在21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拥有、维持并保护它的独立知识产权,二是联邦政府要支持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并通过创造私人部门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所需的激励,获得以知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三是加强海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削减贸易壁垒;四是政府要在全世界为美国企业的利益服务以促进经济增长。
　　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学者与政府关心的核心是知识产权,这是其成为未来国际分工中占主导地位的“头脑国家”的强有力保证。
　　由此可以看出,制造力的提升归根结底来自于产品力的提升,而产品力的提升除了根本的技术进步之外,更多是工业设计水平的提高。所以有人说,工业设计是产品的灵魂。它是知识产权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造”20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较多是三来一补式的外来加工式生产,虽然质量有保证,也比较廉价,但缺乏自主的工业设计与产品创新,缺乏品牌意识,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沦为低档货的地位。近年来有企业开始尝试将出口部分打上自己的品牌,并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工厂和销售网络,有些起色,但依然改变不了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从属地位。
　　深圳深远顾问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杜健君指出,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并未将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放在产品力的提升上,而更多是从销售网络和营销方面建立其竞争力。他认为,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策略取向虽无可置疑,但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在传统4P营销理论中则是“原点”,是营销的基础,企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产品。他提出了“回归原点”,实现“原点上的突破”的口号,认为惟有实现基于工业设计基础上的产品不断创新,提高产品力,我国广大的企业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的确,当我们被诺基亚8210手机从蓝色到黑色所缔造的“科技以人为本”的设计魅力所吸引的同时,会感受到这是其品牌形象与价值的一部分。当我们体味乘坐奔驰车舒适感受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财富的象征。在消费者对产品的需要越来越个性化的今天,简易的包装、粗糙的外型,将无法吸引到消费者的目光。产品价值中除了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折旧和运输费用等有形的“硬”价值外,还包括技术的新颖性、实用性、产品整体的优良设计、售后服务、企业文化等无形的“软”价值。随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市场的不断发展,软价值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功能,同样的制造成本,由于设计的差异可能使售价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有关工业设计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2001年9月1日,中国首届工业设计论坛在深圳举行。此次由产、官、学三方共同举办的会议提出了“中国制造——走进工业设计时代”的口号,号召中国企业重视产品的设计创新,以提高我国的产品制造水平。
　　据说日本制造业之神盛田昭夫也是个小玩意大师,喜欢发明创造。正是他领导的索尼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水平,使“日本制造”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制造”意味着好产品,好质量,好的服务,从廉价的形象飞跃到“高质量”的地位。
　　中国制造业的提升也需要更多的盛田昭夫,需要更多像索尼这样不断创新的企业,需要更多创新的产品,这里面,工业设计水平的提高是重要的基础。
　　
　　“中国造”的未来
　　
　　随着今年我国将正式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开始提速。
　　不可回避的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更多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自由化,是强国对弱国的一体化。中国企业如果只是立志成为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廉价车间的话,要不了多久,另一些劳动力资源更为低廉、经营成本更便宜的国家将使这一杯羹变得酸涩。
　　但目前国内存在一种比较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已经很少人谈到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振兴,反而多了“合资外资企业也是我国工业体系的一部分”的论调,似乎解决了就业,解决了赢利和税收,和狼在一起工作了就没有危机感,而有了亲切感。只要与狼在一起,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狼,从而完成工业替代升级与结构转换的道路。孰不知那些洋企业可不这样想,技术还是他们的技术,品牌还是他们的品牌,洋人从来在这方面都是锱铢必较的,而且这也被视为其未来取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一位叫莱斯特·瑟罗的外国学者说:“尽管我个人愿意打赌中国会成为发达国家。但要达此目的,必须几十年接着几十年地成功,并不间断地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他认为,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曾有过几十年的良好经济表现,后来出现了崩溃。
　　当然我们不像他那么悲观。但我们也不能抱着想当然的态度,认为既然过去2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经济就会一直良性高速运行下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突破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工业)与外围(初级产品出口)之间的国际分工,达到生产力(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分工是一种既定的、现实的秩序,无论哪种战略选择都难以超越它,而只能创造条件改变自己在这种秩序中的地位,从而逐步改造它。因此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能把握机遇,并有战略的坚定性。
　　那么机遇在哪里?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表明,最好的机遇都在技术革命期间,因为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能在技术革命中发挥创造性作用,至少也可以参加到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取得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成果。
　　现在,以人工智能化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已经来了,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中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