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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提出荒诞之所以出现，源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当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发生冲突时，便产生了荒诞。就像西西弗斯一般，在他将石块推向山顶后，再目睹它的滑落，回到原点，如此周而复始。个人便在与世界一来二去的对话与过招当中，认识到自我的渺小与抗争的虚无。包倬的《路边的西西弗斯》（《天涯》2018年第3期）讲述了高速公路旁边的补胎工“我”所经历的一系列奇遇。“我”最终被警察视作精神病人带走，在各种无序之事的背后，似乎笼罩着一个阔大、神秘却又无法挣脱的牢笼。所谓“路边的西西弗斯”，是因为“我和西西弗斯都是被惩罚的人，所不同的是，西西弗斯推的是石头，我推的是废旧轮胎”。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理，“我”的个人言说与争辩在强大的环境面前似乎也是徒劳无功。同样具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还有80后作家王威廉的《多普勒效应》（《江南》2018年第3期），小说讲述了曾经的高中好友再次相遇的故事，分别以夏阳和小孙的视角交替叙述。时隔多年，过去同坐在一间教室准备高考的同学，如今的身份与生活状态已相差巨大：夏阳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了省城的公务员，端起了铁饭碗;而小孙高考时将本烂熟于心的多普勒效应错写为开普勒效应，一字之差便名落孙山，跟随父亲一同干起了矿工，当父亲死于矿难后，小孙用一笔不多不少的抚恤金与荔蜜开起了美容店和宾馆，勉强维持生计，永远留在了落后的小城。在夏阳与小孙两人的交替叙述中，我们能体会到两人的生活正在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他们怀揣着不同的心事，彼此猜测怀疑却几乎无一句交谈，城乡对立的差别始终存在着，一种荒凉感笼罩着他们。在小说的最后，夏阳把小孙的妻子同时也是自己学生时代爱慕的对象荔蜜带走了，两人一同踏上了去往省城的火车，然而这一幕被小孙尽收眼底，当火车开动时，小孙也拿起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篇小说，无论是故事还是语言风格，似乎都弥留着一股黑暗的色彩，夏阳、小孙和荔蜜三人，在面临自我的生存困境时，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挣脱，然而最终挣脱的效果如何却并不在他们自我的掌控之中了。
同为80后作家的陈再见，所写的小说《法留》（《天涯》2018年第3期）则展现了另一种别样的风格，语言纯净清丽，描写细腻。小说发生在远离城市尘嚣的法留山灯光寺，主人公果慈初中毕业后在青云庵尼姑的指引下，选择了出家。寺庙刻板无聊的生活与果慈的期望有些差别，所幸寺庙开了兴趣课请来了书法专家的沈老师，沈老师的文学修养与风度感染着果慈，也使她对沈老师心生迷恋与崇拜之情。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一波三折，果慈出家后与外界的接触是有限的，她无从诉说自己的秘密和灵动的想法。作者在平淡的叙述中将果慈的少年心事写得十分细腻，哀而不伤。让人不禁联想到汪曾祺的《受戒》，真切自然，具有人文关怀。
长久以来，“利益”这一主题大量而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文本中，人们在肯定物质欲望和金钱欲望合理性的同时，也在反思金钱化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俞胜的《豆腐冠军》（《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讲述了在吉祥街上同为开豆腐店铺的冯家和赵家本是互相照应的亲戚朋友，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却逐渐心生隔阂、互相猜疑，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故事。故事仅发生在两个豆腐店、一个商场管理部内，语言清简朴素，几个寻常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在作者笔下生动有趣、活灵活现。俞胜抓住了人物行为及其行动背后的可笑想法，并探析在金钱面前人性的微妙转变，在令人捧腹的同时发人深思。在小城中的两家普通店铺如此，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青年在城市职场中为了评职称、升迁赚钱同样容易陷入被权利异化的漩涡。张耘的小说《往上挪一挪》（《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中，妻子六六评职称的事情成了刘孟一家人的心病，六六一天没有评上职称家里的日子便一天得不到安宁，妻子的憋屈与怨恨影响着刘孟和整个家庭的生活。正如六六自己所说，“他们的人生，不过是泥地上的行走，大风大浪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往上挪一点，再挪一点。”在刘孟的奔走和姐夫的帮助下，六六的职称问题最终解决了，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六六的争强好胜使她已经开始着手盘算下一次的晋升，而刘孟也在妻子的抱怨中妥协了。为了挣钱刘孟做起了从前不屑的工作，虽然在忙碌之中挣到了外快，却也在不知不觉间丢掉了自己曾经的某些坚持。与之相似的还有李强的《车位》（《江南》2018年第3期），主人公董希听说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都可以有一个固定停车位，为了这个并不确凿的消息，董希开始了谋求升职的计划。在单位工作出众的欧阳虓本应是此次评职称的第一人选，他是董希的大学舍友，与董希一直关系要好。然而，董希为了自己能够提任副处，不惜多次陷害举报自己的同窗好友。在这次官场的较量中，我们看到董希被权力蒙蔽了双眼，也在不知不觉被权力所控制，失去了本真的自我。另外，一直专注于书写处在官场风暴的杨少衡，在小说《得不偿失》（《广州文艺》2018年第6期）中，用讽刺幽默的笔法为我们展现了官场中官员们的吹捧与倾轧。这些作者们在揭露欲望对人性本身的健全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展现了直面人性弱点与人生荒诞的勇气，为我们个体生命的更好发展带来了警示。
无论是选择追名逐利，还是遵从本心，在人际关系网中的人们都难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人的存在就是对你存在的限制，或者说，他人即地狱。蒋军辉在小说《倒立行走》（《上海文学》第6期）中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我”的初中老师马玉宝勤勉正直，对待学生负责真诚，无论是被学校调派去担任班主任、数学老师，抑或是美术和音乐老师，马玉宝从不抱怨和消极怠工，总是尽心尽力。可是他的这份兢兢业业并不被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领情，也不受妻子的待见，妻子的折磨造就了马玉宝隐忍的性格。在一次裸体照事件中，物理老师为了自己的上升將马玉宝办公间的照片上报给学校领导，并一口咬定裸照中是马玉宝的学生。马玉宝诉说无门，明明最知真相的妻子却也为了自己的名声诬陷丈夫和学生。周围环境的逼迫，将马玉宝一步一步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他整个人都萎靡了，当身边所有人包括至亲的家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时，走投无路的马玉宝今后又能何去何从？马玉宝的命运就这样因为他者的存在而一次次改变着，可见他人对个体的影响与制约确实是无处不在的。著名的当代文学学者与作家杨剑龙的《十指梅花》（《上海文学》第7期）描述了知识分子刘天殊生活在发论文评职称的压力和与妻子喋喋不休的争吵中，他也曾经为平稳度过这段生活危机而试图改变。但是在被现实环境的一次次裹挟中，刘天殊最终选择了逃离，他离开了自己熟悉却厌倦的生活环境。作者以其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性和理性，在小说中犀利地揭露了大学校园中教授评职称发论文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展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体现了作者的深厚人文关怀。 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有时没有所谓的因果，这是生活的复杂之处。文学叙事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将多种叙事元素巧妙结合后，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复杂，表达作者对生活和人性更深层次的理解。芦芙荭《父亲的学校》（《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讲述了在两代人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在农村执着坚守的故事。“我”的爷爷在村里人的支持下走上了讲台，并想尽办法逐渐完善学校的种种设施，爷爷守了这份事业一辈子。“我”的爸爸在爷爷的要求下接过了教鞭在村子里继续教起了书，两代人的心血都挥洒在了故土中。然而乡村的教育远落后于城市，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转学了，学校的老师们也只剩下了父亲一人，摇摇欲坠的学校本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就在学校濒临消失之际，一笔报恩的投资将人去楼空的校园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们装模作样地为开学典礼准备着，父亲心中也燃起了一线希望。可就在开学典礼的前夕，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大雨导致山洪暴发，将这所刚刚建起的新学校掩埋其中，而爷爷也永远地被埋在了他曾执教的学校之中。芦芙荭是擅长讲故事的，她将生活中的事件自然地呈现出来，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了对生活的思考、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优秀批评家、作家张晓琴在《贾子猷居凉州》（《上海文学》2018年第6期）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坚守本心的人物贾子猷，贾子猷的随性洒脱、崇尚自由的性格，塑造了他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滋养着他的艺术作品，也给他生活过的凉州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这样的人物在现在的都市中似乎已成另类，但正因为生活的无常与荒诞，贾子猷其人闪烁着的人性之光便尤为珍贵，它在现实生活中指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陈集益的《狗》（《江南》2018年第3期）讲述了一只狗的到来对“我”生活的影响。在一次遛狗的途中，“我”得知儿子捡来的流浪狗是在工地上有主人的，无奈只得将它归还。然而，家庭条件窘迫的工人曾多次请求“我”收养这条狗，但只因怀着对陌生人的防范，“我”拒绝了，后来这只狗变得无人看管最终成了工地上的工人们的一顿晚餐。小说结尾处工人的温情与友善触痛了“我”冷漠的内心，“我”也将怀揣着一份愧疚继续生活着。
黄亚明的小说《羊高睡在柴胡上》（《滇池》2018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与执念有关的故事。柴胡作为一种药材本可以解热镇静，但在羊高那里却成了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心魔。羊高过去是不睡柴胡的，直到多年前目睹心上人崔凌子与情敌王亮在柴胡上亲热，他们亲热的场面使羊高始终无法忘怀。即便现在羊高与故人已各自成家生子也各自老去，但羊高依然纠结着往事。他每晚都睡在户外晾晒的柴胡上，白云苍狗，柴胡黄岑，意外发现了真相的羊高，以一种近乎荒唐的举动最终化解了心中的执念。与之类似的，还有王秀梅的小说《马向前已卒》（《芙蓉》2018年第3期），小说描写的是马向前的执念。当兵打仗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了马向前的记忆深处，那段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给他造成创伤的过去成了他的阴影，并长久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当马向前幸运地从战场安全归来并娶了自己一直爱慕的女人为妻后，往日的记忆一次次在深夜的梦中吞噬着他，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他变得酗酒、家暴，过去的马向前已经不在了，他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马已卒。马已卒的种种恶习在儿子马驻看来不可饶恕，但当了解他的过去后，我们才能明白他反常行为背后的原因。马已卒没有羊高那么幸运，他的执念造成了儿子的诅咒、妻子的背叛，他回到了如过去当兵时居住过的小山洞中生活，最终在一次台风中不幸命丧。如果说羊高和马已卒执念的根源更多的来自外在的环境因素，那么王哲珠小说《嫦娥》（《南方文学》2018年第3期）中的主人公佳容心中的执念更多的是自身性格因素造成的。一次成功的演出使佳容对自己所饰演的嫦娥情有独钟，甚至痴迷到了“人戏不分”的地步。在戏台上对嫦娥这一艺术形象的执着追求中，佳容心中嫦娥这一完美的形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逐步占据着佳容的身体，控制着她的思想。所以她拒绝了深爱自己的人，嫁给了一个并不懂她和嫦娥的男人。佳容不似毕飞宇小说《青衣》中的主人公筱燕秋一般极端，她在对嫦娥忘我的付出中仍保留了一丝理性，最终承认了辉煌的消逝，也无奈地接受了作为佳容的自己。
无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中底层的小人物，都注定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困境。因为性别使然，女作家虽然不一定能写出气势磅礴的作品，但以其自身的细腻与敏锐，在书写女性时，对其心理的准确把握总能深刻而到位，从而呈现出优秀的作品。在这一季的文学期刊中，女作家们常常关注的是面对困境时女性人物所做出的种种改变。阿袁在小说《春秋》（《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女性面对中年危机如何化解这一问题。拥有文学素养是否能帮助她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处理问题呢？弗洛姆说，我们渴望与众不同，又害怕与人隔绝。作者深入主人公小周微妙的内心世界，刻画她在人到中年时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如何在疲惫不堪的现实世界中维护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文清丽在小说《黄金时代》（《芙蓉》2018年第3期）中，同样刻画了女性人到中年时的孤独内心。小说中的女性刘清扬与丈夫在日常琐事的消磨中，逐渐退却了激情，面临着感情危机。孤寂时的刘清扬在与初恋的偶然重遇后，不免产生对青春的忧叹与回眸，他们的感情究竟应该情归何处？作者抓住了渴望关注与被爱的女性心理，描摹她们对挣脱生活的镣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滇池》于2018年第6期中发表了鱼禾的三篇短篇小说《企图》《怔忡》《执意》，在这三篇小说中，鱼禾用散文般的语言描写了为理想而付出与追求的芸芸众生，似乎将读者带入了她构建的一个私语性的夢境。在漫漫人生之路上，生活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也许会让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唯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心怀希望的活力，让我们具备了挣脱困境的勇气，以及寻找光明的信心。
童年、青春、爱情
与我们五味杂陈的生活
程孝阳 张丽军
2018夏季的文学期刊要精彩纷呈得多，诸多期刊推出了专辑，比如《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推出以学生和家长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童话和有关童年少年记忆的作品，《收获》2018年第4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雨花》2018年第7期推出“‘上升期的风景’——全国青年作家短篇小说专辑”，后两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70后、80后，甚至90后作家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新生作家的加入使得本季的文坛更加具有活力，面对最长不过百年的短暂人生，他们与老作家一起从童年到老年对它展开了细致描绘。 童年对于无数的人来说意味着一生之中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而这些单纯与美好往往寄托在童话中。童话，作为无数人的启蒙读物，它不仅引导孩子们向往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且还能够激起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李浩的《没尾巴的故事》（《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以他奇妙的想象与慈爱的口吻讲述了一只叫“斑点”的兔子的故事。斑点是一只十分爱听妈妈讲故事的小兔子，他从妈妈口中得知，在一座名为云朵山的地方有一座用书籍搭建的古老城堡，城堡里面有一眼故事泉，如果喝了故事泉的水就会有很多很多故事。于是，他邀请他的好朋友兔子海狸和兔子波波头一起踏上寻找故事泉的旅程，途中他们遇见了水牛伯伯、长尾猴、小花蛇、长颈鹿等动物，这些动物都劝他们不要去喝故事泉里的水，因为故事泉里的水并非都是好故事，在喝下它的同时会伴随着很多风险，不过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终于，在这些动物们的帮助下斑点他们终于到达了故事泉，然而他们却发现故事泉果然如长颈鹿所说的有狼把守。不过，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只名为“遐尔”的狼不顾族人的反对真心想和兔子们交朋友，他的真诚终于换来了回报，兔子们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但是他的哥哥黑牙却又对兔子们图谋不轨。当黑牙按照《小红帽》的剧情想要陷害兔子们结果被识破的时候，故事就到此为止，作者将故事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希望读者自己将故事补充完成。《没尾巴的兔子》是一部读者意识特别强的作品，作者预设读者为小孩子，并在文章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耳朵们”，力图让孩子们参与到创作中来，让他们阅读完作品之后通过对留白的补充从而拥有自己的故事。
童话在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明白一些道理，这一类的作品甚至具有了寓言性质。蒋一谈的《蒋一谈的童话》（《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由单独成篇的七篇短小童话组成，每一篇童话在风趣幽默的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发人深思的道理。比如《这一次，蜗牛笑了》中的蜗牛因为自己速度太慢而没有朋友愿意和它一起玩耍，大象伯伯于是提议举办一场比谁最慢的游戏，虽然蜗牛最终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但是它心里明白这是大家为了照顾它而举办的比赛。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蜗牛决定锻炼身体使自己的速度加快，但是锻炼了一个月的它仅仅比之前快了零点一秒。正当绝望之际，大猩猩给蜗牛讲述了一个蜗牛爬上悬崖拯救了被困在山上的男孩和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让蜗牛真正笑了起来，而这发自内心的笑“同时带给他从未有过的信心和力量”。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温馨的童话告诉孩子们，无论一个人生下来如何他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要因为某方面的缺点而丧失自己的信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缺点反而能够化为优点。蒋一谈的这些童话担任了非常重要的教育角色，它们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形式承载教育孩子们向往真善美的功能，甚至像《狗狗的骨头》这样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作品不仅适合孩子们读，更能引起成年人的思考。优秀的童话就应该老少皆宜，再如周晓枫的《星鱼》（《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孩子们可以沐浴在作者瑰丽的想象中，品味出友谊的珍贵，成年人则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无奈。
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有童话般的美好，也会有钻心般的伤痛存在，这些伤痛甚至会伴随人的一生，令人难以释怀。何葆国的《郑中坚和他的父亲》（《山花》2018年第7期）中的主人公郑中坚很多年来都不肯叫他的父亲郑伟光“爸爸”，而是“以‘那个’来代称，简洁到连‘人’都省略了”，在他眼里父亲连人都算不上了。郑中坚之所以对父亲仇视到如此地步，是因为父亲对他的抛弃。他两岁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而父亲为了自身的前途“狠心把刚刚六岁的亲儿子丢在土楼里，跑到城里跟一个大五岁的老女人结婚，当人家两个女儿的后爸，从此既不要儿子也不要父母亲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父亲的狠心使得郑中坚明明有父亲却无法感受到父爱，对他来说这比父亲老早就去世还要痛苦，这种早年被父亲抛弃的创伤体验，让他即使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也不愿意原谅他。同样讲述童年的创伤体验的还有池上的《蓝山农场1997》（《十月》2018年第4期），小说在叙述童年美好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令人感到烦闷琐屑的事情：母亲永无止境的唠叨、大队长赵安琪的做作、好友王东东的暴力以及他寄人篱下遭受的白眼、许乐文的懦弱与不幸等等。这些都让小说蒙上了一层压抑的色彩，尤其是对于王东东的描写更让人唏嘘不已，他从幼儿园时期就被“忙得连看儿子的工夫都没有”的父母丢给了姑姑抚养，但是姑姑只是贪图抚养费，她对王东东一点都不上心，家庭关怀的缺失使得王东东自小养成了包括爱打架在内的诸多坏习惯，原本该享受童年美好的孩子不得不独自面对精神的重压。同样徐畅在《鱼处于陆》（《收获》2018年第4期）中也描写了一位具有寄人篱下经历的少年的童年痛苦经历，父母外出打工将“我”寄居在舅舅家，舅妈在得知父母没有挣大钱之后的白眼已经足够让“我”难受了，而父母关系的僵化使得“我”处于更加痛苦的境地。
被人们经常视作单纯、美好的童年在作家的笔下表现得五味杂陈，成年后的人生更是如此，甚至更多的时候人们身上所背负的东西更加多也更加沉重。邓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2018年第4期）是有关来深圳打工的外地人的故事，“我”与其他12个来自不同省份、拥有不同学历、年龄也不尽相同的年轻人在香梅村合租了一套三居两厅的公寓，大家起先怀揣着炽热的激情在这个城市打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也逐渐淡去。秋千儿的离开终于让这些不再年轻的人“觉得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意思，时间和金钱都没有什么意思”，最终12个人都离开了香蜜湖这一个大家共同怀揣梦想的地方，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留守此地，“舍不掉当上香蜜湖湖长的念头”。在“我”看来，“香蜜湖在漏。所有的湖泊都在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在漏掉元气，成为一个个皮囊，满世界招摇，只能看，不能碰”。时光不仅苍老了人的容颜，也磨灭了人的激情，小说在顺叙和插叙的不断交叉中流露出了浓重的悲哀情緒。生活的沉重不仅弥漫在这些来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之中，在别人看来很光鲜的职位背后也可能有普通人难以注意到的沉重景观。陶纯的《我的两个战友》（《十月》2018年第4期）讲述了“我”的两位性格完全不同的战友步步高升而其中一位最终落马的故事。“我”、李和平、张无私因为一次培训班义结金兰，三人相约在部队一起努力奋斗，最终“我”转业回家，而李和平和张无私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步步高升，表面上关系很好的二人，因为行事原则的不同暗地里彼此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张无私靠着自己伺候人的本领最终成为了一名将军，而写得一手好材料的李和平在升将军的时候不幸栽了跟头，最终身陷囹圄，虽然最终李和平没有被刑事处理，但是由于受了处分降了职位，李和平选择将自己关起来不见任何人。小说的结局，三人终于在龙山公园见了面，流着眼泪唱着军歌，“我”不禁感慨：“太久不打仗，本该单纯的军人都变复杂了。”小说在反思军队建设的问题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些许悲凉的色彩。 爱情与婚姻是成年人的世界中几乎不可缺少的两样东西，它们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痛苦。周子湘的《纳棺人》（《雨花》2018年第7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不被社会理解的边缘人——纳棺人，它讲述了一位受到爱情滋润的纳棺人的故事。所谓纳棺人就是入殓师，这是一个专门为死者整修面容和身体的职业，由于经常和死者接触，这一群体便被视为不祥的象征，不被社会接纳。“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纳棺人，在生活中大多人都躲着“我”，见了“我”就远远躲开了，深知这一点的“我”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卑情绪，“我从不与人主动握手，过年时也不主动问候别人，从不对别人说‘再见’、‘希望下次见到你’”，即便与恋人纪生相爱也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职业。“我”害怕当纪生知道我职业的时候会像三姨当年的恋人抛弃三姨一样抛弃自己，但是相同的命运并未发生在“我”和纪生身上，当纪生发现“我”纳棺人的身份时，正是“我”为他的死去的父亲整理遗容的时候，这一刻纪生没有像三姨当年的恋人一样感到丝毫的恐惧，而是对“我”充满了理解、感恩与敬意。纪生以他真诚的爱救赎了自卑的“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爱的伟大。但是爱情与婚姻在毕亮的《一眼望不到尽头》（《雨花》2018年第7期）中却暗淡了很多，“我”的丈夫马建总有办不完的案子，他很少早回家，这让“我”疑心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但是我却找不到证据。在苏姐的开导下，“我”养起了狗，但是乏味的日子依旧在持续。婚姻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增加了很多烦恼。而苏姐面临的生活要比“我”更加残酷的多，她和自己的丈夫老韩的婚姻并不美满，即便物质生活富足，还养了自己的小情人，但是当她得知朝夕相处的老韩竟然是潜逃多年的杀人犯时，仍然接受不了。作者不厌其烦地书写生活的琐屑，更加深了读者对于生活无望的体验。
日常生活的琐屑与无望，加上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让很多人对生活本身产生某种不真实感，在这种不真实感中无数的人迷失自己。范小青的《别人的生活》（《十月》2018年第4期）以一种十分魔幻的手法讲述了一个人一天的生活。“我”在“我”哥的公司里负责接待工作，这一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去接一位重要的生意伙伴刘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项目谈成之后刘总却感觉“我”接错了人，“我”哥也告诉“我”说有人打电话说“我”没有接到他，似乎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但是项目却依然谈好了。接着，“我”又受小爱的委托接待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张生，“我”和张生相谈甚欢，但是会面结束之后小爱却告诉“我”张生等了我一下午，现实再一次发生了错乱。天已晚了，我在酒吧约了和我一样孤独的阿丽去开房，由于我忘记带身份证就借用了好友何德的身份证，但是阿丽却牵扯到了一桩人命案，警察说真正的阿丽已经死了，阿丽却在警察走之后告诉“我”她就是真正的阿丽，而死的人是她的合租闺蜜阿梅。现实的真实性再次变得不可靠，然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和阿丽分别的“我”和阿德打电话，但是阿德却告诉“我”，他不是阿德，“我”才是阿德。为了核实身份，“我”给“我”妈打電话，她却告诉“我”她根本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更可怕的是阿德告诉“我”“我”母亲早就过世了。现实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但是“我”却坚持“我一点没瞎说。这是我这一天的真实经历”。现实的真实变得如此不可靠，人物的身份也因此不甚明朗起来，在现实的虚幻中人终究迷失了真正的自我。同样表现生活虚幻的还有阿微木依萝的《迷雾》（《雨花》2018年第7期）、陈再见的《红磷火焰》（《雨花》2018年第7期），两位80后的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虚构了一个只有主人公才看得见的人物，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主人公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混乱，他们在不断追寻这些虚幻人物的同时，自身已经迷失在了现实之中。
本季的文学作品也对老年人的生活投入了较大的关注，在这些作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的人文关怀。范小青的《变脸》（《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在表现老人在高科技面前的茫然无措时，又对某些高科技教条化的使用表现出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到公证处公证委托书、办理手机卡都要求刷脸，只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相似度才能过关，然而“我”由于变老的原因，容貌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怎么也匹配不成功。滑稽的是，在办理手机卡的时候“我”弟弟的脸竟然和“我”的身份证匹配成功了，于是手机卡就顺利办完了。这样的情节设置在让人大笑的同时，不得不怀疑机器的可靠程度。宋世明的《人山人海》情节设置也很巧妙，它讲述了一位上海的老奶奶坐地铁买菜结果迷路错上了高铁到了南京的故事。小说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断断续续介绍了老奶奶李阿婆的一生以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很显然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上海中，本身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并且记忆力也慢慢下降的李阿婆已经跟不上这里的节奏了。作者用很抒情的笔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非常惹人心疼的老太太形象，虽然整体上故事波澜不惊，但是又处处直击人们内心柔软的地方。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它有时表现得光彩夺目，有时则表现得暗淡压抑，也正因此人生不可能是一味单调的。在品味作品中展现出的人生的五味杂陈时，也不能丢掉继续前行的勇气，不走到最后一刻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是荆棘还是鲜花呢？
2018，我们寻找最本真的灵魂
刘玄德 张丽军
在现代社会中，时代的脉搏总是伴随着物质与金钱的现实，而欲望的罪恶正是因此而生根。人与人之间早已不再是以前那种单纯、简单又美好的关系，而是充斥着利益，夹杂着是非，人情的冷暖在现实的冰冷中，已然消失了应有的温馨与和善。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最能够让我们感动的情愫，在面对金钱和利益的时候，还能否保持着最初的纯洁？还能否为我们带来温馨？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保持着最本真的自我？从新时期到现代社会，金钱与物质的大潮，席卷着人性的庸俗与罪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努力追寻希望的路上迷失自我。但是，即便我们怀着热切的期盼走进生活给予的残酷现实，也不能失掉内心最纯真的善良，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冷峻和苦难时，我们更要坚守自己的初心不变，以积极的心态直面真实的内心，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迷失的自我。 时间的流转，注定了历史的不可变更时代的特征。久远的历史与无法抹去的记忆都将成为难以磨灭的情感羁绊。而生活的苦难总是肆意地冲撞着不如意的人生，即使面对本该享受童年和快乐的孩子们，2018年我们生活也同样会显露出最本真的面孔。季栋梁的中篇小说《豹子头》（《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是对文革时期的回忆。豹子头的父亲陶世宽是红旗的村支书，因为他们在红旗是独姓，所以其他小孩都非常仇视豹子头，尤其是老公鸡弟兄，一再偷袭豹子头。其他姓氏的人也仇视陶世宽，尤其是曹队长一心想把陶世宽从村支书的位置拉下来，取而代之。被强行“捉奸”后，陶世宽不再做村支书以后，村里人便开始公开与豹子头一家作对。首先是豹子头在放羊的时候被误认为偷看女人上厕所，结果被骂得不敢露面，紧接着又差点被老公鸡弟兄们打死在后山的山洞。最终豹子头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独自一人扒火车离开了红旗。这一点崔君的《夏季还没来》（《作家》2018年第6期）有着极为相似的书写。“我”随着母亲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的农村，但是本地的孩子却不愿意接受突然而至的陌生人，他们不仅在学校欺负“我”，平时也不和“我”一起玩。而方湖的妹妹方文却喜欢和“我”做朋友。在一次捉黄鼬中，方湖因为害怕，便让“我”用铁锹去打死黄鼬。这时的“我”既害怕方湖又害怕黄鼬，但还是闭着眼用铁锹将黄鼬打死。看着被打死的黄鼬，“我”内心又生出无限的自责和内疚。孩子本应有着天真无邪的心灵，但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很多孩子的心里都暗自生长出畸形的情感，让本该快乐游戏的孩子面临着更甚于成人的情感危机和精神戕害。陶丽群的《白》（《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中，年轻母亲拉丽因为女儿上善遗传了老方的白化病，就企图抛弃上善，但最终意识到女儿对自己的重要性。徐海蛟的《一场秋寒》（《作家》2018年第6期）张大贵在日夜奔波于工作，疲于应付人事交际之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张了远渐渐显露出佛性慧根，这让他非常痛苦，最后甚至自己出家，只希望儿子能够在自己管理的寺庙里，体现了父亲对儿子近乎扭曲的爱。而川妮的《班主任好累》（《芒种》2018年第6期[上半月]），则是写出现代社会不同家庭境况的孩子们，内心中复杂变形的情感，让我们惊讶于孩子世界中极端的罪与恶，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孩子们的精神关照。
时代的演进总伴随着社会精神的变革，文革时期浓重的阴霾一直封锁着现实生活的天空，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极大的改善，但是，却又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吴极的《飞鸟各投林》（《北方文学》2018年第6期）写的是原本生于林场的两代人，在新时期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孙立生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谋，加之特殊时期的社会症结，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而同学高青杨则是和妻子一同外出打工，却遭遇骗局。孙立生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却是以妻子和岳母的去世为代价，高青杨虽然也渐有起色，但是妻子却离开他在城市卖淫，孙平生尽管依然守着林场，却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夏小榆也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整容，不再有以前清纯靓丽的容颜。而张有世的《潍河之变》（《莽原》2018年第3期）中通过前后两任村支书的政绩作为，来展现新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革新和发展。李明厚当选为新一任村支书，并且根据村子的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但是老支书表面上大力支持李明厚，但是背地里却一再搞小动作，阻碍李明厚计划的实施。老支书希望退休之后继续权为己用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与新支书一心为公，锐意进取的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呈现出新时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金钱、重物质的社会问题。曹建川的《街灯》（《青海湖》2018年第7期）所写的煤矿和周才彬的《老跃子的风水宝地》（《长城》2018年第3期）老跃子因曾经被刘开骗钱而坚决抵制拆迁的故事，都为我们展现了新时期人们在面对金钱时的罪恶本性。张宝中的《河滩上的舞者》（《时代文学》2018年第7期）孙大勇因失业而被妻子瞧不起，无奈之中爱上了跳舞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刘太白的《花鼓戏》（《清明》2018年第3期）迟素秋作为花鼓戏的顶梁柱坚持培养花鼓戏的接班人，促进花鼓戏的代际传承，这两篇文章在揭示当代人面对金钱与利益时本性暴露的同时，又关注到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现实生活的冰冷已经让人难以直面，精神上如果再没有情感寄托之所，那么人生的痛苦將超越现实的苦难，郁结为心灵的创痛。
金钱的欲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人们情感的主要地位，甚至可以将亲情腐化为金钱的俘虏。俞胜的《豆腐冠军》（《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中的冯老板和赵老板本来是表兄弟，有着深厚的亲情，两家互相帮扶，不仅同在吉祥商业街上卖豆腐，而且改变了父辈们各自传承下来的“南豆腐”、“北豆腐”两种不同的豆腐做法，改为两家使用完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制作贩卖完全相同的豆腐。然而，吉祥商业街管理办公室新来的小李，为了能够获得出色的政绩，举办了一场商业评比，准备从冯老板和赵老板的豆腐店里选出吉祥商业街里的“豆腐冠军”。第一次的评选由冯老板家的豆腐摘得冠军，这时两家都没在意。但是，营业额的变化让他们心理不断有了变化。在第二次评比即将开始的时候，冯老板给街道管理办公室老张和小李送了礼。巧合的是冯老板的豆腐再次获得冠军。而营业额一再减少的赵老板得知冯老板背后送礼的事情，也开始记恨冯老板，并且在第三次评比之前也给老张和小李送礼。戏剧性的是第三次评比结果是赵老板家的豆腐获得冠军。两人因此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直到最后冯老板和赵老板两家再次回到父辈们的“南豆腐”、“北豆腐”的售卖方式，而两家人也就此结下怨恨，不再往来。《豆腐冠军》告诉我们冯老板和赵老板之间的亲情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最终变得不名一文。同样，楚荷的《兄弟》（《飞天》2018年第6期）也写出金钱面前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都变得不值一提。胡立原的《深夜曼陀罗》（《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更是直接地写出吴云鹏为了金钱与利益，不惜犯法制作毒品售卖，而自己的侄女吴芳芳最后竟然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肖建国的《马姐》（《作家》2018年第6期）中的马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拙劣的手法，更不顾他人的眼光。于则于的《叫魂》（《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陈洋竟然与表妹唐晓红结婚，并为了挣钱，将母亲“叫魂”的工作拓展为欺蒙的勾当。同样李清源的《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芒种》2018年第7期）和林漱砚的《南有乔木》（《长城》2018年第3期）也写出人们在面对金钱与亲情时，早已习惯抛却后者而去追求前者。 如此看来，亲情在金钱面前似乎是不堪一击，在利益至上的时代，任何感情仿佛都是奢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人在金钱与亲情面前都会选择前者。苏兰朵则在《雪凤图》（《北京文学》2018年第7期）中告诉我们，金钱面前，爱情同样脆弱不堪，但亲情则是血浓于水的永恒的爱。喻小凤年轻时爱上一位穷困潦倒并身患绝症的画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为他生下孩子。但是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却被母亲强行剖宫，喻小凤也因此自暴自弃。而喻美君从小就被妈妈抛弃，跟随爸爸、奶奶和姑姑喻小凤生活，但是却感受不到贴心的温暖和爱护，因此在工作时爱上了珍惜在乎自己的范明德，心甘情愿做他的情人。喻美君虽然与范明德相处七年，却没有获得范明德的真心，只是自己一直沉浸在幻想中的爱情之中。姑姑喻小凤通过一幅“雪凤图”让喻美君看清了范明德真实的面孔，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并且得之姑姑已经是癌症晚期。这时爸爸说出了喻美君身世的真相，自己是“姑姑”剖宫出来的婴儿，“姑姑”竟是自己的妈妈。得知真相的喻美君也真正清醒过来，明白了爱情在金钱面前成为了奢侈品，钱已经让爱情成为附庸，但是亲情却永远守护着我们，无论何时，都在呵护着我们心里最脆弱的一部分。光盘的《梦见河》（《长城》2018年第3期）中，人民机械厂出身的徐大彪虽然有三个非常出色的儿子，但当他躺在病床上时兄弟三人却彼此推诿不愿陪护。相反，他的侄女和侄子徐钢、徐铁两人却用最纯真朴实的爱来照顾徐大彪，并在他死后守着他的墓地。由亲生儿子的不孝反衬出侄女和侄子对徐大彪真挚的情感关怀。文清丽的《向狐狸道歉》（《鸭绿江》2018年第7期）关注的是在名利、地位等功利场的熏染之下，两人纯洁的友情发生的巨大变化。谢松良的《爱情里的两只小刺猬》（《飞天》2018年第6期）和孙鹏飞的《其实并没有后来》（《莽原》2018年第3期）则写出现代社会中爱情的危机与荒诞。
情感的变化，是人们内心的思想转变，在亲情、爱情和友情之中，尽管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终究是要背离自我内心的真实愿景。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除了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领导团体的腐败与堕落。瑚布图的中篇小说《冒顶》（《北方文学》2018年第7期）写的就是官商勾结。黑山集团老板孙岩依靠强大的官方后台撑腰，不仅瞒报矿井事故，而且违法开采煤矿，置矿区巨大安全隐患于不顾，甚至纵容自己的儿子私设赌场，聚众吸毒。负责煤矿安全的明非在调查黑山集团矿区事故时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多个部门的压力，甚至还有上级领导的暗示，却依然坚持依法治理黑山集团。由于黑山矿区安全隐患巨大，而且老板孙岩极不配合整顿，甚至直接搬出明非的上级领导来施压，这一切都让明非坚定清除隐患的决心。但整个治理工作的开展却极为困难，此时恰逢领导团队更替，明非的政治命运不仅捏在别人手里，而且直接联系着黑山集团的治理工作。最终，明非顶住了压力，依法摧毁了黑山集团的非法矿井。赵经纬的《机器人》（《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同样写了官员内部的腐败与堕落。曹江的《三轮人生》（《莽原》2018年第3期）寫的是平凡人李长河贩卖水果的三轮被没收，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回三轮车，但不仅官员内部存在各种复杂关系，还被其他人欺骗。最终三轮车竟然在城管局被别人推走。宋云峰的《纷争》（《莽原》2018年第3期）写出了农村家族势力对旁姓的欺压，而村里基层领导集体却形同虚设。王棵的《明亮的余生》（《长城》2018年第3期）则是通过隋明亮因为顾及领导以及其他工作事务而形成了优柔寡断、懦弱胆小的性格，揭示了职场工作对人的巨大影响。司玉笙《缺失的横批》（《莽原》2018年第3期）写了领导阶层的不作为，建筑商跑路留下了烂尾工程，政府大院竟然还喜庆地换到新的办公楼。韩运民的《黄家村饭店》（《时代文学》2018年第7期）通过张三的慈善行动，以及政府集中的拆迁行为，反衬出政府部门对现实民生的忽视与逃避。面对这日益发展的社会和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一头扎进金钱和物质的河流之中，但是却渐渐失去了原来最为纯真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最本质的生活环境。
时代的前进必然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金钱和物质给现代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让人们纷纷迷失了自我，抛却了纯真的理想，割断了浓于水的血缘亲情，疲倦了温馨浪漫的爱情和真诚的友情。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面对金钱与利益时的反应，不仅能够窥探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也将社会中潜藏着的巨大精神危机和欲望罪恶彰显出来。但是，处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面对金钱和欲望的诱惑，我们要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坚守我们善良、纯正的心灵，不能在欲望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而是在冷峻的现实中，寻找到最本真的灵魂。
同为80后作家的陈再见，所写的小说《法留》（《天涯》2018年第3期）则展现了另一种别样的风格，语言纯净清丽，描写细腻。小说发生在远离城市尘嚣的法留山灯光寺，主人公果慈初中毕业后在青云庵尼姑的指引下，选择了出家。寺庙刻板无聊的生活与果慈的期望有些差别，所幸寺庙开了兴趣课请来了书法专家的沈老师，沈老师的文学修养与风度感染着果慈，也使她对沈老师心生迷恋与崇拜之情。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一波三折，果慈出家后与外界的接触是有限的，她无从诉说自己的秘密和灵动的想法。作者在平淡的叙述中将果慈的少年心事写得十分细腻，哀而不伤。让人不禁联想到汪曾祺的《受戒》，真切自然，具有人文关怀。
长久以来，“利益”这一主题大量而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文本中，人们在肯定物质欲望和金钱欲望合理性的同时，也在反思金钱化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俞胜的《豆腐冠军》（《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讲述了在吉祥街上同为开豆腐店铺的冯家和赵家本是互相照应的亲戚朋友，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却逐渐心生隔阂、互相猜疑，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故事。故事仅发生在两个豆腐店、一个商场管理部内，语言清简朴素，几个寻常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在作者笔下生动有趣、活灵活现。俞胜抓住了人物行为及其行动背后的可笑想法，并探析在金钱面前人性的微妙转变，在令人捧腹的同时发人深思。在小城中的两家普通店铺如此，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青年在城市职场中为了评职称、升迁赚钱同样容易陷入被权利异化的漩涡。张耘的小说《往上挪一挪》（《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中，妻子六六评职称的事情成了刘孟一家人的心病，六六一天没有评上职称家里的日子便一天得不到安宁，妻子的憋屈与怨恨影响着刘孟和整个家庭的生活。正如六六自己所说，“他们的人生，不过是泥地上的行走，大风大浪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往上挪一点，再挪一点。”在刘孟的奔走和姐夫的帮助下，六六的职称问题最终解决了，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六六的争强好胜使她已经开始着手盘算下一次的晋升，而刘孟也在妻子的抱怨中妥协了。为了挣钱刘孟做起了从前不屑的工作，虽然在忙碌之中挣到了外快，却也在不知不觉间丢掉了自己曾经的某些坚持。与之相似的还有李强的《车位》（《江南》2018年第3期），主人公董希听说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都可以有一个固定停车位，为了这个并不确凿的消息，董希开始了谋求升职的计划。在单位工作出众的欧阳虓本应是此次评职称的第一人选，他是董希的大学舍友，与董希一直关系要好。然而，董希为了自己能够提任副处，不惜多次陷害举报自己的同窗好友。在这次官场的较量中，我们看到董希被权力蒙蔽了双眼，也在不知不觉被权力所控制，失去了本真的自我。另外，一直专注于书写处在官场风暴的杨少衡，在小说《得不偿失》（《广州文艺》2018年第6期）中，用讽刺幽默的笔法为我们展现了官场中官员们的吹捧与倾轧。这些作者们在揭露欲望对人性本身的健全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展现了直面人性弱点与人生荒诞的勇气，为我们个体生命的更好发展带来了警示。
无论是选择追名逐利，还是遵从本心，在人际关系网中的人们都难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人的存在就是对你存在的限制，或者说，他人即地狱。蒋军辉在小说《倒立行走》（《上海文学》第6期）中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我”的初中老师马玉宝勤勉正直，对待学生负责真诚，无论是被学校调派去担任班主任、数学老师，抑或是美术和音乐老师，马玉宝从不抱怨和消极怠工，总是尽心尽力。可是他的这份兢兢业业并不被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领情，也不受妻子的待见，妻子的折磨造就了马玉宝隐忍的性格。在一次裸体照事件中，物理老师为了自己的上升將马玉宝办公间的照片上报给学校领导，并一口咬定裸照中是马玉宝的学生。马玉宝诉说无门，明明最知真相的妻子却也为了自己的名声诬陷丈夫和学生。周围环境的逼迫，将马玉宝一步一步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他整个人都萎靡了，当身边所有人包括至亲的家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时，走投无路的马玉宝今后又能何去何从？马玉宝的命运就这样因为他者的存在而一次次改变着，可见他人对个体的影响与制约确实是无处不在的。著名的当代文学学者与作家杨剑龙的《十指梅花》（《上海文学》第7期）描述了知识分子刘天殊生活在发论文评职称的压力和与妻子喋喋不休的争吵中，他也曾经为平稳度过这段生活危机而试图改变。但是在被现实环境的一次次裹挟中，刘天殊最终选择了逃离，他离开了自己熟悉却厌倦的生活环境。作者以其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性和理性，在小说中犀利地揭露了大学校园中教授评职称发论文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展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体现了作者的深厚人文关怀。 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有时没有所谓的因果，这是生活的复杂之处。文学叙事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将多种叙事元素巧妙结合后，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复杂，表达作者对生活和人性更深层次的理解。芦芙荭《父亲的学校》（《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讲述了在两代人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在农村执着坚守的故事。“我”的爷爷在村里人的支持下走上了讲台，并想尽办法逐渐完善学校的种种设施，爷爷守了这份事业一辈子。“我”的爸爸在爷爷的要求下接过了教鞭在村子里继续教起了书，两代人的心血都挥洒在了故土中。然而乡村的教育远落后于城市，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转学了，学校的老师们也只剩下了父亲一人，摇摇欲坠的学校本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就在学校濒临消失之际，一笔报恩的投资将人去楼空的校园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们装模作样地为开学典礼准备着，父亲心中也燃起了一线希望。可就在开学典礼的前夕，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大雨导致山洪暴发，将这所刚刚建起的新学校掩埋其中，而爷爷也永远地被埋在了他曾执教的学校之中。芦芙荭是擅长讲故事的，她将生活中的事件自然地呈现出来，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了对生活的思考、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优秀批评家、作家张晓琴在《贾子猷居凉州》（《上海文学》2018年第6期）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坚守本心的人物贾子猷，贾子猷的随性洒脱、崇尚自由的性格，塑造了他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滋养着他的艺术作品，也给他生活过的凉州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这样的人物在现在的都市中似乎已成另类，但正因为生活的无常与荒诞，贾子猷其人闪烁着的人性之光便尤为珍贵，它在现实生活中指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陈集益的《狗》（《江南》2018年第3期）讲述了一只狗的到来对“我”生活的影响。在一次遛狗的途中，“我”得知儿子捡来的流浪狗是在工地上有主人的，无奈只得将它归还。然而，家庭条件窘迫的工人曾多次请求“我”收养这条狗，但只因怀着对陌生人的防范，“我”拒绝了，后来这只狗变得无人看管最终成了工地上的工人们的一顿晚餐。小说结尾处工人的温情与友善触痛了“我”冷漠的内心，“我”也将怀揣着一份愧疚继续生活着。
黄亚明的小说《羊高睡在柴胡上》（《滇池》2018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与执念有关的故事。柴胡作为一种药材本可以解热镇静，但在羊高那里却成了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心魔。羊高过去是不睡柴胡的，直到多年前目睹心上人崔凌子与情敌王亮在柴胡上亲热，他们亲热的场面使羊高始终无法忘怀。即便现在羊高与故人已各自成家生子也各自老去，但羊高依然纠结着往事。他每晚都睡在户外晾晒的柴胡上，白云苍狗，柴胡黄岑，意外发现了真相的羊高，以一种近乎荒唐的举动最终化解了心中的执念。与之类似的，还有王秀梅的小说《马向前已卒》（《芙蓉》2018年第3期），小说描写的是马向前的执念。当兵打仗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了马向前的记忆深处，那段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给他造成创伤的过去成了他的阴影，并长久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当马向前幸运地从战场安全归来并娶了自己一直爱慕的女人为妻后，往日的记忆一次次在深夜的梦中吞噬着他，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他变得酗酒、家暴，过去的马向前已经不在了，他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马已卒。马已卒的种种恶习在儿子马驻看来不可饶恕，但当了解他的过去后，我们才能明白他反常行为背后的原因。马已卒没有羊高那么幸运，他的执念造成了儿子的诅咒、妻子的背叛，他回到了如过去当兵时居住过的小山洞中生活，最终在一次台风中不幸命丧。如果说羊高和马已卒执念的根源更多的来自外在的环境因素，那么王哲珠小说《嫦娥》（《南方文学》2018年第3期）中的主人公佳容心中的执念更多的是自身性格因素造成的。一次成功的演出使佳容对自己所饰演的嫦娥情有独钟，甚至痴迷到了“人戏不分”的地步。在戏台上对嫦娥这一艺术形象的执着追求中，佳容心中嫦娥这一完美的形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逐步占据着佳容的身体，控制着她的思想。所以她拒绝了深爱自己的人，嫁给了一个并不懂她和嫦娥的男人。佳容不似毕飞宇小说《青衣》中的主人公筱燕秋一般极端，她在对嫦娥忘我的付出中仍保留了一丝理性，最终承认了辉煌的消逝，也无奈地接受了作为佳容的自己。
无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中底层的小人物，都注定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困境。因为性别使然，女作家虽然不一定能写出气势磅礴的作品，但以其自身的细腻与敏锐，在书写女性时，对其心理的准确把握总能深刻而到位，从而呈现出优秀的作品。在这一季的文学期刊中，女作家们常常关注的是面对困境时女性人物所做出的种种改变。阿袁在小说《春秋》（《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女性面对中年危机如何化解这一问题。拥有文学素养是否能帮助她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处理问题呢？弗洛姆说，我们渴望与众不同，又害怕与人隔绝。作者深入主人公小周微妙的内心世界，刻画她在人到中年时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如何在疲惫不堪的现实世界中维护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文清丽在小说《黄金时代》（《芙蓉》2018年第3期）中，同样刻画了女性人到中年时的孤独内心。小说中的女性刘清扬与丈夫在日常琐事的消磨中，逐渐退却了激情，面临着感情危机。孤寂时的刘清扬在与初恋的偶然重遇后，不免产生对青春的忧叹与回眸，他们的感情究竟应该情归何处？作者抓住了渴望关注与被爱的女性心理，描摹她们对挣脱生活的镣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滇池》于2018年第6期中发表了鱼禾的三篇短篇小说《企图》《怔忡》《执意》，在这三篇小说中，鱼禾用散文般的语言描写了为理想而付出与追求的芸芸众生，似乎将读者带入了她构建的一个私语性的夢境。在漫漫人生之路上，生活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也许会让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唯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心怀希望的活力，让我们具备了挣脱困境的勇气，以及寻找光明的信心。
童年、青春、爱情
与我们五味杂陈的生活
程孝阳 张丽军
2018夏季的文学期刊要精彩纷呈得多，诸多期刊推出了专辑，比如《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推出以学生和家长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童话和有关童年少年记忆的作品，《收获》2018年第4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雨花》2018年第7期推出“‘上升期的风景’——全国青年作家短篇小说专辑”，后两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70后、80后，甚至90后作家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新生作家的加入使得本季的文坛更加具有活力，面对最长不过百年的短暂人生，他们与老作家一起从童年到老年对它展开了细致描绘。 童年对于无数的人来说意味着一生之中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而这些单纯与美好往往寄托在童话中。童话，作为无数人的启蒙读物，它不仅引导孩子们向往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且还能够激起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李浩的《没尾巴的故事》（《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以他奇妙的想象与慈爱的口吻讲述了一只叫“斑点”的兔子的故事。斑点是一只十分爱听妈妈讲故事的小兔子，他从妈妈口中得知，在一座名为云朵山的地方有一座用书籍搭建的古老城堡，城堡里面有一眼故事泉，如果喝了故事泉的水就会有很多很多故事。于是，他邀请他的好朋友兔子海狸和兔子波波头一起踏上寻找故事泉的旅程，途中他们遇见了水牛伯伯、长尾猴、小花蛇、长颈鹿等动物，这些动物都劝他们不要去喝故事泉里的水，因为故事泉里的水并非都是好故事，在喝下它的同时会伴随着很多风险，不过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终于，在这些动物们的帮助下斑点他们终于到达了故事泉，然而他们却发现故事泉果然如长颈鹿所说的有狼把守。不过，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只名为“遐尔”的狼不顾族人的反对真心想和兔子们交朋友，他的真诚终于换来了回报，兔子们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但是他的哥哥黑牙却又对兔子们图谋不轨。当黑牙按照《小红帽》的剧情想要陷害兔子们结果被识破的时候，故事就到此为止，作者将故事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希望读者自己将故事补充完成。《没尾巴的兔子》是一部读者意识特别强的作品，作者预设读者为小孩子，并在文章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耳朵们”，力图让孩子们参与到创作中来，让他们阅读完作品之后通过对留白的补充从而拥有自己的故事。
童话在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明白一些道理，这一类的作品甚至具有了寓言性质。蒋一谈的《蒋一谈的童话》（《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由单独成篇的七篇短小童话组成，每一篇童话在风趣幽默的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发人深思的道理。比如《这一次，蜗牛笑了》中的蜗牛因为自己速度太慢而没有朋友愿意和它一起玩耍，大象伯伯于是提议举办一场比谁最慢的游戏，虽然蜗牛最终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但是它心里明白这是大家为了照顾它而举办的比赛。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蜗牛决定锻炼身体使自己的速度加快，但是锻炼了一个月的它仅仅比之前快了零点一秒。正当绝望之际，大猩猩给蜗牛讲述了一个蜗牛爬上悬崖拯救了被困在山上的男孩和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让蜗牛真正笑了起来，而这发自内心的笑“同时带给他从未有过的信心和力量”。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温馨的童话告诉孩子们，无论一个人生下来如何他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要因为某方面的缺点而丧失自己的信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缺点反而能够化为优点。蒋一谈的这些童话担任了非常重要的教育角色，它们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形式承载教育孩子们向往真善美的功能，甚至像《狗狗的骨头》这样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作品不仅适合孩子们读，更能引起成年人的思考。优秀的童话就应该老少皆宜，再如周晓枫的《星鱼》（《人民文学》2018年第6期），孩子们可以沐浴在作者瑰丽的想象中，品味出友谊的珍贵，成年人则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无奈。
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有童话般的美好，也会有钻心般的伤痛存在，这些伤痛甚至会伴随人的一生，令人难以释怀。何葆国的《郑中坚和他的父亲》（《山花》2018年第7期）中的主人公郑中坚很多年来都不肯叫他的父亲郑伟光“爸爸”，而是“以‘那个’来代称，简洁到连‘人’都省略了”，在他眼里父亲连人都算不上了。郑中坚之所以对父亲仇视到如此地步，是因为父亲对他的抛弃。他两岁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而父亲为了自身的前途“狠心把刚刚六岁的亲儿子丢在土楼里，跑到城里跟一个大五岁的老女人结婚，当人家两个女儿的后爸，从此既不要儿子也不要父母亲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父亲的狠心使得郑中坚明明有父亲却无法感受到父爱，对他来说这比父亲老早就去世还要痛苦，这种早年被父亲抛弃的创伤体验，让他即使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也不愿意原谅他。同样讲述童年的创伤体验的还有池上的《蓝山农场1997》（《十月》2018年第4期），小说在叙述童年美好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令人感到烦闷琐屑的事情：母亲永无止境的唠叨、大队长赵安琪的做作、好友王东东的暴力以及他寄人篱下遭受的白眼、许乐文的懦弱与不幸等等。这些都让小说蒙上了一层压抑的色彩，尤其是对于王东东的描写更让人唏嘘不已，他从幼儿园时期就被“忙得连看儿子的工夫都没有”的父母丢给了姑姑抚养，但是姑姑只是贪图抚养费，她对王东东一点都不上心，家庭关怀的缺失使得王东东自小养成了包括爱打架在内的诸多坏习惯，原本该享受童年美好的孩子不得不独自面对精神的重压。同样徐畅在《鱼处于陆》（《收获》2018年第4期）中也描写了一位具有寄人篱下经历的少年的童年痛苦经历，父母外出打工将“我”寄居在舅舅家，舅妈在得知父母没有挣大钱之后的白眼已经足够让“我”难受了，而父母关系的僵化使得“我”处于更加痛苦的境地。
被人们经常视作单纯、美好的童年在作家的笔下表现得五味杂陈，成年后的人生更是如此，甚至更多的时候人们身上所背负的东西更加多也更加沉重。邓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2018年第4期）是有关来深圳打工的外地人的故事，“我”与其他12个来自不同省份、拥有不同学历、年龄也不尽相同的年轻人在香梅村合租了一套三居两厅的公寓，大家起先怀揣着炽热的激情在这个城市打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也逐渐淡去。秋千儿的离开终于让这些不再年轻的人“觉得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意思，时间和金钱都没有什么意思”，最终12个人都离开了香蜜湖这一个大家共同怀揣梦想的地方，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留守此地，“舍不掉当上香蜜湖湖长的念头”。在“我”看来，“香蜜湖在漏。所有的湖泊都在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在漏掉元气，成为一个个皮囊，满世界招摇，只能看，不能碰”。时光不仅苍老了人的容颜，也磨灭了人的激情，小说在顺叙和插叙的不断交叉中流露出了浓重的悲哀情緒。生活的沉重不仅弥漫在这些来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之中，在别人看来很光鲜的职位背后也可能有普通人难以注意到的沉重景观。陶纯的《我的两个战友》（《十月》2018年第4期）讲述了“我”的两位性格完全不同的战友步步高升而其中一位最终落马的故事。“我”、李和平、张无私因为一次培训班义结金兰，三人相约在部队一起努力奋斗，最终“我”转业回家，而李和平和张无私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步步高升，表面上关系很好的二人，因为行事原则的不同暗地里彼此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张无私靠着自己伺候人的本领最终成为了一名将军，而写得一手好材料的李和平在升将军的时候不幸栽了跟头，最终身陷囹圄，虽然最终李和平没有被刑事处理，但是由于受了处分降了职位，李和平选择将自己关起来不见任何人。小说的结局，三人终于在龙山公园见了面，流着眼泪唱着军歌，“我”不禁感慨：“太久不打仗，本该单纯的军人都变复杂了。”小说在反思军队建设的问题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些许悲凉的色彩。 爱情与婚姻是成年人的世界中几乎不可缺少的两样东西，它们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痛苦。周子湘的《纳棺人》（《雨花》2018年第7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不被社会理解的边缘人——纳棺人，它讲述了一位受到爱情滋润的纳棺人的故事。所谓纳棺人就是入殓师，这是一个专门为死者整修面容和身体的职业，由于经常和死者接触，这一群体便被视为不祥的象征，不被社会接纳。“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纳棺人，在生活中大多人都躲着“我”，见了“我”就远远躲开了，深知这一点的“我”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卑情绪，“我从不与人主动握手，过年时也不主动问候别人，从不对别人说‘再见’、‘希望下次见到你’”，即便与恋人纪生相爱也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职业。“我”害怕当纪生知道我职业的时候会像三姨当年的恋人抛弃三姨一样抛弃自己，但是相同的命运并未发生在“我”和纪生身上，当纪生发现“我”纳棺人的身份时，正是“我”为他的死去的父亲整理遗容的时候，这一刻纪生没有像三姨当年的恋人一样感到丝毫的恐惧，而是对“我”充满了理解、感恩与敬意。纪生以他真诚的爱救赎了自卑的“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爱的伟大。但是爱情与婚姻在毕亮的《一眼望不到尽头》（《雨花》2018年第7期）中却暗淡了很多，“我”的丈夫马建总有办不完的案子，他很少早回家，这让“我”疑心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但是我却找不到证据。在苏姐的开导下，“我”养起了狗，但是乏味的日子依旧在持续。婚姻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增加了很多烦恼。而苏姐面临的生活要比“我”更加残酷的多，她和自己的丈夫老韩的婚姻并不美满，即便物质生活富足，还养了自己的小情人，但是当她得知朝夕相处的老韩竟然是潜逃多年的杀人犯时，仍然接受不了。作者不厌其烦地书写生活的琐屑，更加深了读者对于生活无望的体验。
日常生活的琐屑与无望，加上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让很多人对生活本身产生某种不真实感，在这种不真实感中无数的人迷失自己。范小青的《别人的生活》（《十月》2018年第4期）以一种十分魔幻的手法讲述了一个人一天的生活。“我”在“我”哥的公司里负责接待工作，这一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去接一位重要的生意伙伴刘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项目谈成之后刘总却感觉“我”接错了人，“我”哥也告诉“我”说有人打电话说“我”没有接到他，似乎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但是项目却依然谈好了。接着，“我”又受小爱的委托接待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张生，“我”和张生相谈甚欢，但是会面结束之后小爱却告诉“我”张生等了我一下午，现实再一次发生了错乱。天已晚了，我在酒吧约了和我一样孤独的阿丽去开房，由于我忘记带身份证就借用了好友何德的身份证，但是阿丽却牵扯到了一桩人命案，警察说真正的阿丽已经死了，阿丽却在警察走之后告诉“我”她就是真正的阿丽，而死的人是她的合租闺蜜阿梅。现实的真实性再次变得不可靠，然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和阿丽分别的“我”和阿德打电话，但是阿德却告诉“我”，他不是阿德，“我”才是阿德。为了核实身份，“我”给“我”妈打電话，她却告诉“我”她根本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更可怕的是阿德告诉“我”“我”母亲早就过世了。现实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但是“我”却坚持“我一点没瞎说。这是我这一天的真实经历”。现实的真实变得如此不可靠，人物的身份也因此不甚明朗起来，在现实的虚幻中人终究迷失了真正的自我。同样表现生活虚幻的还有阿微木依萝的《迷雾》（《雨花》2018年第7期）、陈再见的《红磷火焰》（《雨花》2018年第7期），两位80后的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虚构了一个只有主人公才看得见的人物，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主人公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混乱，他们在不断追寻这些虚幻人物的同时，自身已经迷失在了现实之中。
本季的文学作品也对老年人的生活投入了较大的关注，在这些作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的人文关怀。范小青的《变脸》（《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在表现老人在高科技面前的茫然无措时，又对某些高科技教条化的使用表现出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到公证处公证委托书、办理手机卡都要求刷脸，只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相似度才能过关，然而“我”由于变老的原因，容貌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怎么也匹配不成功。滑稽的是，在办理手机卡的时候“我”弟弟的脸竟然和“我”的身份证匹配成功了，于是手机卡就顺利办完了。这样的情节设置在让人大笑的同时，不得不怀疑机器的可靠程度。宋世明的《人山人海》情节设置也很巧妙，它讲述了一位上海的老奶奶坐地铁买菜结果迷路错上了高铁到了南京的故事。小说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断断续续介绍了老奶奶李阿婆的一生以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很显然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上海中，本身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并且记忆力也慢慢下降的李阿婆已经跟不上这里的节奏了。作者用很抒情的笔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非常惹人心疼的老太太形象，虽然整体上故事波澜不惊，但是又处处直击人们内心柔软的地方。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它有时表现得光彩夺目，有时则表现得暗淡压抑，也正因此人生不可能是一味单调的。在品味作品中展现出的人生的五味杂陈时，也不能丢掉继续前行的勇气，不走到最后一刻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是荆棘还是鲜花呢？
2018，我们寻找最本真的灵魂
刘玄德 张丽军
在现代社会中，时代的脉搏总是伴随着物质与金钱的现实，而欲望的罪恶正是因此而生根。人与人之间早已不再是以前那种单纯、简单又美好的关系，而是充斥着利益，夹杂着是非，人情的冷暖在现实的冰冷中，已然消失了应有的温馨与和善。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最能够让我们感动的情愫，在面对金钱和利益的时候，还能否保持着最初的纯洁？还能否为我们带来温馨？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保持着最本真的自我？从新时期到现代社会，金钱与物质的大潮，席卷着人性的庸俗与罪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努力追寻希望的路上迷失自我。但是，即便我们怀着热切的期盼走进生活给予的残酷现实，也不能失掉内心最纯真的善良，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冷峻和苦难时，我们更要坚守自己的初心不变，以积极的心态直面真实的内心，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迷失的自我。 时间的流转，注定了历史的不可变更时代的特征。久远的历史与无法抹去的记忆都将成为难以磨灭的情感羁绊。而生活的苦难总是肆意地冲撞着不如意的人生，即使面对本该享受童年和快乐的孩子们，2018年我们生活也同样会显露出最本真的面孔。季栋梁的中篇小说《豹子头》（《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是对文革时期的回忆。豹子头的父亲陶世宽是红旗的村支书，因为他们在红旗是独姓，所以其他小孩都非常仇视豹子头，尤其是老公鸡弟兄，一再偷袭豹子头。其他姓氏的人也仇视陶世宽，尤其是曹队长一心想把陶世宽从村支书的位置拉下来，取而代之。被强行“捉奸”后，陶世宽不再做村支书以后，村里人便开始公开与豹子头一家作对。首先是豹子头在放羊的时候被误认为偷看女人上厕所，结果被骂得不敢露面，紧接着又差点被老公鸡弟兄们打死在后山的山洞。最终豹子头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独自一人扒火车离开了红旗。这一点崔君的《夏季还没来》（《作家》2018年第6期）有着极为相似的书写。“我”随着母亲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的农村，但是本地的孩子却不愿意接受突然而至的陌生人，他们不仅在学校欺负“我”，平时也不和“我”一起玩。而方湖的妹妹方文却喜欢和“我”做朋友。在一次捉黄鼬中，方湖因为害怕，便让“我”用铁锹去打死黄鼬。这时的“我”既害怕方湖又害怕黄鼬，但还是闭着眼用铁锹将黄鼬打死。看着被打死的黄鼬，“我”内心又生出无限的自责和内疚。孩子本应有着天真无邪的心灵，但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很多孩子的心里都暗自生长出畸形的情感，让本该快乐游戏的孩子面临着更甚于成人的情感危机和精神戕害。陶丽群的《白》（《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中，年轻母亲拉丽因为女儿上善遗传了老方的白化病，就企图抛弃上善，但最终意识到女儿对自己的重要性。徐海蛟的《一场秋寒》（《作家》2018年第6期）张大贵在日夜奔波于工作，疲于应付人事交际之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张了远渐渐显露出佛性慧根，这让他非常痛苦，最后甚至自己出家，只希望儿子能够在自己管理的寺庙里，体现了父亲对儿子近乎扭曲的爱。而川妮的《班主任好累》（《芒种》2018年第6期[上半月]），则是写出现代社会不同家庭境况的孩子们，内心中复杂变形的情感，让我们惊讶于孩子世界中极端的罪与恶，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孩子们的精神关照。
时代的演进总伴随着社会精神的变革，文革时期浓重的阴霾一直封锁着现实生活的天空，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极大的改善，但是，却又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吴极的《飞鸟各投林》（《北方文学》2018年第6期）写的是原本生于林场的两代人，在新时期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孙立生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谋，加之特殊时期的社会症结，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而同学高青杨则是和妻子一同外出打工，却遭遇骗局。孙立生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却是以妻子和岳母的去世为代价，高青杨虽然也渐有起色，但是妻子却离开他在城市卖淫，孙平生尽管依然守着林场，却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夏小榆也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整容，不再有以前清纯靓丽的容颜。而张有世的《潍河之变》（《莽原》2018年第3期）中通过前后两任村支书的政绩作为，来展现新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革新和发展。李明厚当选为新一任村支书，并且根据村子的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但是老支书表面上大力支持李明厚，但是背地里却一再搞小动作，阻碍李明厚计划的实施。老支书希望退休之后继续权为己用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与新支书一心为公，锐意进取的无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呈现出新时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金钱、重物质的社会问题。曹建川的《街灯》（《青海湖》2018年第7期）所写的煤矿和周才彬的《老跃子的风水宝地》（《长城》2018年第3期）老跃子因曾经被刘开骗钱而坚决抵制拆迁的故事，都为我们展现了新时期人们在面对金钱时的罪恶本性。张宝中的《河滩上的舞者》（《时代文学》2018年第7期）孙大勇因失业而被妻子瞧不起，无奈之中爱上了跳舞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刘太白的《花鼓戏》（《清明》2018年第3期）迟素秋作为花鼓戏的顶梁柱坚持培养花鼓戏的接班人，促进花鼓戏的代际传承，这两篇文章在揭示当代人面对金钱与利益时本性暴露的同时，又关注到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现实生活的冰冷已经让人难以直面，精神上如果再没有情感寄托之所，那么人生的痛苦將超越现实的苦难，郁结为心灵的创痛。
金钱的欲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人们情感的主要地位，甚至可以将亲情腐化为金钱的俘虏。俞胜的《豆腐冠军》（《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中的冯老板和赵老板本来是表兄弟，有着深厚的亲情，两家互相帮扶，不仅同在吉祥商业街上卖豆腐，而且改变了父辈们各自传承下来的“南豆腐”、“北豆腐”两种不同的豆腐做法，改为两家使用完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制作贩卖完全相同的豆腐。然而，吉祥商业街管理办公室新来的小李，为了能够获得出色的政绩，举办了一场商业评比，准备从冯老板和赵老板的豆腐店里选出吉祥商业街里的“豆腐冠军”。第一次的评选由冯老板家的豆腐摘得冠军，这时两家都没在意。但是，营业额的变化让他们心理不断有了变化。在第二次评比即将开始的时候，冯老板给街道管理办公室老张和小李送了礼。巧合的是冯老板的豆腐再次获得冠军。而营业额一再减少的赵老板得知冯老板背后送礼的事情，也开始记恨冯老板，并且在第三次评比之前也给老张和小李送礼。戏剧性的是第三次评比结果是赵老板家的豆腐获得冠军。两人因此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直到最后冯老板和赵老板两家再次回到父辈们的“南豆腐”、“北豆腐”的售卖方式，而两家人也就此结下怨恨，不再往来。《豆腐冠军》告诉我们冯老板和赵老板之间的亲情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最终变得不名一文。同样，楚荷的《兄弟》（《飞天》2018年第6期）也写出金钱面前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都变得不值一提。胡立原的《深夜曼陀罗》（《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更是直接地写出吴云鹏为了金钱与利益，不惜犯法制作毒品售卖，而自己的侄女吴芳芳最后竟然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肖建国的《马姐》（《作家》2018年第6期）中的马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拙劣的手法，更不顾他人的眼光。于则于的《叫魂》（《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陈洋竟然与表妹唐晓红结婚，并为了挣钱，将母亲“叫魂”的工作拓展为欺蒙的勾当。同样李清源的《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芒种》2018年第7期）和林漱砚的《南有乔木》（《长城》2018年第3期）也写出人们在面对金钱与亲情时，早已习惯抛却后者而去追求前者。 如此看来，亲情在金钱面前似乎是不堪一击，在利益至上的时代，任何感情仿佛都是奢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人在金钱与亲情面前都会选择前者。苏兰朵则在《雪凤图》（《北京文学》2018年第7期）中告诉我们，金钱面前，爱情同样脆弱不堪，但亲情则是血浓于水的永恒的爱。喻小凤年轻时爱上一位穷困潦倒并身患绝症的画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为他生下孩子。但是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却被母亲强行剖宫，喻小凤也因此自暴自弃。而喻美君从小就被妈妈抛弃，跟随爸爸、奶奶和姑姑喻小凤生活，但是却感受不到贴心的温暖和爱护，因此在工作时爱上了珍惜在乎自己的范明德，心甘情愿做他的情人。喻美君虽然与范明德相处七年，却没有获得范明德的真心，只是自己一直沉浸在幻想中的爱情之中。姑姑喻小凤通过一幅“雪凤图”让喻美君看清了范明德真实的面孔，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并且得之姑姑已经是癌症晚期。这时爸爸说出了喻美君身世的真相，自己是“姑姑”剖宫出来的婴儿，“姑姑”竟是自己的妈妈。得知真相的喻美君也真正清醒过来，明白了爱情在金钱面前成为了奢侈品，钱已经让爱情成为附庸，但是亲情却永远守护着我们，无论何时，都在呵护着我们心里最脆弱的一部分。光盘的《梦见河》（《长城》2018年第3期）中，人民机械厂出身的徐大彪虽然有三个非常出色的儿子，但当他躺在病床上时兄弟三人却彼此推诿不愿陪护。相反，他的侄女和侄子徐钢、徐铁两人却用最纯真朴实的爱来照顾徐大彪，并在他死后守着他的墓地。由亲生儿子的不孝反衬出侄女和侄子对徐大彪真挚的情感关怀。文清丽的《向狐狸道歉》（《鸭绿江》2018年第7期）关注的是在名利、地位等功利场的熏染之下，两人纯洁的友情发生的巨大变化。谢松良的《爱情里的两只小刺猬》（《飞天》2018年第6期）和孙鹏飞的《其实并没有后来》（《莽原》2018年第3期）则写出现代社会中爱情的危机与荒诞。
情感的变化，是人们内心的思想转变，在亲情、爱情和友情之中，尽管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终究是要背离自我内心的真实愿景。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除了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领导团体的腐败与堕落。瑚布图的中篇小说《冒顶》（《北方文学》2018年第7期）写的就是官商勾结。黑山集团老板孙岩依靠强大的官方后台撑腰，不仅瞒报矿井事故，而且违法开采煤矿，置矿区巨大安全隐患于不顾，甚至纵容自己的儿子私设赌场，聚众吸毒。负责煤矿安全的明非在调查黑山集团矿区事故时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多个部门的压力，甚至还有上级领导的暗示，却依然坚持依法治理黑山集团。由于黑山矿区安全隐患巨大，而且老板孙岩极不配合整顿，甚至直接搬出明非的上级领导来施压，这一切都让明非坚定清除隐患的决心。但整个治理工作的开展却极为困难，此时恰逢领导团队更替，明非的政治命运不仅捏在别人手里，而且直接联系着黑山集团的治理工作。最终，明非顶住了压力，依法摧毁了黑山集团的非法矿井。赵经纬的《机器人》（《山东文学》2018年第6期）同样写了官员内部的腐败与堕落。曹江的《三轮人生》（《莽原》2018年第3期）寫的是平凡人李长河贩卖水果的三轮被没收，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回三轮车，但不仅官员内部存在各种复杂关系，还被其他人欺骗。最终三轮车竟然在城管局被别人推走。宋云峰的《纷争》（《莽原》2018年第3期）写出了农村家族势力对旁姓的欺压，而村里基层领导集体却形同虚设。王棵的《明亮的余生》（《长城》2018年第3期）则是通过隋明亮因为顾及领导以及其他工作事务而形成了优柔寡断、懦弱胆小的性格，揭示了职场工作对人的巨大影响。司玉笙《缺失的横批》（《莽原》2018年第3期）写了领导阶层的不作为，建筑商跑路留下了烂尾工程，政府大院竟然还喜庆地换到新的办公楼。韩运民的《黄家村饭店》（《时代文学》2018年第7期）通过张三的慈善行动，以及政府集中的拆迁行为，反衬出政府部门对现实民生的忽视与逃避。面对这日益发展的社会和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一头扎进金钱和物质的河流之中，但是却渐渐失去了原来最为纯真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最本质的生活环境。
时代的前进必然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金钱和物质给现代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让人们纷纷迷失了自我，抛却了纯真的理想，割断了浓于水的血缘亲情，疲倦了温馨浪漫的爱情和真诚的友情。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面对金钱与利益时的反应，不仅能够窥探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也将社会中潜藏着的巨大精神危机和欲望罪恶彰显出来。但是，处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面对金钱和欲望的诱惑，我们要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坚守我们善良、纯正的心灵，不能在欲望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而是在冷峻的现实中，寻找到最本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