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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他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却集中出现在清末到民国初年这七八十年间。“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作为一种文体，传记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和教育、认识及审美作用。而传记文体的演变，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学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还受传主个人因素的影响，这里包括个人品质、学识以及理想等。这种影响很复杂，有时是单一因素，有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故而，顾炎武传记之所以会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大量涌现，是社会历史条件、顾炎武个人品质和治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传记；顾炎武；传记文体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5－０195－03
引 言
顾炎武（1613—1682），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清代朴学开创者之一。《清史稿》称：“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清代以降，出现了大量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综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这两部较全面的清代传记的工具书做一统计可知，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共有31篇之多。若我们把这31篇传记按写作时间（若写作时间不可考则以辑选入书时间）由远及近做一排列，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写于康熙朝60年间的传记只有黄宗羲《思旧录》中1篇，雍正朝13年间为零，乾嘉时期八十五年大致有7篇，道光到宣统91年间也大致有11篇，民国初期12篇。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顾炎武的传记大量集中出现时在乾嘉以后，这与乾隆、嘉庆以后朴学的风行有这密切的关系。而道光至宣统年间多达11篇的传记，以及民国初年所收录或编纂的12篇，占笔者收集到的顾炎武传记总数的74﹒2%。如此多的传记集中出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除近代资料易于保存流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一、社会历史原因
公元1644年，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明清鼎革，给汉族士大夫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心灵冲击和震荡。“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地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仅仅一年时间，宗庙倾颓，异族入侵，国破家亡，接踵而来的巨变对于包括顾炎武在内深浸传统忠君思想和夷夏观念的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它不仅意味着政权的移易，更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夷狄入主之时代巨变，迫使他们反思追问：强大的明朝何以如此迅速亡于作为“夷狄”的清政权？带着“明亡之思”的焦虑，在沉重的心灵拷问下，他们从世运追究到学风，于是，明季士风的浇漓尤其学风的空虚遂成挞伐的焦点：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氏将亡国之由归于学人清谈、学风虚浮，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当时著名学者如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乎都得出了这样近乎一致的认识。于是明末理学的空谈心性、脱离实际、师心自用的流弊受到无情斥责与彻底清算。与之相对，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遂成清初蔚然风从的新学风。这既是对晚明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明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明清易代事实对于思想界的刺激。梁启超对此曾论述道：
“这些学者……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
顾炎武确是其中代表之一，他的生命轨迹与时代风云密不可分。他做学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延续汉族政权，反抗满洲统治，至少也是为了后代汉族正统的政治建设做准备。
历史的巨轮转到19世纪中叶，时代又一次风云突变，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式的冲击——鸦片战争。船坚炮利、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以它强硬的军事手段叩开了暮霭沉沉的旧中国之大门。鸦片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类似于明清易代却又更甚于明清鼎革，它不仅是对中国独立统治的挑战，对中华文化延续的割裂，更是对华夏民族种族传承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民族延续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一大批有识之士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反思传统、思新思变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流思想。他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在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觅变革依据，于是他们找到了顾炎武！
顾炎武一生与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深深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学者，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改良派学者冯桂芬、郭嵩焘等人深受顾氏影响。冯桂芬在《变科举议》一文中，引顾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斯言！”并作较为详细的阐述[4]。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对顾炎武等人的学说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作用做了高度评价：“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始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严复也很重视顾氏“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认为与西欧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质上是相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也深受顾炎武影响，其杰出代表章炳麟，改名绛，号太炎，明确表明他是顾氏学说及遗志的继承者。
顾炎武中年为抗清奔波劳走，晚年以著书寄托政治理想，变相反抗满族统治者。在清初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这种不合作态度，使以其为传主的传记在清初约一百年时间这么少就不足为奇了。而鸦片战争前后，相似甚至更为严峻的时代特征给了顾炎武及其学说大放异彩的机遇，于是，为顾炎武写传或搜集整理顾氏传记的学者增多，31篇顾炎武传记中23篇出现于此时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与时代的双重选择。
二、个人品质因素
全祖望是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亭林先生神道表》是顾氏传记中最有影响的一篇，写于乾隆年间。其时清建国已近百年，立国已稳，然而文化专制依旧强大，文字狱平均三年一发。在政治高压与严密文网之下，全祖望要真实表现具有崇高民族气节顾炎武，下笔殊非易事。而他传记安排却十分恰当，写顾氏“少落落有大志”，“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既抱故国之戚”，“志在四方”，“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1]等句，委婉含蓄，反复交代了顾炎武的政治态度而又不着痕迹，未涉一“明”字，却处处流露出顾氏故国难忘之思。明亡后，顾炎武有过一段北上奔走，漂泊不定的岁月，或为避祸或为图恢复。作者也写得颇为隐晦：
……六谒孝陵。东游直至会稽……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传中按时间顺序记录顾炎武明亡后六谒孝陵，复六谒思陵，最后定居华阴的过程。二十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并非被迫无奈，那么他究竟在谋划些什么，全祖望没有明确写出，然而故国之思、亡国之戚却伴随了他一路，一次又一次地拜谒明陵，俨然是凭吊之旅。明陵此时已成为故国的象征与精神的寄托，多次拜谒明陵也近乎一种人生价值和身份的认同。神州荡覆，四海沦胥，只有以凭吊明陵抚慰故国之思。几处垦田经营，又毫不留恋弃之而去，处处含蓄地流露出他耿耿不灭的恢复之志。
邓之诚在对顾炎武这一段南北游走的岁月写得更为详细，对他的政治意图也表述得更为明确：
时隆武新立于福州，大学士路振飞荐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是后四五年间，尝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盖受振飞命，纠合淮徐豪杰。《送归高士之淮上》诗曰“揣书还就故人斋”又曰“窗下听鸡舞亦佳”。高士为归庄……壬寅（康熙元年）以后，西南既覆，郑成功亦没，乃浩然长住。（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由于写作时间不同，邓之诚相较于全祖望，政治压力小，因此下笔之时顾虑少，涉及政治时亦以直笔为主。记述顾氏从隆武新立到康熙元年，一直在从事抗清恢复的秘密政治活动。他与归庄一起结交豪强，为抗清义士交通消息，担任抗清义军幕僚，为图恢复竭尽己力。即使康熙元年以后抗清形势艰难，他也没有放弃希望，仍然“北走雁门，两至大同”，实地考察山西河北一带的地理形势，为以后的抗清活动做准备。
顾炎武对故国忠贞不移、为求恢复矢志努力的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成为清末民初这一转折时期有志之士的榜样，为他立传，即是鼓励后进，提升民族整体自尊心与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正是这落落大气的凛然之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责任感，凛然的民族气节与坚贞的爱国情怀，使顾炎武兼具学者与志士的双重身份，并成就了他在清末民初百年间的卓越地位，同时推动了其时顾氏传记的创作与整理。
三、治学理念因素
作为名重一时的大师，顾炎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继承了儒学优秀传统，既是一种人生观，又是一种价值观，对于清一代思想界与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博学，以博学经世，并与“家国天下”相联系，“博学”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践知识。他标举“行己有耻”， 倡导博学的同时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将学与行两相结合，并于“博学”身体力行，苦读终身，即使北行途中，仍勤于读书：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偶有遗忘，旵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写顾氏出游时常“载书自随”，每到关塞，即寻访熟知典故的退伍老兵“询其曲折”，若与自己所知有出入，即发书“对勘”；时常默诵经书，有遗忘之处，也立即“发书而熟复之”。他这次出游，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距离数千里，却自始至终手不释卷，并对书中所记做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显示出他勤奋、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清儒学案》中对他的为学也有记载，说他带书出游时，“即其地即其事即其人以求之”“山川亭障，道途险要，古迹沿革，土物民风，下至草木鸟兽鱼虫之微，无不身历目验之。发书覆案以为信”，此为实地考察；“见夫典制文献集方志之有关于民生国计者，辄手录之。蝇头细楷，始终如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此为笔耕不辍。全祖望这样评价顾氏的治学：“予观宋乾、淳诸老，以经世自命者，莫如薛艮斋，而王道夫、倪石林继之，叶水心尤精精悍。然当南北分裂，闻而得之者多于见，若陈同甫则皆欺人无实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学皆未甚粹，未才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见之施行，又一禀于王道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者也。”（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肯定了顾氏讲究实证的治学精神与谨严的治学态度。
顾炎武孜孜不倦的读书、治学，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要求的“博学于文”：
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最精韵学……则有曰《音学五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访……有曰《金石文字记》。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也……《日知录》三十卷，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列举出顾炎武“平生学业之所最重者”的几部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其学术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经学、文学、音韵等领域。尤其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是他青年时期阅读邸报、实录、史书和各类典籍，辑录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论述，并借鉴当代社会实际并加以阐发写成的。其后又用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往于齐、燕、秦、晋之间进行实地考察，务求书中论述质实准确，于社会有所裨益。被全祖望誉为他“终身精诣之书”的《日知录》，是顾炎武集三十几年心力，一面创设条目、一面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改写而成，是他平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抽绎心得体会写出来的精彩札记。书中考据精辟，文辞博辨，且经世思想丰富，为顾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代表。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清史稿》作为官方正史，在顾炎武传中这样概括：“炎武之学，大抵主於敛华就实”（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清诗纪事初编》中论顾氏：“炎武之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是合学与行为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请儒学案》说他：“生平所学，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曰‘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则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所谓“敛华就实”，指其学风稳健质实，摒弃空疏虚浮，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从顾炎武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他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历史、文化深刻而彻底的反省，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行己有耻”的道德观、“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政治理念，对晚清学术发展和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顾炎武传记集中出现于清末百年间的学术因素。
“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作为一种文体，传记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和教育、认识及审美作用。而传记文体的演变，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学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还受传主个人因素的影响。这里包括个人品质、学识以及理想等。这种影响很复杂，有时是单一因素，有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故而，顾炎武传记之所以会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大量涌现，是社会历史条件、顾炎武个人品质和治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2] 汪学群，武才娃.清代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10.
[4]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2.
[6] 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
[7] 徐世昌，沈芝盈.清儒学案[M]. 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全祖望.鲒埼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杜连喆，房兆楹.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董建和.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8：9.
[13] 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M].台北：文明书局，1986.
[14]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栾保群，校注；黄汝成，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关键词：传记；顾炎武；传记文体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5－０195－03
引 言
顾炎武（1613—1682），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清代朴学开创者之一。《清史稿》称：“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清代以降，出现了大量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综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这两部较全面的清代传记的工具书做一统计可知，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共有31篇之多。若我们把这31篇传记按写作时间（若写作时间不可考则以辑选入书时间）由远及近做一排列，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写于康熙朝60年间的传记只有黄宗羲《思旧录》中1篇，雍正朝13年间为零，乾嘉时期八十五年大致有7篇，道光到宣统91年间也大致有11篇，民国初期12篇。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顾炎武的传记大量集中出现时在乾嘉以后，这与乾隆、嘉庆以后朴学的风行有这密切的关系。而道光至宣统年间多达11篇的传记，以及民国初年所收录或编纂的12篇，占笔者收集到的顾炎武传记总数的74﹒2%。如此多的传记集中出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除近代资料易于保存流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一、社会历史原因
公元1644年，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明清鼎革，给汉族士大夫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心灵冲击和震荡。“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地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仅仅一年时间，宗庙倾颓，异族入侵，国破家亡，接踵而来的巨变对于包括顾炎武在内深浸传统忠君思想和夷夏观念的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它不仅意味着政权的移易，更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夷狄入主之时代巨变，迫使他们反思追问：强大的明朝何以如此迅速亡于作为“夷狄”的清政权？带着“明亡之思”的焦虑，在沉重的心灵拷问下，他们从世运追究到学风，于是，明季士风的浇漓尤其学风的空虚遂成挞伐的焦点：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氏将亡国之由归于学人清谈、学风虚浮，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当时著名学者如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乎都得出了这样近乎一致的认识。于是明末理学的空谈心性、脱离实际、师心自用的流弊受到无情斥责与彻底清算。与之相对，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遂成清初蔚然风从的新学风。这既是对晚明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明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明清易代事实对于思想界的刺激。梁启超对此曾论述道：
“这些学者……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
顾炎武确是其中代表之一，他的生命轨迹与时代风云密不可分。他做学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延续汉族政权，反抗满洲统治，至少也是为了后代汉族正统的政治建设做准备。
历史的巨轮转到19世纪中叶，时代又一次风云突变，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式的冲击——鸦片战争。船坚炮利、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以它强硬的军事手段叩开了暮霭沉沉的旧中国之大门。鸦片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类似于明清易代却又更甚于明清鼎革，它不仅是对中国独立统治的挑战，对中华文化延续的割裂，更是对华夏民族种族传承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民族延续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一大批有识之士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反思传统、思新思变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流思想。他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在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觅变革依据，于是他们找到了顾炎武！
顾炎武一生与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深深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学者，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改良派学者冯桂芬、郭嵩焘等人深受顾氏影响。冯桂芬在《变科举议》一文中，引顾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斯言！”并作较为详细的阐述[4]。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对顾炎武等人的学说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作用做了高度评价：“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始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严复也很重视顾氏“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认为与西欧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质上是相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也深受顾炎武影响，其杰出代表章炳麟，改名绛，号太炎，明确表明他是顾氏学说及遗志的继承者。
顾炎武中年为抗清奔波劳走，晚年以著书寄托政治理想，变相反抗满族统治者。在清初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这种不合作态度，使以其为传主的传记在清初约一百年时间这么少就不足为奇了。而鸦片战争前后，相似甚至更为严峻的时代特征给了顾炎武及其学说大放异彩的机遇，于是，为顾炎武写传或搜集整理顾氏传记的学者增多，31篇顾炎武传记中23篇出现于此时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与时代的双重选择。
二、个人品质因素
全祖望是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亭林先生神道表》是顾氏传记中最有影响的一篇，写于乾隆年间。其时清建国已近百年，立国已稳，然而文化专制依旧强大，文字狱平均三年一发。在政治高压与严密文网之下，全祖望要真实表现具有崇高民族气节顾炎武，下笔殊非易事。而他传记安排却十分恰当，写顾氏“少落落有大志”，“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既抱故国之戚”，“志在四方”，“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1]等句，委婉含蓄，反复交代了顾炎武的政治态度而又不着痕迹，未涉一“明”字，却处处流露出顾氏故国难忘之思。明亡后，顾炎武有过一段北上奔走，漂泊不定的岁月，或为避祸或为图恢复。作者也写得颇为隐晦：
……六谒孝陵。东游直至会稽……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传中按时间顺序记录顾炎武明亡后六谒孝陵，复六谒思陵，最后定居华阴的过程。二十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并非被迫无奈，那么他究竟在谋划些什么，全祖望没有明确写出，然而故国之思、亡国之戚却伴随了他一路，一次又一次地拜谒明陵，俨然是凭吊之旅。明陵此时已成为故国的象征与精神的寄托，多次拜谒明陵也近乎一种人生价值和身份的认同。神州荡覆，四海沦胥，只有以凭吊明陵抚慰故国之思。几处垦田经营，又毫不留恋弃之而去，处处含蓄地流露出他耿耿不灭的恢复之志。
邓之诚在对顾炎武这一段南北游走的岁月写得更为详细，对他的政治意图也表述得更为明确：
时隆武新立于福州，大学士路振飞荐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是后四五年间，尝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盖受振飞命，纠合淮徐豪杰。《送归高士之淮上》诗曰“揣书还就故人斋”又曰“窗下听鸡舞亦佳”。高士为归庄……壬寅（康熙元年）以后，西南既覆，郑成功亦没，乃浩然长住。（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由于写作时间不同，邓之诚相较于全祖望，政治压力小，因此下笔之时顾虑少，涉及政治时亦以直笔为主。记述顾氏从隆武新立到康熙元年，一直在从事抗清恢复的秘密政治活动。他与归庄一起结交豪强，为抗清义士交通消息，担任抗清义军幕僚，为图恢复竭尽己力。即使康熙元年以后抗清形势艰难，他也没有放弃希望，仍然“北走雁门，两至大同”，实地考察山西河北一带的地理形势，为以后的抗清活动做准备。
顾炎武对故国忠贞不移、为求恢复矢志努力的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成为清末民初这一转折时期有志之士的榜样，为他立传，即是鼓励后进，提升民族整体自尊心与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正是这落落大气的凛然之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责任感，凛然的民族气节与坚贞的爱国情怀，使顾炎武兼具学者与志士的双重身份，并成就了他在清末民初百年间的卓越地位，同时推动了其时顾氏传记的创作与整理。
三、治学理念因素
作为名重一时的大师，顾炎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继承了儒学优秀传统，既是一种人生观，又是一种价值观，对于清一代思想界与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博学，以博学经世，并与“家国天下”相联系，“博学”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践知识。他标举“行己有耻”， 倡导博学的同时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将学与行两相结合，并于“博学”身体力行，苦读终身，即使北行途中，仍勤于读书：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偶有遗忘，旵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写顾氏出游时常“载书自随”，每到关塞，即寻访熟知典故的退伍老兵“询其曲折”，若与自己所知有出入，即发书“对勘”；时常默诵经书，有遗忘之处，也立即“发书而熟复之”。他这次出游，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距离数千里，却自始至终手不释卷，并对书中所记做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显示出他勤奋、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清儒学案》中对他的为学也有记载，说他带书出游时，“即其地即其事即其人以求之”“山川亭障，道途险要，古迹沿革，土物民风，下至草木鸟兽鱼虫之微，无不身历目验之。发书覆案以为信”，此为实地考察；“见夫典制文献集方志之有关于民生国计者，辄手录之。蝇头细楷，始终如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此为笔耕不辍。全祖望这样评价顾氏的治学：“予观宋乾、淳诸老，以经世自命者，莫如薛艮斋，而王道夫、倪石林继之，叶水心尤精精悍。然当南北分裂，闻而得之者多于见，若陈同甫则皆欺人无实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学皆未甚粹，未才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见之施行，又一禀于王道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者也。”（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肯定了顾氏讲究实证的治学精神与谨严的治学态度。
顾炎武孜孜不倦的读书、治学，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要求的“博学于文”：
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最精韵学……则有曰《音学五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访……有曰《金石文字记》。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也……《日知录》三十卷，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列举出顾炎武“平生学业之所最重者”的几部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其学术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经学、文学、音韵等领域。尤其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是他青年时期阅读邸报、实录、史书和各类典籍，辑录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论述，并借鉴当代社会实际并加以阐发写成的。其后又用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往于齐、燕、秦、晋之间进行实地考察，务求书中论述质实准确，于社会有所裨益。被全祖望誉为他“终身精诣之书”的《日知录》，是顾炎武集三十几年心力，一面创设条目、一面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改写而成，是他平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抽绎心得体会写出来的精彩札记。书中考据精辟，文辞博辨，且经世思想丰富，为顾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代表。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清史稿》作为官方正史，在顾炎武传中这样概括：“炎武之学，大抵主於敛华就实”（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清诗纪事初编》中论顾氏：“炎武之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是合学与行为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请儒学案》说他：“生平所学，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曰‘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则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所谓“敛华就实”，指其学风稳健质实，摒弃空疏虚浮，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从顾炎武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他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历史、文化深刻而彻底的反省，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行己有耻”的道德观、“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政治理念，对晚清学术发展和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顾炎武传记集中出现于清末百年间的学术因素。
“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作为一种文体，传记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和教育、认识及审美作用。而传记文体的演变，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学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还受传主个人因素的影响。这里包括个人品质、学识以及理想等。这种影响很复杂，有时是单一因素，有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故而，顾炎武传记之所以会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大量涌现，是社会历史条件、顾炎武个人品质和治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2] 汪学群，武才娃.清代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10.
[4]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2.
[6] 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
[7] 徐世昌，沈芝盈.清儒学案[M]. 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全祖望.鲒埼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杜连喆，房兆楹.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董建和.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8：9.
[13] 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M].台北：文明书局，1986.
[14]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栾保群，校注；黄汝成，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