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游牧民族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正在脱离原来的发展轨道，悄悄地进行着城市化的蜕变。今天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1%，且正在受到更多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游牧社会的生存方式正在被放弃，但游牧文化思想却作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凝聚顽强地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就人类与处所关系进行思考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人类文化发展谱系中，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有时间先后和结构形态上繁简之别，但本质上的优劣高低实际很难说清，尤其在现代城市文明病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游牧文明作为全球化世界中生态居住的理论模式释放出巨大思想能量，受到世界范围理论家与城市研究者的关注，成为他们批判城市规划官方话语的潜在参照系。
　　（一）城市与游牧的冲突与影响
　　“游牧”与“城市”的根本差异是移动与定居的区别，是人与空间的关系不同。游牧社会依赖家畜与空间移动以获取不确定资源的生活方式曾经对定居社会构成威胁，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游牧社会与现代经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游牧经济作为前工业经济形态，已经脱离于现代发展政策的轨道。因此，作为政策议题，游牧者越来越倾向于被定居化、农业化或者畜牧饲养化。21世纪的到来、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游牧社会的形态和人们对于游牧者的态度却出现了矛盾性的变化，一方面是恐惧，要求政府控制他们，使其定居下来；另一方面，游牧者被看作是“高贵的野蛮人”，对其生活方式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写入小说、编入电影、进入流行歌曲，甚至将其视为自由与独立的象征进入城市文化内部。都市里的民族风情园，流行音乐中的“最炫民族风”，服饰文化中的“部落风情”，文学艺术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情有独钟，都显示出当代城市文化中的游牧想象，游牧作为一种思想精神和文化符号，因其古老和现代化不足成为最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亦是丰富和提高城市文化品质不可或缺的元素。
　　（二）城市伦理精神中的游牧主义
　　游牧文化对当今城市文明最深刻的影响还是在理论模式和思维层面。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讲是人类在农业资源匮乏的边缘环境中利用草食动物与他们卓越的移动能力来获取资源的生活方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治疗师瓜塔里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为“游牧主义”，即在一种空间居住的不同方式，强调对土地的精神归属而不强调所有权，是一个“去领土化”的解放过程，并由此发展出颇具后现代性的“块茎理论”。这与当代的城市精神有着极强的内在相似性。在不断混杂和越界的前提下，典型的当代城市生活是流动的，是有多个地方归属的和多民族的。一个进入城市的居住者必须抛弃固有的理念和乡愁之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转换，拥有多重角色和身份归属，并始终处于新的边界认同中，包括社会制度、族群、文明以及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等等的变迁。同时在游牧民那里，“移动”并非是简单的逐水草而居的经济行为，更是摆脱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的手段，意味着自由的精神追求。这在城市文化中变成自由迁徙的可能和选择的多元性。城市的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文化样态允许人们有不同目标和选择，人际间的陌生、疏离更好地保护了个人的隐私，让人不至于为越界行为遭受道德和伦理的谴责，从农业文明坚固的宗法秩序和熟人社会逃出来的“叛逆者”更有深切感受，进入城市就意味着身心的解放和自由，这正是有归属地的农业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动力所在，也说明城市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它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物理空间的巨变，但人类原始的游牧精神却历久弥新，并以此为纽带界定城市与个体的关联。
　　（三）城市体验与游牧民的时空观念
　　与狄更斯把伦敦隐喻为“坟场”、“废墟”，左拉把巴黎想象成欲望放纵的“动物园”和没有出路的“迷宫”相比，高原、牧场、沙漠极少受到游牧子孙后裔的诅咒，相反倒是承受着“故乡”、“家园”、“摇篮”等精神皈依的美誉，这涉及空间体验与时间观念的微妙联系，并影响着道德价值体系的发展方向。现代城市是机械动力支撑下的高速运转，机械化的规模生产和高速运转激起了人类在追赶中产生的烦躁情绪，使人类在面对城市时无法完全秉持经济理性，更不会认同以权利、财富、强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标准的城市主义，而是不断通过文学、音乐、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表达个人的创伤性城市体验，反思人类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相反，游牧民族没有无尽的财富欲望，甚至缺乏基本的时间观念，完全是自在的、循环的、低产的生活方式，马背、牛车、骆驼上“坐着行走”的慢节奏和悠闲养成了他们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贵族气质，浪漫、忧伤、冥想、无功利之心，让人性趋向利他、热情、善良。这种思维容易陷入道德保守主义和城市罪恶论的认识误区，但是众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确实与机械创造的速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后现代的城市理论家提倡像游牧民一样通过“体验式生存”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在一个触觉、感观的空间里尽量延长时间以扩展心理空间，城市建设实践中不会再恪守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几何原理，在社区的花园穿插了弯弯曲曲的小径，在快速路之外设计了更多的城市慢行道，让人们在慢行中找回徜徉逍遥的天性，感受到居住空间的舒适美好，从而提升道德情感和心理空间。
　　（四）栖居与游牧之地
　　“生态城市”观念可以看作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认识的一次有限度调整，也是环境伦理学中“反规划”之后的重新建构。生态城市指向的是海德格尔以来的“栖居”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栖居不仅是归属某地，同时也指对某地的守护和保存，预设了持久、和谐的涵义。而现代的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超现代性和国际化，造成千城一面，太多的城市由于腐败和肤浅的城市规划理论而失去灵魂与本土特色。建筑专家和民俗学者推荐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反规划。反规划并不是城市建设中的无所作为，而是高度重视城市的历史积累与自然主体性，对人类居住空间进行符合自然本性的“自然性建构”。这种对人文与自然的辩证认识得益于游牧文明的启示，游牧民族真正恪守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由于相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游牧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创造和毁灭的力量，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感。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遂转化为整个游牧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统一意志，体现在他们的生产生活、图腾崇拜、习俗禁忌、道德法律以及文学艺术等一切领域。比如定期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通过季节性倒场把对自然的索取限定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蒙古包的形制不但与天圆地方的自然观念有着深刻联系，也是世界公认最环保的融入自然的建筑；草原民族的交通工具——马、骆驼、勒勒车等均为直接来自自然或自然有限人化的产物。这些都提示我们在现今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要真正认识自然本性、顺应自然，并不断去戳穿那些生态城市的“谎言”—— “伪生态化”，比如用水泥和石头堆砌的假山，靠大量能源耗费呈现的喷泉，依据刻板审美被修剪得整齐的草坪花木，这些城市景观充斥着人为操作的霸权和对自然本性的僭越。人类渴望原生态的生活和活力，城市需要自然带来的“流动的家园感”。何时人类能够克服“巧夺天工”、“人定胜天”的傲慢心理，何时人类就能突破城市的圈禁，“从而越过围墙，看到整个大自然是一片花园”，18世纪英格兰的这一理想直到如今还在对城市居住者发出召唤。人类或可以像游牧民族那样，休憩在自然？城市的怀抱中，对着蓝天白云唱一曲怀念家乡的牧歌，那忧伤的眼神掠过整个天地……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