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的“汽车圈”里，马传骐是一个容易被“主流”所忽视的人。在与汽车行业有关的各种论坛、沙龙会议上，你几乎找不到他，在涉及汽车行业的媒体密集采访报道中，你也看不到他，但你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他对于中国汽车行业发展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我是北汽的CFO，”马传骐喜欢强调这一点，但他一直自称是一个会计。
虽然人在国企，但马传骐却一点也不“低调”，甚至显得有些张扬，而如此高调地显露自己的“野心”，使得他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如果再考虑到他的职业——财务工作者，他的行为就更是显得不同寻常了。
仔细翻阅马传骐的履历，会发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因为出身不好，马传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苦涩和封闭的，为了逃避现实，他曾经躲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把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各种书籍都看了个遍，包括枯燥的历史和其他各种“杂书”，而这，却也无意中为他日后参与的各种谈判打下了基础。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故事甚至堪称年轻人励志书的样本。一个曾经处于社会底层且备受歧视的少年，一个仅有中专学历的会计，用近40年时间，一路奋争，用天赋和勤奋实现自身价值，造就业内传奇，并成功跻身北京大型国有汽车企业高级管理层。
让奔驰让步的人
1973年参加工作的马传骐，有着他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丰富经历，不但经历过“上山下乡”，而且迎接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不但在国企中经过历练，而且还曾入职政府部门，更曾经主动打破铁饭碗，由仕途红人变为独守南国的企业厂长，他甚至还让德国人给中国企业赔付了一笔“巨款”。
《汽车纵横》：听说您曾经让戴姆勒给了北汽一大笔钱，当初怎么就能让德国人赔款？我知道在汽车合资企业里一般都是外方的话语权强，让他们给中国人钱的例子好象不多见。
马传骐：因为德国人他们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
《汽车纵横》：德国人犯错？一般来说，他们是很严谨的。
马传骐：（笑）所以我一直说，这是德国人为他们的傲慢在买单。
《汽车纵横》：能具体说说吗？
马传骐：1998年，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强强联手”，成了当时世界第二大汽车集团，但是他们合并后经营得不好，因此后来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又分手了，2007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公司完成分拆——这段历史应该知道吧？
他们虽然交割清楚了，但是戴姆勒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忘了克莱斯勒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合资企业——北京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早期叫北京戴克——这个公司也就是北京奔驰的前身北京吉普，北汽开始合作的对象是克莱斯勒，然后他（戴姆勒）才加入进来，所以应该是三方合作。也就是说，除了戴姆勒和克莱斯勒，这家企业还有北汽这个股东，但分家时，戴姆勒把克莱斯勒整个给卖了，而忘了北京奔驰是合资企业。
《汽车纵横》：这有什么影响呢？
马传骐：戴姆勒的海外企业几乎都是全资的，因此他的交易不用跟任何人商量，卖了就卖了——这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但是北京戴克有北汽的股份啊。所以他们卖完我就不干了。我对他们说，哥儿们，你卖错了，你卖的是我们的共同资产，而这是对北汽发展最直接的威胁。
《汽车纵横》：怎么讲？
马传骐：克莱斯勒本来是北京戴克的股东，北京戴克刚刚投产了克莱斯勒的轿车项目300C、铂锐，而当时奔驰把克莱斯勒给卖了，我们就没法获得后续的技术和销售等支持了，所以当时我们产品销售就一落千丈，北京戴克陷入巨额亏损。为了彻底解决北京奔驰的问题，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2008年7月，北汽集团董事会就戴姆勒克莱斯勒分拆给北京奔驰造成的损失问题正式向戴姆勒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我是当时谈判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小组还包括公司财务部、法律部和奔驰财务负责人。
《汽车纵横》：这个谈判不容易。
马传骐：是极为艰苦的谈判。根据戴姆勒集团董事会的决定，他们最初将赔偿的数额限定为5亿欧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47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数目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地跟他们算帐，对资产、经营、人员等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核实，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测算，我们对各种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对有关法律文件进行了认真研读和比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依法有据，明确要求，晓以利害，寻求共识，最后戴姆勒方面同意将赔偿总金额提高到67.27亿元人民币。
《汽车纵横》：我们赚了一大笔。
马传骐：应该是没吃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其实我也就多谈了20个亿，就那么点事。2008年12月10日，我们签署了67.2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协议。同年12月23日，戴姆勒公司依据协议就向我们支付了首期现金赔偿款17.7亿元人民币。获得这笔赔偿后，北京奔驰重新制定发展战略，调整产品结构，到2010年，我们的产销和盈利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汽车产销5万辆，成功实现了扭亏为盈。所以后来好多人说，这笔赔偿资金实现了北汽集团所投入国有资本的保值，为北京奔驰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创造了条件。我到外管局去结汇的时候，外管局局长说这是“中国第一赔”，我还受到了北京市国资委和北汽集团的奖励。
创造“北戴合”模式
《汽车纵横》：后来，北汽和戴姆勒进行了更全面的战略合作，还创新了合资模式——双方交叉持股——实现了“北戴合”模式？
马传骐：应该是不打不成交吧。我觉得跟德国人打交道，有一点比较好，他们还是讲理的，不过前提是你得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才行。本质上，德国人很傲慢，想让他们服气，首先你得在业务上比他们强。其实简单地说，“北戴合”模式就是在北京奔驰合资公司，北汽增加持股比例到51%，实现“主营业务”获取权，同时戴姆勒收购北汽股份12%的股权。除了资本合作，在技术层面，戴姆勒还无偿将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平台有关技术许可给北汽股份，用来开发北汽自主品牌高端车；在业务合作层面，北汽与戴姆勒合资将重组北京奔驰销售公司。简单说，对我们的好处是，北汽拿了北京奔驰51%的控股权以后，徐总就可以拍板了。而且北汽上市后，我们就可以拿这钱发展自主品牌。这就是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也就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原则。 《汽车纵横》：我知道通过“北戴合”模式，北京奔驰合资公司的中方将增加持股1%，可以把北京奔驰纳入北汽股份，实现北汽控股“控股”北京奔驰，为北汽上市扫清障碍。但是德国人为什么要帮助北汽上市？他们是生意人，可不是活雷峰。
马传骐：他们为什么愿意和我们合作？因为他能获得利益。戴姆勒是上市公司，股东要求的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价值怎么体现？股票价格上去不就体现了吗，所以他们就得把戴姆勒的股价提上去，在资本市场，这也很正常。
《汽车纵横》：所以他们要讲故事。
马传骐：跟我们合作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吗。他们以前投资了北京奔驰，但是几乎所有的外国汽车公司都在这么做，都在投合资企业，这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也没有亮点，但是他们投北汽股份就不同了，这是合资企业的母公司。现在他们的股价从20多（欧元）已经涨到67（欧元）了。而且从长远来看，戴姆勒跟我们合作对所有的股东都有好处，合作之后我们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
《汽车纵横》：但是这样做，是否会突破国家产业政策中对汽车企业“合资股比”的限制？
马传骐：认为我们的“北戴合”模式突破了“合资股比”的限制，其实是种误解，北汽股份和北京奔驰这是两个法人主体，两套决策机制。北汽股份设有董事会，德国人有12%的股权，就意味着他只有12%的表决权。比如，德国人要是反对我们搞自主，我们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反对无效。
《汽车纵横》：为什么？
马传骐：因为他只有12%的表决权，而我这里有88%的赞成。在〈公司法〉里，搞不搞自主产品就是“一般事项”，也就是说有51%的同意票就可以干。而他们在北汽股份里只有12%，所以他们没法反对我们干自主产品。反过来，在北京奔驰里我们是51对49，也是我们能说了算。所以不能把这两个股份加起来去算什么股比。因为这是两个董事会，两套决策机制。即使是同一件事，即使是在北京奔驰同意了，但在北汽股份里如果大部分股东不同意，只要有道理，我们也可以否决。所以你不能简单做加法。
关于“合资股比”，我还想说几句。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合资汽车企业都是50：50的股权比，国家当时出台这条政策，一个是社会发展需要，再一个就是希望市场换技术，但这种股权结构是决策成本最高的一种结构，因为这既形不成简单的多数，也不可能有三分之二多数，而只有董事会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董事会才真正能起作用，所以在中国，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更多的是成为一种形式。而且虽然在股比上，我们有限制，理论上叫共同控制，但是几乎所有合资企业的产品都来自于外企，所以几乎在所有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里，中方的话语权都远远不如外企，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利润转移的情况。也就是说，“合资股比”的限制也并没有保护我们什么。
我到汽车企业之前是在电子企业工作，在西门子（合资）公司工作过，当时北京电话局是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在这家公司里，西门子占了40%的股份，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公司占60%，中国加入关贸协定后，西门子就立刻不计成本地把中国公司的股权都收过去了。因此，从危机意识来说，我是有考虑的，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政策放宽的时候，德国的奔驰、韩国的现代也会不计成本地收购我们的股权？如果到那时候，北汽就只剩下了福田——甚至福田还可以独立——那么北汽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应对。
《汽车纵横》：怎么办？
马传骐：只有发展我们自己的品牌——有些记者总是说我们不想发展自主品牌——怎么会呢，反正从我们北汽，从我们徐总这里来说，我们第一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展自己的品牌，北汽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如何发展，我们必须现实，汽车的技术来源是什么？一种是靠自主研发，但是人家发展了100多年，我们怎么赶？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跟日韩汽车企业发展的那个时代不同，国际市场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不能走闭门造车的路子，必须对外开放，必须考虑我们应该怎么持续经营，怎么能得到自主知识产权。
《汽车纵横》：所以你们收购了萨博？
马传骐：当时买萨博时，北汽确实有点头脑发热，是买萨博的股权，还是要他的技术？当时我作为北汽的CFO，我得冷静思考，并说服徐总。从萨博的负债情况看，当时萨博的显性负债大概是4.5亿欧元，而瑞典是福利国家，而且工会力量非常强大，就算是收购了股权当了老板，也未必能获得知识产权，这是有先例的。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所有权是这家公司，而不是你的股权持有人。工会肯定会阻挠你去转移知识产权，因为你转移知识产权，跑到中国建厂，就把他的就业机会给丢了。所以当时我就力主，我们缺什么买什么。而我们缺的就是我们自主品牌中端轿车的技术，我们就花钱买这个东西。最后瑞典政府和萨博买股权的价格，就是你给一块钱就行，你就可以成为股东，而买知识产权的价格是两亿美金，但我宁可选择后者。现在三、四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站上中欧讲坛的中专生
从在北京774厂财务处担任会计，马传骐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他历任该处科长、副处长，京东方财务部长，西门子（中国）培训中心副总会计师，北京国际技术合作中心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北京市工委、经委财务处处长，北京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工促局财务处长等职。
《汽车纵横》：总会计师当谈判组长，好象并不多见，你为什么能做到？
马传骐：跟阅历有关系，首先我不像一般的会计。一般的会计只算账，其实20年、30年前，我也是那么一会计——“帐房先生”，但是我不甘心。我想，人就这几十年，总得干点事。而且我不光是会计，我还是一个财务。财务学的理论基础是价值创造，或者叫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机会多的是。首先是你得发现价值，第二，你得寻找价值增值的方法，而且得有个舞台去发现和寻找价值。
在北汽，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有一个好领导，最难得的是他对我的信任、包容和理解，不是所有的董事长都愿意听不同意见的。徐总在判断大势、制定战略都是雷厉风行，在具体执行时，我就会想得比他多些、细些，我得提醒他注意有哪些风险。我参与的所有谈判，我们的领导从来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设置什么底线。每次我们的谈判都有一个小组，这里面有财务方面的专家，有法律、技术方面的专家，要利用好有利的战略优势，了解清楚外国人想要什么，我们又想要什么。谈判的确是一件难事，要有点毅力、也要有点耐心。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和压力，不过我高兴的是，我参与的谈判结果都还不错。 《汽车纵横》：既然不想当“帐房先生”，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会计专业？
马传骐：我没读过大学，是在一所中专学的财会。
《汽车纵横》：（没读大学）是因为当时学习不好吗？
马传骐：初中毕业我是全年级第一名，但是我没上高中，因为出身不好，我就插队当知青了。1979年我曾经考上过吉林大学法律系，但是因为家里的原因也没去成。
《汽车纵横》：是什么原因？
马传骐：穷。那个时候我已经能赚40多块钱，如果去读大学的话就没有这个收入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但别管上没上过大学，我一直都在读书。初中毕业没学上之后，我还曾经在图书馆看了5、6年的书。
《汽车纵横》：可以谈下喜欢阅读哪类书籍么？
马传骐：什么书都看，宗教的、历史的……反正能找得到的，都看。这个（经历）对我一辈子来说受益匪浅，所以我经常讲，有时候童年受点苦是好事。到现在，很多新的东西我都在看。比如每个月的经济数字我都认真阅读。虽然我只有中专学历，但后来我拿的是中欧的EMBA学位。在中欧读书的时候，我是年龄最大和学历最低的学生。但去年，他们居然让我站到中欧的讲坛去给中欧的校友讲课。我是草根，去讲理论肯定不行，我主要讲经验。
《汽车纵横》：像你这么高调的CFO不多见，尤其是在国企里。
马传骐：国外对CFO的定义首先是CEO的战略合作伙伴，而CEO相当于我们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而且CFO应该是董事会成员，应该参与决策，要对董事会和CEO同时负责。但是据我所知在国企当中，比如北京的国企，我当集团董事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现在可能也不超过3、4个，在央企里，总会计师往往都排在副总后面。因为总会计师不参与决策，只是一个战略的执行者的角色。所以，要想当首席财务官CFO（不是总会计师）就得提高自己的财务领导力，就得在企业当中有话语权。但是，话语权来自哪儿？首先就要细分职责，第一是风险控制，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最基本的东西，包括管理、利润，成本的控制，包括IPO，包括融资。第二个就是价值创造，我们过去在企业当中通过会计管理手段来节约成本费用也是一种价值创造，但是那只是间接的价值创造，优秀的CFO应创造直接的价值。
《汽车纵横》：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CFO？
马传骐：要做好CFO，要有大局观和把握大趋势的能力。此外，我觉得提高CFO的话语权还来自于从业经验，CFO的政策性很强，要理解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等考核体系，不能逾越这个政策底线；其次CFO的专业性很强，而且实践性也很强。尤其搞企业是实体经济，是需要经验积累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多学点东西，学习会计以外的东西。CFO应创造直接的价值，提高我们团队的能力，多给企业作贡献，让大家认可，自然就有话语权。
“我是北汽的CFO，”马传骐喜欢强调这一点，但他一直自称是一个会计。
虽然人在国企，但马传骐却一点也不“低调”，甚至显得有些张扬，而如此高调地显露自己的“野心”，使得他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如果再考虑到他的职业——财务工作者，他的行为就更是显得不同寻常了。
仔细翻阅马传骐的履历，会发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因为出身不好，马传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苦涩和封闭的，为了逃避现实，他曾经躲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把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各种书籍都看了个遍，包括枯燥的历史和其他各种“杂书”，而这，却也无意中为他日后参与的各种谈判打下了基础。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故事甚至堪称年轻人励志书的样本。一个曾经处于社会底层且备受歧视的少年，一个仅有中专学历的会计，用近40年时间，一路奋争，用天赋和勤奋实现自身价值，造就业内传奇，并成功跻身北京大型国有汽车企业高级管理层。
让奔驰让步的人
1973年参加工作的马传骐，有着他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丰富经历，不但经历过“上山下乡”，而且迎接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不但在国企中经过历练，而且还曾入职政府部门，更曾经主动打破铁饭碗，由仕途红人变为独守南国的企业厂长，他甚至还让德国人给中国企业赔付了一笔“巨款”。
《汽车纵横》：听说您曾经让戴姆勒给了北汽一大笔钱，当初怎么就能让德国人赔款？我知道在汽车合资企业里一般都是外方的话语权强，让他们给中国人钱的例子好象不多见。
马传骐：因为德国人他们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
《汽车纵横》：德国人犯错？一般来说，他们是很严谨的。
马传骐：（笑）所以我一直说，这是德国人为他们的傲慢在买单。
《汽车纵横》：能具体说说吗？
马传骐：1998年，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强强联手”，成了当时世界第二大汽车集团，但是他们合并后经营得不好，因此后来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又分手了，2007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公司完成分拆——这段历史应该知道吧？
他们虽然交割清楚了，但是戴姆勒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忘了克莱斯勒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合资企业——北京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早期叫北京戴克——这个公司也就是北京奔驰的前身北京吉普，北汽开始合作的对象是克莱斯勒，然后他（戴姆勒）才加入进来，所以应该是三方合作。也就是说，除了戴姆勒和克莱斯勒，这家企业还有北汽这个股东，但分家时，戴姆勒把克莱斯勒整个给卖了，而忘了北京奔驰是合资企业。
《汽车纵横》：这有什么影响呢？
马传骐：戴姆勒的海外企业几乎都是全资的，因此他的交易不用跟任何人商量，卖了就卖了——这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但是北京戴克有北汽的股份啊。所以他们卖完我就不干了。我对他们说，哥儿们，你卖错了，你卖的是我们的共同资产，而这是对北汽发展最直接的威胁。
《汽车纵横》：怎么讲？
马传骐：克莱斯勒本来是北京戴克的股东，北京戴克刚刚投产了克莱斯勒的轿车项目300C、铂锐，而当时奔驰把克莱斯勒给卖了，我们就没法获得后续的技术和销售等支持了，所以当时我们产品销售就一落千丈，北京戴克陷入巨额亏损。为了彻底解决北京奔驰的问题，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2008年7月，北汽集团董事会就戴姆勒克莱斯勒分拆给北京奔驰造成的损失问题正式向戴姆勒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我是当时谈判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小组还包括公司财务部、法律部和奔驰财务负责人。
《汽车纵横》：这个谈判不容易。
马传骐：是极为艰苦的谈判。根据戴姆勒集团董事会的决定，他们最初将赔偿的数额限定为5亿欧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47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数目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地跟他们算帐，对资产、经营、人员等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核实，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测算，我们对各种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对有关法律文件进行了认真研读和比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依法有据，明确要求，晓以利害，寻求共识，最后戴姆勒方面同意将赔偿总金额提高到67.27亿元人民币。
《汽车纵横》：我们赚了一大笔。
马传骐：应该是没吃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其实我也就多谈了20个亿，就那么点事。2008年12月10日，我们签署了67.2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协议。同年12月23日，戴姆勒公司依据协议就向我们支付了首期现金赔偿款17.7亿元人民币。获得这笔赔偿后，北京奔驰重新制定发展战略，调整产品结构，到2010年，我们的产销和盈利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汽车产销5万辆，成功实现了扭亏为盈。所以后来好多人说，这笔赔偿资金实现了北汽集团所投入国有资本的保值，为北京奔驰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创造了条件。我到外管局去结汇的时候，外管局局长说这是“中国第一赔”，我还受到了北京市国资委和北汽集团的奖励。
创造“北戴合”模式
《汽车纵横》：后来，北汽和戴姆勒进行了更全面的战略合作，还创新了合资模式——双方交叉持股——实现了“北戴合”模式？
马传骐：应该是不打不成交吧。我觉得跟德国人打交道，有一点比较好，他们还是讲理的，不过前提是你得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才行。本质上，德国人很傲慢，想让他们服气，首先你得在业务上比他们强。其实简单地说，“北戴合”模式就是在北京奔驰合资公司，北汽增加持股比例到51%，实现“主营业务”获取权，同时戴姆勒收购北汽股份12%的股权。除了资本合作，在技术层面，戴姆勒还无偿将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平台有关技术许可给北汽股份，用来开发北汽自主品牌高端车；在业务合作层面，北汽与戴姆勒合资将重组北京奔驰销售公司。简单说，对我们的好处是，北汽拿了北京奔驰51%的控股权以后，徐总就可以拍板了。而且北汽上市后，我们就可以拿这钱发展自主品牌。这就是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也就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原则。 《汽车纵横》：我知道通过“北戴合”模式，北京奔驰合资公司的中方将增加持股1%，可以把北京奔驰纳入北汽股份，实现北汽控股“控股”北京奔驰，为北汽上市扫清障碍。但是德国人为什么要帮助北汽上市？他们是生意人，可不是活雷峰。
马传骐：他们为什么愿意和我们合作？因为他能获得利益。戴姆勒是上市公司，股东要求的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价值怎么体现？股票价格上去不就体现了吗，所以他们就得把戴姆勒的股价提上去，在资本市场，这也很正常。
《汽车纵横》：所以他们要讲故事。
马传骐：跟我们合作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吗。他们以前投资了北京奔驰，但是几乎所有的外国汽车公司都在这么做，都在投合资企业，这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也没有亮点，但是他们投北汽股份就不同了，这是合资企业的母公司。现在他们的股价从20多（欧元）已经涨到67（欧元）了。而且从长远来看，戴姆勒跟我们合作对所有的股东都有好处，合作之后我们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
《汽车纵横》：但是这样做，是否会突破国家产业政策中对汽车企业“合资股比”的限制？
马传骐：认为我们的“北戴合”模式突破了“合资股比”的限制，其实是种误解，北汽股份和北京奔驰这是两个法人主体，两套决策机制。北汽股份设有董事会，德国人有12%的股权，就意味着他只有12%的表决权。比如，德国人要是反对我们搞自主，我们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反对无效。
《汽车纵横》：为什么？
马传骐：因为他只有12%的表决权，而我这里有88%的赞成。在〈公司法〉里，搞不搞自主产品就是“一般事项”，也就是说有51%的同意票就可以干。而他们在北汽股份里只有12%，所以他们没法反对我们干自主产品。反过来，在北京奔驰里我们是51对49，也是我们能说了算。所以不能把这两个股份加起来去算什么股比。因为这是两个董事会，两套决策机制。即使是同一件事，即使是在北京奔驰同意了，但在北汽股份里如果大部分股东不同意，只要有道理，我们也可以否决。所以你不能简单做加法。
关于“合资股比”，我还想说几句。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合资汽车企业都是50：50的股权比，国家当时出台这条政策，一个是社会发展需要，再一个就是希望市场换技术，但这种股权结构是决策成本最高的一种结构，因为这既形不成简单的多数，也不可能有三分之二多数，而只有董事会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董事会才真正能起作用，所以在中国，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更多的是成为一种形式。而且虽然在股比上，我们有限制，理论上叫共同控制，但是几乎所有合资企业的产品都来自于外企，所以几乎在所有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里，中方的话语权都远远不如外企，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利润转移的情况。也就是说，“合资股比”的限制也并没有保护我们什么。
我到汽车企业之前是在电子企业工作，在西门子（合资）公司工作过，当时北京电话局是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在这家公司里，西门子占了40%的股份，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公司占60%，中国加入关贸协定后，西门子就立刻不计成本地把中国公司的股权都收过去了。因此，从危机意识来说，我是有考虑的，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政策放宽的时候，德国的奔驰、韩国的现代也会不计成本地收购我们的股权？如果到那时候，北汽就只剩下了福田——甚至福田还可以独立——那么北汽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应对。
《汽车纵横》：怎么办？
马传骐：只有发展我们自己的品牌——有些记者总是说我们不想发展自主品牌——怎么会呢，反正从我们北汽，从我们徐总这里来说，我们第一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展自己的品牌，北汽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如何发展，我们必须现实，汽车的技术来源是什么？一种是靠自主研发，但是人家发展了100多年，我们怎么赶？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跟日韩汽车企业发展的那个时代不同，国际市场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不能走闭门造车的路子，必须对外开放，必须考虑我们应该怎么持续经营，怎么能得到自主知识产权。
《汽车纵横》：所以你们收购了萨博？
马传骐：当时买萨博时，北汽确实有点头脑发热，是买萨博的股权，还是要他的技术？当时我作为北汽的CFO，我得冷静思考，并说服徐总。从萨博的负债情况看，当时萨博的显性负债大概是4.5亿欧元，而瑞典是福利国家，而且工会力量非常强大，就算是收购了股权当了老板，也未必能获得知识产权，这是有先例的。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所有权是这家公司，而不是你的股权持有人。工会肯定会阻挠你去转移知识产权，因为你转移知识产权，跑到中国建厂，就把他的就业机会给丢了。所以当时我就力主，我们缺什么买什么。而我们缺的就是我们自主品牌中端轿车的技术，我们就花钱买这个东西。最后瑞典政府和萨博买股权的价格，就是你给一块钱就行，你就可以成为股东，而买知识产权的价格是两亿美金，但我宁可选择后者。现在三、四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站上中欧讲坛的中专生
从在北京774厂财务处担任会计，马传骐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他历任该处科长、副处长，京东方财务部长，西门子（中国）培训中心副总会计师，北京国际技术合作中心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北京市工委、经委财务处处长，北京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工促局财务处长等职。
《汽车纵横》：总会计师当谈判组长，好象并不多见，你为什么能做到？
马传骐：跟阅历有关系，首先我不像一般的会计。一般的会计只算账，其实20年、30年前，我也是那么一会计——“帐房先生”，但是我不甘心。我想，人就这几十年，总得干点事。而且我不光是会计，我还是一个财务。财务学的理论基础是价值创造，或者叫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机会多的是。首先是你得发现价值，第二，你得寻找价值增值的方法，而且得有个舞台去发现和寻找价值。
在北汽，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有一个好领导，最难得的是他对我的信任、包容和理解，不是所有的董事长都愿意听不同意见的。徐总在判断大势、制定战略都是雷厉风行，在具体执行时，我就会想得比他多些、细些，我得提醒他注意有哪些风险。我参与的所有谈判，我们的领导从来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设置什么底线。每次我们的谈判都有一个小组，这里面有财务方面的专家，有法律、技术方面的专家，要利用好有利的战略优势，了解清楚外国人想要什么，我们又想要什么。谈判的确是一件难事，要有点毅力、也要有点耐心。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和压力，不过我高兴的是，我参与的谈判结果都还不错。 《汽车纵横》：既然不想当“帐房先生”，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会计专业？
马传骐：我没读过大学，是在一所中专学的财会。
《汽车纵横》：（没读大学）是因为当时学习不好吗？
马传骐：初中毕业我是全年级第一名，但是我没上高中，因为出身不好，我就插队当知青了。1979年我曾经考上过吉林大学法律系，但是因为家里的原因也没去成。
《汽车纵横》：是什么原因？
马传骐：穷。那个时候我已经能赚40多块钱，如果去读大学的话就没有这个收入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但别管上没上过大学，我一直都在读书。初中毕业没学上之后，我还曾经在图书馆看了5、6年的书。
《汽车纵横》：可以谈下喜欢阅读哪类书籍么？
马传骐：什么书都看，宗教的、历史的……反正能找得到的，都看。这个（经历）对我一辈子来说受益匪浅，所以我经常讲，有时候童年受点苦是好事。到现在，很多新的东西我都在看。比如每个月的经济数字我都认真阅读。虽然我只有中专学历，但后来我拿的是中欧的EMBA学位。在中欧读书的时候，我是年龄最大和学历最低的学生。但去年，他们居然让我站到中欧的讲坛去给中欧的校友讲课。我是草根，去讲理论肯定不行，我主要讲经验。
《汽车纵横》：像你这么高调的CFO不多见，尤其是在国企里。
马传骐：国外对CFO的定义首先是CEO的战略合作伙伴，而CEO相当于我们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而且CFO应该是董事会成员，应该参与决策，要对董事会和CEO同时负责。但是据我所知在国企当中，比如北京的国企，我当集团董事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现在可能也不超过3、4个，在央企里，总会计师往往都排在副总后面。因为总会计师不参与决策，只是一个战略的执行者的角色。所以，要想当首席财务官CFO（不是总会计师）就得提高自己的财务领导力，就得在企业当中有话语权。但是，话语权来自哪儿？首先就要细分职责，第一是风险控制，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最基本的东西，包括管理、利润，成本的控制，包括IPO，包括融资。第二个就是价值创造，我们过去在企业当中通过会计管理手段来节约成本费用也是一种价值创造，但是那只是间接的价值创造，优秀的CFO应创造直接的价值。
《汽车纵横》：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CFO？
马传骐：要做好CFO，要有大局观和把握大趋势的能力。此外，我觉得提高CFO的话语权还来自于从业经验，CFO的政策性很强，要理解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等考核体系，不能逾越这个政策底线；其次CFO的专业性很强，而且实践性也很强。尤其搞企业是实体经济，是需要经验积累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多学点东西，学习会计以外的东西。CFO应创造直接的价值，提高我们团队的能力，多给企业作贡献，让大家认可，自然就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