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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张吴政权的统治中心，和平富庶的苏州成为元末士人躲避战乱的优选之地，北郭诗人群也迅速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但它之所以最终能在诗歌领域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地域性文人群体，围城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北郭诸子因苏州之围而得以凝聚其群体意识，深化了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悟，促进了创作活动。都城受困下的文人团体，应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苏州围城诗人群崛起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72-08
元末明初诸多地域性文人群体中，苏州的北郭诗人群颇受关注。①它的异军突起颠覆了元代中晚期以降的诗坛格局，促进了明初诗风的顺利转型。目前学界对北郭诗人群的结社、成员、分期、特点等重要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其兴起的原因或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②在群体天赋与勤奋程度相差有限的前提下，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于不同诗人群的成长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北郭诗人群的兴起，即直接与朱元璋对于苏州的围困相关。③本文拟以苏州之围为切入点，纵向考察北郭诗人群的成长历程，探求围城之于该团体的群体意识、创作实践与文学主张的影响，以期有所发现。
围城前：苏州和平的利与弊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张士诚建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祐”。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攻占苏州，并陷湖州、松江、常州诸路。三月，以苏州承天寺为宫，立省院六部百官。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降元，江浙行省左丞达识帖睦尔承制授其为太尉。至正二十三年（1363），自立为吴王，修造宫阙，分设官属于苏州，终止了对元朝的效忠，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灭亡。张士诚对元朝或降或叛，其核心诉求均是为了保存实力，维持割据局面，苏州则是该政权事实上的都城。朱元璋渡江后，主要奉行西打陈友谅，东和张士诚的军事战略，这就使吴中地区相较于饱受战火蹂躏的江西、中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
① 笔者弃用传统说法“北郭诗社”，而使用“北郭诗人群”，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北郭诗人群”所指范围更大，除北郭诗社的成员之外，也包括曾寓居北郭，与北郭社友间有唱酬关系的陈惟允、陈惟寅等诗人;其二，“北郭诗社”会随着社友们的离散而告终结，“北郭诗人群”则类似于今日的同学群，更少受到时间与地域的局限。
② 参看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4～536页;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第二章《交游》，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35～79页;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何宗美：《北郭诗社考辨——兼论元末明初三大诗人群体》，《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41～73页;刘廷乾：《“北郭十友”考辨》，《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元明之际的苏州先后被称作平江、隆兴与苏州。为避免混乱，故统称为苏州。元顺帝至正廿六年（1366）十一月至廿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的军队对苏州实施了长达十月之久的围城，最终苏州沦陷，张士诚政权灭亡。
等處，不啻为乱世中的一方绿洲;作为统治中心的苏州，较之与朱元璋、方国珍势力接壤，时而发生激烈战事的杭州、绍兴、常州等城市，更是乐土中的乐土。
张士诚兄弟本为盐贩出身，却也懂得收揽人心、招贤纳士的道理。杨维桢拒绝了张氏的邀聘，但对其评价仍不失公正，认为其“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铁崖先生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0页。时人瞿佑也谈及张氏笼络人才的效果：“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明]瞿佑：《哀姑苏》，《归田诗话》卷下，丛书集成初编，第2576册，第40页。于是，无论是出于择主的目的，或是躲避战乱的需求，和平富庶的苏州必然会成为南北士人们的上上之选。
伴随着大批外地士人流寓苏州，并与本地士人自由组合，北郭诗人群的出现亦属水到渠成之事。正如高启所云：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送唐处敬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1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此文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冬送别唐肃之作，有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故而没有详列交游。除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外，这一时期的团体还应包括频繁来往于北郭的本籍人士僧道衍、宋克，避居苏州的周砥，应聘出仕张士诚政权的杨基等人。参看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从高启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十分丰富，包括问学、音乐和诗歌等多领域的研习与交流。但真正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力量，还是诗歌。高启砥砺于学，尤嗜诗，致有“诗淫”之嘲;《高青丘集》卷11《青丘子歌》，有小序：“闲居无事，终日苦吟，间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第433页。杨基则自称“我素有诗疾，逢人即谈诗”;[明]杨基撰，杨世明、杨隽校点：《眉庵集》卷1《衡阳逢丁泰》，巴蜀书社，2005年，第43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张羽“自江右来，与高、杨、徐相友善，聚首之际，未尝不以诗为事”。[明]张习：《静居集后志》，《静居集》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第797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对于诗歌的热爱使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也在此唱彼和、切磋琢磨中普遍提升了写作技巧与创作水准。 唱和是文人群体活动的基本形式。北郭诗友们以诗为媒，唱和非常频繁，王行《跋东皋唱和卷》云：“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盖卷帙既富矣。”[明]王行：《半轩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393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从元代群体创作的主流形态来看，同题赋咏是极重要的创作方式，北郭诗人群也不例外。如杨基《冰》诗，有小序：“连日毒热，思冰不可得，因赋五言排律一首，书箑上，庶几望梅止渴之意也。仍邀来仪、季迪、幼文三文学同咏。”《眉庵集·补遗》，第353页。又如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僧道衍赴任径山书记，王行作《送道衍上人之径山》一文，高启、徐贲、杨基则分咏履、钵、净瓶以赠别。这些富有竞赛意趣的创作方式很容易激发参与者的好胜心和想象力，既能增进彼此的友谊，又有益于个体技艺的提高。
北郭诸子往往集创作者与评论者于一体。他们会把自己的诗作送至友人处请求指教，也会品评对方投寄的作品。王彝《哀辞》：“（高启）所居去予不远，故与予未尝一日而离，其有所离，或授馆于外，亦或以诗见寄。”《高青丘集》附录《高启哀辞》，第1014頁。周砥《读故友徐幼文诗集有怀》：“欲与评诗恨久违，楚云吴树两依微。读阑北郭平生稿，秋晚空斋掩落晖。”[清]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八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册，第522页。杨基《梦故人高季迪三首》诗小序：“辛亥八月十八夜，梦与季迪论诗。已而各出诗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中抵掌故态如常时，因赋三绝，季迪且索其旧作云。”《眉庵集》卷11，第309页。诗人们互为师友，通过品鉴的方式相互督促，取长补短，实现了友谊与诗艺的双重升华。
北郭诗人们的频繁酬唱、互为品评，其实也是分享人生体验和创作经验，寻求情感与思想共鸣的过程，彼此的审美观念、创作风格也会呈现出趋近的态势，进而达成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他们所尊崇的创作典范，在杨基“早与高徐辈，远慕黄初时”《眉庵集》卷1《衡阳逢丁泰》，第43页。和张羽“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静居集》卷4《绿水园燕集》诗云：“芳圃逼江城，回波绕舍清。主人擅文学，过客总簪缨。适向吴中会，何殊洛下英。唐虞共敷讲，风雅用和赓。矍铄攻辞健，铿锵得句精。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更愿相加勉，流传汉简声。”绿水园雅集举办于元顺帝至正廿六年，是由陈惟允、陈维寅兄弟主持，北郭诸子参与的文学胜会，高启、王行亦有同题诗文传世。张羽提出的文学主张，似可视为诗人群体的共同追求。的诗句中表达得清晰明朗。那就是上溯汉魏，以建安、黄初文学为旨归。元代学习建安、黄初文学的首倡者，应是活跃于前中期文坛的馆阁文人袁桷。他不满同时代诗家的创作取向，认为“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羁而不怨”，[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49《书栝苍周衡之诗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2164页。是值得师法的文学典范。然而，袁桷所生活的时代恰值元朝的全盛期，与建安、黄初文学所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天壤之别，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大体停留在形式规摹和技巧学习的层面，反映出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的无可奈何，响应者也寥寥无几。北郭诗人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则与建安、黄初时期的文人们极为相似，皆是生活在天步艰难、群雄割据、个体生命若釜中游鱼的季世，且曹魏邺下文人集团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文人群体，这就使得北郭诗人群重拾袁桷的诗论既富有现实合理性，也具备了将文学主张付诸创作实践的可能性。
因此，北郭诗人群能够成为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有密切的创作交流以及合理的文学主张的联盟，实拜苏州的和平所赐。廖可斌先生认为，当时浙东和江西的文人数量也相当可观，但由于不具备吴中地区那么优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文人们基本上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奔窜于穷乡僻壤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交流和创作氛围，导致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稍逊一筹。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他所论的对象虽然是整个吴中派较之其他群体的优势，同样适用于范围更窄的北郭诗人群。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和平是把双刃剑，它也给北郭诗人群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张士诚的统治区域并不局限于苏州一地，其政权最盛时，统治范围“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23《张士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694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文人或出或处，区域内流动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周砥、高巽志、徐贲、张羽、唐肃诸人因种种原因离开苏州，远赴绍兴、嘉兴、湖州等处，或去来无定，或一去不回，群体无法保持稳定性。这就使得北郭诗人群面临着岭南“南园五先生”的类似困境，仅是一个以私人情感为纽带，以诗艺切磋为追求的松散文人团体，群体意识的养成受到挑战。
和平的环境固然有利于诗道的研讨和诗技的切磋，但其限制作用也非常显著。罗宗强先生评价建安诗歌：“战乱的环境，一方面给建立功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这样的环境，形成了慷慨任气的风尚，也给士人带来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以慷慨悲凉为美，就成了此时自然而然、被普遍接受的情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一章《建安的文学思想》，中华书局，1996年，第36页。元朝对于江南士人一以贯之的疏离和猜忌，张士诚的胸无大志和反复无常，消弭了北郭诗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政治追求，他们对政权的更迭保持着一种典型的旁观者心态，自我生命的保全而非立功于乱世成了首选。 左东岭的《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对此问题有精辟的论述。吴中地区特别是苏州的和平又保证他们能够在烽烟四起的乱世中过着一种相对优游愉悦、闲适风雅的生活，无从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因此，北郭诗人们虽然提出了师法建安、黄初文学的主张，却囿于现实生活的狭隘与单调，仅仅袭得前贤之皮毛，整体创作更接近于他们所鄙弃的大历诗风：生活接触面不广，诗歌的题材不离欢宴、送别、登览、题画、游园等等;内容大都侧重于抒发个人的情思，缺乏现世的关怀与思想的深度;更重视形式与技巧的学习，艺术表现呈现出格式化、套路化的倾向。蒋寅：《大历诗风》，凤凰出版社，2009年。此书对大历诗风有着精确的概括与分析，可资参考。 简言之，围城前的北郭诗人群拥有了数量较为可观的成员，但并没有凝聚出强烈的群体意识;找到了正确的师法对象，掌握了纯熟的写作技巧，却受制于生活体验的匮乏，无法将理论和实践完美融合，创作出高明的诗歌作品。假如张士诚也像方国珍、何真等元末群雄一样，在面对朱元璋的进攻时选择不抵抗政策，奉土归附，和平统一，那么北郭诗人群的文学成就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域性群体相比，恐怕亦是伯仲之间。但是，倔强的张士诚选择了困兽犹斗，在注定了自身命运以悲剧结束的同时，却为北郭诸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最终成就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
围城中：生死体验与群体进化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开始了东西两吴政权的最后决战。至十一月，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进击苏州，“筑长围困之”，《明史》卷123《张士诚传》，第3695页。时间长达十月之久。围城在给北郭诗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为群体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奉行的是先扫清外围，最后总攻苏州的战争策略，客观上使苏州成了吴中地区的最终避难所。高启《春日怀十友诗》完成于围城中，系仿张羽《怀友诗》而作，诗题分别为《余司马尧臣》《张校理羽》《杨署令基》《王隐君行》《吕道士敏》《宋军咨克》《徐记室贲》《陈孝廉则》《僧道衍》《王征士彝》。由此可知，战争不仅迫使原已移居湖州等地的张羽、徐贲等团队核心成员重归故地，而且连居住于苏州郊县或其他城市的王彝、陈则、吕敏等人都来到北郭，与留居的高启、杨基、王行等人汇合，成员未减反增，声势赫然。
张士诚攻打苏州，郡守贡师泰不战而走，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苏州也得以延续五代以来的和平与繁荣。《眉庵集》卷4《春风行》：“东吴自经五世乱，四百余年绝兵燹。”第105页;《高青丘集》卷10《次韵杨孟载早春见寄》：“吾乡繁华天下稀，花柳村村随步转。”第405页。北郭诗人们的活动范围，又几乎不出张士诚控制的吴中地区。除余尧臣曾在绍兴亲自统军与朱元璋军作过战之外，绝大多数诗人对于战争的印象更多来自耳闻而非实历。围城为他们提供了战争的初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是如此的残酷与恐怖。
围城是冷兵器时期卓有成效的作战方式，它以強制隔离的手段，给被围困者加以生理与心理上的极限施压，彻底摧毁对方的战斗能力和抵抗意志。朱元璋对于苏州长达十个月的围困，给城中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生离死别成为生活的常态。此时此地，北郭诗人们生死相托，患难相扶，共同熬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日。张羽撰诗抚慰徐贲丧子，后者有“众中独有君相念，知得君曾有此悲”[明]徐贲：《北郭集》卷6《答张来仪见慰丧子顺哥》，题注：“至正丁未八月廿二。”正是围城之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612页。按：本节内所引诗歌，均可确定其完成于围城中。若干诗歌的考证过程因篇幅所限，故略省之（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的感喟。其实，高启亦有《慰徐参军丧子》：“天上麒麟去莫羁，千秋亭上夕风悲。劝君不用情钟甚，即是当年未有时。”《高青丘集》卷18，第799页。故友之间固然是情深义重，新知也会得到及时的支持。王彝误陷围城，不得孝养老母，王行首先表示“士大夫生逢乱离，已为不幸;困处围城之中，是重不幸也。况足下仓卒非意，误触于兹，非不幸之尤者乎”，对友人表达出“了解之同情”，并予以真挚的劝解：
且以先府君积德后必大，今足下之才之学，足以征之。虽母子暂隔，既不忘孝养之忱，则天与善人，必自有处，乌可不自爱以静俟之乎。若云困厄浸久，不得不忧，则一城之中，讵独足下。事已无奈何，当一委诸命焉。足下讲道素明，必计之尤熟，又何说之待仆。《半轩集》卷2《与王常宗书》，第308～309页。
干戈未定，噩梦难醒，北郭诗人们深刻觉悟到现实处境的可悲可叹，愈发沉湎于诗酒之乐，用频繁的聚会来抵御围城的重压。张羽《续怀友诗》云：
予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人，则嘉陵杨君孟载、介丘王君止仲、渤海高君季迪、剡郡徐君幼文也。时余与诸君及永嘉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
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明]张羽：《静庵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505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王彝《衍师文稿序》亦云：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剡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明]王彝：《王常宗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411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北郭诗人们并非真的“不知有风尘之警者”，也不可能意识不到时局的艰危，而是下意识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强作旷达，用文学将无法左右的生死祸福摈弃于心灵之外，将现实的北郭之境幻化为诗友们的世外桃源。围城的威胁反使大家超越了志趣相投的浅表层次，跃升为同生共死的金石之交，他们的群体意识也得以空前的强化，形成了极富集体认同感的命运共同体。
北郭诗人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认也因围城而渐趋加深。刘勰评价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9《时序第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94页。曹操、王粲、陈琳等代表作家生长于军阀割据、战祸深重的易代之际，有的还亲身经历过困苦流离的生活，目击世风衰颓，百姓怨恨，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对这种社会现实体会得比较深刻，而又长于表达技巧，所以作品会反映动荡不安的现实，表达建功立业的精神，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北郭诗人们身处围城之中，游走于生与死的边缘，时时生活在明知苏州必然陷落，没顶之灾随时到来却不得不努力坚持的恐惧之中，处境的艰难较之建安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落魄不任事”又使他们无法建功立业，丧失了任何自救的可能。此时的北郭诸子，更多领悟的是三曹、七子等先贤对于人生朝露与世事难测的悲哀，并用围城之前已掌握的娴熟技巧予以表达。张羽“佳会苦难常，清辉怆易收”、《静居集》卷1《中秋夜玩月怀王高徐诸友》，第728页。徐贲“之人逝不返，胡宁不悲伤”，《北郭集》卷2《悼亡》，第564页。均流露出浓厚的悲凉情思，标志着他们正在摆脱围城前的机械拟古，与前人有了契合的心境与共鸣的情志。 围城对北郭诗人们的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或许是由于避讳的缘故，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存世有限，但思想性与感染力有了显著的进步。即使仍是专注于个体的作品，其深度较之围城前亦不可同日而语。试以张羽与张适的两首诗歌为例：
何处葬深情，牵车出晓城。冢间无白日，镜里是前生。积壤销钗凤，荒苔掩珮琼。空余故衣在，手迹尚分明。
埋骨近莲宫，松杉满径风。明珠辞掌上，白璧毁泉中。卷有涂鸦墨，花迷趁蝶丛。伤心嬴博者，此恨讵能同。《静庵集》卷3，第527页。（张羽《怀故妻及亡儿》）
寒山寺外古江村，隐见先人墓上门。绕郡风尘三月隔，满墩松柏几株存。鸟啼花发仍春色，云断烟消似客魂。寒食无由将麦饭，侧身西望泪如奔。[明]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第278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张适《丁未岁三月登西城望先人垄》）
张羽诗题有注：“时在姑苏围城中”;有小序：“故妻与稚子墓俱在吴兴，每岁常一展省。风尘阻绝，泫然兴怀，因赋短诗，用寄哀悰。”足见两诗的主题相似，均是表达围城中欲省墓而不得的哀戚。墓祭是中国的传统礼仪，寄托着生人对于已故亲人无尽的尊崇和追思。张羽妻儿的坟墓远在吴兴，故写作重心放置怀想，用生死、今昔的场景来形成强烈对比，突出现实的幽愤与凄凉。张适先人的坟墓就在苏州城郊，他的书写更偏重于松柏、花鸟、烟云等现实景物触发的真情流露，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绝望与苦痛。两首诗歌看似拘执于作者的个人体验，实际上却代表了苏州城中土著人与流寓人对战时墓祭的两种情感取向，具有了普遍性与典型性的意义。
其中的佼佼者高启不再满足于对于社会现实的单纯描述，率先尝试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纷繁俶扰的局势，发为吟咏，多磊落郁结之音。如《登西城门》：“登城望神州，风尘暗淮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高青丘集》卷6，第233～234页。
元季群雄为一己之私利，“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页。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生灵涂炭无以复加。高启继承了建安诸子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朱、张之间的不义之战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更揭示出统一背后血淋淋的历史真相，因其普适性而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清人金檀评价高启“处胜国则悲歌慷慨”，[清]金檀：《高青丘年谱小引》，《高青丘集》附录，第998页。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而立论，显示出高启已能够娴熟地将文学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
综上所述，围城意外地壮大了北郭诗人群的队伍，并用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拥有了类似于“难友”的情感体验，进一步强化了群体认同。他们也因围城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学习对象，作品的高度和广度较之和平时期有了质的提升。
围城后：图腾化的“北郭”和群体创作的升华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并自缢于金陵，宣告了东吴政权的灭亡。对于绝大多数的北郭诗人来说，围城的解除并不意味着磨难的结束，而是新一轮的开始。他们生活在朱元璋的严酷统治之下，隐居山林也好，出仕朝廷也罢，贬谪和非正常死亡成为普遍的现象。
北郭诗人们遭遇的贬谪，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朱元璋攻破苏州后对张吴政权官员们的集体惩罚。按照他的要求，“凡获其官属……及诸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来建康”。[明]吴宽：《皇明平吴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88页。杨基、徐贲与余尧臣均在此列。经甄别后，三人同贬临濠，后陆续获得赦免。第二阶段是出仕明朝后遭遇的贬谪。唐肃、申屠衡贬谪临濠，张适远谪云南，张羽贬窜岭南等等。而非正常死亡的诗人比比皆是：高启、王彝卷入魏观谋反案被诛;王行牵涉入蓝玉谋反案被杀;徐贲坐犒劳军队不时，瘐死狱中;张羽自知不免，投水自尽;杨基被谗夺职供役，卒于工所。即使放在明初知识分子普遍遭受迫害的历史大背景下，北郭诗人们的境遇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如此惨淡的人生，使他们更为珍视围城中结下的生死情谊。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寄居杭州的张羽再作《续怀友诗》，怀思远在他乡的高启、杨基、徐贲、王行、余尧臣五人。洪武六年（1373），杨基奉使湖广，短短数月行程，即有《舟泊浔阳怀申屠衡》《舟中闻邻船吴歌有怀幼文来仪》《湘江道中思常宗》诸作。在北郭诗人们的别集中，梦友、怀友、思友、答友、寄友等类型的作品相较围城之前，其数量的增长幅度相当可观，折射出他们的友情坚如磐石。
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曾假借客语来解答分离是否会令友情变淡的质疑：“君子所贵乎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于千载，神交于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尔。岂必生同时、居同里，连栋宇之密而接杖履之勤乎？诸君能不以远而忘其好，不以疏而易其志，不以穷达而渝其久要之心，则虽限胡与越，而亦不异于北郭之近矣。”《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第872页。入明之后，北郭诗人们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但在共同经历了围城之难后，他们的群体意识并未随着时空变换而趋于淡薄，作为意象的“北郭”屡屡见诸笔端：
正当送客南塘路，更拟酬诗北郭朋。《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3，第304页。（张适《董山人来白田为寄高季迪诗赋此赠别》）
千里有情思北郭，半年无梦落南台。《北郭集》卷5，第605页。（徐贲《江西途中寄吴城北郭王李诸友》）
此夜云窗开帙看，宛同北郭对床吟。《高青丘集》附录，第1020页。（僧道衍《雪夜读高启诗》）
事去南朝犹有恨，梦归北郭已无凭。《高青丘集》卷14，第581页。（高启《衍师见访钟山里第》）
诗句中的“北郭”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成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家园，成为他们超脱现实不幸的精神图腾。徐贲更是直接将诗集定名为《北郭集》，来表達自己对于这段生活的眷眷之情。 强烈的群体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用诗歌来绘制成员们的画像，如徐贲《次韵王止仲见寄并柬东郡诸友》：“仁山道学丽白日，少陵文采明秋虹。又知席师学清净，可贵衍衲修真空。药师老成饱兵学，安石俊健夸文雄。王家笔法到幼子，高君奇句欺三红。相思宁问异远近，结交尚赖全始终。”《北郭集》卷3，第578页。又如僧道衍《送李炼师还吴》中有：“荐绅吴下真渊薮，独欣东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颉颃，形服相忘岁年久。”[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574页。
徐贲、僧道衍诗中所涉北郭诗人有王彝、杜寅、姚广孝、谢徽、高启、王行、张羽、申屠衡、余尧臣、唐肃、王隅、李睿、徐贲、席应珍共计14人。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姜宸英曾说：“我辈人人有集，然诗传与否未可知。惟当连缀姓名于集中，幸有传者，即附载之人亦因以显。”[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第2页。这种企冀声名传世的解决方案，北郭诸子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付诸实践。徐贲、僧道衍借鉴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创作手法，详细列举诗友们的名姓、性情与专长，予以公开的标榜与称誉。这些充满深情的记忆文字，足可反映出他们对于北郭生涯的留恋与不舍。
强烈的群体意识，也促使他们敢为友人的不幸而发声。高启因牵涉谋反案而被诛，任何悼念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作对于朱元璋的挑战。但是张适撰哀辞，王行作祭文，徐贲、张羽、杨基等人纷纷赋诗，悲悼他的无辜受难，高度评价他的为人处世和创作成就，这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去年围中在北郭，何异孤豚落深井”，《高青丘集》卷8《兵后逢张孝廉醇》，第344页;《次韵周谊秀才对月见寄》，第349页。围城带来的生理摧残与心理创伤尚有待时间来平复，朱元璋恼恨于苏州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施加的贬谪降官、强制移民、增加赋税等多重惩罚又接踵而至，严酷无情的现实及其所引发的情感激荡，必然会在北郭诗人们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在有诗文集行世的诸子中，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等核心成员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大体出现在围城结束后的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年，围城的记忆、反思与后果均是极其重要的书写对象。
苏州之围非常残酷，“城中被困者九月，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时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没。士诚聚尸焚于城内，烟焰不觉，哀号动地”。[明]杨循吉：《吴中故语》，江苏文献丛钞初编本，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对于劫后余生的北郭诸子来说，围城带来的苦难历历在心：
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王常宗集》卷4，第430页。（王彝《偶题二首》）
重见兵前面，能全窜后身。《北郭集》卷4，第583页。（徐贲《黄山人家次韵答陈秀才》）
前年九日吴城破，廿口仓黄惊窜走。《眉庵集》卷5，第123页。（杨基《九日袁赞府宅赏菊》）
政怜此地无惊扰，归梦如何又入城。《高青丘集》卷15，第616页。（高启《宿张氏江馆》）
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王、徐着力表达幸存者的感喟，杨基则在还原一个完整家庭城破后的悲惨场景，高启更是让我们看到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诗人形象。应创性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表现之一，即个体在清醒或睡眠时，创伤记忆强行进入脑海，以闪回或噩梦的形式重现当时的事件场景，使个体不断地重复体验当初的情绪和感觉，强烈程度也相差无几。作品所描述的历史现场与心理惊悸过于真实，具有摄人魂魄的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固然仍会为自身的遭际而叹息流涕，但客观环境让他们走出“小我”的世界，推己及人，开始像建安文人般关注百姓的疾苦和民生的凋敝。苏州城破之后，昔日的繁华富庶一变为今日的满目疮痍，朱元璋的政策更加剧了百姓们生存的苦痛。北郭诸子开始用诗歌来记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风貌。张适的《送吴生还临濠》批判将苏州百姓强迁至临濠的政策，“故里翻为客，他乡籍作民”，《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2，第291页。道出了众多吴中移民们的酸楚;杨基的《赠萧处士别》哀叹围城带来的死亡，“故旧十室九战死，唯有碧草长如人”，《眉庵集》卷2，第75页。道出了人不如草的乱世真相;高启的《送陈秀才归沙上省墓》虽是复归和平后的赠别，“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高青丘集》卷17，第719页。中却能品味出悲惨的现实意蕴。长歌当哭，以诗存史，似已成为他们的共识。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书写没有单纯停留在现实层面，而是共同站在历史高度去观察刚刚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张吴政权为他们提供了将近十年的庇护，使大家得以苟全于乱世，维持着相对的体面与尊严。而看似强大的割据政权随着苏州的沦陷而灰飞烟灭，无疑会激发他们的反思：
废兴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高青丘集》卷14，第598页。（高启《吴城感旧》）
麋鹿昔游何处草，雁鸿不似去年秋。《王常宗集》卷4，第431页。（王彝《东归有感》）
关河万里悲兴废，城郭千年感是非。《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1，第279页。（张适《春日登胥門城楼》）
三首诗歌均作于围城解除以后，作者们的写作重心或有所歧异，但都把苏州作为吟唱的聚焦点，永恒的山水与变迁的政权形成强烈的反差，对历史兴亡的感触替代了对个人生死的喟叹，整体格调从感伤转为悲凉，诗歌也因此具有了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
北郭诗人们创作水准的普遍提高，不仅源自社会现实的强力冲击，也受惠于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悟。高启自不待言，杨基亦能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顺利实现了诗风的蜕变。杨基师承杨维桢，被明清诗评家指认为元末纤秾风气的代表作家。此说若用于杨基围城之前的作品尚属客观，但评价围城之后的作品，显然有失公允。杨基上有年近90的老祖母，下有呱呱而泣的小儿，却在苏州城破后先被发遣金陵，再贬谪至临濠，后又任命为荥阳主簿，回朝后寄居句容。他就像王粲、陈琳等建安文人一样，备受颠沛流离之苦，饱尝生离死别之悲。九死一生让杨基开阔了视野，涤荡了心胸，目睹了战乱给广大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兼而有之，显然不能粗暴地用纤巧来评价。如《梁园饮酒歌》从作者出生历述至任职荥阳主簿，情感真实强烈、鲜明动人，显见杨基已深得建安诗风之真味。而《忆昔行赠杨仲亨》《送李琴川谪临海》《哭翟好问》《赠许白云》等系列作品大都慷慨悲凉，体现出格高情长、梗概多气的建安特色。徐贲、张羽、王彝等人没有达到高、杨二人的水准，但他们也或多或少创作了一批稍具风骨的作品，对明初诗歌的复古风尚有所贡献。
苏州城破后的北郭诸子固然是云散星离，但他们的群体意识并未被时空距离所削弱，“北郭”成为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记。不幸的境遇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理解，其诗歌作品也因反映围城的记忆、反思和后果而兼具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群体创作的普遍水准得以提高。
结语
北郭诗人群的脱颖而出，苏州之围功莫大焉。围城的强制性隔离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诗人们在生死相依、患难相扶中凝聚了鲜明的群体意识，增进了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认，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思想的深度、历史的高度与艺术的感染力，个别佼佼者还实现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这也使他们的社团一跃成为元末明初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群体。“国家不幸诗家幸”，北郭诗人群的成长历程无疑又是一例颇为生动的注解。
申而论之，无论是封建统一王朝，还是地方割据政权，都城被围都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且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仅以明代的北京为例，它先后遭遇了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与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三次来自北方民族的围城。而元明以降的都城文坛，结社风气兴盛，诗人们多是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建构文学理论，从事文学创作。围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群体心理、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等方面，是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的全新课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苏州围城诗人群崛起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72-08
元末明初诸多地域性文人群体中，苏州的北郭诗人群颇受关注。①它的异军突起颠覆了元代中晚期以降的诗坛格局，促进了明初诗风的顺利转型。目前学界对北郭诗人群的结社、成员、分期、特点等重要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其兴起的原因或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②在群体天赋与勤奋程度相差有限的前提下，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于不同诗人群的成长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北郭诗人群的兴起，即直接与朱元璋对于苏州的围困相关。③本文拟以苏州之围为切入点，纵向考察北郭诗人群的成长历程，探求围城之于该团体的群体意识、创作实践与文学主张的影响，以期有所发现。
围城前：苏州和平的利与弊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张士诚建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祐”。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攻占苏州，并陷湖州、松江、常州诸路。三月，以苏州承天寺为宫，立省院六部百官。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降元，江浙行省左丞达识帖睦尔承制授其为太尉。至正二十三年（1363），自立为吴王，修造宫阙，分设官属于苏州，终止了对元朝的效忠，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灭亡。张士诚对元朝或降或叛，其核心诉求均是为了保存实力，维持割据局面，苏州则是该政权事实上的都城。朱元璋渡江后，主要奉行西打陈友谅，东和张士诚的军事战略，这就使吴中地区相较于饱受战火蹂躏的江西、中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
① 笔者弃用传统说法“北郭诗社”，而使用“北郭诗人群”，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北郭诗人群”所指范围更大，除北郭诗社的成员之外，也包括曾寓居北郭，与北郭社友间有唱酬关系的陈惟允、陈惟寅等诗人;其二，“北郭诗社”会随着社友们的离散而告终结，“北郭诗人群”则类似于今日的同学群，更少受到时间与地域的局限。
② 参看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4～536页;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第二章《交游》，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35～79页;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何宗美：《北郭诗社考辨——兼论元末明初三大诗人群体》，《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41～73页;刘廷乾：《“北郭十友”考辨》，《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元明之际的苏州先后被称作平江、隆兴与苏州。为避免混乱，故统称为苏州。元顺帝至正廿六年（1366）十一月至廿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的军队对苏州实施了长达十月之久的围城，最终苏州沦陷，张士诚政权灭亡。
等處，不啻为乱世中的一方绿洲;作为统治中心的苏州，较之与朱元璋、方国珍势力接壤，时而发生激烈战事的杭州、绍兴、常州等城市，更是乐土中的乐土。
张士诚兄弟本为盐贩出身，却也懂得收揽人心、招贤纳士的道理。杨维桢拒绝了张氏的邀聘，但对其评价仍不失公正，认为其“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铁崖先生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0页。时人瞿佑也谈及张氏笼络人才的效果：“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明]瞿佑：《哀姑苏》，《归田诗话》卷下，丛书集成初编，第2576册，第40页。于是，无论是出于择主的目的，或是躲避战乱的需求，和平富庶的苏州必然会成为南北士人们的上上之选。
伴随着大批外地士人流寓苏州，并与本地士人自由组合，北郭诗人群的出现亦属水到渠成之事。正如高启所云：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送唐处敬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1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此文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冬送别唐肃之作，有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故而没有详列交游。除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外，这一时期的团体还应包括频繁来往于北郭的本籍人士僧道衍、宋克，避居苏州的周砥，应聘出仕张士诚政权的杨基等人。参看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从高启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十分丰富，包括问学、音乐和诗歌等多领域的研习与交流。但真正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力量，还是诗歌。高启砥砺于学，尤嗜诗，致有“诗淫”之嘲;《高青丘集》卷11《青丘子歌》，有小序：“闲居无事，终日苦吟，间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第433页。杨基则自称“我素有诗疾，逢人即谈诗”;[明]杨基撰，杨世明、杨隽校点：《眉庵集》卷1《衡阳逢丁泰》，巴蜀书社，2005年，第43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张羽“自江右来，与高、杨、徐相友善，聚首之际，未尝不以诗为事”。[明]张习：《静居集后志》，《静居集》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第797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对于诗歌的热爱使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也在此唱彼和、切磋琢磨中普遍提升了写作技巧与创作水准。 唱和是文人群体活动的基本形式。北郭诗友们以诗为媒，唱和非常频繁，王行《跋东皋唱和卷》云：“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盖卷帙既富矣。”[明]王行：《半轩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393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从元代群体创作的主流形态来看，同题赋咏是极重要的创作方式，北郭诗人群也不例外。如杨基《冰》诗，有小序：“连日毒热，思冰不可得，因赋五言排律一首，书箑上，庶几望梅止渴之意也。仍邀来仪、季迪、幼文三文学同咏。”《眉庵集·补遗》，第353页。又如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僧道衍赴任径山书记，王行作《送道衍上人之径山》一文，高启、徐贲、杨基则分咏履、钵、净瓶以赠别。这些富有竞赛意趣的创作方式很容易激发参与者的好胜心和想象力，既能增进彼此的友谊，又有益于个体技艺的提高。
北郭诸子往往集创作者与评论者于一体。他们会把自己的诗作送至友人处请求指教，也会品评对方投寄的作品。王彝《哀辞》：“（高启）所居去予不远，故与予未尝一日而离，其有所离，或授馆于外，亦或以诗见寄。”《高青丘集》附录《高启哀辞》，第1014頁。周砥《读故友徐幼文诗集有怀》：“欲与评诗恨久违，楚云吴树两依微。读阑北郭平生稿，秋晚空斋掩落晖。”[清]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八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册，第522页。杨基《梦故人高季迪三首》诗小序：“辛亥八月十八夜，梦与季迪论诗。已而各出诗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中抵掌故态如常时，因赋三绝，季迪且索其旧作云。”《眉庵集》卷11，第309页。诗人们互为师友，通过品鉴的方式相互督促，取长补短，实现了友谊与诗艺的双重升华。
北郭诗人们的频繁酬唱、互为品评，其实也是分享人生体验和创作经验，寻求情感与思想共鸣的过程，彼此的审美观念、创作风格也会呈现出趋近的态势，进而达成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他们所尊崇的创作典范，在杨基“早与高徐辈，远慕黄初时”《眉庵集》卷1《衡阳逢丁泰》，第43页。和张羽“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静居集》卷4《绿水园燕集》诗云：“芳圃逼江城，回波绕舍清。主人擅文学，过客总簪缨。适向吴中会，何殊洛下英。唐虞共敷讲，风雅用和赓。矍铄攻辞健，铿锵得句精。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更愿相加勉，流传汉简声。”绿水园雅集举办于元顺帝至正廿六年，是由陈惟允、陈维寅兄弟主持，北郭诸子参与的文学胜会，高启、王行亦有同题诗文传世。张羽提出的文学主张，似可视为诗人群体的共同追求。的诗句中表达得清晰明朗。那就是上溯汉魏，以建安、黄初文学为旨归。元代学习建安、黄初文学的首倡者，应是活跃于前中期文坛的馆阁文人袁桷。他不满同时代诗家的创作取向，认为“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羁而不怨”，[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49《书栝苍周衡之诗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2164页。是值得师法的文学典范。然而，袁桷所生活的时代恰值元朝的全盛期，与建安、黄初文学所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天壤之别，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大体停留在形式规摹和技巧学习的层面，反映出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的无可奈何，响应者也寥寥无几。北郭诗人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则与建安、黄初时期的文人们极为相似，皆是生活在天步艰难、群雄割据、个体生命若釜中游鱼的季世，且曹魏邺下文人集团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文人群体，这就使得北郭诗人群重拾袁桷的诗论既富有现实合理性，也具备了将文学主张付诸创作实践的可能性。
因此，北郭诗人群能够成为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有密切的创作交流以及合理的文学主张的联盟，实拜苏州的和平所赐。廖可斌先生认为，当时浙东和江西的文人数量也相当可观，但由于不具备吴中地区那么优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文人们基本上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奔窜于穷乡僻壤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交流和创作氛围，导致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稍逊一筹。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他所论的对象虽然是整个吴中派较之其他群体的优势，同样适用于范围更窄的北郭诗人群。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和平是把双刃剑，它也给北郭诗人群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张士诚的统治区域并不局限于苏州一地，其政权最盛时，统治范围“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23《张士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694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文人或出或处，区域内流动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周砥、高巽志、徐贲、张羽、唐肃诸人因种种原因离开苏州，远赴绍兴、嘉兴、湖州等处，或去来无定，或一去不回，群体无法保持稳定性。这就使得北郭诗人群面临着岭南“南园五先生”的类似困境，仅是一个以私人情感为纽带，以诗艺切磋为追求的松散文人团体，群体意识的养成受到挑战。
和平的环境固然有利于诗道的研讨和诗技的切磋，但其限制作用也非常显著。罗宗强先生评价建安诗歌：“战乱的环境，一方面给建立功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这样的环境，形成了慷慨任气的风尚，也给士人带来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以慷慨悲凉为美，就成了此时自然而然、被普遍接受的情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一章《建安的文学思想》，中华书局，1996年，第36页。元朝对于江南士人一以贯之的疏离和猜忌，张士诚的胸无大志和反复无常，消弭了北郭诗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政治追求，他们对政权的更迭保持着一种典型的旁观者心态，自我生命的保全而非立功于乱世成了首选。 左东岭的《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对此问题有精辟的论述。吴中地区特别是苏州的和平又保证他们能够在烽烟四起的乱世中过着一种相对优游愉悦、闲适风雅的生活，无从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因此，北郭诗人们虽然提出了师法建安、黄初文学的主张，却囿于现实生活的狭隘与单调，仅仅袭得前贤之皮毛，整体创作更接近于他们所鄙弃的大历诗风：生活接触面不广，诗歌的题材不离欢宴、送别、登览、题画、游园等等;内容大都侧重于抒发个人的情思，缺乏现世的关怀与思想的深度;更重视形式与技巧的学习，艺术表现呈现出格式化、套路化的倾向。蒋寅：《大历诗风》，凤凰出版社，2009年。此书对大历诗风有着精确的概括与分析，可资参考。 简言之，围城前的北郭诗人群拥有了数量较为可观的成员，但并没有凝聚出强烈的群体意识;找到了正确的师法对象，掌握了纯熟的写作技巧，却受制于生活体验的匮乏，无法将理论和实践完美融合，创作出高明的诗歌作品。假如张士诚也像方国珍、何真等元末群雄一样，在面对朱元璋的进攻时选择不抵抗政策，奉土归附，和平统一，那么北郭诗人群的文学成就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域性群体相比，恐怕亦是伯仲之间。但是，倔强的张士诚选择了困兽犹斗，在注定了自身命运以悲剧结束的同时，却为北郭诸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最终成就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
围城中：生死体验与群体进化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开始了东西两吴政权的最后决战。至十一月，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进击苏州，“筑长围困之”，《明史》卷123《张士诚传》，第3695页。时间长达十月之久。围城在给北郭诗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为群体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奉行的是先扫清外围，最后总攻苏州的战争策略，客观上使苏州成了吴中地区的最终避难所。高启《春日怀十友诗》完成于围城中，系仿张羽《怀友诗》而作，诗题分别为《余司马尧臣》《张校理羽》《杨署令基》《王隐君行》《吕道士敏》《宋军咨克》《徐记室贲》《陈孝廉则》《僧道衍》《王征士彝》。由此可知，战争不仅迫使原已移居湖州等地的张羽、徐贲等团队核心成员重归故地，而且连居住于苏州郊县或其他城市的王彝、陈则、吕敏等人都来到北郭，与留居的高启、杨基、王行等人汇合，成员未减反增，声势赫然。
张士诚攻打苏州，郡守贡师泰不战而走，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苏州也得以延续五代以来的和平与繁荣。《眉庵集》卷4《春风行》：“东吴自经五世乱，四百余年绝兵燹。”第105页;《高青丘集》卷10《次韵杨孟载早春见寄》：“吾乡繁华天下稀，花柳村村随步转。”第405页。北郭诗人们的活动范围，又几乎不出张士诚控制的吴中地区。除余尧臣曾在绍兴亲自统军与朱元璋军作过战之外，绝大多数诗人对于战争的印象更多来自耳闻而非实历。围城为他们提供了战争的初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是如此的残酷与恐怖。
围城是冷兵器时期卓有成效的作战方式，它以強制隔离的手段，给被围困者加以生理与心理上的极限施压，彻底摧毁对方的战斗能力和抵抗意志。朱元璋对于苏州长达十个月的围困，给城中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生离死别成为生活的常态。此时此地，北郭诗人们生死相托，患难相扶，共同熬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日。张羽撰诗抚慰徐贲丧子，后者有“众中独有君相念，知得君曾有此悲”[明]徐贲：《北郭集》卷6《答张来仪见慰丧子顺哥》，题注：“至正丁未八月廿二。”正是围城之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612页。按：本节内所引诗歌，均可确定其完成于围城中。若干诗歌的考证过程因篇幅所限，故略省之（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的感喟。其实，高启亦有《慰徐参军丧子》：“天上麒麟去莫羁，千秋亭上夕风悲。劝君不用情钟甚，即是当年未有时。”《高青丘集》卷18，第799页。故友之间固然是情深义重，新知也会得到及时的支持。王彝误陷围城，不得孝养老母，王行首先表示“士大夫生逢乱离，已为不幸;困处围城之中，是重不幸也。况足下仓卒非意，误触于兹，非不幸之尤者乎”，对友人表达出“了解之同情”，并予以真挚的劝解：
且以先府君积德后必大，今足下之才之学，足以征之。虽母子暂隔，既不忘孝养之忱，则天与善人，必自有处，乌可不自爱以静俟之乎。若云困厄浸久，不得不忧，则一城之中，讵独足下。事已无奈何，当一委诸命焉。足下讲道素明，必计之尤熟，又何说之待仆。《半轩集》卷2《与王常宗书》，第308～309页。
干戈未定，噩梦难醒，北郭诗人们深刻觉悟到现实处境的可悲可叹，愈发沉湎于诗酒之乐，用频繁的聚会来抵御围城的重压。张羽《续怀友诗》云：
予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人，则嘉陵杨君孟载、介丘王君止仲、渤海高君季迪、剡郡徐君幼文也。时余与诸君及永嘉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
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明]张羽：《静庵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505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王彝《衍师文稿序》亦云：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剡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明]王彝：《王常宗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411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
北郭诗人们并非真的“不知有风尘之警者”，也不可能意识不到时局的艰危，而是下意识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强作旷达，用文学将无法左右的生死祸福摈弃于心灵之外，将现实的北郭之境幻化为诗友们的世外桃源。围城的威胁反使大家超越了志趣相投的浅表层次，跃升为同生共死的金石之交，他们的群体意识也得以空前的强化，形成了极富集体认同感的命运共同体。
北郭诗人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认也因围城而渐趋加深。刘勰评价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9《时序第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94页。曹操、王粲、陈琳等代表作家生长于军阀割据、战祸深重的易代之际，有的还亲身经历过困苦流离的生活，目击世风衰颓，百姓怨恨，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对这种社会现实体会得比较深刻，而又长于表达技巧，所以作品会反映动荡不安的现实，表达建功立业的精神，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北郭诗人们身处围城之中，游走于生与死的边缘，时时生活在明知苏州必然陷落，没顶之灾随时到来却不得不努力坚持的恐惧之中，处境的艰难较之建安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落魄不任事”又使他们无法建功立业，丧失了任何自救的可能。此时的北郭诸子，更多领悟的是三曹、七子等先贤对于人生朝露与世事难测的悲哀，并用围城之前已掌握的娴熟技巧予以表达。张羽“佳会苦难常，清辉怆易收”、《静居集》卷1《中秋夜玩月怀王高徐诸友》，第728页。徐贲“之人逝不返，胡宁不悲伤”，《北郭集》卷2《悼亡》，第564页。均流露出浓厚的悲凉情思，标志着他们正在摆脱围城前的机械拟古，与前人有了契合的心境与共鸣的情志。 围城对北郭诗人们的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或许是由于避讳的缘故，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存世有限，但思想性与感染力有了显著的进步。即使仍是专注于个体的作品，其深度较之围城前亦不可同日而语。试以张羽与张适的两首诗歌为例：
何处葬深情，牵车出晓城。冢间无白日，镜里是前生。积壤销钗凤，荒苔掩珮琼。空余故衣在，手迹尚分明。
埋骨近莲宫，松杉满径风。明珠辞掌上，白璧毁泉中。卷有涂鸦墨，花迷趁蝶丛。伤心嬴博者，此恨讵能同。《静庵集》卷3，第527页。（张羽《怀故妻及亡儿》）
寒山寺外古江村，隐见先人墓上门。绕郡风尘三月隔，满墩松柏几株存。鸟啼花发仍春色，云断烟消似客魂。寒食无由将麦饭，侧身西望泪如奔。[明]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第278页（以下出自此著的出版信息同此，不再详注）。（张适《丁未岁三月登西城望先人垄》）
张羽诗题有注：“时在姑苏围城中”;有小序：“故妻与稚子墓俱在吴兴，每岁常一展省。风尘阻绝，泫然兴怀，因赋短诗，用寄哀悰。”足见两诗的主题相似，均是表达围城中欲省墓而不得的哀戚。墓祭是中国的传统礼仪，寄托着生人对于已故亲人无尽的尊崇和追思。张羽妻儿的坟墓远在吴兴，故写作重心放置怀想，用生死、今昔的场景来形成强烈对比，突出现实的幽愤与凄凉。张适先人的坟墓就在苏州城郊，他的书写更偏重于松柏、花鸟、烟云等现实景物触发的真情流露，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绝望与苦痛。两首诗歌看似拘执于作者的个人体验，实际上却代表了苏州城中土著人与流寓人对战时墓祭的两种情感取向，具有了普遍性与典型性的意义。
其中的佼佼者高启不再满足于对于社会现实的单纯描述，率先尝试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纷繁俶扰的局势，发为吟咏，多磊落郁结之音。如《登西城门》：“登城望神州，风尘暗淮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高青丘集》卷6，第233～234页。
元季群雄为一己之私利，“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页。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生灵涂炭无以复加。高启继承了建安诸子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朱、张之间的不义之战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更揭示出统一背后血淋淋的历史真相，因其普适性而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清人金檀评价高启“处胜国则悲歌慷慨”，[清]金檀：《高青丘年谱小引》，《高青丘集》附录，第998页。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而立论，显示出高启已能够娴熟地将文学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
综上所述，围城意外地壮大了北郭诗人群的队伍，并用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拥有了类似于“难友”的情感体验，进一步强化了群体认同。他们也因围城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学习对象，作品的高度和广度较之和平时期有了质的提升。
围城后：图腾化的“北郭”和群体创作的升华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并自缢于金陵，宣告了东吴政权的灭亡。对于绝大多数的北郭诗人来说，围城的解除并不意味着磨难的结束，而是新一轮的开始。他们生活在朱元璋的严酷统治之下，隐居山林也好，出仕朝廷也罢，贬谪和非正常死亡成为普遍的现象。
北郭诗人们遭遇的贬谪，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朱元璋攻破苏州后对张吴政权官员们的集体惩罚。按照他的要求，“凡获其官属……及诸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来建康”。[明]吴宽：《皇明平吴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88页。杨基、徐贲与余尧臣均在此列。经甄别后，三人同贬临濠，后陆续获得赦免。第二阶段是出仕明朝后遭遇的贬谪。唐肃、申屠衡贬谪临濠，张适远谪云南，张羽贬窜岭南等等。而非正常死亡的诗人比比皆是：高启、王彝卷入魏观谋反案被诛;王行牵涉入蓝玉谋反案被杀;徐贲坐犒劳军队不时，瘐死狱中;张羽自知不免，投水自尽;杨基被谗夺职供役，卒于工所。即使放在明初知识分子普遍遭受迫害的历史大背景下，北郭诗人们的境遇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如此惨淡的人生，使他们更为珍视围城中结下的生死情谊。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寄居杭州的张羽再作《续怀友诗》，怀思远在他乡的高启、杨基、徐贲、王行、余尧臣五人。洪武六年（1373），杨基奉使湖广，短短数月行程，即有《舟泊浔阳怀申屠衡》《舟中闻邻船吴歌有怀幼文来仪》《湘江道中思常宗》诸作。在北郭诗人们的别集中，梦友、怀友、思友、答友、寄友等类型的作品相较围城之前，其数量的增长幅度相当可观，折射出他们的友情坚如磐石。
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曾假借客语来解答分离是否会令友情变淡的质疑：“君子所贵乎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于千载，神交于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尔。岂必生同时、居同里，连栋宇之密而接杖履之勤乎？诸君能不以远而忘其好，不以疏而易其志，不以穷达而渝其久要之心，则虽限胡与越，而亦不异于北郭之近矣。”《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第872页。入明之后，北郭诗人们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但在共同经历了围城之难后，他们的群体意识并未随着时空变换而趋于淡薄，作为意象的“北郭”屡屡见诸笔端：
正当送客南塘路，更拟酬诗北郭朋。《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3，第304页。（张适《董山人来白田为寄高季迪诗赋此赠别》）
千里有情思北郭，半年无梦落南台。《北郭集》卷5，第605页。（徐贲《江西途中寄吴城北郭王李诸友》）
此夜云窗开帙看，宛同北郭对床吟。《高青丘集》附录，第1020页。（僧道衍《雪夜读高启诗》）
事去南朝犹有恨，梦归北郭已无凭。《高青丘集》卷14，第581页。（高启《衍师见访钟山里第》）
诗句中的“北郭”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成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家园，成为他们超脱现实不幸的精神图腾。徐贲更是直接将诗集定名为《北郭集》，来表達自己对于这段生活的眷眷之情。 强烈的群体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用诗歌来绘制成员们的画像，如徐贲《次韵王止仲见寄并柬东郡诸友》：“仁山道学丽白日，少陵文采明秋虹。又知席师学清净，可贵衍衲修真空。药师老成饱兵学，安石俊健夸文雄。王家笔法到幼子，高君奇句欺三红。相思宁问异远近，结交尚赖全始终。”《北郭集》卷3，第578页。又如僧道衍《送李炼师还吴》中有：“荐绅吴下真渊薮，独欣东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颉颃，形服相忘岁年久。”[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574页。
徐贲、僧道衍诗中所涉北郭诗人有王彝、杜寅、姚广孝、谢徽、高启、王行、张羽、申屠衡、余尧臣、唐肃、王隅、李睿、徐贲、席应珍共计14人。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姜宸英曾说：“我辈人人有集，然诗传与否未可知。惟当连缀姓名于集中，幸有传者，即附载之人亦因以显。”[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第2页。这种企冀声名传世的解决方案，北郭诸子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付诸实践。徐贲、僧道衍借鉴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创作手法，详细列举诗友们的名姓、性情与专长，予以公开的标榜与称誉。这些充满深情的记忆文字，足可反映出他们对于北郭生涯的留恋与不舍。
强烈的群体意识，也促使他们敢为友人的不幸而发声。高启因牵涉谋反案而被诛，任何悼念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作对于朱元璋的挑战。但是张适撰哀辞，王行作祭文，徐贲、张羽、杨基等人纷纷赋诗，悲悼他的无辜受难，高度评价他的为人处世和创作成就，这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去年围中在北郭，何异孤豚落深井”，《高青丘集》卷8《兵后逢张孝廉醇》，第344页;《次韵周谊秀才对月见寄》，第349页。围城带来的生理摧残与心理创伤尚有待时间来平复，朱元璋恼恨于苏州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施加的贬谪降官、强制移民、增加赋税等多重惩罚又接踵而至，严酷无情的现实及其所引发的情感激荡，必然会在北郭诗人们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在有诗文集行世的诸子中，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等核心成员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大体出现在围城结束后的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年，围城的记忆、反思与后果均是极其重要的书写对象。
苏州之围非常残酷，“城中被困者九月，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时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没。士诚聚尸焚于城内，烟焰不觉，哀号动地”。[明]杨循吉：《吴中故语》，江苏文献丛钞初编本，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对于劫后余生的北郭诸子来说，围城带来的苦难历历在心：
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王常宗集》卷4，第430页。（王彝《偶题二首》）
重见兵前面，能全窜后身。《北郭集》卷4，第583页。（徐贲《黄山人家次韵答陈秀才》）
前年九日吴城破，廿口仓黄惊窜走。《眉庵集》卷5，第123页。（杨基《九日袁赞府宅赏菊》）
政怜此地无惊扰，归梦如何又入城。《高青丘集》卷15，第616页。（高启《宿张氏江馆》）
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王、徐着力表达幸存者的感喟，杨基则在还原一个完整家庭城破后的悲惨场景，高启更是让我们看到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诗人形象。应创性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表现之一，即个体在清醒或睡眠时，创伤记忆强行进入脑海，以闪回或噩梦的形式重现当时的事件场景，使个体不断地重复体验当初的情绪和感觉，强烈程度也相差无几。作品所描述的历史现场与心理惊悸过于真实，具有摄人魂魄的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固然仍会为自身的遭际而叹息流涕，但客观环境让他们走出“小我”的世界，推己及人，开始像建安文人般关注百姓的疾苦和民生的凋敝。苏州城破之后，昔日的繁华富庶一变为今日的满目疮痍，朱元璋的政策更加剧了百姓们生存的苦痛。北郭诸子开始用诗歌来记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风貌。张适的《送吴生还临濠》批判将苏州百姓强迁至临濠的政策，“故里翻为客，他乡籍作民”，《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2，第291页。道出了众多吴中移民们的酸楚;杨基的《赠萧处士别》哀叹围城带来的死亡，“故旧十室九战死，唯有碧草长如人”，《眉庵集》卷2，第75页。道出了人不如草的乱世真相;高启的《送陈秀才归沙上省墓》虽是复归和平后的赠别，“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高青丘集》卷17，第719页。中却能品味出悲惨的现实意蕴。长歌当哭，以诗存史，似已成为他们的共识。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书写没有单纯停留在现实层面，而是共同站在历史高度去观察刚刚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张吴政权为他们提供了将近十年的庇护，使大家得以苟全于乱世，维持着相对的体面与尊严。而看似强大的割据政权随着苏州的沦陷而灰飞烟灭，无疑会激发他们的反思：
废兴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高青丘集》卷14，第598页。（高启《吴城感旧》）
麋鹿昔游何处草，雁鸿不似去年秋。《王常宗集》卷4，第431页。（王彝《东归有感》）
关河万里悲兴废，城郭千年感是非。《甘白先生张子宜诗文集·诗集》卷1，第279页。（张适《春日登胥門城楼》）
三首诗歌均作于围城解除以后，作者们的写作重心或有所歧异，但都把苏州作为吟唱的聚焦点，永恒的山水与变迁的政权形成强烈的反差，对历史兴亡的感触替代了对个人生死的喟叹，整体格调从感伤转为悲凉，诗歌也因此具有了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
北郭诗人们创作水准的普遍提高，不仅源自社会现实的强力冲击，也受惠于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悟。高启自不待言，杨基亦能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顺利实现了诗风的蜕变。杨基师承杨维桢，被明清诗评家指认为元末纤秾风气的代表作家。此说若用于杨基围城之前的作品尚属客观，但评价围城之后的作品，显然有失公允。杨基上有年近90的老祖母，下有呱呱而泣的小儿，却在苏州城破后先被发遣金陵，再贬谪至临濠，后又任命为荥阳主簿，回朝后寄居句容。他就像王粲、陈琳等建安文人一样，备受颠沛流离之苦，饱尝生离死别之悲。九死一生让杨基开阔了视野，涤荡了心胸，目睹了战乱给广大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兼而有之，显然不能粗暴地用纤巧来评价。如《梁园饮酒歌》从作者出生历述至任职荥阳主簿，情感真实强烈、鲜明动人，显见杨基已深得建安诗风之真味。而《忆昔行赠杨仲亨》《送李琴川谪临海》《哭翟好问》《赠许白云》等系列作品大都慷慨悲凉，体现出格高情长、梗概多气的建安特色。徐贲、张羽、王彝等人没有达到高、杨二人的水准，但他们也或多或少创作了一批稍具风骨的作品，对明初诗歌的复古风尚有所贡献。
苏州城破后的北郭诸子固然是云散星离，但他们的群体意识并未被时空距离所削弱，“北郭”成为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记。不幸的境遇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理解，其诗歌作品也因反映围城的记忆、反思和后果而兼具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群体创作的普遍水准得以提高。
结语
北郭诗人群的脱颖而出，苏州之围功莫大焉。围城的强制性隔离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诗人们在生死相依、患难相扶中凝聚了鲜明的群体意识，增进了他们对于建安、黄初文学的体认，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思想的深度、历史的高度与艺术的感染力，个别佼佼者还实现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这也使他们的社团一跃成为元末明初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群体。“国家不幸诗家幸”，北郭诗人群的成长历程无疑又是一例颇为生动的注解。
申而论之，无论是封建统一王朝，还是地方割据政权，都城被围都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且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仅以明代的北京为例，它先后遭遇了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与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三次来自北方民族的围城。而元明以降的都城文坛，结社风气兴盛，诗人们多是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建构文学理论，从事文学创作。围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群体心理、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等方面，是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的全新课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