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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有二：一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并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通过对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括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创于邓”这一说法表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无缝衔接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11-08
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的研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总结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曾提出：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地位，可用“源于毛、创于邓”来表达[1]。相较于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又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又强调指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决裂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根据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再探讨“源于毛、创于邓”的说法，为学术，也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标准提法，始见于中共十六大报告。之前，首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之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如果说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顺应了汉语构词简化的自然要求”[4]的话，那么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模式已基本确立。这一确立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又一次相结合的过程，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毛泽东“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该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成果尤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苏共、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道路来。”[5]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这样被提了出来。两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问题在于……，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这一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政治报告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尤其凸显在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以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等方面；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如此等等，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可见，走适合国情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首先是针对斯大林的错误而发出的触动，涉及的内容无疑也是广泛的。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8]294-295。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反复拉锯，但这十年探索的总成就是“应当肯定”的：“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8]302；对于发生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将之归结为“左”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9]253；而“左”的总的表现则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269，从而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十年文革，邓小平更是认为“走到了‘左’的极端”[9]137、“是极左”[9]237、“是一场大灾难”[9]227、“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8]302。概而言之，中国进入传统社会主义后的2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吃苦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9]269统计资料表明，从1957年底至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0]；1977年人均国民收入280元，20年间只增加了138元（1957年人均国民收入142元），年增长6.9元[1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2]。正是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上，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2-3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大潮也迅速席卷全国，一部分人和地区率先富裕起来，尤其是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大发展，虽然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但改革的性质也引起广泛质疑，不少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提出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似乎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对象。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就等同于消灭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13]119。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都有论述。大体说来，毛泽东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这是区别于其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首要标志。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经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里写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换成周恩来的话语，就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5]这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经过大跃进“穷折腾”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警告全党要注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并自我检讨道“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承认自己“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3]302-303。实践已充分证明：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具体到党的思想路线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称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636一样，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由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伟大历程。在改革的进程中，不时“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8]250。这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指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指具体制度或称作各种体制。中国共产党人以其特有的理论智慧，从制度中剥离出体制的概念，提出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改革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大方向前提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是经过发展实现富强的‘真’社会主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18]。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了两次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从总结经验的视角看，历史走过的道路，有时相似得真是让人吃惊。对此，《社会主义思想史纲》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的比较，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
众所周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20]；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1]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理论要素得到了有机统一，即一方面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要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成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内生型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库的指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22]。 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正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确立和正确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制定和正确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国后，人民共和国仅用了3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基础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52年和1949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40%，平均每年增长12.1%，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4.8%，平均每年增长13%[23]。事实彰显了新民主主义的活力。
不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尽管实行的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13]115。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三大改造的实行，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热浪的冲击下，又经过短短4年的时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步入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轨道。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条件、特征、本质等问题，都不很清楚。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盲目性。一是照搬苏联模式，二是自己盲目创造 （如搞‘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等）。苏联模式和自己盲目创造的东西的结合形成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24]。此后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已经从原来的民生第一、人民利益优先，转变为单纯强调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片面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成败的政治标准，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误解为纯粹的生产关系范畴”[25]。据统计，1976年同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花产量下降32%，油料下降24%，就是“以粮为纲”的粮食，10年也只增长5.8%；这10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只增长1.9%，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实际工资水平反而下降6.5%[26]，更遑论如市政设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历来主张，其学说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7]，强调他们开创的“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6]248。这就要求后继者必须把其学说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9]63，116，137-139，223，227，261，291，369。对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能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必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换言之，若离开中国文革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便寻到答案，也是无源之水。比如，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它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即使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8]66，“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8]118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8]190。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理论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和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意义”[28]。正如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所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二是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29]438，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大致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经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几个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的演进过程。这些思想和理论成果，现在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开创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山东大学终身教授、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赵明义先生，曾将其概括为“一个研究对象”、“十一论”及其“十一条规律”[30]。笔者在此还要加上“一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度保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组成的，是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总之，由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顺便说，学界提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否应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混淆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党的十二大，都有明确的规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已充分表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渊源所在。三、既不丢“老祖宗”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老祖宗”的辩证统一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话语下进行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9]63，“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260。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条件下，也出现了与经典作家社会主义观不一致的地方，于是，改革的过程中就不能不伴随着意见、分歧和争论。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9]260，“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进而告诫道，“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291。在邓小平看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的有机结合，通俗地说，就是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敢于“讲新话”。前者是指不能丢掉老祖宗们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9]382。后者是指，“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191。 从理论渊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固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分析的条件下，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同理解。其实，正如列宁所言：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即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31]。今天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更确切地说是制度的大体设想），这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32]，其中“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价值目的是灵魂和统帅。
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促使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深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坚持“老祖宗不能丢”的前提条件下，关键“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9]369。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前提下，邓小平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最重要”[9]116和“最根本”[9]223的一条经验教训昭示给了人们。邓小平以“老祖宗”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成就，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史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并作了完整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上，认为二者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精神，有一些具体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它不一定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些制度就不能看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下，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33]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把以人为本、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视野，极大地拓展和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4]继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35]。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29]885社会和谐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作为本质属性，它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十七大报告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是对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新的科学论断：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涉社会主义观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目的，既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好更快，更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民主、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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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段明琰）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11-08
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的研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总结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曾提出：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地位，可用“源于毛、创于邓”来表达[1]。相较于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又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又强调指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决裂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根据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再探讨“源于毛、创于邓”的说法，为学术，也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标准提法，始见于中共十六大报告。之前，首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之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如果说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顺应了汉语构词简化的自然要求”[4]的话，那么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模式已基本确立。这一确立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又一次相结合的过程，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毛泽东“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该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成果尤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苏共、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道路来。”[5]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这样被提了出来。两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问题在于……，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这一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政治报告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尤其凸显在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以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等方面；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如此等等，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可见，走适合国情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首先是针对斯大林的错误而发出的触动，涉及的内容无疑也是广泛的。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8]294-295。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反复拉锯，但这十年探索的总成就是“应当肯定”的：“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8]302；对于发生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将之归结为“左”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9]253；而“左”的总的表现则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269，从而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十年文革，邓小平更是认为“走到了‘左’的极端”[9]137、“是极左”[9]237、“是一场大灾难”[9]227、“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8]302。概而言之，中国进入传统社会主义后的2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吃苦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9]269统计资料表明，从1957年底至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0]；1977年人均国民收入280元，20年间只增加了138元（1957年人均国民收入142元），年增长6.9元[1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2]。正是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上，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2-3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大潮也迅速席卷全国，一部分人和地区率先富裕起来，尤其是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大发展，虽然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但改革的性质也引起广泛质疑，不少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提出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似乎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对象。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就等同于消灭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13]119。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都有论述。大体说来，毛泽东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这是区别于其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首要标志。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经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里写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换成周恩来的话语，就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5]这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经过大跃进“穷折腾”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警告全党要注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并自我检讨道“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承认自己“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3]302-303。实践已充分证明：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具体到党的思想路线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称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636一样，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由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伟大历程。在改革的进程中，不时“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8]250。这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指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指具体制度或称作各种体制。中国共产党人以其特有的理论智慧，从制度中剥离出体制的概念，提出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改革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大方向前提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是经过发展实现富强的‘真’社会主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18]。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了两次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从总结经验的视角看，历史走过的道路，有时相似得真是让人吃惊。对此，《社会主义思想史纲》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的比较，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
众所周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20]；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1]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理论要素得到了有机统一，即一方面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要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成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内生型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库的指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22]。 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正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确立和正确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制定和正确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国后，人民共和国仅用了3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基础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52年和1949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40%，平均每年增长12.1%，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4.8%，平均每年增长13%[23]。事实彰显了新民主主义的活力。
不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尽管实行的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13]115。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三大改造的实行，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热浪的冲击下，又经过短短4年的时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步入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轨道。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条件、特征、本质等问题，都不很清楚。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盲目性。一是照搬苏联模式，二是自己盲目创造 （如搞‘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等）。苏联模式和自己盲目创造的东西的结合形成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24]。此后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已经从原来的民生第一、人民利益优先，转变为单纯强调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片面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成败的政治标准，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误解为纯粹的生产关系范畴”[25]。据统计，1976年同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花产量下降32%，油料下降24%，就是“以粮为纲”的粮食，10年也只增长5.8%；这10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只增长1.9%，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实际工资水平反而下降6.5%[26]，更遑论如市政设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历来主张，其学说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7]，强调他们开创的“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6]248。这就要求后继者必须把其学说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9]63，116，137-139，223，227，261，291，369。对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能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必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换言之，若离开中国文革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便寻到答案，也是无源之水。比如，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它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即使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8]66，“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8]118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8]190。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理论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和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意义”[28]。正如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所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二是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29]438，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大致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经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几个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的演进过程。这些思想和理论成果，现在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开创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山东大学终身教授、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赵明义先生，曾将其概括为“一个研究对象”、“十一论”及其“十一条规律”[30]。笔者在此还要加上“一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度保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组成的，是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总之，由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顺便说，学界提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否应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混淆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党的十二大，都有明确的规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已充分表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渊源所在。三、既不丢“老祖宗”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老祖宗”的辩证统一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话语下进行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9]63，“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260。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条件下，也出现了与经典作家社会主义观不一致的地方，于是，改革的过程中就不能不伴随着意见、分歧和争论。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9]260，“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进而告诫道，“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291。在邓小平看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的有机结合，通俗地说，就是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敢于“讲新话”。前者是指不能丢掉老祖宗们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9]382。后者是指，“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191。 从理论渊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固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分析的条件下，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同理解。其实，正如列宁所言：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即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31]。今天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更确切地说是制度的大体设想），这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32]，其中“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价值目的是灵魂和统帅。
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促使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深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坚持“老祖宗不能丢”的前提条件下，关键“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9]369。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前提下，邓小平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最重要”[9]116和“最根本”[9]223的一条经验教训昭示给了人们。邓小平以“老祖宗”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成就，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史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并作了完整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上，认为二者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精神，有一些具体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它不一定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些制度就不能看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下，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33]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把以人为本、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视野，极大地拓展和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4]继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35]。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29]885社会和谐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作为本质属性，它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十七大报告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是对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新的科学论断：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涉社会主义观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目的，既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好更快，更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民主、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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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