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好心没好报的感觉，以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没人陪他玩的小朋友，谁知是个可恶的小无赖。我还没法和他讲道理，因为道理在他那边——那确实不是我家的树，我不能禁止别人爬在一棵不属于我的树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隐私之类的维权意识，整个大唐关于这方面的法律都不够完善，只有“擅闯民宅者死”，没有“擅窥民宅者死”。大家可能普遍觉得没有人会无聊到这种地步，对，普通人是不会，小孩就会。
　　好说歹说也不管用，这长期的精神折磨一度使我陷入抑郁之中。我不是没想过揍他，但他跑太快，我实在追不上。拜托我哥出马，他却对这事漠不关心——我得纠正一下前面的话，有人能忍受自己无论干什么都有一双眼睛盯着，那就是我哥——他不仅指责我小题大做，似乎还对被注目有隐隐的光荣感。啊，想起来我就觉得，我亲爱的哥哥和我真不是同一种动物。孤军奋战的我跑去找了那小孩的姐姐，要求她多加管教，结果是这姐姐当着我的面被弟弟气哭了。总之，我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每天祈求菩萨让那孩子消失，后来我的祈祷应验了，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出现在树上。一次偶然路过他家，发现他头上包着绷带坐在院子里。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萧条，但我不会再可怜他了。
　　长安城到处都是槐树，按照后来有些人的看法，槐树可以被列为长安城的市树，甚至大唐的国树。不过那年代还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有人做此提议，淳朴而充满民族自豪感但是缺乏逻辑感的长安人民肯定会说：“什么这树那树的，咱们大唐什么树没有？”
　　从我家出门去，沿着夯实的大道向南走，再向东拐，再向南走，再向东拐，一直走着直角最终会到达长安城的中心。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国事活动，那里一般都是人声鼎沸，到处鲜衣怒马。卖糖浆的小贩跳着一种类似舞蹈的步伐，穿过人群到达每一个吆喝他的人身边，却能不把糖碰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收购药材和丝帛的西域商人彬彬有礼地依次跨入每一家临街的店铺;倒酒的胡姬那轻薄而缤纷的衣袖总能卷起一片细细的尘土，她们的笑声很大很有特色;烤牛羊肉的香味引来成群的野狗和麻雀，小孩手中掉落的半块金黄色烧饼迅速被经过的车轮碾入泥土;如果路过的是垃圾车，人们就没有这么镇静了，连骑马的贵妇都要赶紧回避，掩口皱眉等着载满粪便污秽的车辆被苍蝇前呼后拥地经行而过;领着会说话的鹦鹉出行的纨绔子弟会引起堵塞交通的围观，带着猎鹰的青年则急匆匆地穿过人群奔郊外而去。到处都是声音、气味、光影和色彩，而暴雨忽然来到的时候，它们都会在顷刻间消失不见。
　　我和我弟喜欢在人散后的集市上捡菜叶子，不是自己吃，是用来喂西邻家的兔子。我们喂兔子不代表我们喜欢它，虐待兔子也不代表我们讨厌它，这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都只是取乐而已。不过西邻不让我们喂，除非拿我们自己的叶子，这其实是在变相地剥削我们捡菜叶子的劳动力，我和我弟年纪较小，都心甘情愿地上钩了。一开始我们只会弯着腰捡，后来发现拾马粪的环卫人员都是拿一根尖头木棍对准一插，再往后一甩，粪球就乖乖地落到背上的竹筐里去了。我也找了棍木棍，插上白菜帮子往后一甩，但我忘了自己并没有筐，这一甩就糊在了我弟脸上。我哈哈大笑，我弟也哈哈大笑，白菜帮子还挂在头上。那时候他还没这么乖僻，没被所谓的艺术完全败坏。
　　有时也会捡到好东西：好看的石头和瓷片可以拿回去给我姐，她有收集癖，会付零花钱给我们作报酬。面摊上泼出来的剩汤里有一种黑色的果壳，气味辛辣芳香，我经常偷偷放在香囊里。一切尖锐形状的东西都对我们的挖洞事业有莫大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竞争者，比我们年纪大的男孩和我们争夺一块废铁片，被成年人看见，多半会判给我们。他们觉得被青春期男孩拿走只会成为凶器，不如给看似无害的小朋友。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还有一个哥哥。
　　我哥并不总和我一起，他骑着一根竹马满城跑，神出鬼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也不是不想骑真正的马，只是那年他才十二岁，根据大唐律法，还远远不到考马证的年纪。有次他和人打赌，背着那匹“马”往城墙上爬，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像壁虎一样爬了好几米之高，结果围观者的喝彩声引来了城防兵。众人作鸟兽散，他还在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对官兵的警告充耳不闻，最后他们叠成罗汉扯着他背上的竹棍把他拽下来。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必要，只要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在城墙顶上抓住他了。
　　我哥不高兴的时候，大老远就看得出来。他拖着竹棍，抽打路过的每一棵树干。如果你不闪不避走过去，他还会抽打你的小腿肚子。和他打架你占不到什么便宜，因为这家伙好像没有痛觉神经一样。有次他半夜和人斗殴回来，衣服不脱上床就睡了，早上我们发现他流了一枕头骇人的血，而他浑然不觉，顶着被凝血和泥土糊住的伤口又跑出去玩了。邻里街坊见惯了他顶伤挂彩，也就不再埋怨我们不尽为人手足的责任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没缝好的皮口袋，到处挥洒鲜艳的血滴。那些血似乎也像更漏一般，永远也流不尽似的。
　　单凭勇猛还不足以赢得众人的敬畏，我哥最强悍的地方在于他的无所畏惧。年幼的我们不知死亡为何物，没见识过战争，也没失去过亲友，终日游走在户外的孩童，畏惧之情主要体现在天性上对某些动物的恐惧。据说，在癞蛤蟆、老鼠、蜘蛛、蛇和蜈蚣中，总有一种让你中招的。我很不幸，除了老鼠什么都怕。而我哥表演过单手捉活蛇，他抓住了蛇的七寸，把它从脖子往后一捋，蛇就死了。他又把蛇倒提起来，从尾巴往头部一捋，蛇又活了过来。他不停地把蛇弄得死去活来直到它看上去真的死了，像条草绳一样软绵绵的毫无生机，才抡圆了膀子往外一甩——蛇旋转着飞了出去，不知落到哪个倒霉的地方去了。老人们威吓他说会遭到长虫大仙的报复，我因此非常担心，不过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除了他身上因为太脏而长出了蛇鳞。
　　总之，我哥是个名副其实的二愣子，所以没人敢和他叫板。他“尊贵”的地位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很少有人欺负我们，我以前没细想过这回事，现在看来，大部分是拜他所赐。
　　我的哥哥虽然人见人怕狗见狗嫌，却没有为害乡里，相反，由于具备超能力，还会时不时地主持一把正义，不过只限于他心情开朗心态积极的时候。他若懒起来，就像聋了瞎了一样，万事不关心。后来我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依然或多或少保留着正义感的人们，大多数是有独立能力的个体;越是被人欺压得厉害的，就会越来越难以保持公正。有些人在你忍不住可怜他们的时候，已经暗自下定决心：得势后要把所有人都踹到粪坑里去，这些人里面也包括自认为无辜的你。自然，这都是后话了，在永恒持续的记忆之夏天，没有什么事物能破坏我们的美好。
　　我哥在长安城的每一个秘密角落里潜伏，在每一条正午和黄昏的街道上流浪。他用长长的指甲割掉一茬又一茬新长出来的青草，指腹和掌心终年被植物的汁液染成乌绿。他会模仿他见过的每一种动物的叫声，某位戍边军人的妻子在一个清晨听到的第一声大雁的鸣叫或许就是我哥;炸油条的老汉整个下午都萦绕在耳边的不知疲倦的蝉声，其中有一只也是我哥;皇帝从朱雀门出行，两列肃然无声的车队中忽然不知哪一匹马撒欢嘶鸣，使稗官内臣为之失色，那也是我哥的恶作剧。从城墙顶到排水沟，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他因此而知道了很多隐秘诡异的秘密，讲给我们听，令我们为之咋舌。只有我姐总是不屑一顾地说他：“你又吹牛皮了！”
　　我姐比我哥大，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一个，她和我们都不亲。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她很漂亮，而我们剩下的几个则都长得……浑然天成。但是在从小脸对脸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是审不出来美丑的。我只觉得她很白，仿佛晒一百年都曬不黑，她脖子和胳膊上长着很多痣。至于我，虽然也有不少痣，却黑得让你看不出来。我姐性情古怪，大部分时候不苟言笑，偶尔甜蜜得使我困惑不已。她自觉地承担着规劝我们的责任，若是生气了，却可以对一切冷眼旁观。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老也长不大的小石榴树，树边用红砖围着一圈小花坛，当地洞挖得太深内部需要支撑物的时候，我们就去抽砖。砖抽光了，失去了边界，小石榴树就再次遭到践踏，所以它老也长不大。我姐有一次在对我们的屡教不改之下，踹翻了所有的砖块还踩折了石榴树的一根枝子，然后就坐在门前哭了起来。闻讯而至的邻居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声讨。后来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只是脚踢得太疼罢了。
　　我姐擅长做手工，她缝的手绢可以拿去做矩，经线和纬线完全一致，乃是大唐度量律中标准的正方形。假如不一致，她会马上感觉出来并且骂道：“这家的布织得太糙了。”当我想要一块新手绢的时候，就谄媚地夸她手绢做得好，不久她就会送我一块。这些布片保存至今，从来没弄脏过，因为我从来也不用。它们甚至没有变黄，据说沾上了汗渍或油脂的棉布才会变黄，而这些绣着花卉山川的手绢，却像不是从人手中出来的一样。或许我姐躲在不让我们进的闺房中时，是命令剪刀和针线自行完成了这项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