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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此数句言胡适为清华推荐王国维，遂开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新的学术气象。胡适（1891—1962）虽生于上海，但著籍安徽绩溪，故以“绩溪胡”称之。鲁连即鲁仲连，其事迹见《史记》本传。韩愈《嘲鲁连子》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合诸《史记·鲁仲连传》及相关史料，意在说明胡适少年敏锐聪慧，一如当年十二岁的鲁仲连以锐见折服田巴，故虽时号“千里驹”，而田巴则直称其为飞兔。鲁连黄鹞这类典故，陈寅恪不止一次使用，如其《庚寅人日》诗便有“黄鹞鲁连羞有国”之句。聪明过人的胡适觉得在甲子之变后，若王国维这样的“大儒”，如果无所依归，不能发挥其学术作用，则是“神州”的损失。其实，早在甲子年二月，甲子之变尚未发生，胡适便接获清华校长曹云祥来信，邀请胡适参与筹备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而胡适以学力不足婉辞，同时便推荐了王国维等。而在甲子之变后，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陪同曹云祥拜访了王国维，请其出任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同样婉辞了。后胡适拜访溥仪请其做王国维的工作，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面奉谕旨，不好拒绝，同时清华学校也答应了王国维提出的若干条件，这样才去了清华学校。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云：“当倡议办国学研究院之初，胡适荐海宁王国维先生主持。经展转洽商始就清华聘。”此数句言此事也。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所述亦类此。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也说：“当年他（指胡适）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可见在推荐王国维一事上，为胡适赢得了不少的口碑。其實，胡适在当时清华部分学人中的口碑并不好，如吴宓主事之《学衡》第十期《文学副刊》将“胡适评注词选”六字用四号大字排版，吴宓接获后认为如此“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并因此驰书张季鸾责问究竟，以辞职相威胁（参见《吴宓日记》第4册[1928—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后虽知道是一场误会，但胡适在吴宓等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想见。陈寅恪能跳出是非，对胡适荐举王国维事客观叙写，也属不易。余曩撰《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一文（刊《复旦学报》2013年第5期），其中对胡适荐举王国维之事，即有比较详细的勾勒。此文亦收入余《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一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方向，在民国渐趋边缘化的“绝学”因此而得以弘扬。而风景旖旎的清华园也正适合如王国维这般纯正的学者幽居其中，潜心学术。此数句不仅言说胡适的荐举之功，也写出了王国维初抵清华后怡然的治学心境。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此数句言清华英杰，王国维之外，主要是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故“新会”即指代梁启超。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四年（1925—1928）。“耆哲”即老成贤达之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其中梁启超年最长，成名也最早，故可当“耆哲”之名。“龙髯”即帝王之须，这里应指光绪帝。光绪戊戌年，梁启超以举人资格而特赏六品顶戴，则清朝于梁启超不为无恩。“马厂”，位于今河北省青县境内。1917年张勋（1854—1923）拥戴溥仪复辟帝制，段祺瑞率兵在马厂誓师，并最终打败张勋。梁启超虽是光绪朝六品官员，但对于张勋复辟并不支持，故曾通电反对，对一介武夫张勋和竭力支持张勋且大言不惭的康有为并予斥责。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说：“此处两句谓梁氏曾仕光绪而复攻宣统，曾主保皇而复反帝制，对于清室可谓首鼠两端。”所论可谓中的。陈寅恪后来对蒋天枢说：主要对梁启超在通电中诋毁其师康有为，深感不必，似也略见人品。但他同时说：“此诗成后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为忤也。”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六）这说明陈寅恪此二句看似并列梁启超二事，其实是批评梁启超的，当然陈寅恪也很坦诚，故诗成后即呈梁启超，希望能听取他的意见。而梁启超对于过往之事也已是云淡风轻了，故对陈寅恪的讥讽，只是“笑了笑”。这当然也可见梁启超的不凡胸襟。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陈寅恪既然在这里说“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把梁启超作为“耆哲”提了出来，为何又要对其以往的政治立场进行讥讽呢？其实这也正好体现了陈寅恪的政治立场，因为清王朝的制度支撑了传统文化的体制，故王国维与陈寅恪不可避免地会深情向往封建王朝，而相当排斥民国。陈寅恪无清朝出仕经历尚且如此坚定，而曾受光绪帝六品顶戴的梁启超居然转而支持民国，这在陈寅恪看来，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气节问题，更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信仰问题。其实王国维与梁启超之间，倒是相当和谐的，他们在研究院的研究室相邻。梁启超自感学术之精深不及王国维，故每有学生问而无法回答者，辄曰：“可问王先生。”此皆可见出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尊崇之意。1925年9月11日下午，梁启超与研究院诸生有过一次谈话，梁先生首先申明谈话的纲要曾经王国维过目，并获得其首肯，所以谈话者虽然是梁启超，但代表的至少是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而在谈话最后，忽有一节涉及王国维的文字，在在可见梁启超对王国维学术的尊崇。他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最为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虽然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尤愿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梁任公教授谈话记》，《清华周刊》1925年第24卷第3号）谈话中关于读书、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盖如梁启超所言曾商之于王国维，而此一节赞赏王国维的文字，谅王国维事先不知。与王国维去世之后，梁启超的数篇文字称赏王国维学术之博大与精深不同，这是与王国维在清华园相识不久之后的发言，更见其宏阔情怀。梁启超对王国维专精的学术特点与忠实的学术精神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诚恳之心，亦足为学界楷式。余旧有《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其中便有略述两人交往之文字。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因前数句暗寓批评，而在清华园中，陈寅恪的资历相对梁启超和王国维，又是比较浅的。故此数句说到自身，不免态度谦和，以平抑诗情。“鲰生”，原意指浅薄愚陋的小人，后作为谦词，小生、晚生之意。“瓠落”，学问空疏之意。前二句言我陈寅恪作为晚辈，学问虚空，一事无成，居然将一时英贤放在一起权衡高低，妄论是非，真是太轻狂了。关于“元祐”一句，陈寅恪曾说：“放翁祖父陆佃，名列元祐党人碑。陆佃，荆公门人，后又为司马党。”只看此数句，恐难索解。吴宓补注云：“盖陆游祖父陆佃，师事王安石，官至尚书右丞，持论平正，为新党所不喜，列为元祐党人。按寅恪之祖父陈右铭（宝箴）戊戌年任湖南巡抚，以保荐康有为及在湘行新政罢职。父伯严先生（三立）以在湘参赞新政，革去吏部主事，禁锢于家。故寅恪以陆游自比。彼为元祐党人，此则维新党人耳。”新党与旧党、维新与保守，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变数。一如陆佃明明师事新党王安石，结果因持论平正，而被列为作为旧党的元祐党人。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也皆因为参赞新政而被罢职，所以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曾略述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思想倾向，并云：“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当年的陆游追思自祖父，可能会茫然其中;而陈寅恪感怀祖父与父亲，也同样有莫名所以之感。此句或为“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之“妄议”下一台阶。故类似梁启超这样折衷在新旧之间的现象，其实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陈寅恪说梁启超读至此数句不以为忤，盖梁启超比陈寅恪更深刻地知道政治的翻覆之道矣。陈寅恪用“元祐党家”的典故不止于此，1958年3月24日，适逢康有为诞辰百年之日，陈寅恪闻知康同璧在北京家中举行纪念会，陈寅恪无法莅会，遂感赋诗歌一首，其中便有“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二句。“西京”句，据陈寅恪说，乃用王粲《七哀诗》意，并与杜诗“群盗哀王粲”有关。今存《七哀诗》凡三首，而契合“西京群盗”云云者，盖为其一之“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胡文辉认为此当指陈寅恪此前长年漂泊海外，此乃别解《七哀诗》者，或逸出本事之外，而于“怆王生”三字则措意未足。此“王生”虽本王粲，而诗中当指王国维。刘季伦认为此句点出观堂自沉之肇因，余以为得之。大意谓丁卯年春夏之交，北伐军逼近北京，冯玉祥部下韩复榘兵临燕郊，京中一片乱象。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也提及在这一时期“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这说明当时的状况确实“怆王生”，令王国维深感忧虑甚至悲怆。此处四句虽有三句与陈寅恪有關，然第四句则转向王国维，并带出以下四句。从结构上来说，也很自然。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此数句主要言自己与王国维之特殊关系，对王国维之自沉深感惋惜。王国维生于1877年，陈寅恪生于1890年，故从陈寅恪的角度来说，是王国维“许我忘年”，而他们的关系能够超越年龄的原因则是两人在许多方面的意气相投。这意味着这篇写王国维的挽词，其中确实渗透了许多陈寅恪的思想和情感。陈寅恪将此诗寄罗振玉，罗振玉复函云：“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罗振玉与陈寅恪的学术联络并不多，但他知道陈寅恪到清华后，王国维曾经满怀喜悦驰书罗振玉，对陈寅恪的欣赏情见乎词，估计此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交谈时，也屡次赞赏过陈寅恪，所以罗振玉在复函时才能有此分量极重的一句。事实上，王国维、罗振玉对陈寅恪的学术期待是颇有眼光的。“北海”句典出《后汉书·孔融传》。孔融（153—208）因曾为北海相，故称孔北海。孔融曾被黄巾军包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派遣东莱太史向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没想到声名赫赫的孔融居然知道当时还没什么名声的自己，既惊又喜，马上派了三千人前去增援，救出被围的孔融。陈寅恪在这里以自己为刘备，而以王国维为北海，对王国维对自己青眼有加深感荣幸。陈寅恪1926年7月8日抵清华报到，当晚即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王国维，次日王国维回访陈寅恪。1926年9月6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对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东方言语学的学术基础、欧洲学问界的国际背景、摩尼教赞颂的宗教专精表达了明显的赞赏。这也是陈寅恪来到清华后，能很快与王国维深相交往的原因所在。“曾访”句即言曾屡次拜访王国维之意。今检《吴宓日记》，陈寅恪来清华任教后，仅与吴宓一起拜访王国维的次数便相当可观，而私下的造访虽未见记录，但想来应该数量不少的。尤其是1926年12月3日（阴历十月二十九日），陈寅恪与吴宓早上就赴西院祝王国维五十寿诞，傍晚六时，他们再赴王国维府上参加寿宴。其交往之密切可见一斑。梅真即梅福，字子真，因不仕王莽新朝而寓居九江，世传其为地仙。故诗中“梅真”“地仙”皆指王国维，盖王国维在清亡后亦不仕民国。其一再拒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之请，欣然赴南书房行走之任，皆可见其政治立场。陈寅恪在这里以王国维比梅福，实际上也有对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两歧之心的一种批评。这在陈寅恪语境中涉及“忠诚”的人格问题，至于这种对政治态度的执一之念是否合理，自是另外一事了。“更期”一句，据陈寅恪所述，乃“希王先生不死”之意。陈寅恪对晚唐韩偓诗歌关注已久。据蒋天枢所述，民国二十年（1931），武强贺氏刊吴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行世，陈寅恪即购置一册，于书眉录资料甚多，间述己见，可见其对韩偓的关注未曾稍减。韩偓，字致尧，小字冬郎，曾深得唐昭宗信任。朱温篡唐后，不少唐朝大臣为之扼腕而死，而韩偓则逃往福建避祸。其《避地》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表达了虽然避地福建似有负国恩，但苟且偷生也是符合老天的意志的。韩偓及其诗句在陈寅恪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从1927年至1964年，至少出现了5次，可见在艰难的年代，韩偓的生命观也给了陈寅恪生活的勇气。王国维与韩偓一样，都面临过朝代更替，可惜王国维没有像韩偓一样信奉“偷生亦似符天意”，而是决然地投湖而去，陈寅恪因此备感惋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此数句言胡适为清华推荐王国维，遂开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新的学术气象。胡适（1891—1962）虽生于上海，但著籍安徽绩溪，故以“绩溪胡”称之。鲁连即鲁仲连，其事迹见《史记》本传。韩愈《嘲鲁连子》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合诸《史记·鲁仲连传》及相关史料，意在说明胡适少年敏锐聪慧，一如当年十二岁的鲁仲连以锐见折服田巴，故虽时号“千里驹”，而田巴则直称其为飞兔。鲁连黄鹞这类典故，陈寅恪不止一次使用，如其《庚寅人日》诗便有“黄鹞鲁连羞有国”之句。聪明过人的胡适觉得在甲子之变后，若王国维这样的“大儒”，如果无所依归，不能发挥其学术作用，则是“神州”的损失。其实，早在甲子年二月，甲子之变尚未发生，胡适便接获清华校长曹云祥来信，邀请胡适参与筹备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而胡适以学力不足婉辞，同时便推荐了王国维等。而在甲子之变后，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陪同曹云祥拜访了王国维，请其出任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同样婉辞了。后胡适拜访溥仪请其做王国维的工作，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面奉谕旨，不好拒绝，同时清华学校也答应了王国维提出的若干条件，这样才去了清华学校。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云：“当倡议办国学研究院之初，胡适荐海宁王国维先生主持。经展转洽商始就清华聘。”此数句言此事也。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所述亦类此。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也说：“当年他（指胡适）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可见在推荐王国维一事上，为胡适赢得了不少的口碑。其實，胡适在当时清华部分学人中的口碑并不好，如吴宓主事之《学衡》第十期《文学副刊》将“胡适评注词选”六字用四号大字排版，吴宓接获后认为如此“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并因此驰书张季鸾责问究竟，以辞职相威胁（参见《吴宓日记》第4册[1928—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后虽知道是一场误会，但胡适在吴宓等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想见。陈寅恪能跳出是非，对胡适荐举王国维事客观叙写，也属不易。余曩撰《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一文（刊《复旦学报》2013年第5期），其中对胡适荐举王国维之事，即有比较详细的勾勒。此文亦收入余《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一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方向，在民国渐趋边缘化的“绝学”因此而得以弘扬。而风景旖旎的清华园也正适合如王国维这般纯正的学者幽居其中，潜心学术。此数句不仅言说胡适的荐举之功，也写出了王国维初抵清华后怡然的治学心境。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此数句言清华英杰，王国维之外，主要是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故“新会”即指代梁启超。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四年（1925—1928）。“耆哲”即老成贤达之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其中梁启超年最长，成名也最早，故可当“耆哲”之名。“龙髯”即帝王之须，这里应指光绪帝。光绪戊戌年，梁启超以举人资格而特赏六品顶戴，则清朝于梁启超不为无恩。“马厂”，位于今河北省青县境内。1917年张勋（1854—1923）拥戴溥仪复辟帝制，段祺瑞率兵在马厂誓师，并最终打败张勋。梁启超虽是光绪朝六品官员，但对于张勋复辟并不支持，故曾通电反对，对一介武夫张勋和竭力支持张勋且大言不惭的康有为并予斥责。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说：“此处两句谓梁氏曾仕光绪而复攻宣统，曾主保皇而复反帝制，对于清室可谓首鼠两端。”所论可谓中的。陈寅恪后来对蒋天枢说：主要对梁启超在通电中诋毁其师康有为，深感不必，似也略见人品。但他同时说：“此诗成后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为忤也。”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六）这说明陈寅恪此二句看似并列梁启超二事，其实是批评梁启超的，当然陈寅恪也很坦诚，故诗成后即呈梁启超，希望能听取他的意见。而梁启超对于过往之事也已是云淡风轻了，故对陈寅恪的讥讽，只是“笑了笑”。这当然也可见梁启超的不凡胸襟。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陈寅恪既然在这里说“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把梁启超作为“耆哲”提了出来，为何又要对其以往的政治立场进行讥讽呢？其实这也正好体现了陈寅恪的政治立场，因为清王朝的制度支撑了传统文化的体制，故王国维与陈寅恪不可避免地会深情向往封建王朝，而相当排斥民国。陈寅恪无清朝出仕经历尚且如此坚定，而曾受光绪帝六品顶戴的梁启超居然转而支持民国，这在陈寅恪看来，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气节问题，更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信仰问题。其实王国维与梁启超之间，倒是相当和谐的，他们在研究院的研究室相邻。梁启超自感学术之精深不及王国维，故每有学生问而无法回答者，辄曰：“可问王先生。”此皆可见出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尊崇之意。1925年9月11日下午，梁启超与研究院诸生有过一次谈话，梁先生首先申明谈话的纲要曾经王国维过目，并获得其首肯，所以谈话者虽然是梁启超，但代表的至少是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而在谈话最后，忽有一节涉及王国维的文字，在在可见梁启超对王国维学术的尊崇。他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最为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虽然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尤愿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梁任公教授谈话记》，《清华周刊》1925年第24卷第3号）谈话中关于读书、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盖如梁启超所言曾商之于王国维，而此一节赞赏王国维的文字，谅王国维事先不知。与王国维去世之后，梁启超的数篇文字称赏王国维学术之博大与精深不同，这是与王国维在清华园相识不久之后的发言，更见其宏阔情怀。梁启超对王国维专精的学术特点与忠实的学术精神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诚恳之心，亦足为学界楷式。余旧有《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其中便有略述两人交往之文字。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因前数句暗寓批评，而在清华园中，陈寅恪的资历相对梁启超和王国维，又是比较浅的。故此数句说到自身，不免态度谦和，以平抑诗情。“鲰生”，原意指浅薄愚陋的小人，后作为谦词，小生、晚生之意。“瓠落”，学问空疏之意。前二句言我陈寅恪作为晚辈，学问虚空，一事无成，居然将一时英贤放在一起权衡高低，妄论是非，真是太轻狂了。关于“元祐”一句，陈寅恪曾说：“放翁祖父陆佃，名列元祐党人碑。陆佃，荆公门人，后又为司马党。”只看此数句，恐难索解。吴宓补注云：“盖陆游祖父陆佃，师事王安石，官至尚书右丞，持论平正，为新党所不喜，列为元祐党人。按寅恪之祖父陈右铭（宝箴）戊戌年任湖南巡抚，以保荐康有为及在湘行新政罢职。父伯严先生（三立）以在湘参赞新政，革去吏部主事，禁锢于家。故寅恪以陆游自比。彼为元祐党人，此则维新党人耳。”新党与旧党、维新与保守，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变数。一如陆佃明明师事新党王安石，结果因持论平正，而被列为作为旧党的元祐党人。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也皆因为参赞新政而被罢职，所以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曾略述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思想倾向，并云：“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当年的陆游追思自祖父，可能会茫然其中;而陈寅恪感怀祖父与父亲，也同样有莫名所以之感。此句或为“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之“妄议”下一台阶。故类似梁启超这样折衷在新旧之间的现象，其实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陈寅恪说梁启超读至此数句不以为忤，盖梁启超比陈寅恪更深刻地知道政治的翻覆之道矣。陈寅恪用“元祐党家”的典故不止于此，1958年3月24日，适逢康有为诞辰百年之日，陈寅恪闻知康同璧在北京家中举行纪念会，陈寅恪无法莅会，遂感赋诗歌一首，其中便有“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二句。“西京”句，据陈寅恪说，乃用王粲《七哀诗》意，并与杜诗“群盗哀王粲”有关。今存《七哀诗》凡三首，而契合“西京群盗”云云者，盖为其一之“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胡文辉认为此当指陈寅恪此前长年漂泊海外，此乃别解《七哀诗》者，或逸出本事之外，而于“怆王生”三字则措意未足。此“王生”虽本王粲，而诗中当指王国维。刘季伦认为此句点出观堂自沉之肇因，余以为得之。大意谓丁卯年春夏之交，北伐军逼近北京，冯玉祥部下韩复榘兵临燕郊，京中一片乱象。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也提及在这一时期“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这说明当时的状况确实“怆王生”，令王国维深感忧虑甚至悲怆。此处四句虽有三句与陈寅恪有關，然第四句则转向王国维，并带出以下四句。从结构上来说，也很自然。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此数句主要言自己与王国维之特殊关系，对王国维之自沉深感惋惜。王国维生于1877年，陈寅恪生于1890年，故从陈寅恪的角度来说，是王国维“许我忘年”，而他们的关系能够超越年龄的原因则是两人在许多方面的意气相投。这意味着这篇写王国维的挽词，其中确实渗透了许多陈寅恪的思想和情感。陈寅恪将此诗寄罗振玉，罗振玉复函云：“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罗振玉与陈寅恪的学术联络并不多，但他知道陈寅恪到清华后，王国维曾经满怀喜悦驰书罗振玉，对陈寅恪的欣赏情见乎词，估计此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交谈时，也屡次赞赏过陈寅恪，所以罗振玉在复函时才能有此分量极重的一句。事实上，王国维、罗振玉对陈寅恪的学术期待是颇有眼光的。“北海”句典出《后汉书·孔融传》。孔融（153—208）因曾为北海相，故称孔北海。孔融曾被黄巾军包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派遣东莱太史向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没想到声名赫赫的孔融居然知道当时还没什么名声的自己，既惊又喜，马上派了三千人前去增援，救出被围的孔融。陈寅恪在这里以自己为刘备，而以王国维为北海，对王国维对自己青眼有加深感荣幸。陈寅恪1926年7月8日抵清华报到，当晚即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王国维，次日王国维回访陈寅恪。1926年9月6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对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东方言语学的学术基础、欧洲学问界的国际背景、摩尼教赞颂的宗教专精表达了明显的赞赏。这也是陈寅恪来到清华后，能很快与王国维深相交往的原因所在。“曾访”句即言曾屡次拜访王国维之意。今检《吴宓日记》，陈寅恪来清华任教后，仅与吴宓一起拜访王国维的次数便相当可观，而私下的造访虽未见记录，但想来应该数量不少的。尤其是1926年12月3日（阴历十月二十九日），陈寅恪与吴宓早上就赴西院祝王国维五十寿诞，傍晚六时，他们再赴王国维府上参加寿宴。其交往之密切可见一斑。梅真即梅福，字子真，因不仕王莽新朝而寓居九江，世传其为地仙。故诗中“梅真”“地仙”皆指王国维，盖王国维在清亡后亦不仕民国。其一再拒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之请，欣然赴南书房行走之任，皆可见其政治立场。陈寅恪在这里以王国维比梅福，实际上也有对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两歧之心的一种批评。这在陈寅恪语境中涉及“忠诚”的人格问题，至于这种对政治态度的执一之念是否合理，自是另外一事了。“更期”一句，据陈寅恪所述，乃“希王先生不死”之意。陈寅恪对晚唐韩偓诗歌关注已久。据蒋天枢所述，民国二十年（1931），武强贺氏刊吴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行世，陈寅恪即购置一册，于书眉录资料甚多，间述己见，可见其对韩偓的关注未曾稍减。韩偓，字致尧，小字冬郎，曾深得唐昭宗信任。朱温篡唐后，不少唐朝大臣为之扼腕而死，而韩偓则逃往福建避祸。其《避地》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表达了虽然避地福建似有负国恩，但苟且偷生也是符合老天的意志的。韩偓及其诗句在陈寅恪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从1927年至1964年，至少出现了5次，可见在艰难的年代，韩偓的生命观也给了陈寅恪生活的勇气。王国维与韩偓一样，都面临过朝代更替，可惜王国维没有像韩偓一样信奉“偷生亦似符天意”，而是决然地投湖而去，陈寅恪因此备感惋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