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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指引，合作的五年
在“一帶一路”推行前，已經有很多的內地、港澳企業前往這些涉及的國家展開投資或者貿易往來等。而對外投資的概念，包含區域性的合作與海外市場佈局、國際貿易以及金融等，“一帶一路”其實就是把這些投資路徑整合起來，形成更大的功能，以發揮綜合作用。當時國家能夠推出“一帶一路”構想是很偉大的。因為我們國家有個特性，得有一個目標給群眾跟著去走，大家才更有主動性與積極性去合作去開發，否則便各自單打獨鬥，變成大量資源的重複投資與浪費。現今我國幾乎是與全世界合作，而且是全產業鏈的合作，如果沒有整合、規範起來各種路徑的話，後續推進時便難以評估、難以有效運用資源、難以準確判斷發展方向，日後即使要按需調整及佈局一些戰略資源與行動，也無從入手。所以中央政府在推動“一帶一路”時看到了路徑整合的重要性，加上我國的戰略大環境，地理上不像美國擁有天然屏障，只有北部的加拿大及南部的墨西哥，東西兩岸是廣闊海域；我國周邊都是鄰國，所以我們只能在積極“睦鄰友好”發展關係，在保障穩定的同時也促進經濟發展，確保涉及民生的糧食、天然氣、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在供給、運輸上的航道暢通與安全，也通過共同發展與合作鞏固多邊外交關係。
所以“一帶一路”的構想是從根本性上帶出國家發展的一個方向，希望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本身有海外生活與投資的經驗，就會覺得“一帶一路”的構想非常合理。因為原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去直接引導你說對外該怎麼做，有什麼樣的方向與配套直接來服務你，而如今“一帶一路”國策加上亞投行，國開行等的經濟支持作為配套，在引進多個國家參與，就是致力於匯合各方實力，融合多邊資源，大家通力合作來解決一些基礎性的問題。中國人口眾多市場龐大，經濟互通對整個區域以致全球發展都有極大好處。
當然在整體計劃推行上，我們也要充分考慮與觀察第三方鄰國的接受度，採用哪一種模式來推進“一帶一路”的倡議，也要看當地國家的階段性發展，結合全球經貿的大氛圍來決定具體做什麼，以及需要怎樣的調整。畢竟這個世界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我們需要針對現實情況定期評估相關效益及調整執行模式，如不同宗教、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經濟實力、政治結構等元素組成的社會對經濟發展的期望與能力各異，對外資接受度也不同，按部就班的實行能避免發生重大矛盾。畢竟“一帶一路”倡議是長期發展戰略，穩定及按部就班以達到各國社會普遍接受，也就是以“民心相通”為推進定位據點，整條道路便越走越見寬坦了。
轉變思維，人是關鍵
以澳門的角度來看，澳門由前葡萄牙管治區的歷史到回歸後的現在一向都沒有準備好建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思維。在過去雖然有一些加工工廠與貿易服務，但都極為微型。細小的本土市場加上基於傳統社團結構與政府的作為，都足以可見內向思維。也因為澳門本身的人口及地域面積非常小，久居其中的人的眼光也局限，非常的內向保守，很多時候是從自己看澳門，而不是嘗試站在澳門的角度看世界，當然這與很多小型城市居民心態類似。還好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增長，個人收入大幅增加推高了博彩業發展，大量的消費熱錢湧進澳門，通過博彩業稅收的收益非常大，近年經濟和庫房收入增長可觀，但澳門居民的整體眼光及格局並沒有因此有太大改變。
而“一帶一路”恰恰把人的眼光推開了，原來只算自己的賬，現在也得算算別人的帳，而且要考慮這個帳是不是能做到互贏互利。當然，對於澳門而言，這種想法並不是澳門的傳統。澳門的傳統就是我做我的，再小都是我一個人做，可能也是一種中國古老傳統的小商小農文化。而“一帶一路”構想的推動無疑改變了這種思維：鼓勵大家在現今社會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抱團發展，學會利用商業社會的配套與各個市場的差異，來找出新的商機。新一代的澳門青年不少有在外地留學、生活、工作等經歷，在外地生活接觸到不同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的體會，啟發出實現理想與抱負，有發展積極性，更有建設祖國情懷。我國以政策推動發展，若有對外經濟合作政策而澳門又能積極參與的話，開放了不少年青人向外發展的選擇，而不是只在政府公務員或博彩企業中選取事業目標。內地不少城市與澳門都有內向思維的共同點，“一帶一路”倡議在發展初期，帶動內地非沿海的地區企業及個人的外向型眼光及積極性尤其重要。
比如，早前2013年年底，當時國家剛剛推行“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在國內這種觀念尚未鋪開，我們接到東歐內陸某國家的一個葡萄酒項目，與當時該國駐華大使一起到了重慶，拜訪不同的部門，有意向在重慶設立東歐國家的葡萄酒批銷中心，充分利用連接歐亞多國的渝新歐鐵路，將東歐國家的優質產品尤其是是葡萄酒運送到中國來，在我國重慶（西南地區）做重大的分銷，也在這裡面向全國佈局。畢竟他們國家到中國的船期是35天～50天的時間，利用鐵路只需十幾天就足夠，加上如果能從重慶第一道口清關，利用好重慶的自貿區，再輻射西南、西北人口密集的地區，包括四川、陝西、甘肅一帶，對該國而言是非常大的資源。同樣符合我國需要，在幫他國運送葡萄酒之際，可以成功利用起這條鐵路，進行穩定的商貿交流活動，以不同項目牽動廣泛行業的產業鏈佈局，以達至歐洲及國內的骨幹企業能多加利用該鐵道為運輸選項。但正因彼時重慶政府並不是很積極對待此事，重慶市及相關轄區都未能展現積極的興趣與信心來推動，然後該事情就不了了之。
假使這件事發生在今天自然容易很多，大家覺得要推動“一帶一路”，打開東歐十六國市場，集合這十六個國家不同的商品利用重慶做商貿分銷中心，是一個非常大且良好的經貿發展構想。因此，這就凸顯在“一帶一路”構想推行過程之中，人的觀念非常重要。而事實上，這五年來，無論是澳門還是內地，人的思維都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優勢與不足，澳門需明晰
當人的思維改變時，真正重視到發展機遇之時，自然就會好好思考澳門在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有利條件。要知道，澳門雖小，但國家各種政策的推動最終都會停留在澳門這個特區之上，澳門是我國對外的重要窗口，因為“一國兩制”更保留了澳門在對外合作上的彈性。這就是澳門與內地其他城市的比較優勢。澳門人接受多元文化，從小在多元文化氛圍中長大，頻繁接觸多種族多信仰多宗教，也因為自身區域狹小的關係，澳門人人也喜歡到處跑，單以旅行來看，一到假期或者週末，澳門人就會選擇前往東南亞國家、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乃至歐美國家旅遊，這都是很常見的事情。所以澳門人在長期對外交往交流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觀念，比如如何與葡萄牙人，與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等打交道，如何尊重對方的文化，進行有機融合共處。 澳門多年來在服務業上也有自己的發展優勢，各類賭場、酒店提供的硬體條件，在會議于接待能力上並不差於香港，但在發展之上遲遲未能有重大突破。
現代化程度低下是澳門最大的制約。細細思考之下，你會發現儘管澳門先天具有這麼多的優勢，但是澳門自身的發展乃至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踐行中受到諸多客觀制約。比如澳門體制較為老舊，在法律層面上並未給企業帶來積極的推動與促進，以商業法典為例，現今澳門的企業股權轉讓程序依然非常麻煩，所以澳門基本上不存在股權投資這種投資方法，而內地及海外已經很成熟了。
加上澳門的銀行服務非常單一，所以也沒有債券投資的途徑。很多金融產品並不放在澳門來做，所以澳門的企業只能服務於澳門非常小的市場。因此即使澳門的企業家有很大的抱負，試問又如何投入各種的海外投資？沒有金融平臺與良性的商業平臺，又如何有效展開商業合作與規模的擴充？加之澳門人的安逸生活的文化與個性，使得澳門的商業文化中的對外拓展較為落後，專業人才培養不足，因此走到海外，就會發現自身競爭力有限。正因如此，即使澳門再有優勢條件融入“一帶一路”倡議，但實際的操作上變得幾乎不可能，澳門的參與“幾乎”都需要從香港、國內去組成企業來嘗試走出去，或者將資源引進來，而這種合作，其成果最終也是屬於主要的合作方或該地區，而非澳門。
所以在澳門尚未優化其內部結構之時，要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哪怕它意願再高，也相對是空談。不是它不想，而是沒有能力去做一整套的推動。目前而言，可能澳門突破的就是在相關會議的舉辦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時可能遭遇到一些摩擦，可以利用在澳門的論壇、溝通機制平臺進行進一步的協商化解，這些都是一種軟性的促進。畢竟因為土地、人口的限制，澳門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獨立的力量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去完全推動某個產業的全面開拓與合作。
再加之，長期的“友好社團”思維，使得澳門在面對到“一帶一路”這種高度競爭性的平臺挑戰時，會以傳統和諧、社團的方式來嘗試合作推進，這種不具備企業思維及商業企劃營銷的組織行為，在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幾乎是難以推動。
而如今要改變澳門人的除了思維、制度，也要根據現有優勢去突破一些制約點。例如澳門被賦予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平臺功能時，就應該思考如何利用澳門現在有盈餘的財政收入加上本身的資源優勢，來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這個投資方面去，這也是澳門經濟多元化的一種戰略構想方向，畢竟澳門不能長期依靠單一的博彩業，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正好藉著“一帶一路”啟動多元發展，融合國際發展找到自己的方向。
當然，我們不能沉迷在澳門博彩業優勢的迷思中，從商業運作的角度，內地企業藉助澳門走向國際或者葡語系國家，成本與效益考量自然是重中之重，澳門希望連接內地與國際資源對接，其中外界對於澳門的一個選擇標準即是通過澳門是否能夠進行增值，加速合作？如果雙方直接按照國際標準，自主推動合作，其效果更快更好，澳門是不是就喪失了其優勢？也正因為對外合作、國際開放的客觀需要，我們看到了澳門專業人才的限制，從特定行業需要，到日常談判，商務溝通等，澳門的人才儲備與體量是遠遠不夠的。
數年來，澳門推動人才建設，其實澳門需要何種人才，更值得深思，現時檯面上似乎政府各部門、民間、實業界對於人才的認知與定義都有很大差別。引進人才固然重要，但澳門有無合適的土壤培養出人才，留住人才，善用人才是關鍵。
為面對市場競爭而成立的企業是人才的主要載體，但觀察政府的不少行動可以看到，無論是政府的對外投資還是著力打造的中醫藥產業園、輕軌運營公司，大部分是由政府跟政府的不同部門來組成公司來推進，沒有第三方投資，公務員對接公務員，大家如何在不同的流程上對接辦事，公有體系間的重覆投資浪費，又如何產生效益的刺激性呢？事情的複雜化讓大家看不清究竟政府是想做還是不想做某一件事，所以將行政體制的疊層架屋的框架套到整體商業運營上，是根本無法實現最終期待的目標，也客觀上影響了澳門的企業環境與制度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即使引進了人才，人才本身又如何生存或者融入呢？最終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留不住人，同時，澳門自身的環境沒有變化，又怎麼會輕易培養出適應國際變化、市場要求的人才呢？
新一代，開創新格局
澳門需要新一代有能力有抱負的企業家及政治家，能帶出新的氛圍，能將國家的重點政策：“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等重大政策掌握好，能利用國際眼光、商業能力帶動平臺的作用，將所需資源組合，繼而產生有國際標準的效果，能將人才帶動，引領能人向共同目標積極奮進，而不是不斷回顧而走回頭路。所以客觀上也要求政府應該重點放手更多資源交給市場公平地去做，而不變成一個大政府的決策主導一切。過去大政府以法國為代表，現今已經有很多的國企私有化了，過去十幾年葡萄牙私有化的過程也不錯，電力公司、鐵路、機場、航空公司也在私有化，客觀上在提升自身競爭力與行業效率，要做好準備在博彩稅收低谷時企業還能發展，市民還能過好日子。把握好行政主導配合制度創新才是把握未來發展的關鍵。
要重新打造澳門的營商環境，要真正培養出一批能引領潮流、敢於突破的新一代澳門企業代表，就需要深思，在“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國家、國際機遇之下，澳門該走一條怎樣的模式。目前有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北歐模式、南歐模式，澳大利亞模式等可以參考。澳門需要思考的是政府與民間能解決什麼？人員的專業性如何提升？政府效益怎樣提升，怎樣提升文化水平，推動特色高效的企業及組織管治？怎樣提升產學研結合，提升科技應用及轉化能力？怎樣解決商業社會中企業的股權轉換與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類型？如何形成對於高新科技產業生態培養的方法和態度？
這些都是需要靜下心來好好思考的，若能去除澳門官方的傲慢及輕浮，其實澳門可以選擇學習的模式非常多，一旦定位好哪些是澳門的傳統特色，哪些需要保留，哪些地方需要強化，哪些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重新再出發。現階段主要在於澳門對發展目標不夠明確，自身定位不夠清晰，政府不能調整好自身資源，也就不能為下一代建立有效的外向型經濟體相關發展條件。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澳門未來規劃有著極大的幫助。
回顧“一帶一路”倡議前五年的發展，確實也到了調整我們本身經濟的架構與思維之時，來配合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看到這樣一個需要。實踐證明，多邊貿易的局面對於各國發展是有幫助的，通過與其他國家“一帶一路”合作的同時，我們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們哪一個點做多了，人家會對我們反感，哪一點我們可能做得恰到好處，人家對我們大力支持。在這樣的基礎認知上，“一帶一路”才能不斷湧現出生命的活力和樂觀的前景。
同樣對於澳門而言，既然掌握了參與“一帶一路”的優勢條件，就要看在好的方向之上，澳門是否能真正利用好“一國兩制”基本法賦予的彈性，優化內部資源，提出五至十年乃至中短期的人口政策、產業政策、教育政策，找到一條適合澳門推動“一帶一路”發展的道路，在主動與被動，在主場優勢與客場協助之間找出自身的有效定位。
在“一帶一路”推行前，已經有很多的內地、港澳企業前往這些涉及的國家展開投資或者貿易往來等。而對外投資的概念，包含區域性的合作與海外市場佈局、國際貿易以及金融等，“一帶一路”其實就是把這些投資路徑整合起來，形成更大的功能，以發揮綜合作用。當時國家能夠推出“一帶一路”構想是很偉大的。因為我們國家有個特性，得有一個目標給群眾跟著去走，大家才更有主動性與積極性去合作去開發，否則便各自單打獨鬥，變成大量資源的重複投資與浪費。現今我國幾乎是與全世界合作，而且是全產業鏈的合作，如果沒有整合、規範起來各種路徑的話，後續推進時便難以評估、難以有效運用資源、難以準確判斷發展方向，日後即使要按需調整及佈局一些戰略資源與行動，也無從入手。所以中央政府在推動“一帶一路”時看到了路徑整合的重要性，加上我國的戰略大環境，地理上不像美國擁有天然屏障，只有北部的加拿大及南部的墨西哥，東西兩岸是廣闊海域；我國周邊都是鄰國，所以我們只能在積極“睦鄰友好”發展關係，在保障穩定的同時也促進經濟發展，確保涉及民生的糧食、天然氣、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在供給、運輸上的航道暢通與安全，也通過共同發展與合作鞏固多邊外交關係。
所以“一帶一路”的構想是從根本性上帶出國家發展的一個方向，希望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本身有海外生活與投資的經驗，就會覺得“一帶一路”的構想非常合理。因為原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去直接引導你說對外該怎麼做，有什麼樣的方向與配套直接來服務你，而如今“一帶一路”國策加上亞投行，國開行等的經濟支持作為配套，在引進多個國家參與，就是致力於匯合各方實力，融合多邊資源，大家通力合作來解決一些基礎性的問題。中國人口眾多市場龐大，經濟互通對整個區域以致全球發展都有極大好處。
當然在整體計劃推行上，我們也要充分考慮與觀察第三方鄰國的接受度，採用哪一種模式來推進“一帶一路”的倡議，也要看當地國家的階段性發展，結合全球經貿的大氛圍來決定具體做什麼，以及需要怎樣的調整。畢竟這個世界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我們需要針對現實情況定期評估相關效益及調整執行模式，如不同宗教、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經濟實力、政治結構等元素組成的社會對經濟發展的期望與能力各異，對外資接受度也不同，按部就班的實行能避免發生重大矛盾。畢竟“一帶一路”倡議是長期發展戰略，穩定及按部就班以達到各國社會普遍接受，也就是以“民心相通”為推進定位據點，整條道路便越走越見寬坦了。
轉變思維，人是關鍵
以澳門的角度來看，澳門由前葡萄牙管治區的歷史到回歸後的現在一向都沒有準備好建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思維。在過去雖然有一些加工工廠與貿易服務，但都極為微型。細小的本土市場加上基於傳統社團結構與政府的作為，都足以可見內向思維。也因為澳門本身的人口及地域面積非常小，久居其中的人的眼光也局限，非常的內向保守，很多時候是從自己看澳門，而不是嘗試站在澳門的角度看世界，當然這與很多小型城市居民心態類似。還好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增長，個人收入大幅增加推高了博彩業發展，大量的消費熱錢湧進澳門，通過博彩業稅收的收益非常大，近年經濟和庫房收入增長可觀，但澳門居民的整體眼光及格局並沒有因此有太大改變。
而“一帶一路”恰恰把人的眼光推開了，原來只算自己的賬，現在也得算算別人的帳，而且要考慮這個帳是不是能做到互贏互利。當然，對於澳門而言，這種想法並不是澳門的傳統。澳門的傳統就是我做我的，再小都是我一個人做，可能也是一種中國古老傳統的小商小農文化。而“一帶一路”構想的推動無疑改變了這種思維：鼓勵大家在現今社會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抱團發展，學會利用商業社會的配套與各個市場的差異，來找出新的商機。新一代的澳門青年不少有在外地留學、生活、工作等經歷，在外地生活接觸到不同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的體會，啟發出實現理想與抱負，有發展積極性，更有建設祖國情懷。我國以政策推動發展，若有對外經濟合作政策而澳門又能積極參與的話，開放了不少年青人向外發展的選擇，而不是只在政府公務員或博彩企業中選取事業目標。內地不少城市與澳門都有內向思維的共同點，“一帶一路”倡議在發展初期，帶動內地非沿海的地區企業及個人的外向型眼光及積極性尤其重要。
比如，早前2013年年底，當時國家剛剛推行“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在國內這種觀念尚未鋪開，我們接到東歐內陸某國家的一個葡萄酒項目，與當時該國駐華大使一起到了重慶，拜訪不同的部門，有意向在重慶設立東歐國家的葡萄酒批銷中心，充分利用連接歐亞多國的渝新歐鐵路，將東歐國家的優質產品尤其是是葡萄酒運送到中國來，在我國重慶（西南地區）做重大的分銷，也在這裡面向全國佈局。畢竟他們國家到中國的船期是35天～50天的時間，利用鐵路只需十幾天就足夠，加上如果能從重慶第一道口清關，利用好重慶的自貿區，再輻射西南、西北人口密集的地區，包括四川、陝西、甘肅一帶，對該國而言是非常大的資源。同樣符合我國需要，在幫他國運送葡萄酒之際，可以成功利用起這條鐵路，進行穩定的商貿交流活動，以不同項目牽動廣泛行業的產業鏈佈局，以達至歐洲及國內的骨幹企業能多加利用該鐵道為運輸選項。但正因彼時重慶政府並不是很積極對待此事，重慶市及相關轄區都未能展現積極的興趣與信心來推動，然後該事情就不了了之。
假使這件事發生在今天自然容易很多，大家覺得要推動“一帶一路”，打開東歐十六國市場，集合這十六個國家不同的商品利用重慶做商貿分銷中心，是一個非常大且良好的經貿發展構想。因此，這就凸顯在“一帶一路”構想推行過程之中，人的觀念非常重要。而事實上，這五年來，無論是澳門還是內地，人的思維都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優勢與不足，澳門需明晰
當人的思維改變時，真正重視到發展機遇之時，自然就會好好思考澳門在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有利條件。要知道，澳門雖小，但國家各種政策的推動最終都會停留在澳門這個特區之上，澳門是我國對外的重要窗口，因為“一國兩制”更保留了澳門在對外合作上的彈性。這就是澳門與內地其他城市的比較優勢。澳門人接受多元文化，從小在多元文化氛圍中長大，頻繁接觸多種族多信仰多宗教，也因為自身區域狹小的關係，澳門人人也喜歡到處跑，單以旅行來看，一到假期或者週末，澳門人就會選擇前往東南亞國家、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乃至歐美國家旅遊，這都是很常見的事情。所以澳門人在長期對外交往交流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觀念，比如如何與葡萄牙人，與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等打交道，如何尊重對方的文化，進行有機融合共處。 澳門多年來在服務業上也有自己的發展優勢，各類賭場、酒店提供的硬體條件，在會議于接待能力上並不差於香港，但在發展之上遲遲未能有重大突破。
現代化程度低下是澳門最大的制約。細細思考之下，你會發現儘管澳門先天具有這麼多的優勢，但是澳門自身的發展乃至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踐行中受到諸多客觀制約。比如澳門體制較為老舊，在法律層面上並未給企業帶來積極的推動與促進，以商業法典為例，現今澳門的企業股權轉讓程序依然非常麻煩，所以澳門基本上不存在股權投資這種投資方法，而內地及海外已經很成熟了。
加上澳門的銀行服務非常單一，所以也沒有債券投資的途徑。很多金融產品並不放在澳門來做，所以澳門的企業只能服務於澳門非常小的市場。因此即使澳門的企業家有很大的抱負，試問又如何投入各種的海外投資？沒有金融平臺與良性的商業平臺，又如何有效展開商業合作與規模的擴充？加之澳門人的安逸生活的文化與個性，使得澳門的商業文化中的對外拓展較為落後，專業人才培養不足，因此走到海外，就會發現自身競爭力有限。正因如此，即使澳門再有優勢條件融入“一帶一路”倡議，但實際的操作上變得幾乎不可能，澳門的參與“幾乎”都需要從香港、國內去組成企業來嘗試走出去，或者將資源引進來，而這種合作，其成果最終也是屬於主要的合作方或該地區，而非澳門。
所以在澳門尚未優化其內部結構之時，要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哪怕它意願再高，也相對是空談。不是它不想，而是沒有能力去做一整套的推動。目前而言，可能澳門突破的就是在相關會議的舉辦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時可能遭遇到一些摩擦，可以利用在澳門的論壇、溝通機制平臺進行進一步的協商化解，這些都是一種軟性的促進。畢竟因為土地、人口的限制，澳門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獨立的力量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去完全推動某個產業的全面開拓與合作。
再加之，長期的“友好社團”思維，使得澳門在面對到“一帶一路”這種高度競爭性的平臺挑戰時，會以傳統和諧、社團的方式來嘗試合作推進，這種不具備企業思維及商業企劃營銷的組織行為，在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幾乎是難以推動。
而如今要改變澳門人的除了思維、制度，也要根據現有優勢去突破一些制約點。例如澳門被賦予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平臺功能時，就應該思考如何利用澳門現在有盈餘的財政收入加上本身的資源優勢，來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這個投資方面去，這也是澳門經濟多元化的一種戰略構想方向，畢竟澳門不能長期依靠單一的博彩業，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正好藉著“一帶一路”啟動多元發展，融合國際發展找到自己的方向。
當然，我們不能沉迷在澳門博彩業優勢的迷思中，從商業運作的角度，內地企業藉助澳門走向國際或者葡語系國家，成本與效益考量自然是重中之重，澳門希望連接內地與國際資源對接，其中外界對於澳門的一個選擇標準即是通過澳門是否能夠進行增值，加速合作？如果雙方直接按照國際標準，自主推動合作，其效果更快更好，澳門是不是就喪失了其優勢？也正因為對外合作、國際開放的客觀需要，我們看到了澳門專業人才的限制，從特定行業需要，到日常談判，商務溝通等，澳門的人才儲備與體量是遠遠不夠的。
數年來，澳門推動人才建設，其實澳門需要何種人才，更值得深思，現時檯面上似乎政府各部門、民間、實業界對於人才的認知與定義都有很大差別。引進人才固然重要，但澳門有無合適的土壤培養出人才，留住人才，善用人才是關鍵。
為面對市場競爭而成立的企業是人才的主要載體，但觀察政府的不少行動可以看到，無論是政府的對外投資還是著力打造的中醫藥產業園、輕軌運營公司，大部分是由政府跟政府的不同部門來組成公司來推進，沒有第三方投資，公務員對接公務員，大家如何在不同的流程上對接辦事，公有體系間的重覆投資浪費，又如何產生效益的刺激性呢？事情的複雜化讓大家看不清究竟政府是想做還是不想做某一件事，所以將行政體制的疊層架屋的框架套到整體商業運營上，是根本無法實現最終期待的目標，也客觀上影響了澳門的企業環境與制度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即使引進了人才，人才本身又如何生存或者融入呢？最終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留不住人，同時，澳門自身的環境沒有變化，又怎麼會輕易培養出適應國際變化、市場要求的人才呢？
新一代，開創新格局
澳門需要新一代有能力有抱負的企業家及政治家，能帶出新的氛圍，能將國家的重點政策：“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等重大政策掌握好，能利用國際眼光、商業能力帶動平臺的作用，將所需資源組合，繼而產生有國際標準的效果，能將人才帶動，引領能人向共同目標積極奮進，而不是不斷回顧而走回頭路。所以客觀上也要求政府應該重點放手更多資源交給市場公平地去做，而不變成一個大政府的決策主導一切。過去大政府以法國為代表，現今已經有很多的國企私有化了，過去十幾年葡萄牙私有化的過程也不錯，電力公司、鐵路、機場、航空公司也在私有化，客觀上在提升自身競爭力與行業效率，要做好準備在博彩稅收低谷時企業還能發展，市民還能過好日子。把握好行政主導配合制度創新才是把握未來發展的關鍵。
要重新打造澳門的營商環境，要真正培養出一批能引領潮流、敢於突破的新一代澳門企業代表，就需要深思，在“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國家、國際機遇之下，澳門該走一條怎樣的模式。目前有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北歐模式、南歐模式，澳大利亞模式等可以參考。澳門需要思考的是政府與民間能解決什麼？人員的專業性如何提升？政府效益怎樣提升，怎樣提升文化水平，推動特色高效的企業及組織管治？怎樣提升產學研結合，提升科技應用及轉化能力？怎樣解決商業社會中企業的股權轉換與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類型？如何形成對於高新科技產業生態培養的方法和態度？
這些都是需要靜下心來好好思考的，若能去除澳門官方的傲慢及輕浮，其實澳門可以選擇學習的模式非常多，一旦定位好哪些是澳門的傳統特色，哪些需要保留，哪些地方需要強化，哪些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重新再出發。現階段主要在於澳門對發展目標不夠明確，自身定位不夠清晰，政府不能調整好自身資源，也就不能為下一代建立有效的外向型經濟體相關發展條件。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澳門未來規劃有著極大的幫助。
回顧“一帶一路”倡議前五年的發展，確實也到了調整我們本身經濟的架構與思維之時，來配合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看到這樣一個需要。實踐證明，多邊貿易的局面對於各國發展是有幫助的，通過與其他國家“一帶一路”合作的同時，我們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們哪一個點做多了，人家會對我們反感，哪一點我們可能做得恰到好處，人家對我們大力支持。在這樣的基礎認知上，“一帶一路”才能不斷湧現出生命的活力和樂觀的前景。
同樣對於澳門而言，既然掌握了參與“一帶一路”的優勢條件，就要看在好的方向之上，澳門是否能真正利用好“一國兩制”基本法賦予的彈性，優化內部資源，提出五至十年乃至中短期的人口政策、產業政策、教育政策，找到一條適合澳門推動“一帶一路”發展的道路，在主動與被動，在主場優勢與客場協助之間找出自身的有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