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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恩·奈斯因创立深生态学理论体系，引领深生态学实践运动而被学界尊为“深生态学之父”。奈斯融东西方文化资源，特别是生态智慧于一体，自觉吸收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和心理学等最新成果，积极扬弃斯宾诺莎和甘地的哲学思想，深度追溯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认为主流世界观假设单体与环境之间的人为区别，导致生态灾难，并由此证明这种形而上学的危险性。深生态学秉承并倡导“生物圈完全平等”的生态主义立场，拒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形上思维层面反思形下环境问题，旨在探寻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也由此引来包括反人类面目、神秘主义倾向和生态法西斯主义等在内的相关质疑。但因其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品格和包容开放姿态，仍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并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深生态学；环境危机；生态智慧；生态主义立场；自我实现；生存智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40-18
[作者简介]夏承伯（1972—），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研究。包庆德（1960—），男，辽宁阜新人，博士，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研究。（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11BZX029）；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121106-2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Deep Ecology： Exploring Living Wisdom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Commemorating Arne Naess’ 100th Birth Anniversary
Author： Xia Chengbai & Bao Qingde
Abstract： In academia Arne Naess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as he has created the theory system of deep ecology and led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Naess has searched in depth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on the base of merg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eco-wisdom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consciously absorbing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modern ecology， systemic science and psychology and dialectically absorb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Spinoza and Gandhi. He assumed the origin of the eco-disaster is the artifi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onomer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dominant worldview and proved the danger of such metaphysics. Deep ecology has adhered and advocating the eco-stance of “full equality in biosphere”， has rejected the value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reflected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physics with metaphysical thinking， in order to explore living wisdom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se have sparked questions including mysticism tendencies and eco-fascism and so on. But the theory glows with vitality and vigor and enjoys promising prospects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its inclusive and open attitude.
Key words： Deep Ecology； environmental crisis； eco-wisdom； eco-stance； self-realization； living wisdom
阿恩·奈斯（Arne Naess，也译阿伦·奈斯，1912—2009）诞辰整整100年了。奈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并在该校哲学系担任主任一职整整30年，他曾是维也纳小组成员、分析哲学奥斯陆小组的创立者。由于奈斯创立并发展了当代生态哲学最具挑战性与革命性的激进思潮——深生态学理论体系，并引领深生态学实践运动而被学界尊为“深生态学之父”，他也是战后世界著名的生态哲学思潮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中外学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中外生态哲学界的研究进展及其相关线索，就阿恩·奈斯及其深生态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学术评介。
一、阿恩·奈斯的生平与著作 从阿恩·奈斯的生平与著作维度审视，深生态学的创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出现既与创始人阿恩·奈斯的自然生活环境经历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受社会教育的独特平台密不可分，更是奈斯本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恶化进行深度反思与深入探索的智慧结晶。
（一）自然环境的熏陶与社会教育的洗礼
阿恩·奈斯于1912年1月27日生于挪威奥斯陆市郊的斯勒姆达鲁。由于幼年丧父，母亲又悉心照顾两位年长的哥哥，故他时常独自徘徊于大自然之间并与大自然为伴，静静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为其日后从事生态研究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
1929年，他在登山时偶遇与其志同道合（崇拜大自然）的挪威高等法院法官，在其劝导下研读荷兰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这是奈斯思想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所有西方哲学家中，17世纪斯宾诺莎的思想成为奈斯成功克服二元论的导师并影响其一生。奈斯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认识与感悟为“斯宾诺莎是思想史上最为清楚明了表述其基本生态态度的唯一的著名哲学家”①。1933年，奈斯在奥斯陆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求学于法国的巴黎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巴黎，他有幸接触到甘地哲学，并被其深深吸引而成为甘地哲学的崇拜者；在维也纳，他参加了维也纳学派，并成为维也纳学派小组成员，深受世界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其扬弃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思想使之包括大自然。193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39年正式受聘于奥斯陆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成为该校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哲学教授。此后，奈斯的哲学生涯从科学哲学转向经验语义学直到1953年。紧接着，他又开始致力于反独断论研究和复兴古希腊皮浪主义怀疑论的工作。②1958年，为了搭建更坚固与广泛的学术平台，奈斯创办了国际著名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杂志——《探索》，并担任杂志主编直至1975年。20世纪60年代，奈斯在奥斯陆大学成立斯宾诺莎研究小组并设立奖学金，由于其开创哲学学习必先通过逻辑学、方法论和哲学史的考试科目之先河而被誉为“战后挪威的哲学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恩·奈斯开创的，无论你赞同与否，挪威哲学都会长期受其影响。这个国家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激励的。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开创了哲学和社会研究的全新之气象。”③
（二）环保工作的投入与深生态学的创立
深受环保圣母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之启示和访学美国期间美国举国上下环境大讨论之影响，加之奈斯本人对环境危机的深入思考，他于1968年在奥斯陆大学开设了“哲学与生态学”课程。1969年，他辞去了奥斯陆大学的一切职务，离开校园只身前往特佛加斯塍（奈斯于1937年在挪威南部建造的山中木屋），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态哲学的事业之中。之所以在山中进行写作，是因为奈斯酷爱登山与滑雪，他认为，置身于高山之中，相对于高山周围景致的伟岸，人会显得何其渺小，思想者会更易于强烈地感受到你是更大的存在物（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自我”概念的理解会更为广阔、更为深远，会在更加宏阔的自然背景下理解自我的存在，形成像利奥波德式的“像大山那样去思考”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1970年，奈斯在《问题的深性和深生态学运动概要》一文中提出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一词，1972年9月，奈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未来调查大会上做了自己多年来思考的成果——“深的、长期的生态运动”，其摘要发表于《探索》1973年第16期第95～100页，至此，一种新的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与追求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理念——“深生态学”问世了，其相关的一整套生态哲学观念、环境伦理思想、生态政治主张与绿色经济理念以及自然教育洞察被称为“奈斯主义”。
“深生态学”兼指深层环保哲学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它既是世界哲学革新运动，也是人类走向绿色未来的行动主义。它的创立，“是基于全球生态难题对世界哲学资源的一次全新整合，尽管深生态学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可重要的是，它至少昭示出新世纪地平线上世界性生态哲学的曙光已经呼之欲出了。”①
为了便于理解深生态运动以示其区别于肤浅生态运动，也是对深生态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奈斯与美国生态哲学家乔治·塞逊斯（George Sessions）于1984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死谷”野营地相聚，提出了深生态学著名的“八大基本原则”，即“奈斯—塞逊斯”八条纲领。八条纲领避开了学术化、技术性叙述，充分考虑并兼顾了各种职业、宗教、哲学文化背景下的深生态支持者，几乎涵盖了当代每一个人和差不多所有重大经济、政治与哲学问题，“八大基本原则”作为“试验性的深生态学基础”存在双重价值：在深、浅生态运动层面作为深生态运动的共同纲领可以区别于浅层生态改良运动；而在深生态运动内部层面又仅仅是内部成员的最低纲领，允许详尽表述与尽力发挥，甚至大力提倡与鼓励差异性与多样性。②
随着环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环保组织的全球化、国际化，奈斯身体力行。为了阻止在马尔达尔瀑布上游建坝，1970年，奈斯用铁链将自己锁在瀑布前向政府施压，最后水坝计划终被取消。1988年，奈斯出任了绿色和平组织挪威分部的首任主席，并积极参与绿党的相关工作。
（三）成就荣誉的获得与警世著作的影响
1996年，奈斯因学术文化成就而获得了瑞典科学院颁发的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北欧人奖”，除此奖项外，奈斯还获得了桑尼奖（1977）、弗里德约夫·南森奖（1983）、甘地奖（1994）、北欧人理事会奖和乌格拉奖（2002）以及彼尔·金特奖（2004）。③2005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授予奈斯圣奥拉夫骑士勋章；2009年1月12日，奈斯在奥斯陆逝世，葬礼无比隆重与荣耀，挪威王子代表国王参加其葬礼，挪威国家电视台直播了葬礼实况，足可说明奈斯在挪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球各地环保组织与有影响力媒体机构纷纷进行了相关报道，以此来悼念这位挪威著名生态哲学思想家。奈斯睿智聪慧，颇具语言天赋，能娴熟运用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德语和英语进行学术写作。他也是一位勤奋且多产的生态思想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生态文化遗产和激励后人投身于环境保护实践的精神文化资源。 据统计，截止1982年1月，奈斯已著28本书（18部专著）和多篇关于奥斯陆哲学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143篇见诸于专业学术期刊，45篇见诸于非专业大众期刊，29篇见诸于新闻报纸。①代表性的论著有：《解释和准确性》（1953年）、《怀疑论》（1968年）、《甘地的政治伦理学》（1968年）、《自由、情感和自我存在：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中心结构》（1975年）、《生态学、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生态哲学纲要》（1980年）和《哲学史》（两卷，1980年）以及《生活的哲学：更深世界中的理性与情感》（2002年）。研究领域涵盖科学哲学、实验语言学、怀疑论、甘地与斯宾诺莎哲学、和平理论、民主理论以及环境哲学。此外，10卷本的《奈斯文集》由荷兰克鲁维尔出版公司于2005年出版，《生态智慧：奈斯的著作》也于2010年问世。其论文《深生态学运动：从哲学的方面看》（1986）对比深、浅生态学运动，用简洁语言勾画出深生态学特点。而“22世纪的深生态学”呼吁生态启蒙，希望增加深生态学态度的社会影响，憧憬了22世纪的绿色社会之路。
为了精当表述阿恩·奈斯的学术地位与在哲学领域划时代贡献，学术界通常把其与理查德·罗蒂与德里达相提并论。世界著名环境伦理史学家和生态思想史学家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FrazierNash）认为，深生态学的产生主要归功于挪威人（指奈斯），它对美国新的环境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美国深生态学家塞逊斯甚至认为：“正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被尊为20世纪上半叶智力领袖，我相信当奈斯的所有哲学成果整理和面世时，人们会认识到他是20世纪下半叶的领袖哲学家。”②
二、深生态学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审视，奈斯深生态学的构建融东西方文化资源，特别是生态智慧于一体，又自觉吸收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和心理学等最新成果，积极扬弃斯宾诺莎和甘地的哲学思想。其中斯宾诺莎和甘地的思想对其影响最大。③
（一）斯宾诺莎自然哲学思想的合理继承
斯宾诺莎（Spinoza）哲学是尊重自然和限制人类干扰自然的哲学，在所有西方哲学家中就数斯宾诺莎对奈斯的影响最持久巨大。④在奈斯的著作中斯宾诺莎的思想痕迹随处可见，其中斯宾诺莎的整体自然观与天地万物平等的思想，直接构成了深生态学有机整体生态本体论和其思想精髓“生物圈平等主义与自我实现。”斯宾诺莎的整体思想可以概括为：每一个物体，作为此时此地的存在的一个特殊事物，都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是与整个宇宙一致的，与整个宇宙的其他部分联合在一起，因为宇宙的本性是绝对无限的，所以宇宙各个部分的变化必定是无限的；若从物体的实体的本性属性中来考察物体，那么每一部分仍然与它的全体有一个更密切的联合，脱离开实体的其他部分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理解；人体和心灵都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中存在着无限的思想力量，它作为无限的力量在自身内从观念上包含着整个自然，它的思想和它的对象即自然本身以同样的方式行动。①
自然通过其自身而非其他任何物被认识，因此自然最了解与知晓自己，也尽可能用最适合其自身特点的专业术语与独特语言淋漓尽致地自我表达与阐释，自然中的一切构成均无尊卑贵贱、等级差别，在价值上一律均等，不存在也不允许存有伤害与践踏其他任何部分的特殊与特权部分。深生态学最高准则之一的自我实现也源于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即自然倾向，可理解为构成一切事物本质的基本动机）术语。奈斯声称：“在某种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一词可以为‘自我实现’所替换。这里的自我乃是‘实现了的’自我。如果自我指的是某种不断扩大的能力，那么，自我实现就比保护的能力更大。”②奈斯自我实现原则本质上是追求至善与真善。这一点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终旨不谋而合。斯宾诺莎认为，自然是永恒无限、第一性的，而人作为其存在的部分与组成，可通过理性认识并了解自然，在情感上与其息息相通，以期使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知识相符，这是达到至善的唯一切实可行之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自然，以便足够使我们达到上述品格（即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引者注），并且还有必要组成这样一种社会，以便利于促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容易而且确定地达到这种品格。”③唯有人人都享有善的时候，就实现了真正的幸福。在西方哲学史的长河中，奈斯之所以对斯宾诺莎思想情有独钟有其客观必然性。斯宾诺莎逝世300周年的前后，西方出现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热潮，这种环境为奈斯深入理解斯宾诺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外，使奈斯对斯宾诺莎思想情有独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斯宾诺莎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品格。④斯宾诺莎现实经历中俭朴的生活，道德方面崇高的精神境界都深深地感染了奈斯并促使其“见贤思齐”。
（二）甘地自我实现哲学思想的适度扬弃
深生态学自我实现原则和非暴力主张是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圣雄”甘地（Ganhdi）的思想精髓一脉相承的。“作为一个学生和甘地关于在流血冲突中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之思想的崇拜者，其形而上学最终征服了我。”⑤这是奈斯对甘地思想心悦诚服的最为自觉之心声与坦诚之表达。甘地之所以成为国际性道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的明晰自觉，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甘地把其人生目标表述为：“我为之奋斗的——这30年，我孜孜以求实现的——是自我实现，是与上帝面对面会晤，是去获得自由。我在这种追寻中生活、行动并感知我的存在。我的所说、所写以及在政治领域里的冒险都是为着这个目标。”⑥贯彻甘地非暴力抵制思想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真理”、“非暴力”、“苦行”。而三原则得以成功运转基石则是“所有生命的完整统一的信念”。可见，甘地的自我实现是通过无私或无我的行为，亦即减少狭隘的自我或本我而对大我的控制来实现。他笃信人和所有生命紧密相联，若一个人获得了精神性，整个世界也与其获得相应的精神性，反之亦然。奈斯正是吸取并继承了甘地的这种思想而确立了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最高原则的。
（三）道佛宗教生态哲学思想的辩证吸收
奈斯是20世纪西方率先转向正面吸收道家和禅佛教哲学的职业哲学家之一。道家和禅佛教以一种主客交融，灵活有机的人性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与环境，其终极追求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与深生态学的价值追求应该说是不谋而合而又殊途同归的。“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①对于深生态学最核心的准则“自我实现”与道家所倡导的“道”之意蕴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奈斯坦言，“我所阐释的‘大我’即中国人所谓的‘道’。”②“道”是道家哲学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高级别的范畴，既涵盖了人际关系又囊括了生态关系，是本体论与价值论双重概念，作为本体论的“道”是万物之始基；作为价值论的“道”要求人之行为与自然万事万物齐一。即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过程，这也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的过程。此外，奈斯所倡导的生物区域理想社会形态也与老子所期望的“小国寡民”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斯宾诺莎和甘地的哲学思想对奈斯影响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奈斯的生态思想也深受佛教哲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深生态学家迪恩·柯廷（Deane Curtin）在《心态似水：生态智慧T与佛教传统》一文中认为：“在奈斯的工作中，佛教的影响虽非处处可见，但却为自我实现和内在价值这类深生态学的关键概念提供了最直接的表述。”③奈斯本人曾写过《格式塔思想与佛教》的论文并坦称：“佛教为深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思想背景或渊源基础。”④
道家以“道”统摄其思想，佛家则视“法”为其根本。法在佛教中作为万物之本，贯穿于人的生命和宇宙生命之中，并由其作用宇宙，由构成其事物或事件相互渗透而成一整体。佛教的终旨是通过宇宙和其他一切生命与自我之间的调解融合而克制欲望，在感觉与心灵达到与外部相通而呈现慈悲心怀从而油生“利他”意念与思想。用深生态学话语表述即通过对“大我”的深刻反思与普遍认同，去征服与克制与私欲相通的“小我”从而达到与外物普遍共存、荣辱与共。由此，佛教对深生态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此外，奈斯还特别吸收了普罗泰戈拉、古代怀疑论、格式塔知觉心理学、现象学、海德格尔、怀特海、直觉主义、系统哲学、分析哲学等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以及禅宗等其他宗教教义的灵感。甚至基督教“十戒”和马克思的部分内容也被转化和压缩进深生态学概念体系。
奈斯创立的深生态学广泛吸收了众家之长，其目的是摒弃西方主客二分机械范式代之以有机整体生态新范式，这不失为解决生态危机开出了一剂良方，也无疑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但其学说不可避免夹带了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因包容百家思想而难免有“大杂烩”之嫌。
三、深生态学的理论旨趣
从理论旨趣审视，深生态学之所以是深的，在于它将环境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基本的哲学原因，“认为主流世界观假设了单体和其环境间的人为的区别。由此导致的生态和环境灾难证明这种形而上学是危险的。由科学生态学所鼓励的替代的形而上学可能防止这种灾难。”①深生态学最有哲学挑战性观点在于它将形而上学的观点与导出的规范性论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从形而上学生态学向伦理与政治以及具体生活方式的转换。
（一）深生态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相关外延
奈斯将“深”与“生态学”一词结合而创造的“深生态学”，狭义上是指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领域，蕴含崭新的生态智慧和方法，其主旨在于反对西方哲学传统模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客二分的原子本体论、分析还原方法以及视万物为力学运动的机械世界观并在其指导下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奈斯将其称为生态智慧，其目的是由其充分地展开引出生态思维，这里意指生态学将完成从科学到哲学的升华，即生态学的形而上学，亦即生态形而上学。其实，它是一种区别于科学至上，批判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激进生态哲学。为了防止将深生态学单纯理解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与意识形态抑或象牙塔内的哲学，奈斯强调深生态学不只是一些基本态度、信念和理念，也绝不只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事务，广义的深生态学既包括采用非暴力的环境不服从方式，共同反对环境不公正的草根社会运动，也包括作为哲学思潮的深生态学变革运动。即它是一个包含哲学与运动两不可分的复合概念，这也是奈斯反复要求人们从“运动”而不是局限于哲学来理解深生态学的原因之所在。
在整个深生态学概念中，“深”一词总是占有深生态运动语词结构的中心位置。②“深”不仅包括系统哲学的深度，而且包括所预期的社会变革的深度。这里包括了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对科学方面的问题链的深度追问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超越科学而进入哲学或宗教领域。然而，深生态学还不只是对“深层问题”的回答，而是“深层问题”的提出和被认真对待，因为若无在经济、社会或意识形态上的被认真对待就不可能有向生态理智政策具体而真实的转变。此外，“深”还包括“变化的深度”。即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层面，而且还要体现在社会各方面，最终是深层的本体论与价值观层面。奈斯在“深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观点”一文中，从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层面譬如污染、人口、资源等因素，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层面如环境教育与科学事业、文化多样性与适度技术、土地与海洋伦理等问题，对浅生态运动与深生态运动都进行了对比。两者间的最重要差异与明显区别表现在：深生态运动公开地对每一个经济的、政治的政策予以追问并深知这种追问的重要性，这种追问是深度的和公开的，它绝不将任何事情视为当然而是坚持不懈地追问“为什么”。③正是这样的追问方式以及对待问题的特殊态度表明，深生态学有其哲学上的优先考虑，它要从本体论层面对人们奉为硅臬的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进行彻底核查与全面清算，对其错误原因与反自然表现进行全方位揭示与深层次批判，对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以崇尚消费为荣的生活方式和以效仿发达工业国家文化为主的文化方式进行深度质疑与反思，以求人与自然矛盾的全面化解与有效解决。
（二）深生态学的理论主张及其结构图式
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深层生态运动主张与理念，揭示最广泛意义上多元统一的深生态学或深生态学运动的逻辑关系，奈斯构思了一个围裙图。①
如图所示，它由四个层次组成。自上而下是一个“假说—演绎式”的逻辑模式，其关系由层层逻辑导出；自下而上，是“怀疑式”的发展，是关于无数‘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深层追问链条之延伸。最上层是由A、B肩与裙领部构成的层次，被称为终极前提层次，涵盖了一套表达出来的基本哲学理念和直觉或宗教信仰。值得一提的是，除事实性命题外，规范性命题也属于此层次。确切地说就是人类所有文化遗产中蕴藏的一切生态智慧。顶层是最深的层次，但它不是一个或一组可以加以明确逻辑定义的前提构成的逻辑起点，而是扁平的元哲学层次意义上的生态智慧。此层次表示可以得出深生态学运动纲领的前提是多元的、或然的，不存在惟一一套公认的标准前提，不同哲学派别、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人们完全可以按自身特点与自己独特方式通向与达到深生态学纲领。如肩部和颈部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道教，或基督教，或斯宾诺莎哲学，或奈斯自己的个性化的生态智慧T，不一而足。这一层次的建立，说明深生态学创立人奈斯极其重视世界哲学资源，实际上这也是深生态学运动给自己提出的艰巨任务——它必须鼓舞世界哲学界和普通人行动起来，汲取世界哲学遗产的方法、观念、规则、灵感、直觉、洞见，搜寻批判性的生态智慧，这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自上而下第二层，是P层次，即围裙图的腰部，代表深生态学运动纲领，不管深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如何多样化，但是这个纲领是他们公认的理论基点。奈斯强调说八点纲领是直觉表述而不是穷极性表述，意在表明八点纲领只提供方向，给深生态学的阐释与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纲领虽然被称为基本原则、原理，但是他们在逻辑上的地位却不是基础性的。奈斯说，它和第一层次有逻辑的得出关系，即它是第一层次广泛前提的结论。从逻辑关系审视，八点纲领不可能是终极完成的惟一纲领，应该把其理解为现阶段鉴别深生态学运动形态的基本尺度。
腰部与底边之间的第三层次，代表或多或少从纲领派生出来的一般性结论，如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或政策。这些结论兼具事实方面假说与通行规范两方面的性质，它是塑造通行环境行为的直接依据。
第四层次，即裙子的底边C或D，代表具体境况下相应的实践决定，包括各式各样特殊规范，亦可称为“行为层次”。奈斯宣称，“深生态学因此可能既有多元性又有统一性：统一表现于第二层次，多元表现在其他层次。”①
这里的统一是动态的多元统一，它没有唯一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上围裙图与八点纲领的灵魂仍是怀疑和深度追问精神，深生态学及其运动因而是开放动态过程，深生态学世界是可能性和创造性的世界。换言之，深生态学提供的是绿色未来文化的意义总场，并蕴涵着可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的巨大话语空间，它允许并且必然会产生无数具体的精神活动者的具体的生态智慧。
（三）深生态学的生态智慧及其最高准则
奈斯用“生态智慧”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并声称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生态智慧的教诲性与辩证性，并把其自己的哲学称“生态智慧T”。对此，我国学者雷毅认为，生态智慧T表明奈斯用心极为细致，具有暗示创作地点与个人人格的双重意蕴：一是意指奈斯在常登的那座山上搭成的用于写作的小屋（Tvergastein），也表明奈斯个人独到之见解；二是指奈斯谦逊与宽容的学术态度，生态智慧T仅仅指奈斯本人的生态思想，其人亦可根据自己的情感与理智去独立提出生态智慧而非盲目全盘接收奈斯的思想。②
在更为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深生态学伦理可归为两个“最根本的概念”。说其最根本是因为它们不是从其他更基本的原则或价值观导出，它们是伦理上判断的基点。深生态学的这两个最终准则便是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奈斯宣称：“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原则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个基本准则是：随着人类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③深生态学的两条最高准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深生态学的立论基础。自我实现是人们的认识过程，从中认识到自我存在与自然的联系中。生物主义平等则是指所有的生物及人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相互公平的成员，因而具有相同的内在价值。
生态平等主义直接源于奈斯“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其前提依据是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物种都担负着独特的功能，相互间以及整体密不可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都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孕育后代权以及在“大我”中的自我实现权，所谓价值上的高低贵贱、等级序列只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表象与展示，是人类以自我利益为核心而人为划分食物链能级结构的结果与呈现，而非整个自然的真实情况与具体体现，更不是相应价值在自然中的真实表达与形象再现。深生态学视生态系统为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关联而又密不可分的整体存在，在赋予整体以生命的同时也相应地把生命生存权利赋予于整体各部分。生物群落的各组成部分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的唯一原因是它们都是该群落中的有机成员。
生态平等主义准则超越了动物权利/解放、其他非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平等权内涵而要求赋予生物圈所有存在物以平等权，这是一种全新的、彻底的平等主义，它仅从生态学视角把人这一物种降低到了生物属性和自然存在，与生物圈其它存在物一样的平等地位，而忽略甚至遮蔽了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存在，这是其存在的严重之不足。
奈斯认为，人类致力于求解诸如“我们思维，我们将去何方以及我们所处的实在的性质为何”等基本问题已经经历了约2500年。他本人的解读为，我们低估了我们的自我，因为易于混淆本我和狭隘的自己以及大写的自我，唯有人性在各方面全面成熟才能对所有生物，无论其美丑、大小和能感知与否达到认同，传统上，一般认为自我成熟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形而上学自我，但在自我成熟这一概念的演变中，自然被大大忽略了。生态自我被遮蔽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拯救地球，使其免于更深的生态恶化，因为这种生态恶化使人类和非人类的自我利益明显分离，并降低了所有生物的潜在的生存愉悦。唯有促进人性全面发展，与他者认同感逐渐趋于成熟，达到自我实现，发挥全部潜能，才能在他者中深化自然之认识，提升生命之意义，增进生存之愉悦，拓展自我之概念。概而言之，自我实现过程是自我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与外延认同对象范围逐渐拓展直至融入整个自然的动态过程，亦是所有生命潜能实现的动态过程，意味着普遍的共生和多样化的存在。此外，它还包含着“在整体自我中实现个体自我，在个体自我的实现中求得整体自我的存在”这样的辩证关系，彰显了所有存在物的善和利益。也是人内心的善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同而逐渐显现的动态过程。奈斯把淹没于“本我”与“狭己”后面的“生态大我”从东西方文化与宗教传统中发现、挖掘出来并赋予其当代意义与时代使命，引导人们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以期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大有裨益的。
深生态学两条最高准则紧密相联、相辅相成。自我实现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其前提即生命平等和对其尊重；同理，所有各生物都达到了自我实现，才能真正做到对生命的尊重与完全平等。
四、深生态学的实践诉求
从实践诉求维度审视，深生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愈演愈烈的现代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其初衷也是为现代生态运动提供指南，以此指导当代人类的生态实践和实践的生态化。奈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创立深生态学的初衷，“从严格意义上讲‘深层生态学’不是哲学，也不是约定俗成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相反，实际所发生的是在运动和直接行动中各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形成一个有同种生活方式的圈子，别人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太俭朴，但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丰富多彩的。尽管他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政党，但在大量的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也许影响最大的参与者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无法用专业哲学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能用艺术和诗来表达。由于这些理由，我用‘运动’而不用‘哲学’一词。”①这表明，深生态学最大特旨在于实践性，它是一种深生态运动。 （一）奈斯—塞逊斯的反思及其八条纲领
深生态运动由宗教背景多元、人生观念各异、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支持的。这既是该运动的力量所在，又构成了该运动的挑战。深生态运动的形式主要有：地方自治、甘地非暴力抗拒、非政府组织行动、草根民主等。为了使赞同深生态运动的人能够从不同途径走向同一立场，为促使社会变革的生态整体主义环境运动提供共同基础，奈斯与塞逊斯共同起草了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性原则，即如前所述“奈斯—塞逊斯”八条纲领。②依据基本内容，可将其分成理论（包括第（1）（2）（3）（5）条）与实践（包括第（4）（6）（7）（8）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地球所有生物存在的繁荣共存与丰富多样，立论基础是各种生存物都具有内在价值，除非存在特殊情形即为了满足基本生命需要，否则人类无任何特权有意剥夺或随意减少生存物质的丰富多彩与多样纷呈，可当下的情形却是人类过度影响与干扰了非人类世界，并且情境还在进一步加剧与恶化。所以，人类必须行动起来，从人口减少、政策鼎新、生活方式转向、承担必要义务等实践方面推动这场挽救人类与拯救地球的生态运动。八条纲领以内在价值论为灵魂与核心，是“似乎差不多所有深生态学运动支持者都能接受的一套十分一般和抽象的陈述。”①八条纲领拒斥人类中心论，否定了人类自诩为进化链中优越生命地位，要求给予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环境，限制人类干扰自然，特别突出了行动义务原则，体现了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故而完成了从世界观层面具有较强抽象理论指导性的深生态学到现实层面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深生态运动的巨大转变。为了反对与抵制现代西方过度崇尚的消费主义，深生态学用形象语言“手段俭朴，目的丰富”来强调生活目标的丰富多样性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充实性。“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则通俗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种真正公正民主无等级理想生态社会的追求，通过这些口号使公众对其思想易于理解与普遍接受，从而培养了深生态意识。深生态学家约翰·罗德曼（Jonh Rodman）将生态意识归为“资源保护、荒野保护、道德扩展和生态敏感性”四种形式②。并认为，资源保护与荒野保护是生态意识在实践层面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外在行动源于内在更深层的道德扩展理论和生态敏感性。而道德关怀对象扩展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承认自然界内在价值与权利，这种理念并非是人类中心伦理思想的简单外延拓宽而是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结果。奈斯也认为，生态意识源于我们同外界事物的认同并且与其强度成正比，若我们不能站在非人类生命的立场设身处地考虑其感受，其结果只能为对非人类存在物生命的漠不关心。
深生态意识的形成，是支持或赞同深生态运动或生态整体主义者在反省工业生产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与他人或自然存在物的认同感而形成的，故而深生态学者在对当下工业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进行了质疑与批判，代之以降低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与倡导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与质量程度。奈斯宣称：“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提出这种疑问的时候，也就对我们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物质生活标准应该急剧降低，而生活质量，在满足人深层的精神方面，应该保持或增加。”③简言之，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与强调人的价值是深生态学生活方式的主旨与核心。当每个人在实践中体悟到“爱”与“幸福”的真正内涵与内容指涉时，心灵上争取解放的力量能够得以释放从而达到一种高度的自觉。
（二）深生态学的政治主张及其保护策略
生态运动在政治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绿党的崛起与力量的骤增，而深生态学则构成了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绿党的“生态学、基层民主、社会责任感与非暴力”等政治纲领与深生态学的行动纲领如出一辙。其各项政治主张更是深生态学所描绘的生态社会蓝图中各种具体措施的“翻版”，绿党经济纲领更是从深生态学中汲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份。奈斯的“生态运动不能规避政治”①观，精辟地说明了深生态学与绿色政治之间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环境运动兴起在政治领域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在政治舞台打破了“红”（激进思想）与“蓝”（保守思想）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形成了“红”、“蓝”、“绿”三足鼎立之势。绿色不在红蓝两极之间，而在两极之外，从而形成了政治力量的三角关系。绿色与红色和蓝色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绿色与蓝色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个人事业的价值，都反对官僚政治；绿色与红色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社会责任，反对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伦理、社会、文化后果。但绿色绝不是红与蓝同类色中的一种替代色，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深生态运动的发展与壮大，红、蓝对立的政治力量各自从相反的方向向绿色逼近，并最终与绿色趋同。
从其生态整体主义和自然内在价值理念出发，深生态学者提出了“顺应自然”的管理模式；提倡地方性社区特别是生物区域的工作范式。深生态学继承了浪漫主义和早期环保先驱缪尔与利奥波德的自然保护主义传统，认为“自然资源”是一个典型的人类中心论色彩浓厚的词汇，人类善待环境的行为必须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传统的“科学管理、明智利用”，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稳定与发育，漠视与人类利益无直接利益的生物物种与自然存在的功利主义资源管理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发达国家人的健康与福利。②自然界对人类而言始终是一幅难以描绘的画卷，其复杂多变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与实际达到的程度，我们认识自然与把握自然规律的唯一途径就是亲近自然，深入其中体悟而不是在其上或其外观赏。此外，自然界演化历程表明，“自然界最了解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采取明智的举措来管理自然资源。“顺应自然”便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并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资源管理方式。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生态系统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境下，能够通过新陈代谢、能量流动、物质转换而在整体上达到动态平衡与有序演进，其自组织、自调节、自演化的实践过程亦已暗示如果外来干扰力量过重最终会导致整个系统内部结构秩序混乱，外部功能丧失崩溃。“顺应自然”的资源管理方式最重要体现在荒野保护上。深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高度重视这一论题。奈斯认为，荒野区有其独立的价值，而不管人们是否进入其中。荒野之所以是人为人的重要场所，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原始性。除经济价值外，荒野还是大自然与人类文化的遗产，具有审美和非人类生命栖息家园等多重功效。 地方性社区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相对，更强调人与非人类生命在自然状态下共存的具有明显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的一种生活方式。深生态学把生物区域社会看成是实现其理想的最佳形式是因为生物区域具有双重内涵与意蕴。从物质与意识层面来讲，它既是按地理学理论划分的实际存在的地区，又是人们精神意识中的构想保留地域；从现实与理想层面而言，它既是现实的按政策规划的存在之所，又是寄托人们憧憬如何生活的理想之地。其目的是寻求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建立与当地生态系统相融的多样化社区并使各项政策与当地生物完整性完全相融，但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策略：在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过渡时期，需采用一些与生态学原则相一致的资源过渡管理模式且种种管理模式前后之间应当平缓衔接，最终指向生物区域社会这一未来生态社会的长远目标上。
五、对深生态学的质疑与批判
从深度质疑维度审视，深生态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以一种反人类中心的激进面目而出现，但其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和系统化的哲学渊源，只是预置了生态中心和非人类中心的前提假设并对现实生态问题衍生出了一套哲学与行动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其断言太笼统和概括，其模糊性几乎使它宣称的一切成为空话。故而，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从其生态学基础、理论的自洽性以及在实际中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程度等进行揭示。
生态科学为我们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的信息，帮助分析环境问题并开出相应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但不应过分依赖于生态科学，也不应把之奉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高权威，虽然生态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深层哲学问题的模式，但是它毕竟不是哲学，它无法取代哲学形而上学分析，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生态学的“是”推出伦理和政治上的“应当”，更不能单从科学就建立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结论。具体而言，深生态学充分发挥生态学与机械论思维方式相佐的整体联系特征，而使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被弱化，在反二元论思想的同时自己却身陷其中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从生态学意义而言，互利共生相对于竞争捕食居次要地位，而且在推动物种进化和多样性方面，竞争捕食意义更大，无论从人的生物学意义还是从社会意义上，我们都不可能也无必要排除竞争。由此，科利考特宣称：“深层生态学也许是深沉的，却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也许启发了深层生态学，但它并未使深层生态学变得更有智慧。深层生态学那种粗糙的形而上学的整体论更是难以通过诉诸生态科学来加以证明。”①据此而言，生态学上的互利共生与竞争捕食是相辅相承的，过分地强调互利共生、整体价值而遮蔽漠视适度竞争、个体利益的整体主义同样是有缺陷与不足的。
深生态学以“自我实现”和“自然物具有内大价值（客观上要求生物圈平等）”为理论内核而建构起其一套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其实，其理论内核的自洽性是值得质疑并需要深层追问的。自我实现是深生态学的理论核心，奈斯本人把“自我实现”解读为逐渐拓展认识范围从而达到与更大的自然物的认同。若达到最后或完整的认同必然是在“大我”（自然整体）得到充分实现后才能到达。据此可以产生以下质疑：自然物达到了充分展现，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意识到吗？这种意识是个体行为还是整体行为？我们又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具有这种能力呢？自然存在物的这种展现是其自身真实的展现抑或是夹杂了个体的主观意识与行为差异的主观展现呢？……所有情况指明，“自我实现”境界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无法实现的生态伦理乌托邦，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实践中使生态保护以“自我实现”为基础，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初衷。
若想把握奈斯深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实质，需将自我实现论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前提是一切自然存在物均有内在价值。而奈斯认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这一命题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物在自然系统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关于内在价值的另一质疑便是其是否平均地分配给每一存在物。若如深生态学所宣称的便应当平均地分配给每一自然存在物，但当人的利益和其他存在物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呢？奈斯的处理办法是“两条原则”——根本需要与亲近性原则。这实际上还是背地里支持内在价值存在等级性。况且，价值在实践领域的真实存在是不可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
深生态学秉承并倡导“生物圈完全平等”的生态主义立场，拒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形上思维层面反思形下环境问题，旨在探寻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心论”的困境，特别是因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分歧和原则规范的自相矛盾而受到生态运动内外各种批评，也由此引来包括反人类面目、神秘主义倾向和生态法西斯主义等在内的相关批判。
（一）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一：反人类
大卫·佩珀（David Pepper）在总结了对深生态学的各种批评意见后指出，对深生态学一些最重要的指控，正面而言，深生态学在政治上是天真的；负面而言，是政治上的反动。①说其天真，是其本末倒置，忽视乃至遮蔽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来自现有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合作而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自我态度的转化、生活方式的转变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与力量支撑；说其反动，则可从其所用语言中得到明证。
对于深生态学究竟是反人类中心还是反人类的争论与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批评者中以“环保”而著称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最为典型。在其《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戈尔对深生态学把人与自然关系比喻成一种灾病、把人类说成是一种全球癌症、人类文明是地球上的艾滋病毒的说法给予深刻的揭示与全面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奈斯所犯的错误在于：一是把人看作具体的生物存在而有意忽视或遮蔽人是抽象思想的生物存在，仅依据逻辑与理论与地球相关联；二是抽去精神属性与自由意志仅从物质意义来说明人与地球的关系——仿佛我们只是些人形皮囊，命里注定要干本能的坏事，不具有智慧或自由意志来理解和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②
（二）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二：神秘主义 深生态学把一切自然存在物视为有生命的存在，毫无条件地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这与自然科学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大相径庭，而与“万物有灵”观念殊途相通，时常被人们视为近代哲学中有机论思想的延续与复活，认为其思想含有一种特殊的神秘主义和万物有灵论。莫里斯（D. Morris）认为，阿恩·奈斯“陷入了几乎是令人困惑的哲学隐语之中”，其神秘主义常常把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清楚的问题弄得让人不知所措。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声称，深生态学是一个被体系框架遮掩着的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的“大杂烩”③。威廉·格雷（William Grey）认为，在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科学研究的矛盾观点是极佳探索方法之一，科学研究的功效以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与揭示程度可以与万物有灵论或泛神论世界观相媲美。然而，深生态学是在用一种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来抵制或消解现代科学对宇宙世界的正确解释与合理说明，他对现代科学对宇宙世界解释的辩护与对深生态学的批评质疑可见以下言辞：“使我不解的是，怎么有人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看成是浅层的、令人失望的。……如果其他文化能够通过万物有灵论达到与其环境的认同，那么，我们的文化也能够通过科学的理解使我们达到这种认同。”①
（三）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三：生态法西斯主义
奈斯奉行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行动纲领往往被批评家指责为为了一种“好”的生物圈而牺牲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②其生态运动八条纲领中的第四条“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的减少”，更是批判的众矢之地。生态社会主义者布克钦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奈斯此举实为推行国家法西斯主义。布克钦声称：“一些深生态主义者的想法使我惊异之处。人们需要理解的是这个问题与毒气室和种族主义毫无关系。我知道‘人口控制’计划意味着什么。我在欧洲的所有亲人都已死去，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在‘人口问题’的名义下被杀害。对于希特勒来说，只要有一个犹太人存在就会造成人口过剩。”③沃特森（Watson）也对奈斯为了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人类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对奈斯这样的生态哲学家的主张深表忧虑，认为若奈斯等生态哲学家获得了政治权利，为了推行其所谓的生态平等主义理想，在政策上会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人口出生的节育措施，为抵制现代文明也会抛弃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我并不怀疑人类依赖于与自然环境的合谐相处，亦不怀疑对生物无缘屠杀的真正危险，但我确信生态哲学家的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们把物种的利益凌驾于个体之上。”④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普拉姆伍德（ValPluwood）也揭露道：深生态学的扩展的自我不是批判利己主义的结果；相反，它是利己主义的扩大与延伸。它没有对占有性利己主义的结构提出质疑；相反，它是试图通过扩展自我而鼓励一种更为宽广的利益。扩展自我的动机是为了鼓励一种更为宽广的关怀，同时鼓励自我自利作为行为的动力。深生态学在提倡自然保护时借用利己主义的“人性本自私与替代利己主义即自我牺牲”两条假设使其陷入了“囚徒”困境。若认为扩展自我就是为了剥夺个体或其他人的利益而服从所谓“整体”利益，这种逻辑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大我”利益的扩大是以消灭独特性与差异性为代价的，其道德地位予以认同也是以个体或差别融入整体之中而依据整体利益行事为前提的，故而，扩展自我的策略最初也许只是要求人们移情于自然的另一种精巧而含混的方式。⑤
此外，深生态学还遭到了来自生态运动内部的两支强有力的阵营——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批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论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⑥。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把反人道主义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普遍的反人道主义是性别主义的混合物。她对奈斯经常使用“man”这一词汇深表担忧，认为深生态学在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时忽略了西方社会统治自然与妇女之间的联系。⑦
生态女性主义者们还对深生态学的核心原则“自我实现论”深表质疑，为了所谓的“大我”或“整体”而压制或消灭自我与个性，会使妇女沦为所谓的自我实现论的牺牲品。普拉姆伍德也对奈斯的自我实现论表现出不安，认为这会抹杀地球和人类的独特性，主张用“关系中的自我”来取代奈斯所说的“扩展的自我”。生态社会主义者布克钦认为深生态学以超越的名义掩盖了现代社会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避开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追求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使其变得不伦不类，其现实具体价值大打折扣。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深生态学认真思考并予以重视的。
深生态学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最大打击与困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其基本主张的拒斥。在他们看来，深生态学不加区分一味强调环境保护而遮蔽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重要性其目的是值得怀疑与重新审视的。印度学者伽哈（Ramachandra Guha）在《美国激进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一文中指出，深生态在美国的发展是十分独特的，尽管在修辞风格上高度一致。但激进环境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却有很大的差别。若在全球范围内不加区别而推行齐一化的深生态实践是有害的，因为各地区的现实处境与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千差万别。他总结了深生态学的四大特征，即：环境运动在价值观上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观念转换；由于深生态学对未受破坏荒野的过度关注导致其对环境议题其问题的相对漠然与忽视；深生态学古老东方智慧的精神来源与现代生态学的联姻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的姿态；深生态主义者求同（共同的仰）存异（内部的分歧）使其成为环境运动的先锋。①
伽哈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两个更基本的问题“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上流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化”而引起的，两者皆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界限无关。在第三世界中过分强调野生自然保护其实质是将穷国境内的丰富自然资源拱手献给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上层人员，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落后，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而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正是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上流阶层对自然资源以及资源消费的不成比例占有。所以，消除产生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远比抽象地谈论价值观地变革重要与紧迫。目前，追求与强调资源消费平等与社会相对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燃眉之急。虽然深生态学创始人奈斯也意识到生态环保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竭力呼吁与大力提倡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资金与技术上的帮助，但这些仅流于言辞而在具体问题上并未提出有效的实践举措。在资源分配的国际不公正秩序下，“援助是手段，保护是目的”方案对第三世界来说极具空洞是不吸引其注意力的原因所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处境要求其把生存与发展问题放在压倒一切的问题之首，人们的热情与关注度更在于经济发展以便更好的生存而非其他。在现有的不公正国际分配秩序下，深生态学不加区别地向全球传播与推行其生态理念与环保策略，其目的与后果究竟是富国的奢侈还是穷国的福音，尚需观察；究竟是发达国家借自然保护之名推行“生态帝国主义”，还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繁荣富强的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尚需探索。深生态学在极力推崇与鼓吹生物圈一切物种平等理念的同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类社会内部的两极对峙、贫富分化、种族主义和干涉侵权漠视与淡忘，被一些批评者视为其所谓的“深层”实际上仍是浅层的。① 六、深生态学的启示价值
从启示价值维度审视，深生态学坚决拒斥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而对自然加以盘剥践踏的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人是万物尺度”的伦理霸权，质疑科学至上、技术万能的现代性神话，从形学层面反思形下环境问题，意图旨在探寻当代生态危机之产生根源与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
（一）工业社会的批判与生态主义的张扬
深生态学对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深刻性检讨，既批判了西方传统文明，又批判了传统资源保护运动，还批判了生态神学家的托管理论。可以说，这“三种批判”切中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恶化的要害，其主要功绩在于深度的反思性，特别是警世性。这如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对于人类前景的深度警世一样，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由社会的合理构建。它的实践路径在于力图突破浅生态学认识、环境危机的表层局限与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案，对现实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质疑反思并深度追问，认为解决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诉诸于伦理道德关照范围的广泛拓展，其最终解决方案应涉及基本的哲学问题，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问题。②它是对现代社会主流世界观与现存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终极改变，是文化上的彻底革命。深生态学不仅实现世界观与思维方法重要变革，而且还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一条深层途径。
深生态学坚持并执行彻底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倡导“生物圈完全平等”并赋予自然存在物以内在价值，从相互联系与动态过程中理解与把握人类与自然事物以及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把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视为“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为人与自然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深生态学将具体的科学生态学提升至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并在其引领下，由直觉体验导出具体伦理规范以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准则，来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生态意识，并在现实实践中付诸于行动。
（二）主客二分的超越与整体主义的高扬
现代世界的核心是“笛卡尔—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认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思想与物质、主客二分对立；方法论上重视分析—还原，部分决定事物整体性质；真理观上主张以因果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取知识；价值观上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深生态学理论的出现，其倍受瞩目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倡导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合理吸收了系统科学和现代生态学的相关知识以及环境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有机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具有相对意义，其相互关联才最具根本性，部分的性质由整体动力学性质所决定，结构是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两者是互补关系。这就表明，生态有机整体主义世界观的两种特质：一是一切现象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现实和宇宙在根本上是运动的。③相应地，新世界观认识论上把自然与自我看成是一体的一元论；方法论上追求从理性向直觉、从分析向综合、从还原向整体、从线性向非线性的转变；价值论则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其模式也相应地由扩张向保护、由量向质、由竞争向合作、由支配控制向非暴力转换。这种新的世界观超越了“浅层环境论为了‘人（类）’的利益，关心更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自然环境；而深刻的生态运动却已看出，生态平衡将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①从以上特点来看，深生态学是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因为深生态学致力于批判的，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深生态学所倡导的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建构的。两者都对现代世界观和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揭露与无情批判，都以消除人与世界之对立、重建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难怪大卫·格里芬声称：“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它为生态学运动所提倡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②这种新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不仅在科学与哲学方面具有许多重要的含义，而且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具有诸多的重要的含义。它甚至影响着我们对待疾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方面的态度。
（三）危机根源的破解与生态文化的弘扬
深生态学批判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与处置人与自然关系上种种失误与肤浅理论，试图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事务进行深度追问并探寻深层答案，把“触角”深入到“形而上学”与价值观领域，认为人类看待自我、自然以及两者关系的世界观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它注重从哲学、伦理、政治、社会等文化视角探寻破解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教育，把生态危机归于文化与信仰危机。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③这与奈斯所坚持与倡导的深生态学的内核是在人类精神史的高度上深思与反省人类生存危机并探讨人类将走向何处是完全符合与高度一致的。目前，深生态学正将自然科学研究出的最新的与环境相关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哲学世界观和主观生存体验中，尝试并希冀将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生态文明前景的价值底蕴与思维理念、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换言之，目前颇具影响的深生态学运动在某些程度上已演化为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联姻、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结合、对现代文明缺陷积痹批判性反思与对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构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深生态学将地球表面的生态危机等现象问题与人类深层的文化重构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以探求和尝试给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与环境危机和地球生态的深层关联，并通过深度反思与批判扬弃来重新厘定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重量。这也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再次觉醒，体现了对人类与地球命运的深切关注。
总之，奈斯及其创立的深生态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境况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思考，试图对其产生根源进行深层挖掘，对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反思与批判，为推进生态环保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虽然其理论的内部自洽性与科学前提有待于进一步精致化与完善化，但其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品格必将汲取反映当代环保主题的进步元素而与时俱进，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其应有的时代贡献。
责任编辑：龙迪勇
[关键词]深生态学；环境危机；生态智慧；生态主义立场；自我实现；生存智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40-18
[作者简介]夏承伯（1972—），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研究。包庆德（1960—），男，辽宁阜新人，博士，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研究。（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11BZX029）；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121106-2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Deep Ecology： Exploring Living Wisdom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Commemorating Arne Naess’ 100th Birth Anniversary
Author： Xia Chengbai & Bao Qingde
Abstract： In academia Arne Naess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as he has created the theory system of deep ecology and led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Naess has searched in depth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on the base of merg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eco-wisdom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consciously absorbing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modern ecology， systemic science and psychology and dialectically absorb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Spinoza and Gandhi. He assumed the origin of the eco-disaster is the artifi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onomer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dominant worldview and proved the danger of such metaphysics. Deep ecology has adhered and advocating the eco-stance of “full equality in biosphere”， has rejected the value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reflected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physics with metaphysical thinking， in order to explore living wisdom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se have sparked questions including mysticism tendencies and eco-fascism and so on. But the theory glows with vitality and vigor and enjoys promising prospects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its inclusive and open attitude.
Key words： Deep Ecology； environmental crisis； eco-wisdom； eco-stance； self-realization； living wisdom
阿恩·奈斯（Arne Naess，也译阿伦·奈斯，1912—2009）诞辰整整100年了。奈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教授并在该校哲学系担任主任一职整整30年，他曾是维也纳小组成员、分析哲学奥斯陆小组的创立者。由于奈斯创立并发展了当代生态哲学最具挑战性与革命性的激进思潮——深生态学理论体系，并引领深生态学实践运动而被学界尊为“深生态学之父”，他也是战后世界著名的生态哲学思潮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中外学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中外生态哲学界的研究进展及其相关线索，就阿恩·奈斯及其深生态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学术评介。
一、阿恩·奈斯的生平与著作 从阿恩·奈斯的生平与著作维度审视，深生态学的创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出现既与创始人阿恩·奈斯的自然生活环境经历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受社会教育的独特平台密不可分，更是奈斯本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恶化进行深度反思与深入探索的智慧结晶。
（一）自然环境的熏陶与社会教育的洗礼
阿恩·奈斯于1912年1月27日生于挪威奥斯陆市郊的斯勒姆达鲁。由于幼年丧父，母亲又悉心照顾两位年长的哥哥，故他时常独自徘徊于大自然之间并与大自然为伴，静静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为其日后从事生态研究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
1929年，他在登山时偶遇与其志同道合（崇拜大自然）的挪威高等法院法官，在其劝导下研读荷兰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这是奈斯思想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所有西方哲学家中，17世纪斯宾诺莎的思想成为奈斯成功克服二元论的导师并影响其一生。奈斯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认识与感悟为“斯宾诺莎是思想史上最为清楚明了表述其基本生态态度的唯一的著名哲学家”①。1933年，奈斯在奥斯陆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求学于法国的巴黎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巴黎，他有幸接触到甘地哲学，并被其深深吸引而成为甘地哲学的崇拜者；在维也纳，他参加了维也纳学派，并成为维也纳学派小组成员，深受世界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其扬弃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思想使之包括大自然。193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39年正式受聘于奥斯陆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成为该校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哲学教授。此后，奈斯的哲学生涯从科学哲学转向经验语义学直到1953年。紧接着，他又开始致力于反独断论研究和复兴古希腊皮浪主义怀疑论的工作。②1958年，为了搭建更坚固与广泛的学术平台，奈斯创办了国际著名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杂志——《探索》，并担任杂志主编直至1975年。20世纪60年代，奈斯在奥斯陆大学成立斯宾诺莎研究小组并设立奖学金，由于其开创哲学学习必先通过逻辑学、方法论和哲学史的考试科目之先河而被誉为“战后挪威的哲学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恩·奈斯开创的，无论你赞同与否，挪威哲学都会长期受其影响。这个国家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激励的。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开创了哲学和社会研究的全新之气象。”③
（二）环保工作的投入与深生态学的创立
深受环保圣母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之启示和访学美国期间美国举国上下环境大讨论之影响，加之奈斯本人对环境危机的深入思考，他于1968年在奥斯陆大学开设了“哲学与生态学”课程。1969年，他辞去了奥斯陆大学的一切职务，离开校园只身前往特佛加斯塍（奈斯于1937年在挪威南部建造的山中木屋），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态哲学的事业之中。之所以在山中进行写作，是因为奈斯酷爱登山与滑雪，他认为，置身于高山之中，相对于高山周围景致的伟岸，人会显得何其渺小，思想者会更易于强烈地感受到你是更大的存在物（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自我”概念的理解会更为广阔、更为深远，会在更加宏阔的自然背景下理解自我的存在，形成像利奥波德式的“像大山那样去思考”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1970年，奈斯在《问题的深性和深生态学运动概要》一文中提出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一词，1972年9月，奈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未来调查大会上做了自己多年来思考的成果——“深的、长期的生态运动”，其摘要发表于《探索》1973年第16期第95～100页，至此，一种新的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与追求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理念——“深生态学”问世了，其相关的一整套生态哲学观念、环境伦理思想、生态政治主张与绿色经济理念以及自然教育洞察被称为“奈斯主义”。
“深生态学”兼指深层环保哲学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它既是世界哲学革新运动，也是人类走向绿色未来的行动主义。它的创立，“是基于全球生态难题对世界哲学资源的一次全新整合，尽管深生态学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可重要的是，它至少昭示出新世纪地平线上世界性生态哲学的曙光已经呼之欲出了。”①
为了便于理解深生态运动以示其区别于肤浅生态运动，也是对深生态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奈斯与美国生态哲学家乔治·塞逊斯（George Sessions）于1984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死谷”野营地相聚，提出了深生态学著名的“八大基本原则”，即“奈斯—塞逊斯”八条纲领。八条纲领避开了学术化、技术性叙述，充分考虑并兼顾了各种职业、宗教、哲学文化背景下的深生态支持者，几乎涵盖了当代每一个人和差不多所有重大经济、政治与哲学问题，“八大基本原则”作为“试验性的深生态学基础”存在双重价值：在深、浅生态运动层面作为深生态运动的共同纲领可以区别于浅层生态改良运动；而在深生态运动内部层面又仅仅是内部成员的最低纲领，允许详尽表述与尽力发挥，甚至大力提倡与鼓励差异性与多样性。②
随着环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环保组织的全球化、国际化，奈斯身体力行。为了阻止在马尔达尔瀑布上游建坝，1970年，奈斯用铁链将自己锁在瀑布前向政府施压，最后水坝计划终被取消。1988年，奈斯出任了绿色和平组织挪威分部的首任主席，并积极参与绿党的相关工作。
（三）成就荣誉的获得与警世著作的影响
1996年，奈斯因学术文化成就而获得了瑞典科学院颁发的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北欧人奖”，除此奖项外，奈斯还获得了桑尼奖（1977）、弗里德约夫·南森奖（1983）、甘地奖（1994）、北欧人理事会奖和乌格拉奖（2002）以及彼尔·金特奖（2004）。③2005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授予奈斯圣奥拉夫骑士勋章；2009年1月12日，奈斯在奥斯陆逝世，葬礼无比隆重与荣耀，挪威王子代表国王参加其葬礼，挪威国家电视台直播了葬礼实况，足可说明奈斯在挪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球各地环保组织与有影响力媒体机构纷纷进行了相关报道，以此来悼念这位挪威著名生态哲学思想家。奈斯睿智聪慧，颇具语言天赋，能娴熟运用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德语和英语进行学术写作。他也是一位勤奋且多产的生态思想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生态文化遗产和激励后人投身于环境保护实践的精神文化资源。 据统计，截止1982年1月，奈斯已著28本书（18部专著）和多篇关于奥斯陆哲学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143篇见诸于专业学术期刊，45篇见诸于非专业大众期刊，29篇见诸于新闻报纸。①代表性的论著有：《解释和准确性》（1953年）、《怀疑论》（1968年）、《甘地的政治伦理学》（1968年）、《自由、情感和自我存在：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中心结构》（1975年）、《生态学、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生态哲学纲要》（1980年）和《哲学史》（两卷，1980年）以及《生活的哲学：更深世界中的理性与情感》（2002年）。研究领域涵盖科学哲学、实验语言学、怀疑论、甘地与斯宾诺莎哲学、和平理论、民主理论以及环境哲学。此外，10卷本的《奈斯文集》由荷兰克鲁维尔出版公司于2005年出版，《生态智慧：奈斯的著作》也于2010年问世。其论文《深生态学运动：从哲学的方面看》（1986）对比深、浅生态学运动，用简洁语言勾画出深生态学特点。而“22世纪的深生态学”呼吁生态启蒙，希望增加深生态学态度的社会影响，憧憬了22世纪的绿色社会之路。
为了精当表述阿恩·奈斯的学术地位与在哲学领域划时代贡献，学术界通常把其与理查德·罗蒂与德里达相提并论。世界著名环境伦理史学家和生态思想史学家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FrazierNash）认为，深生态学的产生主要归功于挪威人（指奈斯），它对美国新的环境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美国深生态学家塞逊斯甚至认为：“正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被尊为20世纪上半叶智力领袖，我相信当奈斯的所有哲学成果整理和面世时，人们会认识到他是20世纪下半叶的领袖哲学家。”②
二、深生态学的思想渊源
从思想渊源审视，奈斯深生态学的构建融东西方文化资源，特别是生态智慧于一体，又自觉吸收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和心理学等最新成果，积极扬弃斯宾诺莎和甘地的哲学思想。其中斯宾诺莎和甘地的思想对其影响最大。③
（一）斯宾诺莎自然哲学思想的合理继承
斯宾诺莎（Spinoza）哲学是尊重自然和限制人类干扰自然的哲学，在所有西方哲学家中就数斯宾诺莎对奈斯的影响最持久巨大。④在奈斯的著作中斯宾诺莎的思想痕迹随处可见，其中斯宾诺莎的整体自然观与天地万物平等的思想，直接构成了深生态学有机整体生态本体论和其思想精髓“生物圈平等主义与自我实现。”斯宾诺莎的整体思想可以概括为：每一个物体，作为此时此地的存在的一个特殊事物，都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是与整个宇宙一致的，与整个宇宙的其他部分联合在一起，因为宇宙的本性是绝对无限的，所以宇宙各个部分的变化必定是无限的；若从物体的实体的本性属性中来考察物体，那么每一部分仍然与它的全体有一个更密切的联合，脱离开实体的其他部分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理解；人体和心灵都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中存在着无限的思想力量，它作为无限的力量在自身内从观念上包含着整个自然，它的思想和它的对象即自然本身以同样的方式行动。①
自然通过其自身而非其他任何物被认识，因此自然最了解与知晓自己，也尽可能用最适合其自身特点的专业术语与独特语言淋漓尽致地自我表达与阐释，自然中的一切构成均无尊卑贵贱、等级差别，在价值上一律均等，不存在也不允许存有伤害与践踏其他任何部分的特殊与特权部分。深生态学最高准则之一的自我实现也源于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即自然倾向，可理解为构成一切事物本质的基本动机）术语。奈斯声称：“在某种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自我保护’一词可以为‘自我实现’所替换。这里的自我乃是‘实现了的’自我。如果自我指的是某种不断扩大的能力，那么，自我实现就比保护的能力更大。”②奈斯自我实现原则本质上是追求至善与真善。这一点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终旨不谋而合。斯宾诺莎认为，自然是永恒无限、第一性的，而人作为其存在的部分与组成，可通过理性认识并了解自然，在情感上与其息息相通，以期使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知识相符，这是达到至善的唯一切实可行之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自然，以便足够使我们达到上述品格（即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引者注），并且还有必要组成这样一种社会，以便利于促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容易而且确定地达到这种品格。”③唯有人人都享有善的时候，就实现了真正的幸福。在西方哲学史的长河中，奈斯之所以对斯宾诺莎思想情有独钟有其客观必然性。斯宾诺莎逝世300周年的前后，西方出现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热潮，这种环境为奈斯深入理解斯宾诺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外，使奈斯对斯宾诺莎思想情有独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斯宾诺莎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品格。④斯宾诺莎现实经历中俭朴的生活，道德方面崇高的精神境界都深深地感染了奈斯并促使其“见贤思齐”。
（二）甘地自我实现哲学思想的适度扬弃
深生态学自我实现原则和非暴力主张是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圣雄”甘地（Ganhdi）的思想精髓一脉相承的。“作为一个学生和甘地关于在流血冲突中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之思想的崇拜者，其形而上学最终征服了我。”⑤这是奈斯对甘地思想心悦诚服的最为自觉之心声与坦诚之表达。甘地之所以成为国际性道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的明晰自觉，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甘地把其人生目标表述为：“我为之奋斗的——这30年，我孜孜以求实现的——是自我实现，是与上帝面对面会晤，是去获得自由。我在这种追寻中生活、行动并感知我的存在。我的所说、所写以及在政治领域里的冒险都是为着这个目标。”⑥贯彻甘地非暴力抵制思想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真理”、“非暴力”、“苦行”。而三原则得以成功运转基石则是“所有生命的完整统一的信念”。可见，甘地的自我实现是通过无私或无我的行为，亦即减少狭隘的自我或本我而对大我的控制来实现。他笃信人和所有生命紧密相联，若一个人获得了精神性，整个世界也与其获得相应的精神性，反之亦然。奈斯正是吸取并继承了甘地的这种思想而确立了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最高原则的。
（三）道佛宗教生态哲学思想的辩证吸收
奈斯是20世纪西方率先转向正面吸收道家和禅佛教哲学的职业哲学家之一。道家和禅佛教以一种主客交融，灵活有机的人性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与环境，其终极追求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与深生态学的价值追求应该说是不谋而合而又殊途同归的。“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①对于深生态学最核心的准则“自我实现”与道家所倡导的“道”之意蕴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奈斯坦言，“我所阐释的‘大我’即中国人所谓的‘道’。”②“道”是道家哲学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高级别的范畴，既涵盖了人际关系又囊括了生态关系，是本体论与价值论双重概念，作为本体论的“道”是万物之始基；作为价值论的“道”要求人之行为与自然万事万物齐一。即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过程，这也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的过程。此外，奈斯所倡导的生物区域理想社会形态也与老子所期望的“小国寡民”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斯宾诺莎和甘地的哲学思想对奈斯影响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奈斯的生态思想也深受佛教哲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深生态学家迪恩·柯廷（Deane Curtin）在《心态似水：生态智慧T与佛教传统》一文中认为：“在奈斯的工作中，佛教的影响虽非处处可见，但却为自我实现和内在价值这类深生态学的关键概念提供了最直接的表述。”③奈斯本人曾写过《格式塔思想与佛教》的论文并坦称：“佛教为深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思想背景或渊源基础。”④
道家以“道”统摄其思想，佛家则视“法”为其根本。法在佛教中作为万物之本，贯穿于人的生命和宇宙生命之中，并由其作用宇宙，由构成其事物或事件相互渗透而成一整体。佛教的终旨是通过宇宙和其他一切生命与自我之间的调解融合而克制欲望，在感觉与心灵达到与外部相通而呈现慈悲心怀从而油生“利他”意念与思想。用深生态学话语表述即通过对“大我”的深刻反思与普遍认同，去征服与克制与私欲相通的“小我”从而达到与外物普遍共存、荣辱与共。由此，佛教对深生态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此外，奈斯还特别吸收了普罗泰戈拉、古代怀疑论、格式塔知觉心理学、现象学、海德格尔、怀特海、直觉主义、系统哲学、分析哲学等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以及禅宗等其他宗教教义的灵感。甚至基督教“十戒”和马克思的部分内容也被转化和压缩进深生态学概念体系。
奈斯创立的深生态学广泛吸收了众家之长，其目的是摒弃西方主客二分机械范式代之以有机整体生态新范式，这不失为解决生态危机开出了一剂良方，也无疑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但其学说不可避免夹带了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因包容百家思想而难免有“大杂烩”之嫌。
三、深生态学的理论旨趣
从理论旨趣审视，深生态学之所以是深的，在于它将环境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基本的哲学原因，“认为主流世界观假设了单体和其环境间的人为的区别。由此导致的生态和环境灾难证明这种形而上学是危险的。由科学生态学所鼓励的替代的形而上学可能防止这种灾难。”①深生态学最有哲学挑战性观点在于它将形而上学的观点与导出的规范性论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从形而上学生态学向伦理与政治以及具体生活方式的转换。
（一）深生态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相关外延
奈斯将“深”与“生态学”一词结合而创造的“深生态学”，狭义上是指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领域，蕴含崭新的生态智慧和方法，其主旨在于反对西方哲学传统模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客二分的原子本体论、分析还原方法以及视万物为力学运动的机械世界观并在其指导下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奈斯将其称为生态智慧，其目的是由其充分地展开引出生态思维，这里意指生态学将完成从科学到哲学的升华，即生态学的形而上学，亦即生态形而上学。其实，它是一种区别于科学至上，批判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激进生态哲学。为了防止将深生态学单纯理解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与意识形态抑或象牙塔内的哲学，奈斯强调深生态学不只是一些基本态度、信念和理念，也绝不只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事务，广义的深生态学既包括采用非暴力的环境不服从方式，共同反对环境不公正的草根社会运动，也包括作为哲学思潮的深生态学变革运动。即它是一个包含哲学与运动两不可分的复合概念，这也是奈斯反复要求人们从“运动”而不是局限于哲学来理解深生态学的原因之所在。
在整个深生态学概念中，“深”一词总是占有深生态运动语词结构的中心位置。②“深”不仅包括系统哲学的深度，而且包括所预期的社会变革的深度。这里包括了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对科学方面的问题链的深度追问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超越科学而进入哲学或宗教领域。然而，深生态学还不只是对“深层问题”的回答，而是“深层问题”的提出和被认真对待，因为若无在经济、社会或意识形态上的被认真对待就不可能有向生态理智政策具体而真实的转变。此外，“深”还包括“变化的深度”。即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层面，而且还要体现在社会各方面，最终是深层的本体论与价值观层面。奈斯在“深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观点”一文中，从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层面譬如污染、人口、资源等因素，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层面如环境教育与科学事业、文化多样性与适度技术、土地与海洋伦理等问题，对浅生态运动与深生态运动都进行了对比。两者间的最重要差异与明显区别表现在：深生态运动公开地对每一个经济的、政治的政策予以追问并深知这种追问的重要性，这种追问是深度的和公开的，它绝不将任何事情视为当然而是坚持不懈地追问“为什么”。③正是这样的追问方式以及对待问题的特殊态度表明，深生态学有其哲学上的优先考虑，它要从本体论层面对人们奉为硅臬的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进行彻底核查与全面清算，对其错误原因与反自然表现进行全方位揭示与深层次批判，对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以崇尚消费为荣的生活方式和以效仿发达工业国家文化为主的文化方式进行深度质疑与反思，以求人与自然矛盾的全面化解与有效解决。
（二）深生态学的理论主张及其结构图式
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深层生态运动主张与理念，揭示最广泛意义上多元统一的深生态学或深生态学运动的逻辑关系，奈斯构思了一个围裙图。①
如图所示，它由四个层次组成。自上而下是一个“假说—演绎式”的逻辑模式，其关系由层层逻辑导出；自下而上，是“怀疑式”的发展，是关于无数‘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深层追问链条之延伸。最上层是由A、B肩与裙领部构成的层次，被称为终极前提层次，涵盖了一套表达出来的基本哲学理念和直觉或宗教信仰。值得一提的是，除事实性命题外，规范性命题也属于此层次。确切地说就是人类所有文化遗产中蕴藏的一切生态智慧。顶层是最深的层次，但它不是一个或一组可以加以明确逻辑定义的前提构成的逻辑起点，而是扁平的元哲学层次意义上的生态智慧。此层次表示可以得出深生态学运动纲领的前提是多元的、或然的，不存在惟一一套公认的标准前提，不同哲学派别、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人们完全可以按自身特点与自己独特方式通向与达到深生态学纲领。如肩部和颈部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道教，或基督教，或斯宾诺莎哲学，或奈斯自己的个性化的生态智慧T，不一而足。这一层次的建立，说明深生态学创立人奈斯极其重视世界哲学资源，实际上这也是深生态学运动给自己提出的艰巨任务——它必须鼓舞世界哲学界和普通人行动起来，汲取世界哲学遗产的方法、观念、规则、灵感、直觉、洞见，搜寻批判性的生态智慧，这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自上而下第二层，是P层次，即围裙图的腰部，代表深生态学运动纲领，不管深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如何多样化，但是这个纲领是他们公认的理论基点。奈斯强调说八点纲领是直觉表述而不是穷极性表述，意在表明八点纲领只提供方向，给深生态学的阐释与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纲领虽然被称为基本原则、原理，但是他们在逻辑上的地位却不是基础性的。奈斯说，它和第一层次有逻辑的得出关系，即它是第一层次广泛前提的结论。从逻辑关系审视，八点纲领不可能是终极完成的惟一纲领，应该把其理解为现阶段鉴别深生态学运动形态的基本尺度。
腰部与底边之间的第三层次，代表或多或少从纲领派生出来的一般性结论，如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或政策。这些结论兼具事实方面假说与通行规范两方面的性质，它是塑造通行环境行为的直接依据。
第四层次，即裙子的底边C或D，代表具体境况下相应的实践决定，包括各式各样特殊规范，亦可称为“行为层次”。奈斯宣称，“深生态学因此可能既有多元性又有统一性：统一表现于第二层次，多元表现在其他层次。”①
这里的统一是动态的多元统一，它没有唯一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上围裙图与八点纲领的灵魂仍是怀疑和深度追问精神，深生态学及其运动因而是开放动态过程，深生态学世界是可能性和创造性的世界。换言之，深生态学提供的是绿色未来文化的意义总场，并蕴涵着可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的巨大话语空间，它允许并且必然会产生无数具体的精神活动者的具体的生态智慧。
（三）深生态学的生态智慧及其最高准则
奈斯用“生态智慧”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并声称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生态智慧的教诲性与辩证性，并把其自己的哲学称“生态智慧T”。对此，我国学者雷毅认为，生态智慧T表明奈斯用心极为细致，具有暗示创作地点与个人人格的双重意蕴：一是意指奈斯在常登的那座山上搭成的用于写作的小屋（Tvergastein），也表明奈斯个人独到之见解；二是指奈斯谦逊与宽容的学术态度，生态智慧T仅仅指奈斯本人的生态思想，其人亦可根据自己的情感与理智去独立提出生态智慧而非盲目全盘接收奈斯的思想。②
在更为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深生态学伦理可归为两个“最根本的概念”。说其最根本是因为它们不是从其他更基本的原则或价值观导出，它们是伦理上判断的基点。深生态学的这两个最终准则便是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奈斯宣称：“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原则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个基本准则是：随着人类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③深生态学的两条最高准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深生态学的立论基础。自我实现是人们的认识过程，从中认识到自我存在与自然的联系中。生物主义平等则是指所有的生物及人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相互公平的成员，因而具有相同的内在价值。
生态平等主义直接源于奈斯“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其前提依据是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物种都担负着独特的功能，相互间以及整体密不可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都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孕育后代权以及在“大我”中的自我实现权，所谓价值上的高低贵贱、等级序列只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表象与展示，是人类以自我利益为核心而人为划分食物链能级结构的结果与呈现，而非整个自然的真实情况与具体体现，更不是相应价值在自然中的真实表达与形象再现。深生态学视生态系统为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关联而又密不可分的整体存在，在赋予整体以生命的同时也相应地把生命生存权利赋予于整体各部分。生物群落的各组成部分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的唯一原因是它们都是该群落中的有机成员。
生态平等主义准则超越了动物权利/解放、其他非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平等权内涵而要求赋予生物圈所有存在物以平等权，这是一种全新的、彻底的平等主义，它仅从生态学视角把人这一物种降低到了生物属性和自然存在，与生物圈其它存在物一样的平等地位，而忽略甚至遮蔽了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存在，这是其存在的严重之不足。
奈斯认为，人类致力于求解诸如“我们思维，我们将去何方以及我们所处的实在的性质为何”等基本问题已经经历了约2500年。他本人的解读为，我们低估了我们的自我，因为易于混淆本我和狭隘的自己以及大写的自我，唯有人性在各方面全面成熟才能对所有生物，无论其美丑、大小和能感知与否达到认同，传统上，一般认为自我成熟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形而上学自我，但在自我成熟这一概念的演变中，自然被大大忽略了。生态自我被遮蔽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拯救地球，使其免于更深的生态恶化，因为这种生态恶化使人类和非人类的自我利益明显分离，并降低了所有生物的潜在的生存愉悦。唯有促进人性全面发展，与他者认同感逐渐趋于成熟，达到自我实现，发挥全部潜能，才能在他者中深化自然之认识，提升生命之意义，增进生存之愉悦，拓展自我之概念。概而言之，自我实现过程是自我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与外延认同对象范围逐渐拓展直至融入整个自然的动态过程，亦是所有生命潜能实现的动态过程，意味着普遍的共生和多样化的存在。此外，它还包含着“在整体自我中实现个体自我，在个体自我的实现中求得整体自我的存在”这样的辩证关系，彰显了所有存在物的善和利益。也是人内心的善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同而逐渐显现的动态过程。奈斯把淹没于“本我”与“狭己”后面的“生态大我”从东西方文化与宗教传统中发现、挖掘出来并赋予其当代意义与时代使命，引导人们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以期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大有裨益的。
深生态学两条最高准则紧密相联、相辅相成。自我实现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其前提即生命平等和对其尊重；同理，所有各生物都达到了自我实现，才能真正做到对生命的尊重与完全平等。
四、深生态学的实践诉求
从实践诉求维度审视，深生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愈演愈烈的现代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其初衷也是为现代生态运动提供指南，以此指导当代人类的生态实践和实践的生态化。奈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创立深生态学的初衷，“从严格意义上讲‘深层生态学’不是哲学，也不是约定俗成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相反，实际所发生的是在运动和直接行动中各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形成一个有同种生活方式的圈子，别人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太俭朴，但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丰富多彩的。尽管他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政党，但在大量的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也许影响最大的参与者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无法用专业哲学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能用艺术和诗来表达。由于这些理由，我用‘运动’而不用‘哲学’一词。”①这表明，深生态学最大特旨在于实践性，它是一种深生态运动。 （一）奈斯—塞逊斯的反思及其八条纲领
深生态运动由宗教背景多元、人生观念各异、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支持的。这既是该运动的力量所在，又构成了该运动的挑战。深生态运动的形式主要有：地方自治、甘地非暴力抗拒、非政府组织行动、草根民主等。为了使赞同深生态运动的人能够从不同途径走向同一立场，为促使社会变革的生态整体主义环境运动提供共同基础，奈斯与塞逊斯共同起草了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性原则，即如前所述“奈斯—塞逊斯”八条纲领。②依据基本内容，可将其分成理论（包括第（1）（2）（3）（5）条）与实践（包括第（4）（6）（7）（8）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地球所有生物存在的繁荣共存与丰富多样，立论基础是各种生存物都具有内在价值，除非存在特殊情形即为了满足基本生命需要，否则人类无任何特权有意剥夺或随意减少生存物质的丰富多彩与多样纷呈，可当下的情形却是人类过度影响与干扰了非人类世界，并且情境还在进一步加剧与恶化。所以，人类必须行动起来，从人口减少、政策鼎新、生活方式转向、承担必要义务等实践方面推动这场挽救人类与拯救地球的生态运动。八条纲领以内在价值论为灵魂与核心，是“似乎差不多所有深生态学运动支持者都能接受的一套十分一般和抽象的陈述。”①八条纲领拒斥人类中心论，否定了人类自诩为进化链中优越生命地位，要求给予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环境，限制人类干扰自然，特别突出了行动义务原则，体现了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故而完成了从世界观层面具有较强抽象理论指导性的深生态学到现实层面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深生态运动的巨大转变。为了反对与抵制现代西方过度崇尚的消费主义，深生态学用形象语言“手段俭朴，目的丰富”来强调生活目标的丰富多样性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充实性。“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则通俗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种真正公正民主无等级理想生态社会的追求，通过这些口号使公众对其思想易于理解与普遍接受，从而培养了深生态意识。深生态学家约翰·罗德曼（Jonh Rodman）将生态意识归为“资源保护、荒野保护、道德扩展和生态敏感性”四种形式②。并认为，资源保护与荒野保护是生态意识在实践层面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外在行动源于内在更深层的道德扩展理论和生态敏感性。而道德关怀对象扩展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承认自然界内在价值与权利，这种理念并非是人类中心伦理思想的简单外延拓宽而是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结果。奈斯也认为，生态意识源于我们同外界事物的认同并且与其强度成正比，若我们不能站在非人类生命的立场设身处地考虑其感受，其结果只能为对非人类存在物生命的漠不关心。
深生态意识的形成，是支持或赞同深生态运动或生态整体主义者在反省工业生产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与他人或自然存在物的认同感而形成的，故而深生态学者在对当下工业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进行了质疑与批判，代之以降低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与倡导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与质量程度。奈斯宣称：“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提出这种疑问的时候，也就对我们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物质生活标准应该急剧降低，而生活质量，在满足人深层的精神方面，应该保持或增加。”③简言之，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与强调人的价值是深生态学生活方式的主旨与核心。当每个人在实践中体悟到“爱”与“幸福”的真正内涵与内容指涉时，心灵上争取解放的力量能够得以释放从而达到一种高度的自觉。
（二）深生态学的政治主张及其保护策略
生态运动在政治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绿党的崛起与力量的骤增，而深生态学则构成了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绿党的“生态学、基层民主、社会责任感与非暴力”等政治纲领与深生态学的行动纲领如出一辙。其各项政治主张更是深生态学所描绘的生态社会蓝图中各种具体措施的“翻版”，绿党经济纲领更是从深生态学中汲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份。奈斯的“生态运动不能规避政治”①观，精辟地说明了深生态学与绿色政治之间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环境运动兴起在政治领域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在政治舞台打破了“红”（激进思想）与“蓝”（保守思想）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形成了“红”、“蓝”、“绿”三足鼎立之势。绿色不在红蓝两极之间，而在两极之外，从而形成了政治力量的三角关系。绿色与红色和蓝色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绿色与蓝色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个人事业的价值，都反对官僚政治；绿色与红色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社会责任，反对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伦理、社会、文化后果。但绿色绝不是红与蓝同类色中的一种替代色，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深生态运动的发展与壮大，红、蓝对立的政治力量各自从相反的方向向绿色逼近，并最终与绿色趋同。
从其生态整体主义和自然内在价值理念出发，深生态学者提出了“顺应自然”的管理模式；提倡地方性社区特别是生物区域的工作范式。深生态学继承了浪漫主义和早期环保先驱缪尔与利奥波德的自然保护主义传统，认为“自然资源”是一个典型的人类中心论色彩浓厚的词汇，人类善待环境的行为必须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传统的“科学管理、明智利用”，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稳定与发育，漠视与人类利益无直接利益的生物物种与自然存在的功利主义资源管理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发达国家人的健康与福利。②自然界对人类而言始终是一幅难以描绘的画卷，其复杂多变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与实际达到的程度，我们认识自然与把握自然规律的唯一途径就是亲近自然，深入其中体悟而不是在其上或其外观赏。此外，自然界演化历程表明，“自然界最了解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采取明智的举措来管理自然资源。“顺应自然”便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并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资源管理方式。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生态系统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境下，能够通过新陈代谢、能量流动、物质转换而在整体上达到动态平衡与有序演进，其自组织、自调节、自演化的实践过程亦已暗示如果外来干扰力量过重最终会导致整个系统内部结构秩序混乱，外部功能丧失崩溃。“顺应自然”的资源管理方式最重要体现在荒野保护上。深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高度重视这一论题。奈斯认为，荒野区有其独立的价值，而不管人们是否进入其中。荒野之所以是人为人的重要场所，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原始性。除经济价值外，荒野还是大自然与人类文化的遗产，具有审美和非人类生命栖息家园等多重功效。 地方性社区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相对，更强调人与非人类生命在自然状态下共存的具有明显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的一种生活方式。深生态学把生物区域社会看成是实现其理想的最佳形式是因为生物区域具有双重内涵与意蕴。从物质与意识层面来讲，它既是按地理学理论划分的实际存在的地区，又是人们精神意识中的构想保留地域；从现实与理想层面而言，它既是现实的按政策规划的存在之所，又是寄托人们憧憬如何生活的理想之地。其目的是寻求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建立与当地生态系统相融的多样化社区并使各项政策与当地生物完整性完全相融，但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策略：在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过渡时期，需采用一些与生态学原则相一致的资源过渡管理模式且种种管理模式前后之间应当平缓衔接，最终指向生物区域社会这一未来生态社会的长远目标上。
五、对深生态学的质疑与批判
从深度质疑维度审视，深生态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以一种反人类中心的激进面目而出现，但其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和系统化的哲学渊源，只是预置了生态中心和非人类中心的前提假设并对现实生态问题衍生出了一套哲学与行动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其断言太笼统和概括，其模糊性几乎使它宣称的一切成为空话。故而，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从其生态学基础、理论的自洽性以及在实际中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程度等进行揭示。
生态科学为我们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的信息，帮助分析环境问题并开出相应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但不应过分依赖于生态科学，也不应把之奉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高权威，虽然生态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深层哲学问题的模式，但是它毕竟不是哲学，它无法取代哲学形而上学分析，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生态学的“是”推出伦理和政治上的“应当”，更不能单从科学就建立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结论。具体而言，深生态学充分发挥生态学与机械论思维方式相佐的整体联系特征，而使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被弱化，在反二元论思想的同时自己却身陷其中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从生态学意义而言，互利共生相对于竞争捕食居次要地位，而且在推动物种进化和多样性方面，竞争捕食意义更大，无论从人的生物学意义还是从社会意义上，我们都不可能也无必要排除竞争。由此，科利考特宣称：“深层生态学也许是深沉的，却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也许启发了深层生态学，但它并未使深层生态学变得更有智慧。深层生态学那种粗糙的形而上学的整体论更是难以通过诉诸生态科学来加以证明。”①据此而言，生态学上的互利共生与竞争捕食是相辅相承的，过分地强调互利共生、整体价值而遮蔽漠视适度竞争、个体利益的整体主义同样是有缺陷与不足的。
深生态学以“自我实现”和“自然物具有内大价值（客观上要求生物圈平等）”为理论内核而建构起其一套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其实，其理论内核的自洽性是值得质疑并需要深层追问的。自我实现是深生态学的理论核心，奈斯本人把“自我实现”解读为逐渐拓展认识范围从而达到与更大的自然物的认同。若达到最后或完整的认同必然是在“大我”（自然整体）得到充分实现后才能到达。据此可以产生以下质疑：自然物达到了充分展现，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意识到吗？这种意识是个体行为还是整体行为？我们又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具有这种能力呢？自然存在物的这种展现是其自身真实的展现抑或是夹杂了个体的主观意识与行为差异的主观展现呢？……所有情况指明，“自我实现”境界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无法实现的生态伦理乌托邦，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实践中使生态保护以“自我实现”为基础，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初衷。
若想把握奈斯深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实质，需将自我实现论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前提是一切自然存在物均有内在价值。而奈斯认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这一命题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物在自然系统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关于内在价值的另一质疑便是其是否平均地分配给每一存在物。若如深生态学所宣称的便应当平均地分配给每一自然存在物，但当人的利益和其他存在物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呢？奈斯的处理办法是“两条原则”——根本需要与亲近性原则。这实际上还是背地里支持内在价值存在等级性。况且，价值在实践领域的真实存在是不可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
深生态学秉承并倡导“生物圈完全平等”的生态主义立场，拒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形上思维层面反思形下环境问题，旨在探寻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心论”的困境，特别是因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分歧和原则规范的自相矛盾而受到生态运动内外各种批评，也由此引来包括反人类面目、神秘主义倾向和生态法西斯主义等在内的相关批判。
（一）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一：反人类
大卫·佩珀（David Pepper）在总结了对深生态学的各种批评意见后指出，对深生态学一些最重要的指控，正面而言，深生态学在政治上是天真的；负面而言，是政治上的反动。①说其天真，是其本末倒置，忽视乃至遮蔽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来自现有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合作而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自我态度的转化、生活方式的转变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与力量支撑；说其反动，则可从其所用语言中得到明证。
对于深生态学究竟是反人类中心还是反人类的争论与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批评者中以“环保”而著称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最为典型。在其《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戈尔对深生态学把人与自然关系比喻成一种灾病、把人类说成是一种全球癌症、人类文明是地球上的艾滋病毒的说法给予深刻的揭示与全面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奈斯所犯的错误在于：一是把人看作具体的生物存在而有意忽视或遮蔽人是抽象思想的生物存在，仅依据逻辑与理论与地球相关联；二是抽去精神属性与自由意志仅从物质意义来说明人与地球的关系——仿佛我们只是些人形皮囊，命里注定要干本能的坏事，不具有智慧或自由意志来理解和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②
（二）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二：神秘主义 深生态学把一切自然存在物视为有生命的存在，毫无条件地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这与自然科学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大相径庭，而与“万物有灵”观念殊途相通，时常被人们视为近代哲学中有机论思想的延续与复活，认为其思想含有一种特殊的神秘主义和万物有灵论。莫里斯（D. Morris）认为，阿恩·奈斯“陷入了几乎是令人困惑的哲学隐语之中”，其神秘主义常常把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清楚的问题弄得让人不知所措。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声称，深生态学是一个被体系框架遮掩着的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的“大杂烩”③。威廉·格雷（William Grey）认为，在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科学研究的矛盾观点是极佳探索方法之一，科学研究的功效以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与揭示程度可以与万物有灵论或泛神论世界观相媲美。然而，深生态学是在用一种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来抵制或消解现代科学对宇宙世界的正确解释与合理说明，他对现代科学对宇宙世界解释的辩护与对深生态学的批评质疑可见以下言辞：“使我不解的是，怎么有人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看成是浅层的、令人失望的。……如果其他文化能够通过万物有灵论达到与其环境的认同，那么，我们的文化也能够通过科学的理解使我们达到这种认同。”①
（三）深生态学质疑与批判之三：生态法西斯主义
奈斯奉行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行动纲领往往被批评家指责为为了一种“好”的生物圈而牺牲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②其生态运动八条纲领中的第四条“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的减少”，更是批判的众矢之地。生态社会主义者布克钦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奈斯此举实为推行国家法西斯主义。布克钦声称：“一些深生态主义者的想法使我惊异之处。人们需要理解的是这个问题与毒气室和种族主义毫无关系。我知道‘人口控制’计划意味着什么。我在欧洲的所有亲人都已死去，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在‘人口问题’的名义下被杀害。对于希特勒来说，只要有一个犹太人存在就会造成人口过剩。”③沃特森（Watson）也对奈斯为了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人类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对奈斯这样的生态哲学家的主张深表忧虑，认为若奈斯等生态哲学家获得了政治权利，为了推行其所谓的生态平等主义理想，在政策上会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人口出生的节育措施，为抵制现代文明也会抛弃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我并不怀疑人类依赖于与自然环境的合谐相处，亦不怀疑对生物无缘屠杀的真正危险，但我确信生态哲学家的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们把物种的利益凌驾于个体之上。”④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普拉姆伍德（ValPluwood）也揭露道：深生态学的扩展的自我不是批判利己主义的结果；相反，它是利己主义的扩大与延伸。它没有对占有性利己主义的结构提出质疑；相反，它是试图通过扩展自我而鼓励一种更为宽广的利益。扩展自我的动机是为了鼓励一种更为宽广的关怀，同时鼓励自我自利作为行为的动力。深生态学在提倡自然保护时借用利己主义的“人性本自私与替代利己主义即自我牺牲”两条假设使其陷入了“囚徒”困境。若认为扩展自我就是为了剥夺个体或其他人的利益而服从所谓“整体”利益，这种逻辑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大我”利益的扩大是以消灭独特性与差异性为代价的，其道德地位予以认同也是以个体或差别融入整体之中而依据整体利益行事为前提的，故而，扩展自我的策略最初也许只是要求人们移情于自然的另一种精巧而含混的方式。⑤
此外，深生态学还遭到了来自生态运动内部的两支强有力的阵营——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批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深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论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⑥。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把反人道主义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普遍的反人道主义是性别主义的混合物。她对奈斯经常使用“man”这一词汇深表担忧，认为深生态学在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时忽略了西方社会统治自然与妇女之间的联系。⑦
生态女性主义者们还对深生态学的核心原则“自我实现论”深表质疑，为了所谓的“大我”或“整体”而压制或消灭自我与个性，会使妇女沦为所谓的自我实现论的牺牲品。普拉姆伍德也对奈斯的自我实现论表现出不安，认为这会抹杀地球和人类的独特性，主张用“关系中的自我”来取代奈斯所说的“扩展的自我”。生态社会主义者布克钦认为深生态学以超越的名义掩盖了现代社会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避开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追求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使其变得不伦不类，其现实具体价值大打折扣。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深生态学认真思考并予以重视的。
深生态学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最大打击与困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其基本主张的拒斥。在他们看来，深生态学不加区分一味强调环境保护而遮蔽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重要性其目的是值得怀疑与重新审视的。印度学者伽哈（Ramachandra Guha）在《美国激进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一文中指出，深生态在美国的发展是十分独特的，尽管在修辞风格上高度一致。但激进环境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却有很大的差别。若在全球范围内不加区别而推行齐一化的深生态实践是有害的，因为各地区的现实处境与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千差万别。他总结了深生态学的四大特征，即：环境运动在价值观上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观念转换；由于深生态学对未受破坏荒野的过度关注导致其对环境议题其问题的相对漠然与忽视；深生态学古老东方智慧的精神来源与现代生态学的联姻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的姿态；深生态主义者求同（共同的仰）存异（内部的分歧）使其成为环境运动的先锋。①
伽哈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两个更基本的问题“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上流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化”而引起的，两者皆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界限无关。在第三世界中过分强调野生自然保护其实质是将穷国境内的丰富自然资源拱手献给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上层人员，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落后，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而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正是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上流阶层对自然资源以及资源消费的不成比例占有。所以，消除产生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远比抽象地谈论价值观地变革重要与紧迫。目前，追求与强调资源消费平等与社会相对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燃眉之急。虽然深生态学创始人奈斯也意识到生态环保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竭力呼吁与大力提倡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资金与技术上的帮助，但这些仅流于言辞而在具体问题上并未提出有效的实践举措。在资源分配的国际不公正秩序下，“援助是手段，保护是目的”方案对第三世界来说极具空洞是不吸引其注意力的原因所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处境要求其把生存与发展问题放在压倒一切的问题之首，人们的热情与关注度更在于经济发展以便更好的生存而非其他。在现有的不公正国际分配秩序下，深生态学不加区别地向全球传播与推行其生态理念与环保策略，其目的与后果究竟是富国的奢侈还是穷国的福音，尚需观察；究竟是发达国家借自然保护之名推行“生态帝国主义”，还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繁荣富强的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尚需探索。深生态学在极力推崇与鼓吹生物圈一切物种平等理念的同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类社会内部的两极对峙、贫富分化、种族主义和干涉侵权漠视与淡忘，被一些批评者视为其所谓的“深层”实际上仍是浅层的。① 六、深生态学的启示价值
从启示价值维度审视，深生态学坚决拒斥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而对自然加以盘剥践踏的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人是万物尺度”的伦理霸权，质疑科学至上、技术万能的现代性神话，从形学层面反思形下环境问题，意图旨在探寻当代生态危机之产生根源与摆脱环境危机的生存智慧。
（一）工业社会的批判与生态主义的张扬
深生态学对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深刻性检讨，既批判了西方传统文明，又批判了传统资源保护运动，还批判了生态神学家的托管理论。可以说，这“三种批判”切中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恶化的要害，其主要功绩在于深度的反思性，特别是警世性。这如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对于人类前景的深度警世一样，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由社会的合理构建。它的实践路径在于力图突破浅生态学认识、环境危机的表层局限与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案，对现实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质疑反思并深度追问，认为解决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诉诸于伦理道德关照范围的广泛拓展，其最终解决方案应涉及基本的哲学问题，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问题。②它是对现代社会主流世界观与现存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终极改变，是文化上的彻底革命。深生态学不仅实现世界观与思维方法重要变革，而且还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一条深层途径。
深生态学坚持并执行彻底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倡导“生物圈完全平等”并赋予自然存在物以内在价值，从相互联系与动态过程中理解与把握人类与自然事物以及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把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视为“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为人与自然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深生态学将具体的科学生态学提升至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并在其引领下，由直觉体验导出具体伦理规范以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准则，来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生态意识，并在现实实践中付诸于行动。
（二）主客二分的超越与整体主义的高扬
现代世界的核心是“笛卡尔—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认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思想与物质、主客二分对立；方法论上重视分析—还原，部分决定事物整体性质；真理观上主张以因果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取知识；价值观上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深生态学理论的出现，其倍受瞩目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倡导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合理吸收了系统科学和现代生态学的相关知识以及环境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有机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具有相对意义，其相互关联才最具根本性，部分的性质由整体动力学性质所决定，结构是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两者是互补关系。这就表明，生态有机整体主义世界观的两种特质：一是一切现象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现实和宇宙在根本上是运动的。③相应地，新世界观认识论上把自然与自我看成是一体的一元论；方法论上追求从理性向直觉、从分析向综合、从还原向整体、从线性向非线性的转变；价值论则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其模式也相应地由扩张向保护、由量向质、由竞争向合作、由支配控制向非暴力转换。这种新的世界观超越了“浅层环境论为了‘人（类）’的利益，关心更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自然环境；而深刻的生态运动却已看出，生态平衡将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①从以上特点来看，深生态学是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因为深生态学致力于批判的，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深生态学所倡导的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建构的。两者都对现代世界观和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揭露与无情批判，都以消除人与世界之对立、重建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难怪大卫·格里芬声称：“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它为生态学运动所提倡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②这种新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不仅在科学与哲学方面具有许多重要的含义，而且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具有诸多的重要的含义。它甚至影响着我们对待疾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方面的态度。
（三）危机根源的破解与生态文化的弘扬
深生态学批判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与处置人与自然关系上种种失误与肤浅理论，试图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事务进行深度追问并探寻深层答案，把“触角”深入到“形而上学”与价值观领域，认为人类看待自我、自然以及两者关系的世界观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它注重从哲学、伦理、政治、社会等文化视角探寻破解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教育，把生态危机归于文化与信仰危机。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③这与奈斯所坚持与倡导的深生态学的内核是在人类精神史的高度上深思与反省人类生存危机并探讨人类将走向何处是完全符合与高度一致的。目前，深生态学正将自然科学研究出的最新的与环境相关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哲学世界观和主观生存体验中，尝试并希冀将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生态文明前景的价值底蕴与思维理念、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换言之，目前颇具影响的深生态学运动在某些程度上已演化为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联姻、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结合、对现代文明缺陷积痹批判性反思与对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构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深生态学将地球表面的生态危机等现象问题与人类深层的文化重构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以探求和尝试给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与环境危机和地球生态的深层关联，并通过深度反思与批判扬弃来重新厘定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重量。这也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再次觉醒，体现了对人类与地球命运的深切关注。
总之，奈斯及其创立的深生态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境况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思考，试图对其产生根源进行深层挖掘，对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反思与批判，为推进生态环保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虽然其理论的内部自洽性与科学前提有待于进一步精致化与完善化，但其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品格必将汲取反映当代环保主题的进步元素而与时俱进，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其应有的时代贡献。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