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解上可此可彼、可左可右的語詞表達含糊的信息在目前已是一種重要的政治修辭，國內外的觀察家們總是試圖從高層的用詞中窺探出中國政治走向，其中雖不乏精彩、獨到的見解，但它們基本上都只有飯後談資的價值。中南海裡熱讀法國作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消息立即引來人們解讀此書的熱潮，並猜測消息背後的政治隱喻。
　　托克維爾的這個觀點確實不同凡響，但是越是有吸引力的觀點也越容易誘惑讀者在理解上計其一點而忽視其餘。該書的主旨，正如書的題目所明確揭示的那樣，它探討的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關係，舊制度才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源。
　　從權利包容的情況看，政治制度可分為包容性制度和排斥性制度，革命只會在排斥性制度內爆發，把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進行對比，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由教會、貴族、第三等級代表組成的三級會議共同管理國家和地方事物，本是法國一個悠久的傳統，但隨著法國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國王變得逐步強勢，三級會議越來越少召開，直至完全停開。到大革命爆發時，法國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年沒有召開過國會了。朕即國家，法律就是國王的意志，貴族和資產階級長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國王的大臣、行政官、總督佔據了國家機構包括行政、司法和軍界的全部重要職位，而國家機構也悉心照管著特權者的全部利益。統治者在削減和剝奪貴族的政治權力後，又用特權籠絡他們，讓他們“享有充當主人第一奴僕的專有特權”（托克維爾語）。
　　不能包容所有不同利益的制度是壓榨性和壓迫性的制度，為了維持特權利益，特權集團必定要排斥和打擊其他群體和個體的利益要求。由於它的排他性，由於它的頑固和僵化，使它要轉向包容各種利益的憲政制度只有革命一途。以“家天下”作為執政理念的中國封建王朝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具包容排性的制度，任何利益分享機制都不可能在這個封閉的體系內產生。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他們的頭腦內都無法設想出被統治者限制統治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享權力的憲政制度。
　　清朝政府為了取得漢人的合作，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裡慷慨地把權力恩賜給漢人，但它拒絕以立憲的形式與漢人分享權力，最後像路易十六的政府一樣在各種力量的聯合反對下壽終正寢。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卻未能成功地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孫中山所改變的是把一家的天下變為一黨的天下，用組織的體系取代了家的體系。它既是家天下的進化形式，又是一種退化，它看上去有了現代政治的外觀，擴大了利益範圍，但組織的無約束、無政府狀態使它的腐敗也變得更加不可救藥。
　　包容性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言論自由，這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前提，包容不同利益的制度必須容忍不同利益的表達；第二，法律是大眾意志的體現，民眾通過他們選舉的代表參與立法過程；第三，不會形成一個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階層。沒有第一和第二兩個特徵，就不會出現第三個特徵。換言之，沒有言論自由和民眾通過其代表參與立法的制度安排，就一定會形成一個固化的特權利益階層，他們有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上結成統一聯盟，共同反對其他階層。
　　特權具有排他的天性，是通過排斥多數人利益獲得的，它在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間建築起一堵利益的高牆，形成一個封閉的利益體，把特權者與普通大眾在權利上和政治上隔開。他們在內部完成自我授權，他們既是社會的立法者，同時又掌握著執法權和司法權。“如果同一些人有權制定法律，手中又還握有執行法律的權力，他們也許就會免除自己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義務，並在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中使法律適應自己的私人利益。”政制理論中的權力分立學說由洛克作了最恰當的概括。當立法、執法、司法三大權力集於一身時，制度就處於絕對封閉、絕對自私、絕對僵硬狀態，不但把人民排斥在全部的政治過程之外，而且剝奪了他們從司法中尋求公正的機會。它由於封閉、自私而激發仇恨，由於僵硬、缺乏柔性而變得脆弱。它使人民處於絕對被奴役的地位，逼迫人民在要麼甘願接受奴役，要麼反抗和革命之間作出選擇。
　　任何制度都有改革的餘地，社會發展也不斷產生新的利益要求和利益階層，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以根據需要時常進行必要的調整，從而避免劇烈的社會衝突。
　　思想是革命的攻城槌。大革命在法國，而不是在英國、也不是在德國或歐洲其他國家爆發絕非偶然。法國不但是歐洲最早成熟起來的專制集權國家，同時又是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在大革命之前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時間裡，歐洲經歷了以宣揚平等、自由和人民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思想啟蒙，而蒙受專制權力危害最慘烈的法國自然就成為啟蒙思想最活躍的地方，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這些法國著名政論家都是啟蒙運動中的大腕，他們為言論自由而戰，鋒芒所向，直指法國的專制政體和特權制度。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理論，為新制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他們的觀念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正統觀念格格不入，但對第三等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到了18世紀中葉的法國文人在政治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他們熱衷談論各種政治問題，把文學變成了一種政治文學，以致於這些“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的作家，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受作家們的影響，人們無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而振奮，無不為譴責特權而雀躍。托克維爾寫道，“其他人在行使權力，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發現了革命思想和群眾結合將產生巨大物質力量的奧秘，共產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用思想掌握群眾，即列寧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中去。用思想掌握群眾，對列寧來說，就是流亡國外創辦報刊，寫小冊子，並把自己的報刊名稱定為《火星報》；對毛澤東來說，就是把文藝全面納入到為政治服務的軌道中，並實施徹底的思想改造。當然，和現在的互聯網比起來，共產主義者的辦報宣傳方式就顯得既原始又低效了，如今一條消息或一個觀點瞬間就可以傳遍全國，年輕一族有事沒事就拿起手機在刷新和轉發微博。每一個手機都是一份報紙，一個媒體。各種信息在移動互聯網上飛速傳播。 　　在人類事物中，無形的東西往往比有形的東西更有力量，名望比拳頭更有力量，精神比皮鞭更有力量，權威比權力更有力量。在國際共運史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都要佔據理論和精神的制高點。統治者的牢固地位不但要依靠物質力量，還要依靠精神力量。專制統治者如果喪失精神上的優勢地位，也就意味著權力的基礎已被挖空，大廈的支柱已經傾斜。
　　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從長期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的知識界剛剛意識到春天的來臨，自由思想剛剛開始復蘇，中共中央的最高層就警覺地發現了危險苗頭，決心要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也是進入互聯網時代的頭十年，中國原有的政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開挑戰。無所不包的權力不僅僅是帶來無所不包的福利，也導致無所不包的自然責任。享受各種特權的權力必然存在大量瀆職、胡作非為和規避責任的行為，它不得不經常採取“避謠”和駁斥真相的方式填平事實則責任之間的鴻溝。貧富懸殊在擴大而且越來越大，政府公佈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卻在降低；空氣在變糟而且越來越糟，卻宣傳空氣質量總在變好。它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極力維護自身威信，結果卻是在每一個方面都極力破壞自身形象，政治權威的流失日甚一日。比這更嚴重的事態是，民眾的仇官心理已經登峰造極，僅僅是依靠不可持續的“維穩”政策才能勉力維持局面。之所以說它不可持續，是因為只要權力的合法性不被大眾所認可，任何維持現狀的措施都可能失效。壓制過嚴，有可能導致更加激烈的反抗，壓力不夠，又怕招致反對力量趨於活躍。
　　官方一直負責對社會輿論的指導，現在已經無法進行有效指導了。一批不能取得官方認同的民間思想者活躍在思想市場上，被人們稱為“意見領袖”。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他們卻一呼百應；官方報刊的言論不是常遭惡評就是鮮有關注，他們的時政評論卻廣為流傳。更準確地說，意見領袖不是一個固定的人群，在人人手持麥克風的時代，任何一個人在某一問題上發表的意見只要足夠打動讀者，就會風行網上，他於是就是那個問題上的意見領袖。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真正引導輿論的人。在當代，與其說是思想掌握了群眾，不如說是群眾掌握了思想。這樣的後果就是形成權力與權威的二分天下，一方擁有權力但缺少權威，另一方擁有權威但沒有權力，與大革命前的法國如出一轍。
　　利益壟斷所招致的仇恨和觀念革命帶來的新思想，兩大力量聯合推動最終造成革命爆發。越沒有公正的地方，自由越受到限制，人們越珍重自由。只有在自由的環境中，普通大眾才能享有尊嚴和平等。在互聯網時代思想觀念革命所產生的影響無論在廣度上還是速度上都前所未有。世界的憲政民主榜樣比任何理論都有力量。當人們認識到自由的意義時，他們就更加難以忍受特權、不公和腐敗。一旦人民愛上了自由，就再也沒有任何辦法把自由的觀念從他們思想中驅除出去。
　　革命是改革引起的嗎？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發生的革命中，只有蘇聯進行了改革，其他國家不但沒有進行改革，它們的當局還極力防止改革。在中東地區的革命國家，沒有一個開啟了改革。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的獨裁統治一如既往，沒有一點放鬆。一個維護統治利益的制度如果激起了民眾的普遍憤怒和仇視，革命就是遲一點還是早一點的事，跟改革還是不改革並無關係。因為，沒有任何一種集團勢力可以無限期地獨佔國家利益而不面對失敗和顛覆。
　　托克維爾“對於一個壞政府，改革就是它最危險的時刻”的研究結論是如此光彩奪目，以致於使人們容易對它全盤照收，失去了必要的警惕和懷疑。實際情形恰恰相反，改革往往開始於政治局勢最危險的時刻，是政府在面臨革命的危險時被迫對制度進行修補。革命並非由於改革引起，而改革是由革命引起。歷史上所有的威權政治改革，只有很少是出於信念的改革，大部分情況是形勢所迫而不得不改的。路易十六是在嚴重的財政危機面前才決定恢復古老的三級會議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農民騷亂、工人罷工、革命者積極策劃革命的重重危機中於1905年頒佈了改革詔書，答應在普選基礎上成立國家杜馬。這個國家自19世紀70年代革命思想就流行開來，並隨著政府為防範革命而採取嚴厲的壓制措施變得不斷激進。
　　改革並不會引發革命，只有改革失敗才引起革命。有時可能改革剛剛開始革命就已爆發，從時間上看好象正是改革催生了革命的到來。
　　改革在前進和倒退之間游離，在鎮壓與和解之間搖擺，在放鬆和收緊之間徘徊，它暴露了出統治者抵制變革的真實意圖。這種改革一開始就只是權宜之計，它不是要打算包容廣泛的不同利益，而是僅僅為了鞏固排他性的特權。當改革可能損害特權利益時，它就停止前進，甚至後退；當反抗激烈、社會危機加劇時，它就又開始啟動改革。
　　這個階段於是變為一個激化社會矛盾的過程。原本是要緩和危機，消除革命，事實卻可能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當變革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變成社會大多數人的意願，任何改革的倒退，或言行不一的改革欺詐，都會引起大眾對舊秩序的更加厭惡。如果從革命原因的長鏈中只截取其中的一段，那麼看上去改革就很像是革命的原因，改革在先，革命在後。改革演變成革命在經驗中不乏先例。但考察整個因果鏈條，就能看到，改革只是中間的一個插曲，一個政府試圖阻止革命的插曲，它相當於在革命急流中修築起一個堤壩，但修堤壩的努力失敗了。堤壩有可能抵擋一陣洪水，並在短期內形成一個堰塞湖，堤壩的坍塌造成下游更大的洪水，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是堤壩引發了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