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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维多利亚州政府及墨尔本大学等机构资助下,澳大利亚独立研究智库——“格拉顿研究中心”(The Grattan In-stitute)联合亚洲教育基金会及维多利亚教育与学前儿童发展部,将来自澳大利亚和四个全球顶尖教育体系——上海、香港、新加坡及韩国——的教育者汇聚一堂,召开了“向最优者学习圆桌会议”。联邦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和学校教育部长彼得,加瑞特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旨在研讨这四个教育体系成功的原因,以便为给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借鉴。
圆桌会议之后。格拉顿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还分别对这四个教育体系实地调查。他们走访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者、政府官员、学校校长、教师和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中央、地区和学校层面的相关文件及数据。格拉顿研究中心在调查研究和会议研讨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份题为《迎头赶上:向东亚最优的教育体系学习》(Catching up:learning fromthe best school systems in East Asia)的研究报告。
一、当前表现最优的学校教育体系集中在东亚
OECD2009年PISA评估结果显示,全球五个表现最优的教育体系中的四个——中国香港、韩国、中国上海和新加坡——都在东亚。
上海15岁学生平均数学成绩要领先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欧洲同龄人两到三年:韩国学生平均阅读成绩至少领先美国和欧盟学生一年,领先澳大利亚学生7个月:香港和新加坡学生的科学素养至少领先美国和欧盟学生一年。
近年来,这四个教育体系的成绩提高非常迅速。2000~2009年间,韩国学生平均阅读分数提高了15分,香港提高了8分:上海和新加坡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评估,其平均阅读成绩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五;2001年,香港在国际阅读素养评估(PIRLS)中排名17,新加坡排名15,而到2006年,他们分别升至第二和第四。
這四个教育体系在成功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保持并逐渐提高了教育公平。与澳大利亚和大多数OECD成员国相比,这些教育体系里的贫困儿童较少辍学或落后。韩国、上海和香港高分和低分学生之间成绩差距比其他OECD成员国要小。上海处于分数最低的10%学生的数学成绩要领先澳大利亚相同组群学生21个月,领先英国相同群体24个月,领先OECD平均水平25个月,领先美国28个月。
另外,这四个教育体系在提高成绩和公平程度的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参与率的提高。30年前,大约40%的25~34岁韩国人完成中等教育。现在,这一数据达到了98%,比OECD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
这四个最优的教育体系都不是世界上教育支出最多的国家。与OECD其他成员国相比,韩国生均投入低于OECD平均水平,却取得了更好的成绩。2000~2008年间。OECD成员国平均生均支出增长了34%。澳大利亚的教育支出增长更快,实际教育支出增加了44%,非政府资助学校学费上涨了25%,而学生的成绩却不断下降。
二、这些教育体系为什么能够迅速领先
这四个教育体系的成功并非因为投入更多,也不是西方国家传统观念认为的是由于儒家文化、强调死记硬背或“虎妈”式的家庭教育决定的。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教育表现最优的系统有以下共同特征:关注那些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因素。他们密切关注国际上最佳的教育实践,对成功进行评估,并了解各自教育体系的现状和需求:尊重教师,理解教师专业的复杂性,吸引高质量的候选者,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教师:关注学习并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教师使之能够诊断儿童的学习风格及进展情况,通过指导、课堂观摩和建设性反馈培养更加专业化和具有协作精神的教师。
这四个东亚教育体系为什么能够迅速领先?他们正在从事着哪些他们认为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他们都认为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伙伴
1.提供高质量的职前师范教育
例如,新加坡按照公务员标准,为处于职前师范教育期间的学生支付工资,并通过政府评估影响停止无效的教师教育课程。
2.为教师提供指导,以不断改进教学与学习
例如,上海所有教师都有导师,新教师还有一名区级导师和两名校内导师(一名负责指导课堂管理,一名负责指导学科内容)。
3.将教师看作研究人员
例如,上海的教师都属于某个研究团队,不断研究并评估教学创新。教师如果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就不能晋升为高级教师。
4.使用课堂观摩
教师相互之间定期进行课堂教学观摩,提供及时反馈以改进所有学生的学习。例如,香港课堂观摩的目的是改变教师文化并改进教学,强调向新理念和终身学习开放。
5.提拔高效率的教师
让教师们承担教学责任,并负责提高整个系统教学的质量。
(二)他们都强调通过政策设计来改进教学,将政策实施与课堂教学密切联系
1.将改进教学作为首要目标
香港的教育改革明确聚焦“学习”这一核心要务,主要标准是“学习”而不是“教学”:新加坡为了专注于改进学生“学习”,让负责师范教育的国家教育学院从本科教师教育课程削减了大量课程,如教育史、教育哲学、课程与评估设计等,因为来自教师、校长和教育部的反馈显示。这些学科不能对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产生直接影响。现在,国家教育学院更关注一些强调实际课堂教学的学科。
2.设定计划实施的优先顺序
一项政策的成功实施取决于认真安排各项计划的优先顺序,因为政策实施需要大量资源,需要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资源。财政资源缺乏是相对有形的,而管理、教师时间与变革能力通常是稀缺资源。政策实施时需要权衡,需要专注于一些项目,削减对于学生学习影响较小的项目。例如,在上海,一个重要的政策权衡结果就是让教师教相对规模大、但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比数量相对少的班级。上海教师每周为最多40名学生上10~12小时课。而在美国,教师一周平均教23名学生30小时课。 上海的做法为教师提供了大量非教学时间,让他们投入其他活动,包括备课、教师合作、课堂观摩以及反馈等。这些活动对于学生学习影响非常大。想比而言,澳大利亚教师只有一半时间从事以上活动,美国教师每堂课之间只有12分钟专注对于东亚高绩效教育体系而言非常重要的上述活动。
3.将“推动式”改革与“拉动式”改革结合
对教学有直接影响的改革包括“推动式”改革和“拉动式”改革。前者通过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新的内容和支持,使之产生内在改革动力,改进目前实践。后者通过为教师和学生设定新的必须达到的标准,使改革成为必要。两者的结合需要事先规划,并通过甄别无效改革确定一些优先改革项目,确保所有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东亚这四个高绩效教育体系在改革之初都对各自学习和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香港在改革之前开始了20周的调查,对于学生的学习状况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他们都将学习与教学改革目标指向“行为改变”
如果校长、教师和学生不改变他们的行为,改革不可能有实效。然而。政策制定者注定很难改变他人的行为,如一些官僚、教师、家长和学生可能非常害怕,不愿意改革。每个教育体系都已经建立了一些利益团体,他们会尽力维护各自利益,即使这些利益可能与系统的目标不一致。这些力量是否会阻碍政策实施从根本上取决于改革的政治意愿。由于东亞四个教育体系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研究者并未特别强调这些问题是如何协调的。研究者只是提出,东亚教育体系力求让改革适应各自的文化和背景。
另外。有关行为改变的文献研究表明。在以下情况下,人们将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榜样表里如一;他们拥有新行为所需的技能与能力;存在强化,如绩效评估等。东亚教育体系改革兼顾了以上因素。
三、澳大利亚和OECD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
OECD于2008年开展的“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显示,OECD成员国的教育政策目标与课堂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教师的指导和入职课程非常缺乏。OECD大多数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新教师们都认为,这些课程与学生的学习脱节,许多课程对提高教师效率无益。他们没有获得基于课堂观摩的建设性反馈。
第二,教师发展课程通常无法满足教师需求。在这些国家,一次性的培训课程非常普遍,而教师们相信,同时相关研究也显示。长期的个体及合作研究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最大。
第三,有效率的教学没有得到认可。OECD成员国近3/4的教师和90%的澳大利亚教师认为,他们改进了教学质量或在课堂上更具创新了,但却没有获得认可。
第四,缺乏针对改进教学的反馈。OECD近一半教师认为,对他们工作的评估仅仅是一道管理程序,对改进教学几乎没有影响。
(责任编辑 甘璐)
圆桌会议之后。格拉顿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还分别对这四个教育体系实地调查。他们走访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者、政府官员、学校校长、教师和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中央、地区和学校层面的相关文件及数据。格拉顿研究中心在调查研究和会议研讨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份题为《迎头赶上:向东亚最优的教育体系学习》(Catching up:learning fromthe best school systems in East Asia)的研究报告。
一、当前表现最优的学校教育体系集中在东亚
OECD2009年PISA评估结果显示,全球五个表现最优的教育体系中的四个——中国香港、韩国、中国上海和新加坡——都在东亚。
上海15岁学生平均数学成绩要领先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欧洲同龄人两到三年:韩国学生平均阅读成绩至少领先美国和欧盟学生一年,领先澳大利亚学生7个月:香港和新加坡学生的科学素养至少领先美国和欧盟学生一年。
近年来,这四个教育体系的成绩提高非常迅速。2000~2009年间,韩国学生平均阅读分数提高了15分,香港提高了8分:上海和新加坡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评估,其平均阅读成绩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五;2001年,香港在国际阅读素养评估(PIRLS)中排名17,新加坡排名15,而到2006年,他们分别升至第二和第四。
這四个教育体系在成功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保持并逐渐提高了教育公平。与澳大利亚和大多数OECD成员国相比,这些教育体系里的贫困儿童较少辍学或落后。韩国、上海和香港高分和低分学生之间成绩差距比其他OECD成员国要小。上海处于分数最低的10%学生的数学成绩要领先澳大利亚相同组群学生21个月,领先英国相同群体24个月,领先OECD平均水平25个月,领先美国28个月。
另外,这四个教育体系在提高成绩和公平程度的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参与率的提高。30年前,大约40%的25~34岁韩国人完成中等教育。现在,这一数据达到了98%,比OECD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
这四个最优的教育体系都不是世界上教育支出最多的国家。与OECD其他成员国相比,韩国生均投入低于OECD平均水平,却取得了更好的成绩。2000~2008年间。OECD成员国平均生均支出增长了34%。澳大利亚的教育支出增长更快,实际教育支出增加了44%,非政府资助学校学费上涨了25%,而学生的成绩却不断下降。
二、这些教育体系为什么能够迅速领先
这四个教育体系的成功并非因为投入更多,也不是西方国家传统观念认为的是由于儒家文化、强调死记硬背或“虎妈”式的家庭教育决定的。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教育表现最优的系统有以下共同特征:关注那些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因素。他们密切关注国际上最佳的教育实践,对成功进行评估,并了解各自教育体系的现状和需求:尊重教师,理解教师专业的复杂性,吸引高质量的候选者,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教师:关注学习并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教师使之能够诊断儿童的学习风格及进展情况,通过指导、课堂观摩和建设性反馈培养更加专业化和具有协作精神的教师。
这四个东亚教育体系为什么能够迅速领先?他们正在从事着哪些他们认为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他们都认为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伙伴
1.提供高质量的职前师范教育
例如,新加坡按照公务员标准,为处于职前师范教育期间的学生支付工资,并通过政府评估影响停止无效的教师教育课程。
2.为教师提供指导,以不断改进教学与学习
例如,上海所有教师都有导师,新教师还有一名区级导师和两名校内导师(一名负责指导课堂管理,一名负责指导学科内容)。
3.将教师看作研究人员
例如,上海的教师都属于某个研究团队,不断研究并评估教学创新。教师如果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就不能晋升为高级教师。
4.使用课堂观摩
教师相互之间定期进行课堂教学观摩,提供及时反馈以改进所有学生的学习。例如,香港课堂观摩的目的是改变教师文化并改进教学,强调向新理念和终身学习开放。
5.提拔高效率的教师
让教师们承担教学责任,并负责提高整个系统教学的质量。
(二)他们都强调通过政策设计来改进教学,将政策实施与课堂教学密切联系
1.将改进教学作为首要目标
香港的教育改革明确聚焦“学习”这一核心要务,主要标准是“学习”而不是“教学”:新加坡为了专注于改进学生“学习”,让负责师范教育的国家教育学院从本科教师教育课程削减了大量课程,如教育史、教育哲学、课程与评估设计等,因为来自教师、校长和教育部的反馈显示。这些学科不能对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产生直接影响。现在,国家教育学院更关注一些强调实际课堂教学的学科。
2.设定计划实施的优先顺序
一项政策的成功实施取决于认真安排各项计划的优先顺序,因为政策实施需要大量资源,需要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资源。财政资源缺乏是相对有形的,而管理、教师时间与变革能力通常是稀缺资源。政策实施时需要权衡,需要专注于一些项目,削减对于学生学习影响较小的项目。例如,在上海,一个重要的政策权衡结果就是让教师教相对规模大、但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比数量相对少的班级。上海教师每周为最多40名学生上10~12小时课。而在美国,教师一周平均教23名学生30小时课。 上海的做法为教师提供了大量非教学时间,让他们投入其他活动,包括备课、教师合作、课堂观摩以及反馈等。这些活动对于学生学习影响非常大。想比而言,澳大利亚教师只有一半时间从事以上活动,美国教师每堂课之间只有12分钟专注对于东亚高绩效教育体系而言非常重要的上述活动。
3.将“推动式”改革与“拉动式”改革结合
对教学有直接影响的改革包括“推动式”改革和“拉动式”改革。前者通过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新的内容和支持,使之产生内在改革动力,改进目前实践。后者通过为教师和学生设定新的必须达到的标准,使改革成为必要。两者的结合需要事先规划,并通过甄别无效改革确定一些优先改革项目,确保所有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东亚这四个高绩效教育体系在改革之初都对各自学习和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香港在改革之前开始了20周的调查,对于学生的学习状况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他们都将学习与教学改革目标指向“行为改变”
如果校长、教师和学生不改变他们的行为,改革不可能有实效。然而。政策制定者注定很难改变他人的行为,如一些官僚、教师、家长和学生可能非常害怕,不愿意改革。每个教育体系都已经建立了一些利益团体,他们会尽力维护各自利益,即使这些利益可能与系统的目标不一致。这些力量是否会阻碍政策实施从根本上取决于改革的政治意愿。由于东亞四个教育体系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研究者并未特别强调这些问题是如何协调的。研究者只是提出,东亚教育体系力求让改革适应各自的文化和背景。
另外。有关行为改变的文献研究表明。在以下情况下,人们将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榜样表里如一;他们拥有新行为所需的技能与能力;存在强化,如绩效评估等。东亚教育体系改革兼顾了以上因素。
三、澳大利亚和OECD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
OECD于2008年开展的“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显示,OECD成员国的教育政策目标与课堂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教师的指导和入职课程非常缺乏。OECD大多数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新教师们都认为,这些课程与学生的学习脱节,许多课程对提高教师效率无益。他们没有获得基于课堂观摩的建设性反馈。
第二,教师发展课程通常无法满足教师需求。在这些国家,一次性的培训课程非常普遍,而教师们相信,同时相关研究也显示。长期的个体及合作研究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最大。
第三,有效率的教学没有得到认可。OECD成员国近3/4的教师和90%的澳大利亚教师认为,他们改进了教学质量或在课堂上更具创新了,但却没有获得认可。
第四,缺乏针对改进教学的反馈。OECD近一半教师认为,对他们工作的评估仅仅是一道管理程序,对改进教学几乎没有影响。
(责任编辑 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