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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蒂芬·茨威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犹太裔德语作家，早年生活于维也纳，而后游历世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他乡，最终抑郁选择自杀。流亡与异域写作向来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危机，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其身份构建可归总为“一体之两翼”：犹太血缘与欧洲情结。犹太血缘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保有民族情怀和犹太意识，而欧洲情结源于生养他的土地——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维也纳。二者的混杂导致了茨威格早期犹太书写的暧昧与偏离。
关键词：身份认同 犹太书写 《雪中》
一、引言
1938年斯蒂芬·茨威格离开奥地利，他几经流亡最终在巴西的公寓自杀，在他所留下的绝命书中这样记载：“对我来说，自从使用我的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a自杀前茨威格生活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附近的小别墅里，那里富于田园风光，气候宜人，但这无法抑制茨威格内心一再增长的悲观情绪。他坦率地承认道：“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b而这种“破坏”是指一种无根的状态。奥匈帝国被德国吞并后，茨威格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在他所创作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进一步表述了身份危机的自我感受：“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三次地震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虚空，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 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c失去了国籍和身份，失去了家园和惯常的生活节奏，茨威格以往的旅游享受转变成了无根的漂泊。可见茨威格晚年间的心路历程聚焦在“身份丧失”和“无根的漂泊感”中。纳粹德国让茨威格不得不流亡国外，战争与流亡激活了他身份觉醒与追索的意识，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二、《雪中》：悲伤同情与批判流亡的矛盾
茨威格的“身份认同”危机显露于他的晚年，但在其早期创作中便已有征兆。短篇小说《雪中》完成于1900年6月，刊载于1904年出版的《犹太年鉴》。短篇描写了一幕发生在中世纪的猶太悲剧。“鞭笞派”的迫害使得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不得不选择逃亡，然而在逃亡的过程中却又全族覆没。作品中不乏犹太民族文化的印记，包括犹太民族史上著名的为庆祝马卡比家族反抗异族统治起义胜利、收复耶路撒冷的哈努卡节，桌上所摆着的圣诞夜的标志及象征——七枝灯台，满怀忧伤又充满憧憬的圣歌，犹太教的祈祷书和披巾，这些意象都彰显了茨威格对悠久而灿烂的犹太文化的熟稔。被追杀的犹太人在庆祝节日时如此描绘道：“仪式进行得肃穆平和。哈努卡节是欢庆的节日，是马卡比家族赢得胜利的节日，这个日子使这个遭到驱逐、受到命运奴役的民族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巨大力量。”d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犹太人却置身在孤独无助、遭受迫害、被迫逃离的可悲现实中。犹太人的房子小小的，“烟熏火燎”而“又歪歪斜斜”地紧紧挨在一起，这些房子“像怕见生人的胆怯孩子，孤独地挤在一处，挤在犹太人狭小的城区里”e，它们与外面精彩的世界和明亮的阳光毫无相关。因为 “‘鞭笞派’信徒丧心病狂，屠杀和折磨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妄想以暴力剥夺犹太人神圣的守护神和世代相传的古老信仰，这正是犹太人最大的恐惧所在”f。然而，犹太人没有像先祖一样选择反抗，而是选择“被驱逐，被殴打，被掠夺，当牛做马，这一切犹太人都以一种盲目的、听天由命的隐忍承受着”g。任由恐惧弥漫在这个小村庄之中，甚至在“不速之客”到来时，族中最有威望的族长只能嘀咕一句：“听天由命吧。”h在发现“不速之客”原来只有一个人且是自己的同伴约祖亚时，在场的所有人发出了一声“自灵魂深处的喊叫：‘谢天谢地’”i。围在周围的人问询外面的情况，约祖亚回答道： “他们都见上帝去了，一个也没有逃出来。只有我自己按照上帝的旨意逃了出来……”j在面对又一次对犹太人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愤怒，而是为约祖亚的存活感到庆幸。“约祖亚停了半晌，又口气坚决地问：‘不用多说了！先看看，咱们怎么办？’众人异口同声：‘逃走！——我们只能逃走！——逃到波兰去。’”因为“这是大家知道的唯一出路，这是用滥了的、不太光彩却又无法替代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方式。“逃跑吧！”k面临生存危机时，犹太人们选择的不是抗争，而是逃跑，这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但是逃跑的最终结果是死亡，约祖亚在死之前还梦想着大家能够坐在“香气袭人、暖融融的房间里”l，他的双亲，他的族民，还有犹太民族的英雄们围在一起，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但现实却是“一切都沉寂下来，一切都完结了”，这些“犹太人一辈子都没有拥有过春天”m。这一悲剧折射着犹太人不幸的命运。
结合历史和茨威格自传来看，《雪中》体现了茨威格对犹太历史乃至犹太民族身份的矛盾所在，从中可以窥见茨威格对犹太身份认识的模糊和偏差。
茨威格本人在1900年6月22日致弗朗措斯的信中谈到这篇小说时写道：“我是把这个故事径直当作一篇‘情景故事’进行创作的，并试图去描述那时的犹太人——他们即使不是高贵、杰出的——我不带有仇恨，没有轻蔑，……我只怀着巨大的同情，这是我们大家对我们先人怀有的同情。”n茨威格对《雪中》的犹太书写，一方面源自天然的犹太血缘情怀，这是茨威格身为一个犹太人后裔最原始、最具张力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不需要先验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情怀，他对犹太人过往苦难历史的描绘基于自己也是犹太人，对犹太人过往苦难的关照成为自觉。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又站在了“同情”的视角上。（茨威格设定的故事背景在中世纪，也就是一种对过往的同情）所谓同情，是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去审视，给予情感的抚慰，而并非是事件当事人般的感同身受。茨威格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奥地利，成长于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早期人生与犹太过往的苦难历史相距遥远，也就只能试图去描绘那时的犹太人，茨威格曾坦言：“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是十之八九是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o这使得他的犹太书写存在着偏离真实的隐患。同时在文本中，哈努卡节的寓意与犹太人选择仓皇逃离的情节形成鲜明对比，又从侧面揭示了茨威格对“流亡选择”和“软弱不争”的反感。1933年4月15日在致马塞莱尔的信中写道：“我最反对流亡国外，除非情况十分紧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任何形式的流亡只会带来危害，人们会因此把留下来的人做人质，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p同时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也表明过对流亡的不认同：“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q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 还没有一个人做出过有益的贡献。”r所以茨威格所构建的犹太人选择流亡的结局是没有春天的。虽然以上观点大多是茨威格中晚年间发表的言论，但当进一步窥探其对流亡的否定时，会发现对流亡的否定来源于“我是谁”这一身份确立的需要。而当对这种身份需要的确立进行回溯时，20岁的茨威格感叹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校园生活还是在文学界中，都没有遭遇到麻烦和歧视。此时犹太人的身份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奥地利平静的生活中找到了答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奥地利人”。从对茨威格一生身份轨迹的梳理来看，茨威格在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奥地利人”的感知上强于自己是“犹太人”，这同样是由西方犹太人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对犹太人“软弱不争”的不认同中，早期茨威格对“听天由命”和“谢天谢地”的态度以及习惯被压迫的犹太形象是不认同的。在茨威格眼里，上帝不再像传统的犹太人那样被视为唯一的希望，在患难时寻求上帝的庇佑已然被他视作对灾难的可悲反应。犹太人不应是畏缩的，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去争取平等的权利。也许他对先祖的生存困境报以同情，但在今天，软弱被压迫的犹太人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应该站立起来。 在成功叩开缪斯之门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茨威格沉浸于欧洲西方文化的繁荣之中，犹太人的身份意识虽然存在，但也是模糊矛盾的，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早期犹太书写中身份认同“混杂”的状态。
三、混杂：传统断裂带来的同化悲剧
“混杂”一词代表着茨威格早期犹太书写中身份认同的特征。他一方面无法摆脱犹太血缘，关照着犹太人，但另一方面又被西方文化影响着自我犹太认识，对犹太命运无法做出深刻思考甚至还存在想象偏差。归总起来，“混杂”是对犹太认识的模糊性和犹太认识的西方化。这是源自犹太传统的断裂所带来的同化悲剧。
茨威格模糊的犹太认识最早来源于他的家庭环境，同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家庭（指散布于西欧，主要在德国和奥地利等日耳曼国家生活的犹太人为了融入当地文化而消弭了犹太传统）。茨威格的祖父赫尔曼·茨威格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间背离了正统的犹太教，成为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父亲莫里茨·茨威格在思想和宗教上受到父亲的影响。母亲伊达·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银行世家，意大利语和德语一样都十分流利。从茨威格的家庭背景中，找不到一丝犹太传统的影子，除了“犹太裔”这个身份，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欧洲人。 实际上，早期的西方犹太人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文化，以便在经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获得平等的待遇，很多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转而皈依基督教，竭力抹杀自己的犹太印记，使自己更像一个“欧洲人”。茨威格的传记中透露了犹太人们为维也纳所做的巨大贡献：一方面，在艺术上，“被世界人民所称颂的19世纪维也纳文化，其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扶持、培育起来的文化，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s；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商业成功使得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得以壮大。 但犹太人仅仅只能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而在其他领域，他们仍旧是一个“沉默者”，且彬彬有礼地遵循这样的现状。由此不难发现，西方犹太人执着于商业知识与艺术领域，展现出他们希望能从这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为了融入当地文化而抹杀犹太印记以及期望艺术与商业贡献获得承认，成为犹太人获取安定感和身份认同感的两大主要来源。
遗憾的是，犹太人的两方面行为都不能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所在国人。首先，犹太人在商业和艺术文化上为所在国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概念得到所在国的承认。其次，这种抹杀的行为反而招致其犹太印记更加引人注目。虽然他们放弃了犹太教，但身上与生俱来的犹太印记成为他们无法摆脱且醒目区别于其他人的民族标志。对于第一点，犹太人所希望取得的承认是在抛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知上得以实现的。他们的商业和艺术贡献都是基于“欧洲人”的身份建构，而非犹太人。这源于历史上多次的反犹浪潮和迫害，使得他们不敢以犹太人身份自居，或者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自卑。但这样抹杀的策略，使得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不断的自我否定，放弃了自己决定身份的權利，转而投向所在国的标准中，从其他人的审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意义。同时，商业或艺术领域的成功大多是个人性的，这种个人成功不能为整个民族地位的普遍提升带来巨大意义。因此，基于非犹太身份之上获得的成功，也就必然不能为整体犹太民族得到普遍认可做出贡献。对于第二点，若是采取抹杀印记的行为，会使得他们自祖先继承而来的犹太印记更加夺目和突出。阿伦特揭示道：“同化了的犹太人行为模式，由于不断地致力于使自身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创造了一种到处都能辨认出来的犹太模型。”t当西方犹太人抛弃宗教，割断风俗，极力向所在国靠拢时，民族和信仰不再作为区分的标准，使得他们转而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同样的心理属性和行为特征，譬如摆脱犹太教、重视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无宗教或转而皈依基督教的情况下继续强调家族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犹太人群体，这些也是他们与东欧犹太人（指居住在俄国、波兰等地的犹太人，严格遵守传统犹太教习俗，无法融入当地），还有非犹太人明显的区别所在。
茨威格作为西方犹太人的后代，一方面无法从家庭中汲取犹太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茨威格不能从世俗文化中得到自我身份认知的坚实基础，这使得他在人间有一种漂浮感。 茨威格早期就对自己犹太身份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尽管他一生都在说德语，经历了西方文化教育。时年20岁的茨威格发表的《雪中》一文，选择了犹太题材，就有了一种通过书写去填补自己犹太空白的意味。这种早期的犹太认识，一方面源于西方犹太人力求同化却反而强化了自身犹太身份印记从而无助于改善犹太地位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犹太对于茨威格来说是一个有意味的空白，也是他想要追溯的过往，他试图通过追溯犹太的方式找到原初的身份，这使得他的犹太身份认识比他人更为明显。
四、结论
前文探讨了《雪中》对犹太苦难命运的悲伤同情和对流亡软弱传统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茨威格对犹太认识的偏差。茨威格想要在《雪中》的写作中去填补对犹太认识的些许空白和疑惑，但是，没有经历犹太传统教育的他，只能依据自己的想象和摆脱不了的西方化视野去审视犹太。这种追溯与偏差之间便产生了一个鸿沟，使茨威格既不能摆脱犹太印记，但在审视犹太时也不能拥有一个正确视角，从而形成了一种后脚粘连在犹太文化，前脚又靠在西方文化的特殊景象，这成为茨威格早期身份认识混杂的最真实写照。
ab 茨威格：《茨威格读本》， 张玉书，张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页，第446页。
c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页。
defghijklm 斯蒂芬·茨威格：《犹太人的命运：茨威格的心灵世界》，高中甫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4-123页。
n 高中甫：《茨威格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opqrs 斯蒂芬·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446页。
t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化译，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2—123页。
作 者： 黄晓露，香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身份认同 犹太书写 《雪中》
一、引言
1938年斯蒂芬·茨威格离开奥地利，他几经流亡最终在巴西的公寓自杀，在他所留下的绝命书中这样记载：“对我来说，自从使用我的语言的世界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a自杀前茨威格生活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附近的小别墅里，那里富于田园风光，气候宜人，但这无法抑制茨威格内心一再增长的悲观情绪。他坦率地承认道：“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b而这种“破坏”是指一种无根的状态。奥匈帝国被德国吞并后，茨威格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在他所创作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进一步表述了身份危机的自我感受：“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三次地震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虚空，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 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c失去了国籍和身份，失去了家园和惯常的生活节奏，茨威格以往的旅游享受转变成了无根的漂泊。可见茨威格晚年间的心路历程聚焦在“身份丧失”和“无根的漂泊感”中。纳粹德国让茨威格不得不流亡国外，战争与流亡激活了他身份觉醒与追索的意识，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二、《雪中》：悲伤同情与批判流亡的矛盾
茨威格的“身份认同”危机显露于他的晚年，但在其早期创作中便已有征兆。短篇小说《雪中》完成于1900年6月，刊载于1904年出版的《犹太年鉴》。短篇描写了一幕发生在中世纪的猶太悲剧。“鞭笞派”的迫害使得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不得不选择逃亡，然而在逃亡的过程中却又全族覆没。作品中不乏犹太民族文化的印记，包括犹太民族史上著名的为庆祝马卡比家族反抗异族统治起义胜利、收复耶路撒冷的哈努卡节，桌上所摆着的圣诞夜的标志及象征——七枝灯台，满怀忧伤又充满憧憬的圣歌，犹太教的祈祷书和披巾，这些意象都彰显了茨威格对悠久而灿烂的犹太文化的熟稔。被追杀的犹太人在庆祝节日时如此描绘道：“仪式进行得肃穆平和。哈努卡节是欢庆的节日，是马卡比家族赢得胜利的节日，这个日子使这个遭到驱逐、受到命运奴役的民族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巨大力量。”d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犹太人却置身在孤独无助、遭受迫害、被迫逃离的可悲现实中。犹太人的房子小小的，“烟熏火燎”而“又歪歪斜斜”地紧紧挨在一起，这些房子“像怕见生人的胆怯孩子，孤独地挤在一处，挤在犹太人狭小的城区里”e，它们与外面精彩的世界和明亮的阳光毫无相关。因为 “‘鞭笞派’信徒丧心病狂，屠杀和折磨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妄想以暴力剥夺犹太人神圣的守护神和世代相传的古老信仰，这正是犹太人最大的恐惧所在”f。然而，犹太人没有像先祖一样选择反抗，而是选择“被驱逐，被殴打，被掠夺，当牛做马，这一切犹太人都以一种盲目的、听天由命的隐忍承受着”g。任由恐惧弥漫在这个小村庄之中，甚至在“不速之客”到来时，族中最有威望的族长只能嘀咕一句：“听天由命吧。”h在发现“不速之客”原来只有一个人且是自己的同伴约祖亚时，在场的所有人发出了一声“自灵魂深处的喊叫：‘谢天谢地’”i。围在周围的人问询外面的情况，约祖亚回答道： “他们都见上帝去了，一个也没有逃出来。只有我自己按照上帝的旨意逃了出来……”j在面对又一次对犹太人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愤怒，而是为约祖亚的存活感到庆幸。“约祖亚停了半晌，又口气坚决地问：‘不用多说了！先看看，咱们怎么办？’众人异口同声：‘逃走！——我们只能逃走！——逃到波兰去。’”因为“这是大家知道的唯一出路，这是用滥了的、不太光彩却又无法替代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方式。“逃跑吧！”k面临生存危机时，犹太人们选择的不是抗争，而是逃跑，这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但是逃跑的最终结果是死亡，约祖亚在死之前还梦想着大家能够坐在“香气袭人、暖融融的房间里”l，他的双亲，他的族民，还有犹太民族的英雄们围在一起，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但现实却是“一切都沉寂下来，一切都完结了”，这些“犹太人一辈子都没有拥有过春天”m。这一悲剧折射着犹太人不幸的命运。
结合历史和茨威格自传来看，《雪中》体现了茨威格对犹太历史乃至犹太民族身份的矛盾所在，从中可以窥见茨威格对犹太身份认识的模糊和偏差。
茨威格本人在1900年6月22日致弗朗措斯的信中谈到这篇小说时写道：“我是把这个故事径直当作一篇‘情景故事’进行创作的，并试图去描述那时的犹太人——他们即使不是高贵、杰出的——我不带有仇恨，没有轻蔑，……我只怀着巨大的同情，这是我们大家对我们先人怀有的同情。”n茨威格对《雪中》的犹太书写，一方面源自天然的犹太血缘情怀，这是茨威格身为一个犹太人后裔最原始、最具张力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不需要先验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情怀，他对犹太人过往苦难历史的描绘基于自己也是犹太人，对犹太人过往苦难的关照成为自觉。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又站在了“同情”的视角上。（茨威格设定的故事背景在中世纪，也就是一种对过往的同情）所谓同情，是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去审视，给予情感的抚慰，而并非是事件当事人般的感同身受。茨威格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奥地利，成长于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早期人生与犹太过往的苦难历史相距遥远，也就只能试图去描绘那时的犹太人，茨威格曾坦言：“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是十之八九是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o这使得他的犹太书写存在着偏离真实的隐患。同时在文本中，哈努卡节的寓意与犹太人选择仓皇逃离的情节形成鲜明对比，又从侧面揭示了茨威格对“流亡选择”和“软弱不争”的反感。1933年4月15日在致马塞莱尔的信中写道：“我最反对流亡国外，除非情况十分紧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任何形式的流亡只会带来危害，人们会因此把留下来的人做人质，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p同时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也表明过对流亡的不认同：“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q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 还没有一个人做出过有益的贡献。”r所以茨威格所构建的犹太人选择流亡的结局是没有春天的。虽然以上观点大多是茨威格中晚年间发表的言论，但当进一步窥探其对流亡的否定时，会发现对流亡的否定来源于“我是谁”这一身份确立的需要。而当对这种身份需要的确立进行回溯时，20岁的茨威格感叹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校园生活还是在文学界中，都没有遭遇到麻烦和歧视。此时犹太人的身份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奥地利平静的生活中找到了答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奥地利人”。从对茨威格一生身份轨迹的梳理来看，茨威格在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奥地利人”的感知上强于自己是“犹太人”，这同样是由西方犹太人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对犹太人“软弱不争”的不认同中，早期茨威格对“听天由命”和“谢天谢地”的态度以及习惯被压迫的犹太形象是不认同的。在茨威格眼里，上帝不再像传统的犹太人那样被视为唯一的希望，在患难时寻求上帝的庇佑已然被他视作对灾难的可悲反应。犹太人不应是畏缩的，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去争取平等的权利。也许他对先祖的生存困境报以同情，但在今天，软弱被压迫的犹太人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应该站立起来。 在成功叩开缪斯之门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茨威格沉浸于欧洲西方文化的繁荣之中，犹太人的身份意识虽然存在，但也是模糊矛盾的，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早期犹太书写中身份认同“混杂”的状态。
三、混杂：传统断裂带来的同化悲剧
“混杂”一词代表着茨威格早期犹太书写中身份认同的特征。他一方面无法摆脱犹太血缘，关照着犹太人，但另一方面又被西方文化影响着自我犹太认识，对犹太命运无法做出深刻思考甚至还存在想象偏差。归总起来，“混杂”是对犹太认识的模糊性和犹太认识的西方化。这是源自犹太传统的断裂所带来的同化悲剧。
茨威格模糊的犹太认识最早来源于他的家庭环境，同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家庭（指散布于西欧，主要在德国和奥地利等日耳曼国家生活的犹太人为了融入当地文化而消弭了犹太传统）。茨威格的祖父赫尔曼·茨威格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间背离了正统的犹太教，成为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父亲莫里茨·茨威格在思想和宗教上受到父亲的影响。母亲伊达·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银行世家，意大利语和德语一样都十分流利。从茨威格的家庭背景中，找不到一丝犹太传统的影子，除了“犹太裔”这个身份，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欧洲人。 实际上，早期的西方犹太人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文化，以便在经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获得平等的待遇，很多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转而皈依基督教，竭力抹杀自己的犹太印记，使自己更像一个“欧洲人”。茨威格的传记中透露了犹太人们为维也纳所做的巨大贡献：一方面，在艺术上，“被世界人民所称颂的19世纪维也纳文化，其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扶持、培育起来的文化，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s；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商业成功使得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得以壮大。 但犹太人仅仅只能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而在其他领域，他们仍旧是一个“沉默者”，且彬彬有礼地遵循这样的现状。由此不难发现，西方犹太人执着于商业知识与艺术领域，展现出他们希望能从这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为了融入当地文化而抹杀犹太印记以及期望艺术与商业贡献获得承认，成为犹太人获取安定感和身份认同感的两大主要来源。
遗憾的是，犹太人的两方面行为都不能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所在国人。首先，犹太人在商业和艺术文化上为所在国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概念得到所在国的承认。其次，这种抹杀的行为反而招致其犹太印记更加引人注目。虽然他们放弃了犹太教，但身上与生俱来的犹太印记成为他们无法摆脱且醒目区别于其他人的民族标志。对于第一点，犹太人所希望取得的承认是在抛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知上得以实现的。他们的商业和艺术贡献都是基于“欧洲人”的身份建构，而非犹太人。这源于历史上多次的反犹浪潮和迫害，使得他们不敢以犹太人身份自居，或者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自卑。但这样抹杀的策略，使得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不断的自我否定，放弃了自己决定身份的權利，转而投向所在国的标准中，从其他人的审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意义。同时，商业或艺术领域的成功大多是个人性的，这种个人成功不能为整个民族地位的普遍提升带来巨大意义。因此，基于非犹太身份之上获得的成功，也就必然不能为整体犹太民族得到普遍认可做出贡献。对于第二点，若是采取抹杀印记的行为，会使得他们自祖先继承而来的犹太印记更加夺目和突出。阿伦特揭示道：“同化了的犹太人行为模式，由于不断地致力于使自身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创造了一种到处都能辨认出来的犹太模型。”t当西方犹太人抛弃宗教，割断风俗，极力向所在国靠拢时，民族和信仰不再作为区分的标准，使得他们转而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同样的心理属性和行为特征，譬如摆脱犹太教、重视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无宗教或转而皈依基督教的情况下继续强调家族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犹太人群体，这些也是他们与东欧犹太人（指居住在俄国、波兰等地的犹太人，严格遵守传统犹太教习俗，无法融入当地），还有非犹太人明显的区别所在。
茨威格作为西方犹太人的后代，一方面无法从家庭中汲取犹太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茨威格不能从世俗文化中得到自我身份认知的坚实基础，这使得他在人间有一种漂浮感。 茨威格早期就对自己犹太身份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尽管他一生都在说德语，经历了西方文化教育。时年20岁的茨威格发表的《雪中》一文，选择了犹太题材，就有了一种通过书写去填补自己犹太空白的意味。这种早期的犹太认识，一方面源于西方犹太人力求同化却反而强化了自身犹太身份印记从而无助于改善犹太地位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犹太对于茨威格来说是一个有意味的空白，也是他想要追溯的过往，他试图通过追溯犹太的方式找到原初的身份，这使得他的犹太身份认识比他人更为明显。
四、结论
前文探讨了《雪中》对犹太苦难命运的悲伤同情和对流亡软弱传统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茨威格对犹太认识的偏差。茨威格想要在《雪中》的写作中去填补对犹太认识的些许空白和疑惑，但是，没有经历犹太传统教育的他，只能依据自己的想象和摆脱不了的西方化视野去审视犹太。这种追溯与偏差之间便产生了一个鸿沟，使茨威格既不能摆脱犹太印记，但在审视犹太时也不能拥有一个正确视角，从而形成了一种后脚粘连在犹太文化，前脚又靠在西方文化的特殊景象，这成为茨威格早期身份认识混杂的最真实写照。
ab 茨威格：《茨威格读本》， 张玉书，张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页，第446页。
c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页。
defghijklm 斯蒂芬·茨威格：《犹太人的命运：茨威格的心灵世界》，高中甫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4-123页。
n 高中甫：《茨威格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opqrs 斯蒂芬·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446页。
t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化译，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2—123页。
作 者： 黄晓露，香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