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一则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引发中国科幻迷的广泛讨论。该报道称，亚马逊正在洽购刘慈欣所著《三体》的电视剧版权。若购得，可能投资10亿美元将其拍成三季系列剧。
　　一则并没有被官方确认的消息能受到如此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观众认为亚马逊在影视制作方面的投入和能力值得期待，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此前《三体》颇为多舛的影视改编之路。
　　作为中国目前最知名的科幻小说，《三体》的影视化非常不顺利。2009年，导演张番番买下《三体》版权时，科幻题材在国内还非常冷门。等到2014年他将全版权开发权益卖给游族影业这个以游戏起家的公司时，《三体》三部曲已经成为每部值得投资2亿元人民币的大IP了。

　　2014年11月，游族影业公布了《三体》影视化计划，2015年3月18日，《三体》正式开拍并计划于2016年7月上映；同年8月，《三体》获得雨果奖。但就在临近上映前，这部顶着“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名头的作品被爆导演张番番的拍摄素材全被废弃，随后制片方游族影业陷入人事动荡，上映日期被无限期推迟—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三体》电影版变成了一个笑话。
　　尽管坎坷，但《三体》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被看作是国内科幻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当然这只是开始。
　　多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一直沿着北美电影市场的发展轨迹前行，而且是加速前行。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从1968年的《人猿星球》之后开始变得主流成为A类制作—之前都是B级片—接着便是1977年《星球大战》的惊艳登场，此后，尤其从1990年代开始，科幻题材便一直是好莱坞发行的大片中最吸引观众的类型电影之一。
　　但在中国，电影市场并不是这个节奏。在2016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的赢家始终都是喜剧片，或者是带有喜剧元素的电影。从第一部突破10亿票房大关的《泰囧》，到2015年、2016年的票房冠军《捉妖记》《美人鱼》，还有今年在春节档大放异彩的《唐人街探案2》，这些电影或多或少都带有喜剧元素。一方面，生活的重压促成了观众对喜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当时电影市场的整体容量有限，喜剧这种成本不高的类型成为投资方最保险的选择。
　　随着单片的票房天花板被不断拉高，中国电影市场的容量从几十亿发展到了2017年400多亿的总票房。市场扩大意味着涌进来的钱多了，高投入高回报的大项目就成为每一个公司下一步寻找的目标，科幻题材在此时成为高成本的最佳选择。
　　2008年，制片人关雅荻和影评人张小北买下了刘慈欣《球状闪电》的版权，当时两年的使用权仅为5万元人民币。关雅荻原本计划由张小北担任编剧，再找1000万美元的投资邀请一位好莱坞华裔导演拍摄。“那个时候没人会聊科幻电影怎样怎样，就是做电影。但只有500万美元落地，另外500万没有着落，两年之后我们就把版权还给大刘了。”关雅荻说。
　　同样，张番番在2009年也是以一个“无人问津”的价格买下了《三体》版权。当时没人能预料到刘慈欣后来会成为中国单字最贵的作家之一，如今他的一部万字中短篇小说的版权已经价值百万。
　　除了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宝树等科幻作者也都先后有作品卖出影视版权。截至2017年年底，在广电总局备案的科幻电影已经超过200部—2014年之前还是0—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被提上影视化日程。
　　宁浩刚认识刘慈欣时，他的第三部院线大电影《黄金大劫案》刚刚结束拍摄。在看遍这位山西老乡的所有作品之后，宁浩把《乡村教师》列入了自己“一定要拍出来的”电影list。201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亿元，那还是一个以能否过亿来评价电影商业价值的时代，《黄金大劫案》1.53亿元的成绩让宁浩的商业价值开始被认可，但还远远达不到能以足够成本完成一部科幻电影的实力，于是他又接着做了《无人区》和《心花路放》。
　　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很清楚地记得，2013年年底，《心花路放》在最后一次轉场到大理拍摄时，宁浩把编剧孙小杭叫到了大理，让他正式开始《乡村教师》的剧本创作。2014年《心花路放》在国庆档上映之后取得了11.7亿元票房，市场给了宁浩更强烈的信心，他也有机会去获取更大的资金支持，于是《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乡村教师》）启动了。
　　差不多同时，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在2014年11月的项目推介会上宣布启动《流浪地球》《微纪元》《超新星纪元》这3部刘慈欣小说的影视改编，对外宣称的投资金额分别是5000万美元、4000万美元和6000万美元。中影其实很早就买下了这3部小说的版权，但项目几经评估，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三体》电影启动和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被提上日程，这些项目才重新启动。
　　《流浪地球》的导演最终选定了郭帆，此前他执导过的票房最好的电影是青春片《同桌的你》。那是一个掩盖了导演个人趣味和喜好、更偏商业的项目，他自己最爱的电影其实是《终结者2》。
　　《流浪地球》的小说原型于2000年发表在《科幻世界》第7期。故事发生在太阳即将毁灭的世界，人类只好在地球的一侧安装上巨大的地球发动机，将整个地球化为移民方舟，逃离太阳系。
　　郭帆用了2年多的时间做世界观和剧本。他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找到一个让中国观众相信的世界观。这里所谓的世界观，指故事里所有人物的行为、逻辑、动机和情感的真实依托。 　　2016年，郭帆前往好莱坞拜访工业光魔，后者的特效总监问郭帆：“为什么太阳系要毁灭的时候，我们要把地球推出去，而不是直接坐飞船逃离呢？”郭帆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恰好应该是电影的情感核心。美国人也许不会这么去想问题，但中国人会更容易理解这种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故土情深”。
　　“中国科幻电影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和成本问题，而在语境和美学上的。我们拼特效必死无疑，那么一定要找到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和中国人喜欢的故事。”郭帆说。
　　但他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只能在不断实践和观众的不断反馈中积累摸索。为此，郭帆找到4位中科院的科学家共同探讨，建立起一整套严谨的更契合中国人情感的世界观。
　　同样需要解决世界观问题的，还有《拓星者》。新成立的腾讯影业想要尝试一个区别于好莱坞风格的科幻电影，负责又编又导的张小北看中这个腾讯动漫的原创科幻探险漫画题材。“适合电影化的科幻故事要满足三个元素：独特完整的世界观、无可替代的核心创意、维度非常丰富的人物形象。《拓星者》满足前两项，但漫画比较偏青少年类型，故事和人物上有一点幼稚。我接手之后最先要做的就是世界观的搭建。”张小北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张小北最终为《拓星者》写了5万多字的世界观，相当于一个缩减版的世界通史。在他的创作规划里，《拓星者》带点废土电影—科幻电影的一个子类型，探讨人类文明在经历巨大灾难后或遭到彻底毁灭后的世界—的感觉，是一群中国人前往一个未知的世界探险的故事，“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参照，可以参考好莱坞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超战题材电影《现代启示录》。”

　　和前述两部电影需要导演重建世界观不同，宁浩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科幻电影的方向。2012年，他和刘慈欣签订协议，代理销售刘慈欣大部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同时自己也买下不少短篇。2017年，宁浩在上海电影节公布了坏猴子影业以科幻为主的“天宫计划”，《疯狂的外星人》是首部作品。
　　《疯狂的外星人》讲述一个外星人落到中国之后的故事，这个设定让电影中的所有东西都能找到现实参照物。“坏猴子对内容的标准是要有创新性、趣味性、当代性、批判性、本土性，我们看了很多小说，能像刘老师的作品那样吻合我们五个标准的特别少。我们看中的是他作品里的现实主义色彩。”王易冰说。
　　解决了文化背景下的语境问题，中国的科幻故事想要被搬上银幕，还面临和当初游族想拍《三体》时的特效制作门槛。
　　张小北在拍《拓星者》时需要用到一个名为Motion Control System（简称MoCo）的特殊设备。这其实是一个用电脑控制的机械臂，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它精确地知道摄像镜头的空间坐标，把误差控制在一个像素之内，实现数字画面和真实场景的无缝结合。但租来这套设备之后，张小北才发现中国没有人会操作。“这种设备是乔治·卢卡斯在1975年拍《星球大战》时发明的，但我们现在都不会用，你能明白这里面的差距了吧？”张小北说。
　　2015年至2016年这两年，郭帆跑遍了全球各地的电影制作基地。他的体会是，中国的设计不输国外，但缺乏能把设计变成实物的人。由于中国没有搭建科幻电影场景的经验，大部分机械配件都需要在工厂冲压或者3D打印之后再去组装。这不是传统古装和现代电影的制景思路，而是一套涉及到线路改造、灯光设计和机关控制的系统工程。
　　尽管已经预估了大部分开拍之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但郭帆还是小看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已经公布的花絮中，最硬科幻的道具是外骨骼盔甲，由中国的概念设计团队制图，再交给维塔工作室（该工作室凭借《指环王》三部曲连续三届获得奥斯卡奖，之后又参与了《阿凡达》等项目，是全球最著名的视效公司之一）制作。最初要8个人用两个小时才能帮一位演员穿戴好，但在事前的时间流程管理中，团队并没有给这个环节预留足够多的时间。
　　另外，在片场每叠加一层灯光、烟雾、灰尘的效果，画面看上去就会更精致，但叠加越多，错误的概率也会更高，很多细节看上去不起眼，但对整个流程的影响很严重。郭帆原本是一个以“守时”出名的导演，但《流浪地球》预计90天完成的实拍部分最终用了125天，“科幻片的创作核心在前期，而拍摄期间的核心只有两个字：管理。”郭帆说。
　　同样，宁浩也拍得并不轻松。在《瘋狂的外星人》之前，喜欢小团队作业的宁浩组建过的最大的剧组就是《心花路放》，当时同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有200多人。但这一次，他的剧组成员增加到了500人。
　　尽管对于电影传统制作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但视效对宁浩而言是一个新事物，而且一上来挑战的就是视效领域最难的生物体。
　　好莱坞的大部分技术当然都可以通过市场采购来完成，但如何管理这些顶级特效公司就要靠经验了。帮助宁浩做外星人的团队之一是Taufilms，其最出名的作品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我们之前主要受制于金钱和时间的投入，怎么把有限的时间和预算做有效的分配？什么地方要舍得花钱，什么地方可以省一点？视效太专业了，传统的制片管理无法对接。”王易冰说。
　　他最终组建了一支30人的能做、能监管、能控制质量的特效管理团队。特效通常都是以“资产”计算价格的，比如电影里外星人拿着香蕉的镜头，国外的特效公司给王易冰的报价是制作一根CG香蕉要两万多美元，但团队在评估了制作难度之后发现，如果用国内的团队，价格只有4万到5万元人民币，效果差别并不明显。 　　目前宁浩正在三亚赶制后期，工作流程是每天把剪辑修改的东西同步给北京办公室，由特效管理团队加以分析哪些需要特效公司配合调整，再分配到全球各地。“很多导演受制于视效沟通环节太复杂，导演做了修改但特效团队不能及时同步，这会产生很多额外的成本。我们现在这个模式至少可以在时间线上保证同步，这让导演有比较充分的创作自由，不用每天想着我一改动视效怎么办。”王易冰解释。
　　宁浩不愿透露具体投资额，但可以确定的是，《疯狂的外星人》是2017年投资金额最多的电影项目之一。《流浪地球》由中影、北京文化、万达三家主要投资，根据公布的数字，北京文化的投资总额不超过1.075亿元，郭帆透露总制片成本将超过3亿。《拓星者》的成本也不低于1亿元。这样的金额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相比只能算是试验级别，但在中国目前的电影投资领域都不是小成本。
　　“电影制作是有一个流程的，是通过之前行业不断积累而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因为成本的限制你不能这么干，那能怎么办呢？就只能去想出各种替代的方法。《拓星者》里的所有服装和道具都要做旧，但在做旧程度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能一遍一遍做试验，调试的过程很漫长，可有的事儿不做过一次永远不知道。”张小北说。
　　《拓星者》全部用的是国内团队，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张小北的理念中，中国电影想有进步就必须要想办法把需求留在国内，这样才能让国内的特效行业有尝试的机会，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形成良性循环。
　　郭帆也举了一个拍《流浪地球》时发生的案例。维塔工作室定制的外骨骼盔甲造价很高，但在做动作时却经常损坏，剧务只能用强力胶粘合修复。后来郭帆才发现，问题出在关节部分少装了几颗螺丝钉。“并不是维塔没有实力把盔甲做好，是他们给中国团队做东西时未必会尽全力。当时他们最顶尖的人才都在《阿凡达2》剧组里，出问题才调来一个总监帮我们解决，想拿到对方最好的资源光靠花钱是很难的。”郭帆说。
　　从逻辑上看，大制作的电影必然会带动行业的基础制作水准提高，比如乌尔善当时就通过《寻龙诀》留下了几家特殊效果化装和特殊道具制作的公司。现在，科幻是能够带动中国电影再上一个台阶的重要类型之一，当目前这几部有一定规模的科幻电影完成时，团队积累的经验可以互相交流，剧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市场中流动，不断地积累经验形成良性循环。
　　但寧浩、郭帆、张小北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资本都是趋利的，或许只有他们真的成功了，中国科幻电影才有可能继续尝试下去。
　　宁浩把《疯狂的外星人》的档期定在了2019年春节，这是目前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档期之一，但在选择卖点时，他还是有意弱化科幻概念，不去轻易挑战观众的预期。
　　郭帆找了曾多次拿下金马奖的张嘉辉担任剪辑师，打算在电影定剪完成后第一时间就试片，组织几百个普通观众观看，做调研报告再辅助修 改。
　　如果再去回顾《三体》电影项目，郭帆反而觉得不应再去苛责什么，这个项目还是给全行业带来了一些正面经验价值。一部成功的科幻片要有充足的时间、专业的编剧、大量的金钱，和一个庞大成熟的工业体系，但在跨出之前，“我们永远得不到这些经验，不知道拍摄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2014年，郭帆参加了当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公派留学项目去派拉蒙影业学习，同行还有宁浩、陈思诚、路阳、肖央。在送行晚宴上，派拉蒙的员工说：“我们不看中国电影，因为有字幕，看着太麻烦。”郭帆回答：“十年后你们必须学会看字幕，因为那时候会有大量的中国电影进来。”
　　尽管这话有吹牛成分，但它在这群年轻导演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回国之后，郭帆和宁浩开始了科幻电影的探索，陈思诚和肖央一起去纽约拍了《唐人街探案2》。
　　这就是一群国产科幻电影拓荒者的故事。就像《流浪地球》讲的那样，人类也许并非在2500年以后去到新家园就一定能活下来，但那首先需要我们有勇气迈出离开太阳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