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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以大字为标目，小字书写注文，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写卷背面也是《维摩诘经》注解，是抄者对写卷正面内容所作的补充，应定名作“维摩诘经补注”。该件写卷正背面可视作一个整体，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敦煌文献；维摩诘经注；子母注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91-06
Further Research on Annotations on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a Dunhuang Manuscript kept at Dunhuang Academy
Also on the Annotatio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AO Jiajun1 MIAO Yu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1171）
Abstract：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lost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which is in Dunhuang Academy's collections, is a hand-written copy don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transcription, the keywords of the sutra were written in larger-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ed by annotation in smaller-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uthor made two main unprecedented discoveries through his study. First, the annotations were made by one person. It is not the parent-child annotation style or a variorum edition. Second, what is written on the back of the transcription also consists of annotations on the sutra and is complementary to what was written on the front side. These annotations can be called a complementary anno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The author regards both sides of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as a whole. As an early copy of the annotation of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it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Transcription found in Dunhuang;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Parent-child annotation
《甘肃藏敦煌文献》[1-2]首次发表了定名为“维摩诘经疏释”的写卷原件照片，分别为土地庙出土的敦研066号、067号以及收集品247号、248号、249号、250号、251号、252号、375号{1}。这些写卷皆为北朝写本{2}，为同一形式、同一人书写，内容没有重复，当年应是一件，源自敦煌藏经洞{3}，后流传各处。难能可贵的是，敦研375号写卷流传至日本后，幸得日本友人回赠{4}，方得完璧。敦研066号写卷叙录称：
注释《维摩诘经》者，从罗什开始，代不乏人。此件为北朝写本，长期未能查出注疏者何人。几十年前，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访问敦煌，曾见过这批写本，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希望早日发表。由于各种原因，这批文献原封未动，汤先生的期望未能实现。此次发表原件，也只是考查了一下究竟是何经何品的注释而己。[1]248
由于发布时间较晚，方广锠、许培铃两位先生在《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3]一文中没有提及这件写卷。经查，《大正藏》、《中华藏》等藏经也均未收录。《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了袁德领先生的《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的几个问题》[4]一文，就这件文献的现状、来源、定名等做了一些较为细致的介绍和探讨，很有意义，但仔细读来，感觉意犹未尽，亦有可斟酌之处，故在此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末学肤受，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一 文献的定名
《甘肃藏敦煌文献》将该件写卷定名为“维摩诘经疏释”，袁德领先生则定作“佚本《维摩诘经注》”。袁先生所说极是，因为“疏”通常是指在注释的基础上再加解释，从内容上看，写卷是直接给《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经文作注，并非疏释，同时，该注本又不见于现存经藏中，因此宜定名作“佚本《维摩诘经注》”。
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今存9纸，各纸尺寸相当于北朝写卷的一纸{5}。今据录文及校勘，各纸具体定名、行数及缀合情况，见表1。 根据内容来看，敦研375和066号首尾相连，据所缺内容推测其下当缺一纸，敦研247、248、067三号相连，下疑缺两纸，敦研249号下当缺一纸，敦研250、251、252三号相连。
虽然各纸来源不同，敦研066、067号为土地庙出土，敦研247、248、249、250、251和252号系收集品，敦研375号则为日本友人回赠，但从各纸同一形式、同一人书写，且内容相连的情况来看，此件写卷本源自敦煌藏经洞，在发现之初很可能是完整的，应有更多纸，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
二 文献的体例
（一）写卷为单注，而非“子母注”
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的体例，是以大字作为标目，下以单行小字书写注解。袁先生认为其注释形式为“子母注”，称“这种大字书写名相，小字书写解释的形式，叫子母注。大字写经文名相如母，小字解释如子，子从母，故名子注母……子母注，又作本子注”[4]77。
“子母注”，通常称作“合本子注”，这一概念由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其“母”、“子”较为复杂，并非大字名相与小字解释那么简单。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一经多译的情况较为普遍，各个译本的译文往往有所不同，有人为了寻求对经典的正确理解，于是将多个译本放在一起，进行比对，从而产生了“合本子注”（即“子母注”）。陈寅恪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引《出三藏记集》卷11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略云：
余以长钵后事注于破钵下，以子从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参错，事不相对。复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类相对。予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5]
又以《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异二卷）》为例解释道：
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5]183
程千帆先生在《史通笺记》中推阐陈寅恪之说，甚为明了，他说：
子注之兴，盖由后汉以降，佛法西来，一经间有数译，至如支愍度《合维摩诘经序》所云：“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故以一本为正文，为母；以他本为注文，为子；合而为一，以便研寻，于是有合本子注之体也。[6]
综上所述，可知“合本子注”是将同一种佛经的多种译本合而为一：“母”（即“本”）作大字，以一种较为接近原经意旨的译本作为正文；“子”作小字，以其他译本作为注文，相应译文置于正文该句之下，以供参考。这样既避免了“偏执一经”，又解决了翻阅对照多个译本所带来的麻烦。
陈寅恪先生相当推崇佛家“合本子注”，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7]，并在《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中说：
裴世期受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志。其自言著述之旨，以为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凡承祚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补异闻。据此言之，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犹存残卷，得藉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郦善长之《水经注》，其体裁盖同裴刘。[8]
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拓展了“合本子注”的外延，将备异补阙、引书众多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视为“广义之合本子注”，认为裴松之等作注时受到了当时佛典“合本子注”的影响。不过，由于佛家“合本子注”实为“合母子本”，带有罗列多本、参照异同的特征，这与多为补遗订误的《三国志注》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有一些学者如周一良先生就认为《三国志注》等与佛家“合本子注”并无渊源[9]。笔者以为，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周一良先生的看法或许更接近于事实，而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佛家“合本子注”当与其极为重视史料有关。
以上简要介绍了“子母注”（即“合本子注”）的一些情况，那么该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是否是“子母注”呢？兹举敦研375号《维摩诘经注?弟子品第三（上）》数行录文，以便说明问题。
（上略）
22.也。无大福{1}：明前念相与应等法，等法中无得失损益也。须菩提{2}：无诤三昧，解空弟（第）一，故为
23.说甚深法空也。于食亦等{3}：此句幡（翻）覆总论空义无不尽，自下竟章别相广释
24.所以空义也。不与俱{4}：须菩提自以三毒永尽，故即旨为言也。若仁不断淫怒痴，亦不
（下略）
从以上“无大福”、“须菩提”等条注解可以看出，写卷中大字皆出自《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经文，小字都是注解，并非作为参考的其他《维摩诘经》译本，故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
（二）写卷中的大字标目
写卷中除少数注文误作大字标目外{5}，其余标目都源自罗什译本经文。
抄者从经文中提取若干字词或短语，写作大字{6}，作为标目。下以小字加以注解，阐发标目或标目所属经文的涵义，这与佛经音义标目之下解释字词音义的形式很相似，但两者内容迥异。
写卷大字标目中有一些是经文中的名相和人名，如“八邪”、“阿罗汉”、“阿摩勒菓（果）”、“迦旃延”等。除此以外，有的标目成词，如“福田”、“伎女”、“道场”等，而大多数标目则为短语或不成词，仅是从经文中取相连几字，用以提示所注经文，如“我病”、“因起”、“为八”、“过眼耳”、“不敢问佛”、“起一切善业”等。少数标目末还有一“者”字作为标识，如敦研066号“众生净者”、“言亦然者”、249号“不合内外者”、251号“受行者”等。
标目中还有三处为经文的缩写，分别是敦研067号“垢净”为经文“非垢行，非净行”的缩写，251号“不尽现净土”为“不尽现其清净土”的缩写，252号“镜像”为“镜中像”的缩写。 写卷中也存在若干应作大字标目而误作小字注文的情况，如敦研066号“水精（晶）”、“根原（源）”、“勿伤之”、“解其疑悔”等。
从整体上看，该件写卷体例完备，抄写有序，字迹工整，应是抄有所本的。从内容上看，注解立足于经文，文笔浅显流畅，义理阐释精到，比喻形象而又富于思辨性。如，敦研247号标目“不肯取”下言“良田而种子恶，种好而田薄，是以获报俱等也”。又如，敦研252号标目“度脱众生”下言“钝根罪垢，众生不安深法，犹如乞儿惧于上馔也”。可以想见，其注者定是对《维摩诘经》深有研究之人。不过，由于现存各纸中未见题记，因此要弄清注者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 写本背面的内容、体例及定名
该件写本背面也有文字，《甘肃藏敦煌文献》将它们定名为“佛经注解”，敦研066V等各号叙录皆称：“与正面为同一人书写，所注何经，何人所注，待考。”[1]281袁先生指出其背面也是《维摩诘经》的注解，称“背面的注解比较复杂：有直注经文者，有补注正面经文者，有解释经意者，有标经文者，有不标经文者”[4]79，但未作定名及深入论述。
根据录文来看，写本背面确为《维摩诘经》注解。通过与正面录文比对，笔者发现背面注解虽然看似复杂，但其实都是对正面内容的补充，故应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各纸背面具体定名及行数，见表2。
由于是补注，写卷背面的内容并不多，行数较正面明显减少，字迹也较为潦草。写卷背面没有大字标目，都作小字注解，分为若干个段落。段与段之间常有若干空行，通常一个段落就是一条注解，或一段解释了几句相连的经文。各段往往以“也”字作为结尾，常写作 ，其收笔较为特殊，起段落结束标记的作用。
虽然写卷背面没有大字标目，但在注文中常有“……者”、“故云……”、“故……也”等字样，从而可以推知其所注经文，如“厶（佛）从贫乞者”、“不应六尘者”、“故云非地大”等，其余注解也多可据文意推断其所注经文。
通过还原写卷原貌{3}，可以发现抄者是在抄写完正面后再在背面添加补注的，抄者尽量根据经文找到与写卷正面所注经文大体对应的地方{4}，然后翻转过来在背面相应位置添加补注，这样抄写完成后阅读起来就很方便。比如，敦研247号写卷正面末尾标目为“本缘”，所注的是《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结尾处的经文“如是诸菩萨各各向佛说其本缘”，其背面对应位置补注的也是该品末尾的经文“是则名曰具足法施”。因为写卷背面是从后面的经文逐渐往前做补注，因此，我们将敦研252V号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菩萨行品第十一、香积佛品第十（下）”、敦研251V号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香积佛品第十（上）、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根据笔者统计，写卷背面所注经文共计103处，绝大多数经文是写卷正面所未涉及的，显然是对正面的补充，其中也有24处写卷正面已经作注，背面再加以补充的。比如，敦研252号正背面都有对经文“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的注解，252V举了一个事例，作为对正面注文的补充。
梦幻：如人梦得珍玉，寤则无实，因此悟一切肉眼所见犹若梦境，慧眼所视犹若悟已，就近情以开深理也。
（敦研252号，第27-29行）
以梦化者，昔有三人好为淫事，常遥想捺女{5}，情想既积，其后三人夜俱梦与通。既寤，自思曰：“此女不来，我亦不来往，而淫事得成。”因悟诸虚诳，亦复如是，既得无生忍。若众生须梦得悟者，即令通梦也。（敦研252V，第9-11行）
敦研252V所举的这个“昔有三人好为淫事”的例子，在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卷7中亦有记载{6}，两者行文有所不同。
从整体上看，写卷正面体例完备，形制统一，应是抄有所本的，而写卷背面补注体例不一，应为抄者本人所作。从内容上看，写卷背面补注同正面一样也较为忠实于经文原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研250V中出现了“胡本”一语。
外持净戒则内乐，内乐则心住，心住则入禅，故言从生{7}也。胡本净命持戒为地也。（敦研250V，第6行）
经查，在《注维摩诘经》[10]{1}、《净名经集解关中疏》[11-12]{2}等《维摩诘经》早期注本中，凡是提到“梵本”、“胡本”的都出自罗什本人的注解{3}。若非精通天竺、西域藏经者，是难以谈梵本、胡本的。因此，此条注解很有可能出自罗什本人所说。
写卷背面也有一些较为精彩的解说。如，敦研066V中评论维摩诘给迦旃延说无常等五义时，称“如人于深水求物，善取者水则澄清而物易得，拙取者令水浑浊终不获”，比喻精妙而又富于哲理。又如，敦研247V解说“施”的种类，称“施有四品：一者有前地厚而施心匮，二者施薄而心浓{4}，三者心地俱厚，四者心地俱薄”，分析相当全面精到。
四 结 语
根据罗什弟子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中的记载[10]327，罗什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大寺翻译完成《维摩诘经》，而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可见其注者的生活时代距离罗什译经不会太远。
在隋代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6中录有“《维摩经注解》三卷（罗什）”、“《维摩经注解》三卷（竺道生）”、“《维摩经注解》五卷（释僧肇）”[13]，虽然这些单注本今已不传，但在传世的《注维摩诘经》中已汇集了三人的注本，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从《众经目录》没有谈及此佚本《维摩诘经注》来看，该注本在隋代可能就已经亡佚了。
综上所述，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应是罗什本《维摩诘经》译出后不久所作的注本，可能很早就已亡失了。该件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尘封千年之后又历经辗转，今天能够得到敦煌研究院的妥善保存，不可不谓幸事。虽然写卷正背面情况有所不同，正面体例完备，抄写有序，字迹工整，应该是抄有所本的，而背面则是抄者所作的《维摩诘经》补注，但由于写卷背面内容是对正面的补充，而且两者都比较忠实于罗什译经的原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写卷正背面视作一个整体。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该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亟待我们的深入探索与研究。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本师苏州大学文学院王继如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图书馆及释观云、释成峰两位法师提供的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72-76，225-241.
[2]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73-174.
[3]方广锠，许培铃.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J].敦煌研究，1994（4）：145-151.
[4]袁德领.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的几个问题[J].敦煌研究，2008（3）：75-79.
[5]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M]//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2.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5卷)：史通笺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1.
[7]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M]//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64.
[8]陈寅恪.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M]//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61.
[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M]//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1.
[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27.
[11]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上[M]//藏外佛教文献：第2辑.黎明，整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175-292.
[12]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下[M]//藏外佛教文献：第3辑.黎明，整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70-214.
[1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47-148.
关键词：敦煌文献；维摩诘经注；子母注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91-06
Further Research on Annotations on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a Dunhuang Manuscript kept at Dunhuang Academy
Also on the Annotatio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AO Jiajun1 MIAO Yu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1171）
Abstract：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lost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which is in Dunhuang Academy's collections, is a hand-written copy don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transcription, the keywords of the sutra were written in larger-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ed by annotation in smaller-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uthor made two main unprecedented discoveries through his study. First, the annotations were made by one person. It is not the parent-child annotation style or a variorum edition. Second, what is written on the back of the transcription also consists of annotations on the sutra and is complementary to what was written on the front side. These annotations can be called a complementary anno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The author regards both sides of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as a whole. As an early copy of the annotation of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it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Transcription found in Dunhuang;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Parent-child annotation
《甘肃藏敦煌文献》[1-2]首次发表了定名为“维摩诘经疏释”的写卷原件照片，分别为土地庙出土的敦研066号、067号以及收集品247号、248号、249号、250号、251号、252号、375号{1}。这些写卷皆为北朝写本{2}，为同一形式、同一人书写，内容没有重复，当年应是一件，源自敦煌藏经洞{3}，后流传各处。难能可贵的是，敦研375号写卷流传至日本后，幸得日本友人回赠{4}，方得完璧。敦研066号写卷叙录称：
注释《维摩诘经》者，从罗什开始，代不乏人。此件为北朝写本，长期未能查出注疏者何人。几十年前，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访问敦煌，曾见过这批写本，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希望早日发表。由于各种原因，这批文献原封未动，汤先生的期望未能实现。此次发表原件，也只是考查了一下究竟是何经何品的注释而己。[1]248
由于发布时间较晚，方广锠、许培铃两位先生在《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3]一文中没有提及这件写卷。经查，《大正藏》、《中华藏》等藏经也均未收录。《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了袁德领先生的《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的几个问题》[4]一文，就这件文献的现状、来源、定名等做了一些较为细致的介绍和探讨，很有意义，但仔细读来，感觉意犹未尽，亦有可斟酌之处，故在此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末学肤受，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一 文献的定名
《甘肃藏敦煌文献》将该件写卷定名为“维摩诘经疏释”，袁德领先生则定作“佚本《维摩诘经注》”。袁先生所说极是，因为“疏”通常是指在注释的基础上再加解释，从内容上看，写卷是直接给《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经文作注，并非疏释，同时，该注本又不见于现存经藏中，因此宜定名作“佚本《维摩诘经注》”。
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今存9纸，各纸尺寸相当于北朝写卷的一纸{5}。今据录文及校勘，各纸具体定名、行数及缀合情况，见表1。 根据内容来看，敦研375和066号首尾相连，据所缺内容推测其下当缺一纸，敦研247、248、067三号相连，下疑缺两纸，敦研249号下当缺一纸，敦研250、251、252三号相连。
虽然各纸来源不同，敦研066、067号为土地庙出土，敦研247、248、249、250、251和252号系收集品，敦研375号则为日本友人回赠，但从各纸同一形式、同一人书写，且内容相连的情况来看，此件写卷本源自敦煌藏经洞，在发现之初很可能是完整的，应有更多纸，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
二 文献的体例
（一）写卷为单注，而非“子母注”
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的体例，是以大字作为标目，下以单行小字书写注解。袁先生认为其注释形式为“子母注”，称“这种大字书写名相，小字书写解释的形式，叫子母注。大字写经文名相如母，小字解释如子，子从母，故名子注母……子母注，又作本子注”[4]77。
“子母注”，通常称作“合本子注”，这一概念由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其“母”、“子”较为复杂，并非大字名相与小字解释那么简单。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一经多译的情况较为普遍，各个译本的译文往往有所不同，有人为了寻求对经典的正确理解，于是将多个译本放在一起，进行比对，从而产生了“合本子注”（即“子母注”）。陈寅恪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引《出三藏记集》卷11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略云：
余以长钵后事注于破钵下，以子从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参错，事不相对。复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类相对。予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5]
又以《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异二卷）》为例解释道：
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5]183
程千帆先生在《史通笺记》中推阐陈寅恪之说，甚为明了，他说：
子注之兴，盖由后汉以降，佛法西来，一经间有数译，至如支愍度《合维摩诘经序》所云：“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故以一本为正文，为母；以他本为注文，为子；合而为一，以便研寻，于是有合本子注之体也。[6]
综上所述，可知“合本子注”是将同一种佛经的多种译本合而为一：“母”（即“本”）作大字，以一种较为接近原经意旨的译本作为正文；“子”作小字，以其他译本作为注文，相应译文置于正文该句之下，以供参考。这样既避免了“偏执一经”，又解决了翻阅对照多个译本所带来的麻烦。
陈寅恪先生相当推崇佛家“合本子注”，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7]，并在《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中说：
裴世期受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志。其自言著述之旨，以为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凡承祚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补异闻。据此言之，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犹存残卷，得藉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郦善长之《水经注》，其体裁盖同裴刘。[8]
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拓展了“合本子注”的外延，将备异补阙、引书众多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视为“广义之合本子注”，认为裴松之等作注时受到了当时佛典“合本子注”的影响。不过，由于佛家“合本子注”实为“合母子本”，带有罗列多本、参照异同的特征，这与多为补遗订误的《三国志注》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有一些学者如周一良先生就认为《三国志注》等与佛家“合本子注”并无渊源[9]。笔者以为，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周一良先生的看法或许更接近于事实，而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佛家“合本子注”当与其极为重视史料有关。
以上简要介绍了“子母注”（即“合本子注”）的一些情况，那么该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是否是“子母注”呢？兹举敦研375号《维摩诘经注?弟子品第三（上）》数行录文，以便说明问题。
（上略）
22.也。无大福{1}：明前念相与应等法，等法中无得失损益也。须菩提{2}：无诤三昧，解空弟（第）一，故为
23.说甚深法空也。于食亦等{3}：此句幡（翻）覆总论空义无不尽，自下竟章别相广释
24.所以空义也。不与俱{4}：须菩提自以三毒永尽，故即旨为言也。若仁不断淫怒痴，亦不
（下略）
从以上“无大福”、“须菩提”等条注解可以看出，写卷中大字皆出自《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经文，小字都是注解，并非作为参考的其他《维摩诘经》译本，故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
（二）写卷中的大字标目
写卷中除少数注文误作大字标目外{5}，其余标目都源自罗什译本经文。
抄者从经文中提取若干字词或短语，写作大字{6}，作为标目。下以小字加以注解，阐发标目或标目所属经文的涵义，这与佛经音义标目之下解释字词音义的形式很相似，但两者内容迥异。
写卷大字标目中有一些是经文中的名相和人名，如“八邪”、“阿罗汉”、“阿摩勒菓（果）”、“迦旃延”等。除此以外，有的标目成词，如“福田”、“伎女”、“道场”等，而大多数标目则为短语或不成词，仅是从经文中取相连几字，用以提示所注经文，如“我病”、“因起”、“为八”、“过眼耳”、“不敢问佛”、“起一切善业”等。少数标目末还有一“者”字作为标识，如敦研066号“众生净者”、“言亦然者”、249号“不合内外者”、251号“受行者”等。
标目中还有三处为经文的缩写，分别是敦研067号“垢净”为经文“非垢行，非净行”的缩写，251号“不尽现净土”为“不尽现其清净土”的缩写，252号“镜像”为“镜中像”的缩写。 写卷中也存在若干应作大字标目而误作小字注文的情况，如敦研066号“水精（晶）”、“根原（源）”、“勿伤之”、“解其疑悔”等。
从整体上看，该件写卷体例完备，抄写有序，字迹工整，应是抄有所本的。从内容上看，注解立足于经文，文笔浅显流畅，义理阐释精到，比喻形象而又富于思辨性。如，敦研247号标目“不肯取”下言“良田而种子恶，种好而田薄，是以获报俱等也”。又如，敦研252号标目“度脱众生”下言“钝根罪垢，众生不安深法，犹如乞儿惧于上馔也”。可以想见，其注者定是对《维摩诘经》深有研究之人。不过，由于现存各纸中未见题记，因此要弄清注者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 写本背面的内容、体例及定名
该件写本背面也有文字，《甘肃藏敦煌文献》将它们定名为“佛经注解”，敦研066V等各号叙录皆称：“与正面为同一人书写，所注何经，何人所注，待考。”[1]281袁先生指出其背面也是《维摩诘经》的注解，称“背面的注解比较复杂：有直注经文者，有补注正面经文者，有解释经意者，有标经文者，有不标经文者”[4]79，但未作定名及深入论述。
根据录文来看，写本背面确为《维摩诘经》注解。通过与正面录文比对，笔者发现背面注解虽然看似复杂，但其实都是对正面内容的补充，故应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各纸背面具体定名及行数，见表2。
由于是补注，写卷背面的内容并不多，行数较正面明显减少，字迹也较为潦草。写卷背面没有大字标目，都作小字注解，分为若干个段落。段与段之间常有若干空行，通常一个段落就是一条注解，或一段解释了几句相连的经文。各段往往以“也”字作为结尾，常写作 ，其收笔较为特殊，起段落结束标记的作用。
虽然写卷背面没有大字标目，但在注文中常有“……者”、“故云……”、“故……也”等字样，从而可以推知其所注经文，如“厶（佛）从贫乞者”、“不应六尘者”、“故云非地大”等，其余注解也多可据文意推断其所注经文。
通过还原写卷原貌{3}，可以发现抄者是在抄写完正面后再在背面添加补注的，抄者尽量根据经文找到与写卷正面所注经文大体对应的地方{4}，然后翻转过来在背面相应位置添加补注，这样抄写完成后阅读起来就很方便。比如，敦研247号写卷正面末尾标目为“本缘”，所注的是《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结尾处的经文“如是诸菩萨各各向佛说其本缘”，其背面对应位置补注的也是该品末尾的经文“是则名曰具足法施”。因为写卷背面是从后面的经文逐渐往前做补注，因此，我们将敦研252V号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菩萨行品第十一、香积佛品第十（下）”、敦研251V号定名为“维摩诘经补注?香积佛品第十（上）、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根据笔者统计，写卷背面所注经文共计103处，绝大多数经文是写卷正面所未涉及的，显然是对正面的补充，其中也有24处写卷正面已经作注，背面再加以补充的。比如，敦研252号正背面都有对经文“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的注解，252V举了一个事例，作为对正面注文的补充。
梦幻：如人梦得珍玉，寤则无实，因此悟一切肉眼所见犹若梦境，慧眼所视犹若悟已，就近情以开深理也。
（敦研252号，第27-29行）
以梦化者，昔有三人好为淫事，常遥想捺女{5}，情想既积，其后三人夜俱梦与通。既寤，自思曰：“此女不来，我亦不来往，而淫事得成。”因悟诸虚诳，亦复如是，既得无生忍。若众生须梦得悟者，即令通梦也。（敦研252V，第9-11行）
敦研252V所举的这个“昔有三人好为淫事”的例子，在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卷7中亦有记载{6}，两者行文有所不同。
从整体上看，写卷正面体例完备，形制统一，应是抄有所本的，而写卷背面补注体例不一，应为抄者本人所作。从内容上看，写卷背面补注同正面一样也较为忠实于经文原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研250V中出现了“胡本”一语。
外持净戒则内乐，内乐则心住，心住则入禅，故言从生{7}也。胡本净命持戒为地也。（敦研250V，第6行）
经查，在《注维摩诘经》[10]{1}、《净名经集解关中疏》[11-12]{2}等《维摩诘经》早期注本中，凡是提到“梵本”、“胡本”的都出自罗什本人的注解{3}。若非精通天竺、西域藏经者，是难以谈梵本、胡本的。因此，此条注解很有可能出自罗什本人所说。
写卷背面也有一些较为精彩的解说。如，敦研066V中评论维摩诘给迦旃延说无常等五义时，称“如人于深水求物，善取者水则澄清而物易得，拙取者令水浑浊终不获”，比喻精妙而又富于哲理。又如，敦研247V解说“施”的种类，称“施有四品：一者有前地厚而施心匮，二者施薄而心浓{4}，三者心地俱厚，四者心地俱薄”，分析相当全面精到。
四 结 语
根据罗什弟子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中的记载[10]327，罗什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大寺翻译完成《维摩诘经》，而此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可见其注者的生活时代距离罗什译经不会太远。
在隋代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6中录有“《维摩经注解》三卷（罗什）”、“《维摩经注解》三卷（竺道生）”、“《维摩经注解》五卷（释僧肇）”[13]，虽然这些单注本今已不传，但在传世的《注维摩诘经》中已汇集了三人的注本，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从《众经目录》没有谈及此佚本《维摩诘经注》来看，该注本在隋代可能就已经亡佚了。
综上所述，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应是罗什本《维摩诘经》译出后不久所作的注本，可能很早就已亡失了。该件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尘封千年之后又历经辗转，今天能够得到敦煌研究院的妥善保存，不可不谓幸事。虽然写卷正背面情况有所不同，正面体例完备，抄写有序，字迹工整，应该是抄有所本的，而背面则是抄者所作的《维摩诘经》补注，但由于写卷背面内容是对正面的补充，而且两者都比较忠实于罗什译经的原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写卷正背面视作一个整体。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该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亟待我们的深入探索与研究。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本师苏州大学文学院王继如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图书馆及释观云、释成峰两位法师提供的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72-76，22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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