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路以前叫爱麦虞线路，隶属法租界，花园洋房，高级公寓，新式里弄，遍植梧桐及花坛。一些知名人士，如旧上海市长吴国祯、黑帮大亨杜月笙、交际花王吉等，均在此置备产业。作为上海市保护建筑的绍兴路9号，属法国警察博物馆。博物馆内设俱乐部，有舞厅、剧院、咖啡室、吸烟室，供法国公董局的警察以及家属消遣。细节部分Art Deco的风格，比如一个个唇印，遍布在这里、或者那里。
　　到了周末，绍兴路比如时巴黎的荣军院，静谧的街道上，散散落落，法国女人的裙裾，法国孩子的童车，法国男人的雪茄。他们用秋天最初的一片梧桐树叶，寻找着与法国相似的生活。五十年代，绍兴路9号改作京剧院，这样，这栋房子的下半段就和一个带着戏班子移居上海的女人勾连起来了。
　　在三四十年代，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四块玉”，曾经名噪一时。她们是该校第四科的四位女生：李玉茹、李玉芝、侯玉兰、白玉薇。毕业以后，李玉芝和白玉薇先后移居海外，侯玉兰在60年代因体弱多病而辍演。只有李玉茹艺术之树长青，直到前几年，她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的演出。李玉茹的戏路极宽。她8岁入戏校学习，得到王瑶卿、程砚秋、律佩芳、吴富琴诸名家的亲传，以行当论，青衣、花旦、刀马旦，她都能演，以流派论，梅程尚荀，她都擅长。1940年，中华戏校因拒绝日伪接管而宣布解散。李玉茹这时已经毕业，遂集合一班同学，组班演出。校长金仲荪亲自为她的班子起名“如意社”。起初在北京演，年底赴上海演出。由李玉茹挂头牌，武生王金璐挂二牌，特邀马(连良)派票友纪英甫为当家老生，挂三牌。纪英甫由此改名纪玉良。1941年正月初一，“如意社”首次与上海观众见面。日场是李玉茹的《鸿鸾禧》、王金璐的《挑滑车》；夜场是纪玉良主演著名的“马派双寺”--《法门寺》和《甘露寺》，均极受欢迎，成了南北驰名的梨园新人。报章上的赞扬文字也很多。
　　五十年代起，李玉茹任上海京剧院院长，依然是老的做派，院子里设了学馆。李玉茹一大早的就来到院子，与一班学生扯嗓子，练身段。
　　
　　花旦总是美丽的，婀娜的，风情万种的。京剧里，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悲欢离合，都是花旦惹出来的。
　　李玉茹是花旦，无一例外，李玉茹的韵致是令人过目不忘的。
　　她走路的样子很轻，像是叶子飘过。她脸上隐隐约约，透着悲情。前面七十码就是京剧院，她像去赴死。
　　红卫兵已经等在那里。
　　京剧院的楼梯是乳白色大理石的，她一级一级地踏上去，比如慢镜头。她要拖延，拖延一个她不要也不愿的命运——她不要自己穿得这么寒酸地出现，她不愿被人按下头颅。
　　一个红粉佳人，在一个缺少神性的年代里，她必须为自己的美丽和名声付出代价。
　　站在那里，前尘往事，清清楚楚。
　　1947年，那个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有时还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这样年轻，能与众多名角争辉，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演技再高，在那个社会里仍被鄙视为“戏子”。
　　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巴金。
　　曹禺的名字，于李玉茹，如雷贯耳。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抗战时期，她又看了曹禺的另一个话剧《蜕变》，她迷上了曹禺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
　　渐渐，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或是兄长。她经常到曹禺的家去拜访。
　　李玉茹原是苦孩子，她的父亲是北平的贫民，很早死去，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念过多少书。一日，曹禺拿出一套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曹禺告诉她，这是一个为事业献身的艺术家形象，艺术是崇高的，值得为此艰苦努力。李玉茹是有慧根的，一下子被点透。
　　老上海的四马路是奇怪的。妓院、戏院、书店，还有很多著名的馆子都在这条窄窄的街面上繁荣着。白天，这里多的是文人墨客，晚上，路灯下，巷子里，是情形诡异的各路嫖客。
　　40年代，柯灵先生主持的《万象》杂志社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亭子间里。初出芙蓉的张爱玲，穿一件碎花布旗袍，夹一个布包包来找柯灵。布包包里装的是她的小说。
　　一幅学生的样子，李玉茹亦常在这条街上买书。那时光，曹禺家有什么书，李玉茹也买什么书。
　　临近解放，党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经香港到北平去。这时，社会上谣言很多，秩序混乱，李玉茹只会演戏，不懂得时局的人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曹禺怜香惜玉，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会更好。”
　　李玉茹很乖，留在了上海。
　　天下有情人要终成眷属，先要相遇，再要相知，然后还要老天给出缘分。虽是处处有机缘，但也是常常被莫名地错过。
　　等到李玉茹从朝鲜回来，曹禺已经有了妻室。
　　黯然神伤，但是无法抗拒。
　　一天一天，秋天已经流逝，已经远去。绍兴路上的法国梧桐又零落了，一片片的，到了黄昏，铺出了一条金黄和暗褐色的地毯。
　　岁月是一道坚固的屏障，它轻而易举地隔离了种种的凄凉和不堪。
　　能苟活的人，心里有一个明天。
　　在今天和明天之间的是等待。
　　等待是女人的宿命。
　　十年浩劫，生死两茫茫。
　　1978年深秋。李玉茹依然青衣的身段，踏着遍地黄褐色的梧桐落叶，沿着黄浦江畔的护堤墙，匆匆向上海大厦走去。她要去见自己的师长和老友--来沪客居的曹禺同志。
　　故人相见，有东西在彼此心头浮动。李玉茹发现，他们之间共同语言，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临别握手。李玉茹道：“曹禺的手很小，很软，仔细翻检，纹路细碎。”握着这双手，李玉茹刻骨铭心。
　　一封封飞鸿往来于京沪之间。
　　曹禺是一位治学严谨而又诗情充溢的剧作家，他的信中，常常夹着一二首优美隽秀的诗；他的书法是清丽的，但信笺上却常常涂三改四，有时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字，改了又改。邮票也是超值的，8分钱就够了，曹禺偏是贴2元钱。因为害怕收不到。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玉茹刚从欧洲回到国内，就收到曹禺寄来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几张香港的报纸，上面赫然用大字印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即将同著名京剧花旦李玉茹结成百年之好！
　　原来，曹禺最小的女儿万欢去广州看望一个朋友，闲聊之间，谈到她爸爸和李玉茹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感情颇好。此话被一位香港记者探听去了，便作了一番“合理推论”，抢先在报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海内外戏剧界引起了轰动。
　　曹禺是聪明的，他寄来这些香港报纸，其实是巧妙而又慎重地征求李玉茹的意见。
　　1979年11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又聚首。
　　生命苦短，不得拖延。12月7日，一辆小车载着他们，从复兴门外木樨地曹禺的住所出发，直驶婚姻登记处。登记完毕，小轿车驶向和平宾馆，举行了小小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婚宴。在座的除了两位新人，只有跟随曹禺同志几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司机史群吉。
　　千山万水，峰回路转，李玉茹和曹禺终于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人们都见着了，李玉茹演戏，曹禺在台下痴痴的样子，待到李玉茹卸了妆，少年青春一般，挽了手，一同回家去。
　　在上海衡山路录制曹禺先生声音档案的时候，李玉茹娇憨玲珑，胶着在先生身旁，好像还是《拾玉镯》里十七岁的孙凤娇，两颗红晕，初解风情。
　　美女老了还是美女。李玉茹老了以后喜欢珍珠色。过肩的长发被一枚珍珠发夹挽住，即使风起，亦是纹丝不乱。高兴起来，唱上那么一两句，依旧妩媚得不行。
　　曹禺过世前的几年中，一直住在医院。李玉茹天天去医院。
　　李玉茹说，我非常珍惜我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在人生将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我们没有疲惫不堪。
　　劫后余生，自是懂得人间冷暖。
　　绍兴路9号的京剧院搬走多年。道具仓库改作了饭店。去那里吃饭，总是幻觉，仿佛听见花旦李玉茹在那里吊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