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以神奇的力量
　　使我出类拔萃
　　这两行诗的作者，是我国的一位古代诗人，莱蒂尼的雅谷波[1]。
　　我想借用這两行诗句，作为一次颇为艰难的谈话的开篇，对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异常明朗，实际上却相当奥秘的问题，即我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进行阐释。
　　“西西里”，或者说，“岛”这个字眼，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尝试，尝试同外在世界建立和谐，尝试用可能的抒情结构来建立和谐。不妨说，我的故土代表着一种“能动的痛楚”，每当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生同遥远的、或许已走向感情彼岸的心爱的人对话时，这能动的痛楚便不由然地跃动于我的回忆。不妨再补充一点，兴许正式这个缘故，我构想中的对话者就居住在我的山谷，就沿着我的河流漫步。很可能，这不过是含糊其辞的说明，不过是一种解决由最简单的数字组成的算术题的意向。然而，可能有哪一位诗人不曾给自己筑起一道篱笆，作为现实世界的疆界，作为他清晰的目光可能达到的极限？我的篱笆是西西里。悠久的文明，古墓和石牢，岩盐和硫矿、倒塌于草地的雕像，世世代代为遇害的儿子涕泣的母亲，被遏制的或喷发出来的愤怒，等待爱和死的强盗，全在这道绿篱之内。
　　我没有去遥远的地方寻觅我的歌。我笔下的景物，既不像神话中那般虚无缥缈，也同高蹈派大相径庭。在我的诗中，有阿纳波、伊梅拉、帕拉塔尼、齐亚内和他们的纸莎草、桉树，有潘塔利卡和它的公元四千五百年以前发掘出来的，“蜂巢般密集的”墓穴，有杰拉、梅加拉和莱蒂尼（均为西西里岛上的古老的城镇）。爱，永生永世也不容许我把那些地方遗忘。
　　1948年，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我作了一次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演说。我主张，诗歌的使命在于重新造就人。我用这个论断——它颇有内容至上主义之嫌——指出了同既往的意大利诗歌和欧洲是个相决裂的坐标。历史地看，这对于那些今天犹在与时代的偏见作斗争的诗人的作品，不失为有力的论点。重新造就人，除去道德上的意义，还有着美学上的意义。我们一直致力于给形形色色的诗学划定它们的领域，那最富于生命力的诗学，不只远离毫不掩饰的形式价值，而且，它通过人，去寻求对现实世界的阐释。人的千情百感对自由的向往，拜托孤独的渴求，这就是诗歌的崭新内容。
　　众所周知，诗歌的发展因时而异，诗歌的必要性的根据绝不一成不变。譬如，叙事诗可以凌驾于抒情诗，或者相反。另外我们理应重视诗歌反照活动，它同深思熟虑的创造性活动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的翻译。《希腊抒情诗》、维吉尔、荷马、卡图卢斯[2]、埃斯库罗斯、奥维德、《约翰福音》、莎士比亚[3]，这是在年复一年的诗的劳作中进行的诗的交流。长年累月地潜心研读，以语言为媒介，最终达到打破语言这堵厚墙的目的。换句话说，由初步的、从语言的侧面接近诗的字句，实现理解诗的体现。诗歌的纯净——人们这些年来对它已经谈论过多了——依我理解，不是颓废派的遗产，而是取决于诗歌率直的、实在的语言。而这正是古典诗人，从叙事诗人到抒情诗人，从古希腊诗人到我们今天的优秀诗人，直至来奥帕尔迪[4]成功的秘诀。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结识不同类型的诗人，结识从古希腊诗人直至维吉尔、荷马和古希腊挽歌诗人，会偏离早已确定的“抒情”这个中心，而滑到“空泛的文体”的边缘上去。这样的错觉是可能会有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在翻译古希腊或古罗马诗人的时候，我不能把我的语言，我的结构，还有我的说明，赋予它们。因袭他们的结构，生搬硬套他们的语言，那将会把我的模糊不清，把文学翻译的语言同原著的准确涵义相吻合，即达到语言学最高意义上的温和，文学翻译，便始终是诗学。我所说的一切，同那些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我的创作进行形式主义批评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从我最早的诗歌直至近期的诗作，不难发现向语言的实在性转化带来的成熟。涉猎古希腊罗马诗歌宝库，无疑是对我反映现实世界时也许已经获得的真实性的证实。
　　语言学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变得仁慈。当我的《希腊抒情诗》问世的时候，在古典语言学的竞技场上，人们都把左手的大拇指往下指[5]。然而，投稿优雅传统的决裂，如今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本文选自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诗坛》（1987年第1辑）
　　参考文献
　　[1]雅谷波：十三世纪诗人，是以写抒情诗见长的“西西里诗派”的重要代表。
　　[2]约公元前87-公元前54，古罗马著名抒情诗人。
　　[3]夸西莫多又是一位翻译家，曾翻译维吉尔、荷马、卡图卢斯、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希腊抒情诗》《约翰福音》。
　　[4]意大利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5]古罗马进行角斗表演时，当观众做出把左手的大拇指往下按的手势，便是表示要求处死失败的角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