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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至少有三个体量较大也比较引人注意的展览是跟日常家庭影像有关的。
“北京银矿”是法国收藏家苏文(Thomas sauvin)从回收站买来的五十万张底片中,挑选出一部分照片来再现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生活变迁。在朱大可看来,没有任何职业摄影师的作品,能比这种大规模的影像人类学档案,更真切地表达80至90年代中国人的私人梦想。奇怪的是,正是基于数码相机的流行,中国人草率地丢弃了自己的胶片记忆,这种“现代化转型”成全了苏文,令他拥有一座巨大的文化银矿,并获得一种因遗弃而被自然赠予的微观权力,让我们得以窥视那些旧世纪的家庭秘辛。
以至于朱大可后来在给苏文的颁奖词里一再感谢他,感谢他从这些废弃的日常家庭影像里打捞起了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中国人的生活记忆。
“再上圈”是对年初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隐没地”的一次重新整理,去掉了那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们的作品,只留下西海固上圈组村民们自己拍摄自己生活的照片,依据作者年龄从小到大编排展览的顺序,以便让我们去比较发现从孩子到成年人的视觉天性的变化。并放大一张他们自己最喜欢或者觉得最重要的照片,在边上附以他们本人的一句话解读,再从他们的原始数据里按照“摄影”的要求选择了十来张照片,并用镜框装裱的形式使其呈现一种“作品”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对比出我们所谓的“摄影”跟村民的日常家庭影像之间的巨大反差——当我们着意于某种审美的意趣的时候,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情感体验。一张构图不是很清晰不讲究的大萝卜的照片下面写着一句“我们种的萝卜,能卖两个钱,冬天也能省两个钱,发了芽的萝卜,也好看!”足以瞬间秒杀那些用我们的符号和语法刻意营造编排出各种自以为情境妥当的“作品”。
“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是一个很有爱的展览,展览中出现的照片全是有关摄影师拍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摄影师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当然这里的摄影师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他们当中有的是策展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记者,但面对自家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全部自然地变成了父母,这些非作品的家庭照片也让摄影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也试图在提醒我们:生活本身比一些不知所谓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乐趣。
以上三个展览中后两个都是我做的,而其中的“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其实是我2009年在丽水国际摄影节上“嗨,亲爱的!”的一个延续。当时那个展览是摄影师拍摄自己的爱人的照片,参展摄影师有任曙林、唐浩武、EMI、陈有为、聂磊等人,相对来说,属于情感上要比拍孩子私密许多的家庭影像,在那个展览里,我当时试图探讨当摄影者跟被摄者处于情人或者爱人这样一种独特关系的时候,影像的功用和样式的特点。
我当时在展览前言中写道:“……有人说,摄影是一种侵犯:也有人说,摄影是一种偷窥,还有人说,摄影根本就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意淫式的收藏……但在这些照片里,我们读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语言和心境:摄影可以是一种欣赏和爱慕的方法,摄影也是一种调情的工具,它当然更可以是一种私密空间里情感的记忆载体……我们可以用摄影去享受相爱的欢娱,也可以用摄影去化解失恋的忧伤,摄影是我们恋爱、生活的一种手段,甚至就直接是组成的一个部分……”
四年后,我希望再次用一个展览来强调我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让摄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所以前言更加直接明了——“从功用的角度出发,相机和笔一样都只是工具,但问题有趣在于我们不会认为拥有一支笔的人就是书法家或作家,却往往会把拥有相机的人看作是摄影师或爱好者、发烧友,总之,跟口袋里揣着支笔的人比起来,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具备某种技艺甚至由审美特长的人。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对于一个人均GDP正奔5000美元而去的国家来说,社会消费结构早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同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人正迎来一个休闲旅游的消费热潮,照相机已然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小家电。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摄影的了解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记忆里,那时举着照相机的人往往就是掌握着艺术、宣传的权力的人。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没有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当照相机几乎成为这个骤富国家最热门“快销品”的时候,摄影的那些光环其实已经悄然褪去,成为通往他们所谓的“艺术”的最廉价通道。
所以,当我们重新回顾最初对相机的渴望时会发现,这个时代继续赋予拥有相机的普通人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多少艺术的野心和能力,他们最初只是为了能收藏自己的生活收藏自己的记忆,记录那些让人难忘的快乐时光,记录身边那些可爱的人们……
面对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回到原点的摄影,才是无数大众影像的终极意义所在,比起那些装模作样无病呻吟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真诚显然更能打动人心。
事实上,对日常家庭影像的关注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纵观摄影史,家庭影像一直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 9世纪,照片就已经深刻地参与到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中,人们不但将那些充满异国奇观的照片用来增加家庭生活的乐趣跟舒适度,让它们像今天的电视机一样成为家庭娱乐的一部分,同时还让家庭照相簿负责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生活全景,其中既有关于他们家庭内部生活的,也包括他们跟外部的世界的关系。
我们从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保留下来的那本著名的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到当时大家族由女性特质浓厚的家务生活跟男人们在军事或者商业上的冒险生活相辅而成的那种时代感。在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看来,这些家庭相册“已经成为英国帝国主义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的这种家庭相簿大都由子嗣繁盛的家族长者保管,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至今都保管得很好。以至于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影像往往会出于欧洲某个家族的家庭相簿。我的朋友沈迦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及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一走访不打紧,居然还顺带着在他后人保存的家庭相簿里打捞出了关于温州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影像资料。 但这种类型的家庭相簿在中国却并不常见,基于文化的差异,也基于过去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像欧洲人的那种家庭相册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得以流传的并不多见。虽然早在1846年的纽约就已经有了16家照相馆,十年后更是达到了71家,当时拍摄一张肖像不到一美元,在法国拍张小肖像印成100张只需要50法郎……但对50年后的中国人而言,拍照依旧还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以当时上海的“王开照相馆”为例,拍一份照片要3到6块大洋,基本相当于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开销,所以只有一些富有而且讲究的家庭才会拍摄大量的家庭照片。然而之后的数十年许多家庭不是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遗失了这些相簿,就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销毁了那些带有旧时代生活罪证的家庭照片。
2005年之后,随着老照片收藏的兴起,一些有幸保留的家庭老照片才得以进入人们的视线,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案例:一是《破译老照片密码》背后的故事。2007年初,北京收藏家刘钢从旧货市场上购买了9。0张老底片,当时除了底片上的影像,这批资料中没有夹带任何可供借鉴的文字信息。然而,就凭着胶片上影像携带的场景、环境、人物、服饰、物件等信息,在杨浪、许扬等一批博联社博友的努力破译下,最终从中追溯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二是仝冰雪收藏的“一站一座一生”,一个名叫叶景吕的普通中国人,生命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坚持连续62年每年都到照相馆给自己留存一张肖像照片,战乱离合都没有中断他这种独特个人记录方式,完整地留下了个体生命在大历史中流逝的完整过程,保持着他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两批影像的收藏让人们看到了老照片,尤其是家庭老照片的宝贵价值,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场域去审视这些影像的时候,能看到大历史的侧影和它丰富生动的细节,这是以往口头、笔墨历史记录所无法呈现的。
从技术角度来看,正是1888年后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发明的系列柯达照相机将早期复杂的摄影工艺迅速简化,使得摄影开始走进了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随后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推出的更加方便乃至“傻瓜”的工具,则最终把人类的生活无孔不入地在各种材质上曝光成像。因着整体现代化的进程的落后,中国摄影消费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但这种情况随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快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
经济的富足和眼界的开阔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今天的中国家庭影像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在照相馆、摄影师这样的第三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活,而是主动地进行自我记录,这些照片很多时候跟传统意义带有强烈的审美需求的“摄影”样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苏文“北京银矿”的那些照片基本上代表了过去30年间中国民间家庭影像的大致样式:在风景名胜地留影,在新居里留影,在新家电、新家具前留影,穿着漂亮的时髦衣服留影,带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自然而又天真。
但摄影师的家庭影像却不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喜悦上,因为对摄影这个媒介理解,往往使得他们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洞见力,他们深知即便是一个普通小家庭的家庭史一个平凡人的个人史,在影像化的历史叙事中都会有着非常经典的实证意义和迷人的故事魅力。张新民、安哥、贺延光几乎是用一种“编年史”的方式来拍摄编辑自己孩子的成长故事,丘和杨菲朵用温暖诗性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那种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孙彦初的照片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历程的惊鸿一瞥:王昕伟则直接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这些摄影家或批评家们在今天用各自的方式建构私人家庭影像档案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摄影对生活的意义比那些不知所云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当然,在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面向家庭,面向生活的影像已经无需提倡,不论是有意识的秀幸福还是无意识地被片刻感动,它都正在被源源不断日夜不停地制造出来,这些铺天盖地的记忆碎片最终都会汇入到那条淌向未来的历史河流,在时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我们今天的光芒。
或许唯一需要提及的是,人们该怎样去保留这些照片?毁于战火,毁于动荡的社会悲剧也许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但苏文的“银矿”——那些被任意丢弃被当废品收起的胶片,又分明让我们看到太快的脚步让我们对待自己生活记忆实在有点轻率得可怕,或许多年后的另一个苏文是在电子垃圾里的废旧硬盘和存储卡里打捞我们今天的生活!
所以,做一本家庭相簿吧,不论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的!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我们都需要在花园里或者壁炉前翻阅我们自己的生活。
“北京银矿”是法国收藏家苏文(Thomas sauvin)从回收站买来的五十万张底片中,挑选出一部分照片来再现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生活变迁。在朱大可看来,没有任何职业摄影师的作品,能比这种大规模的影像人类学档案,更真切地表达80至90年代中国人的私人梦想。奇怪的是,正是基于数码相机的流行,中国人草率地丢弃了自己的胶片记忆,这种“现代化转型”成全了苏文,令他拥有一座巨大的文化银矿,并获得一种因遗弃而被自然赠予的微观权力,让我们得以窥视那些旧世纪的家庭秘辛。
以至于朱大可后来在给苏文的颁奖词里一再感谢他,感谢他从这些废弃的日常家庭影像里打捞起了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中国人的生活记忆。
“再上圈”是对年初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隐没地”的一次重新整理,去掉了那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们的作品,只留下西海固上圈组村民们自己拍摄自己生活的照片,依据作者年龄从小到大编排展览的顺序,以便让我们去比较发现从孩子到成年人的视觉天性的变化。并放大一张他们自己最喜欢或者觉得最重要的照片,在边上附以他们本人的一句话解读,再从他们的原始数据里按照“摄影”的要求选择了十来张照片,并用镜框装裱的形式使其呈现一种“作品”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对比出我们所谓的“摄影”跟村民的日常家庭影像之间的巨大反差——当我们着意于某种审美的意趣的时候,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经验跟情感体验。一张构图不是很清晰不讲究的大萝卜的照片下面写着一句“我们种的萝卜,能卖两个钱,冬天也能省两个钱,发了芽的萝卜,也好看!”足以瞬间秒杀那些用我们的符号和语法刻意营造编排出各种自以为情境妥当的“作品”。
“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是一个很有爱的展览,展览中出现的照片全是有关摄影师拍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摄影师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当然这里的摄影师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他们当中有的是策展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记者,但面对自家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全部自然地变成了父母,这些非作品的家庭照片也让摄影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也试图在提醒我们:生活本身比一些不知所谓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乐趣。
以上三个展览中后两个都是我做的,而其中的“摄影师跟他的孩子们”其实是我2009年在丽水国际摄影节上“嗨,亲爱的!”的一个延续。当时那个展览是摄影师拍摄自己的爱人的照片,参展摄影师有任曙林、唐浩武、EMI、陈有为、聂磊等人,相对来说,属于情感上要比拍孩子私密许多的家庭影像,在那个展览里,我当时试图探讨当摄影者跟被摄者处于情人或者爱人这样一种独特关系的时候,影像的功用和样式的特点。
我当时在展览前言中写道:“……有人说,摄影是一种侵犯:也有人说,摄影是一种偷窥,还有人说,摄影根本就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意淫式的收藏……但在这些照片里,我们读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语言和心境:摄影可以是一种欣赏和爱慕的方法,摄影也是一种调情的工具,它当然更可以是一种私密空间里情感的记忆载体……我们可以用摄影去享受相爱的欢娱,也可以用摄影去化解失恋的忧伤,摄影是我们恋爱、生活的一种手段,甚至就直接是组成的一个部分……”
四年后,我希望再次用一个展览来强调我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让摄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所以前言更加直接明了——“从功用的角度出发,相机和笔一样都只是工具,但问题有趣在于我们不会认为拥有一支笔的人就是书法家或作家,却往往会把拥有相机的人看作是摄影师或爱好者、发烧友,总之,跟口袋里揣着支笔的人比起来,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具备某种技艺甚至由审美特长的人。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对于一个人均GDP正奔5000美元而去的国家来说,社会消费结构早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同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人正迎来一个休闲旅游的消费热潮,照相机已然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小家电。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摄影的了解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记忆里,那时举着照相机的人往往就是掌握着艺术、宣传的权力的人。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没有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当照相机几乎成为这个骤富国家最热门“快销品”的时候,摄影的那些光环其实已经悄然褪去,成为通往他们所谓的“艺术”的最廉价通道。
所以,当我们重新回顾最初对相机的渴望时会发现,这个时代继续赋予拥有相机的普通人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多少艺术的野心和能力,他们最初只是为了能收藏自己的生活收藏自己的记忆,记录那些让人难忘的快乐时光,记录身边那些可爱的人们……
面对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回到原点的摄影,才是无数大众影像的终极意义所在,比起那些装模作样无病呻吟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真诚显然更能打动人心。
事实上,对日常家庭影像的关注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纵观摄影史,家庭影像一直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 9世纪,照片就已经深刻地参与到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中,人们不但将那些充满异国奇观的照片用来增加家庭生活的乐趣跟舒适度,让它们像今天的电视机一样成为家庭娱乐的一部分,同时还让家庭照相簿负责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生活全景,其中既有关于他们家庭内部生活的,也包括他们跟外部的世界的关系。
我们从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保留下来的那本著名的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到当时大家族由女性特质浓厚的家务生活跟男人们在军事或者商业上的冒险生活相辅而成的那种时代感。在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看来,这些家庭相册“已经成为英国帝国主义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的这种家庭相簿大都由子嗣繁盛的家族长者保管,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至今都保管得很好。以至于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影像往往会出于欧洲某个家族的家庭相簿。我的朋友沈迦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及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一走访不打紧,居然还顺带着在他后人保存的家庭相簿里打捞出了关于温州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影像资料。 但这种类型的家庭相簿在中国却并不常见,基于文化的差异,也基于过去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像欧洲人的那种家庭相册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得以流传的并不多见。虽然早在1846年的纽约就已经有了16家照相馆,十年后更是达到了71家,当时拍摄一张肖像不到一美元,在法国拍张小肖像印成100张只需要50法郎……但对50年后的中国人而言,拍照依旧还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以当时上海的“王开照相馆”为例,拍一份照片要3到6块大洋,基本相当于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开销,所以只有一些富有而且讲究的家庭才会拍摄大量的家庭照片。然而之后的数十年许多家庭不是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遗失了这些相簿,就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销毁了那些带有旧时代生活罪证的家庭照片。
2005年之后,随着老照片收藏的兴起,一些有幸保留的家庭老照片才得以进入人们的视线,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案例:一是《破译老照片密码》背后的故事。2007年初,北京收藏家刘钢从旧货市场上购买了9。0张老底片,当时除了底片上的影像,这批资料中没有夹带任何可供借鉴的文字信息。然而,就凭着胶片上影像携带的场景、环境、人物、服饰、物件等信息,在杨浪、许扬等一批博联社博友的努力破译下,最终从中追溯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二是仝冰雪收藏的“一站一座一生”,一个名叫叶景吕的普通中国人,生命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坚持连续62年每年都到照相馆给自己留存一张肖像照片,战乱离合都没有中断他这种独特个人记录方式,完整地留下了个体生命在大历史中流逝的完整过程,保持着他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两批影像的收藏让人们看到了老照片,尤其是家庭老照片的宝贵价值,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场域去审视这些影像的时候,能看到大历史的侧影和它丰富生动的细节,这是以往口头、笔墨历史记录所无法呈现的。
从技术角度来看,正是1888年后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发明的系列柯达照相机将早期复杂的摄影工艺迅速简化,使得摄影开始走进了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随后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推出的更加方便乃至“傻瓜”的工具,则最终把人类的生活无孔不入地在各种材质上曝光成像。因着整体现代化的进程的落后,中国摄影消费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但这种情况随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快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
经济的富足和眼界的开阔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今天的中国家庭影像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在照相馆、摄影师这样的第三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活,而是主动地进行自我记录,这些照片很多时候跟传统意义带有强烈的审美需求的“摄影”样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苏文“北京银矿”的那些照片基本上代表了过去30年间中国民间家庭影像的大致样式:在风景名胜地留影,在新居里留影,在新家电、新家具前留影,穿着漂亮的时髦衣服留影,带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自然而又天真。
但摄影师的家庭影像却不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喜悦上,因为对摄影这个媒介理解,往往使得他们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洞见力,他们深知即便是一个普通小家庭的家庭史一个平凡人的个人史,在影像化的历史叙事中都会有着非常经典的实证意义和迷人的故事魅力。张新民、安哥、贺延光几乎是用一种“编年史”的方式来拍摄编辑自己孩子的成长故事,丘和杨菲朵用温暖诗性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那种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孙彦初的照片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历程的惊鸿一瞥:王昕伟则直接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这些摄影家或批评家们在今天用各自的方式建构私人家庭影像档案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摄影对生活的意义比那些不知所云的艺术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当然,在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面向家庭,面向生活的影像已经无需提倡,不论是有意识的秀幸福还是无意识地被片刻感动,它都正在被源源不断日夜不停地制造出来,这些铺天盖地的记忆碎片最终都会汇入到那条淌向未来的历史河流,在时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我们今天的光芒。
或许唯一需要提及的是,人们该怎样去保留这些照片?毁于战火,毁于动荡的社会悲剧也许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但苏文的“银矿”——那些被任意丢弃被当废品收起的胶片,又分明让我们看到太快的脚步让我们对待自己生活记忆实在有点轻率得可怕,或许多年后的另一个苏文是在电子垃圾里的废旧硬盘和存储卡里打捞我们今天的生活!
所以,做一本家庭相簿吧,不论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的!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我们都需要在花园里或者壁炉前翻阅我们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