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研究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80年夏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1982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及同时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召开的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思潮研究一直是这些会议探讨的主要议题。其后还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为这一时期的思潮研究作了初步总结，并激发起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诸多学者将心力集中于此领域，出版了像魏绍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张大明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一批研究专著。上述成果，一方面在切入的视角、论述的侧重上可以说各有千秋，但另一方面也因所处时代及各自眼界的局限，常常不免有遗珠之憾。
　　2008年岁末，由河南大学刘增杰与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出版，相对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并有可能将思潮史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起点。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方面对以往的论述实现了一次新的拓展。总体来看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宏观的突破：力求体系构架的完整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六编，分别为《悲壮的沉落》（19世纪初年—19世纪80年代）、《晨光微明时分》（19世纪90年代—1917年）、《从新潮到奔流》（1917年—1937年）、《战火中的缪斯》（1937年—1949年）、《风雨历程》（1949年—1976年）、《喧哗与骚动》（1977年—20世纪90年代末）。这六个标题较为鲜明的勾勒出了中国文学思潮由近代到现代的转轨过程及编著者试图构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思潮史体系的努力。其中前两编涉及的内容，诚如该书《后记》所言“中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时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期。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表面看来变化隐显无定，但却收藏着中国文学自身缓慢蜕变的奥秘”，而“只有在广阔的背景下，把中国近现代文学进行一体化的研究，才可能得到较为完善的表述”{2}。但纵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潮研究，则受学科划分的影响更多，表现出一种界限分明的特征，现代与当代各占半壁江山，尚缺乏一种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思路，尤其是对近代文学思潮的梳理更显薄弱；近年来的文学思潮研究，更多的则集中于单一的思潮现象描述，如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启蒙文学思潮、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等。我们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在深化对某一领域独特价值方面做出的贡献，但不足在于，论述范畴有限，多局限于“五四”之后的几十年，无法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化过程做出更为有效的关照。而该书的一大鲜明特色即在于：用两编的篇幅打通了近代与现代的时间界限，从源头上探讨了中国文学近现代化的风雨历程。
　　和目前已出的思潮史著作相比，该书还重点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作为重要一部分纳入进来，用了三章的篇幅对其在现代中国的再生和流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总结梳理，构成了“现代文学立体的、运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将这些流派看作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意识、思维特征、社会文化心理和美学倾向的整体性的思潮进行研究仍然是鲜见的”。其意义的重要性表现在，“承认并研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层联系,有利于展示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有利于探索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规律”。{1}这就使得《思潮史》表现出和传统的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主线的常规论述不同，使整个现代文学思潮史呈现出四足鼎立之势，这也更接近了现代文学思潮史叙述的丰富性和原始生态。
　　除此之外，《绪论》和《引言》部分也值得注意。前者高屋建瓴大体描述了编者心目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框架结构，明确了近代文学思潮与现代文学思潮的亲缘关系，概括了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在描述过程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后者则探本溯源将近现代化的曙光引至晚明的市民文化运动，这种探源性的研究对于了解其后各种思潮的因循发展，意义自不待言。
　　应该指出，编著者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思路，是对该学科点创始人任访秋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论者指出，“任访秋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近代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叙述，并不仅仅服务于‘说明新文学的诞生是必然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的认识现代文学的发生源流，为了更明晰地描绘出近代到现代之间承前启后的历史承继线索”{2}。而该书正是在此思路指引下所作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所以总体上来说，类似于《思潮史》这样较为全面系统的大部头思潮史研究著作截止目前还较为少见。
　　二、微观的深入：潜心发掘各个思潮流派的深意
　　对文学思潮的研究，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这就决定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意义。《思潮史》在就某些具体文学现象分析的过程中，不乏闪现出著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如上卷第三编对浪漫主义母题模式一章的分析。著者以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蒋光慈的“革命 恋爱”小说、艾芜的《南行记》等为例，归纳出20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三个创作母题：田园风光、个人抒情和漂泊者之歌。与以往简单的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观点相比，应该是有所创见的。尤其在探讨形成原因时，著者难能可贵的发现，这其中“固然融会着哈代、艾略特、莫泊桑、契诃夫等‘多而杂’的外国韵味”，但更多的“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机制和审美情趣”。
　　下卷第四编在描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潮时，对王实味文艺思想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触及到了一个前人论述较少的重要课题。著者认为“王实味的文学主张不是孤立的存在。从当时文学发展的趋势看，它事实上代表着一种理性批判意识强烈的时代思潮”，“这股延安文学新潮又是对于工农兵运动的调整、丰富和发展”，“从这一视点看，解放区两种文学思潮之间所存在的某种互补、交叉，又是完全不应该忽视的”。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著者通过对王实味事件的分析，得出三点历史教训：以政治评判代替审美分析、以人论文、以政治运动取代文学论争。从而总结出更深层的文学史意味：即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评价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触及到了随之而来的非文学批评模式在文学思潮中的确立。
　　而下卷第六编中对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分析同样颇有深意。著者将其同“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相比照，对其内在的承继关系进行梳理。认为“二者都把人作为体现某种社会力量的符码，并以此来设置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以此来塑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而得出无论是“十七年”的革命神话，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现代化神话，共同之处是：强烈的理想化、浪漫化色彩，缺少对“人”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使其在随后的发展中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也对深入思考八十年代文学同“五四”文学传承联系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论述到汪曾祺的时候，著者从思潮发展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合理的历史定位，认为“汪曾祺是中国新时期小说文化思潮的开启者，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又是一个文化时代的结束”。在对当代诗歌思潮的叙述中，一方面对新诗潮如何在知青诗歌群体的策动下，逐步由地下到地上，从聚集到涌动的过程进行了追踪式描述，认为是他们“重新开启了‘五四’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还特别关注了网络诗歌这一新的发展潮流，对其审美特征做了总结：明确的“民间”立场、勃发的怀疑精神、丰富的分化分歧。这些都可看出著者在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学思潮发展时的敏锐和深入。
　　严家炎先生曾说过：“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实际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思潮史》一书虽未能完全达到严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但至少在上述的某些方面，实现了一次新的拓展。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著者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责任编辑 杨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