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已经有英国人马丁·雅克思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风靡一时，最近张维为教授的畅销书《中国震撼》也就不那么令人震撼了。作者的贡献在于全面总结“中国模式”，也没有刻意回避其问题。全书的基调是乐观自信的，并将“摆脱西方”的主题推向了新高潮。当然，近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者诲人不倦地告诫国人：不要迷信西方模式。这番告诫原则上并不错，但究竟是谁那么在乎西方模式？
　　大概有两类论者最关心。一种是惟西是从，主张只有照搬西方模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种是逢西必反，相信只有处处坚持与西方相左，才是我们发展的正途。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受制于同一个非自主的思维框架之中。或许，二元对立根本就是一个误导性思路。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
　　因此，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批评，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不好的。批判者应当提出有效的论证，比如，传说中的西方模式实际危机重重，或者，就算在西方本土还不坏，但移植到异地（包括中国）必受“南橘北枳”之苦。目前西方模式的批判者，给出了这个有效论证吗？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算失败了吗？当然，可以争辩说，这些地区的相对成功，恰恰是没有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的失败就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而不是有特色的“菲律宾模式”失败呢？凡是成功都是“特色”的胜利，凡是失败都是“模仿”惹的祸。以如此取舍为经验论据，这样“理论”必将无往而不胜。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被许多国人视为西方经济模式，将其引入中国也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于当时要用“商品经济”为名来回避“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但中国的崛起，无论本土传统对此有多少贡献，恰恰发生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绝不是一个巧合。那么30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是模仿西方经济模式的结果呢？当然不是，这是我们有自己特色的创造性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
　　但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结果，未必都是正面的。有许多论者将当下的各种弊端——贫富不均加剧、环境污染恶化、腐败猖獗蔓延以及社会道德危机——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这恰恰是模仿西方模式的恶果。暂且不论这样的分析是否严谨可信，我好奇的是，中国模式的赞颂者，对这些困境与危机该做如何解释？当然，聪明的理论家总可以有更高明的选择：凡是伟大的成就，都归功于中国特色或者创造性借鉴；凡是严重的弊端，都归咎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这样的逻辑很强大很给力，就是难以自圆其说。
　　心里总惦记着西方模式，无论是盲从迷信还是逆反对立，都可能陷入作茧自缚的误区。我们期待的中国模式，除了国家强大，还需要满足这样一些目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至少不再高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至少能超过中国男足目前的世界排名；教育或公共医疗的年度开支，至少不会与公车花费处在同一数量级；吃饭至少不必为食品中各种添加剂而恐慌，说话至少不必担心“异质思想”有没有触动谁的“敏感”（词）神经……
　　若那一天来临，大概不会有多少中国人去纠缠“摆脱西方”的假问题。说到底，谁愿意那么在乎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