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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已经有英国人马丁·雅克思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风靡一时,最近张维为教授的畅销书《中国震撼》也就不那么令人震撼了。作者的贡献在于全面总结“中国模式”,也没有刻意回避其问题。全书的基调是乐观自信的,并将“摆脱西方”的主题推向了新高潮。当然,近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者诲人不倦地告诫国人:不要迷信西方模式。这番告诫原则上并不错,但究竟是谁那么在乎西方模式?
大概有两类论者最关心。一种是惟西是从,主张只有照搬西方模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种是逢西必反,相信只有处处坚持与西方相左,才是我们发展的正途。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受制于同一个非自主的思维框架之中。或许,二元对立根本就是一个误导性思路。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
因此,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批评,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不好的。批判者应当提出有效的论证,比如,传说中的西方模式实际危机重重,或者,就算在西方本土还不坏,但移植到异地(包括中国)必受“南橘北枳”之苦。目前西方模式的批判者,给出了这个有效论证吗?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算失败了吗?当然,可以争辩说,这些地区的相对成功,恰恰是没有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的失败就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而不是有特色的“菲律宾模式”失败呢?凡是成功都是“特色”的胜利,凡是失败都是“模仿”惹的祸。以如此取舍为经验论据,这样“理论”必将无往而不胜。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被许多国人视为西方经济模式,将其引入中国也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于当时要用“商品经济”为名来回避“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但中国的崛起,无论本土传统对此有多少贡献,恰恰发生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绝不是一个巧合。那么30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是模仿西方经济模式的结果呢?当然不是,这是我们有自己特色的创造性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
但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结果,未必都是正面的。有许多论者将当下的各种弊端——贫富不均加剧、环境污染恶化、腐败猖獗蔓延以及社会道德危机——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这恰恰是模仿西方模式的恶果。暂且不论这样的分析是否严谨可信,我好奇的是,中国模式的赞颂者,对这些困境与危机该做如何解释?当然,聪明的理论家总可以有更高明的选择:凡是伟大的成就,都归功于中国特色或者创造性借鉴;凡是严重的弊端,都归咎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这样的逻辑很强大很给力,就是难以自圆其说。
心里总惦记着西方模式,无论是盲从迷信还是逆反对立,都可能陷入作茧自缚的误区。我们期待的中国模式,除了国家强大,还需要满足这样一些目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至少不再高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至少能超过中国男足目前的世界排名;教育或公共医疗的年度开支,至少不会与公车花费处在同一数量级;吃饭至少不必为食品中各种添加剂而恐慌,说话至少不必担心“异质思想”有没有触动谁的“敏感”(词)神经……
若那一天来临,大概不会有多少中国人去纠缠“摆脱西方”的假问题。说到底,谁愿意那么在乎西方模式?
大概有两类论者最关心。一种是惟西是从,主张只有照搬西方模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种是逢西必反,相信只有处处坚持与西方相左,才是我们发展的正途。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受制于同一个非自主的思维框架之中。或许,二元对立根本就是一个误导性思路。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
因此,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批评,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不好的。批判者应当提出有效的论证,比如,传说中的西方模式实际危机重重,或者,就算在西方本土还不坏,但移植到异地(包括中国)必受“南橘北枳”之苦。目前西方模式的批判者,给出了这个有效论证吗?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算失败了吗?当然,可以争辩说,这些地区的相对成功,恰恰是没有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的失败就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而不是有特色的“菲律宾模式”失败呢?凡是成功都是“特色”的胜利,凡是失败都是“模仿”惹的祸。以如此取舍为经验论据,这样“理论”必将无往而不胜。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被许多国人视为西方经济模式,将其引入中国也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于当时要用“商品经济”为名来回避“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但中国的崛起,无论本土传统对此有多少贡献,恰恰发生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绝不是一个巧合。那么30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是模仿西方经济模式的结果呢?当然不是,这是我们有自己特色的创造性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
但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结果,未必都是正面的。有许多论者将当下的各种弊端——贫富不均加剧、环境污染恶化、腐败猖獗蔓延以及社会道德危机——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这恰恰是模仿西方模式的恶果。暂且不论这样的分析是否严谨可信,我好奇的是,中国模式的赞颂者,对这些困境与危机该做如何解释?当然,聪明的理论家总可以有更高明的选择:凡是伟大的成就,都归功于中国特色或者创造性借鉴;凡是严重的弊端,都归咎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这样的逻辑很强大很给力,就是难以自圆其说。
心里总惦记着西方模式,无论是盲从迷信还是逆反对立,都可能陷入作茧自缚的误区。我们期待的中国模式,除了国家强大,还需要满足这样一些目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至少不再高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至少能超过中国男足目前的世界排名;教育或公共医疗的年度开支,至少不会与公车花费处在同一数量级;吃饭至少不必为食品中各种添加剂而恐慌,说话至少不必担心“异质思想”有没有触动谁的“敏感”(词)神经……
若那一天来临,大概不会有多少中国人去纠缠“摆脱西方”的假问题。说到底,谁愿意那么在乎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