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我刚过而立之年。原是农家女的妻带着次子和小女与我父母一起都在我老家山里。我是1971年7月从孟塘军垦农场出来就分配到万源的。先在万源中学，一年后到河口中学，又一年后被调到了罗文中学。
　　在罗文中学先教了两年初中，1975年秋被逼上高中，那时高中只有两年，送走了高77级，正教着高79级。身边带着长子，当班主任，教该年级两个班的语文。不时还有些社会活动；工资仍是转正定级后的五十多元，学校没有什么福利，也没有后来才兴起并且越来越高的补课费；而居住条件可谓极差，我们父子俩与另一位中年教师共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中年教师有妻女每周末要团聚，所以住得宽些，我们住得窄点，仅容一张床和一个学生桌，冬天四面灌风，夜里老鼠横行；吃在学校食堂，饱肚而已，想吃肉，还得靠关系。
　　然而，那阵人们普遍没有后来愈来愈强烈的物欲，思想也较为单纯，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奋力拼搏，把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对于学校和我们教师来说就是狠抓教育质量，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我的立身准则是：不愿平庸，追求卓越，追求完美!
　　我的志趣原本不在教入而爱好写作，早在读中学时就想当作家。可是命运之舟却将我送进了四川外语学院，让我舍中文而学德语；自以为能当翻译了，而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击碎了我和许多人的黄粱美梦，我偏偏被打发上了我不情愿的中学讲台。一方面，肩负着家长和学生的希望，我尽力教好学生，管理好学生，走在同行的前头；另一方面，我又不甘心一辈子当个教书匠。因岳父被陷害，身陷囹圄，使我改学葡萄牙语援外的希望破灭后，我便打算考研。除喜欢写作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我也兴趣盎然。教过我高中语文后调到达县师范专科学校当中文系主任的李老师不只在信中鼓励我，还给我寄了学习资料。但后来我放弃了，却是出于无奈。客观上，万源不肯轻易放人，我又不合时宜地得了一场痢疾，还差点要了命，愈后大半年身子都相当虚弱；主观上，准备不足，心中无数，眼看到了受限年龄边上，教学又紧，我只好打退堂鼓。悔耶，憾耶?难以说清。
　　1980年秋冬的一个夜晚，久埋在我心中的那颗文学火星，倏然一闪，亮了!那晚上，我那间门窗紧闭只有10平方米的陋室里灯光亮了大半夜。我一气呵成拉出了有六千字的第一篇小说稿。起床钟一响，我立即醒来，一边穿衣下床，一边推醒梦中的儿子，然后跑步到操场，等待班上学生来出操；然后拿着语文书，最先走到教室门口，等候学生来早读。
　　我那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都不好：极左的东西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学校里都很有市场，主持学校工作的人又是靠“文革”起家的，依旧左得可爱不说，而且不学无术，往往站在教职工的对立面，动不动就想整人，视教师的文学创作为不务正业；我住的地方又正处在学校行政办公室下面的人行道旁边。白天不能写，也没时间：第一篇小说公开发表前，我全是在学生甚至教职工们都酣然入睡后，才闭门关窗，拉上窗帘，伏案疾书的。有时还通宵达旦，起床钟一响，我就迅即奔向我该坚守的岗位。所以，那些年我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都不赖，又能仗义执言，不媚上，不欺弱，还爱帮别人排忧解难。每次群众投票评选先进或优秀。我得的票往往比领导还多。那个专权仗势却不得人心的校革委副主任，对我是又忌恨又无可奈何。
　　小说处女作在《四川文学》发表后，我的本职工作一点也没松懈，除了前面说的立身准则在起作用外，那就是我一直清醒、理智。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把本职工作搞好了，才更有利于业余创作。于是我更加勤奋地工作。练笔也从隐蔽转入了公开，因为此前万源还没有人在省级刊物上发过小说，我的“异军突起”，让不少人惊异，也得到了一些肯定和赞赏，我就没有必要继续掩掩藏藏。再说，也没法隐藏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是我练笔的黄金时间。不兴补课那几年，星期天我常常搬个学生桌就在教室外面写，有时还到校外的松林里或小溪畔去，一坐就是大半天乃至一整天。
　　为了提高和充实，我相继参加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函授学习，又参加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春风》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普及部和《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等几处的函授学习：有段时间曾经同时参加了几家。开初那几年，我过于急功近利，只讲数量，没深思熟虑，选材不精，挖掘欠深，加上也没遇到高师，所以屡战屡败，直到1987年夏和1989年春我先后参加了《春风》文讲所举办的优秀学员长白山笔会和鲁迅文学院在京举办的文学短训班之后，又幸遇上了几位水平高而又极富责任感的指导老师，我的练笔才有了较大长进，发表的习作也才渐渐多了起来。
　　赴京参加短训前，我在罗文中学做教导主任，本不情愿，没推掉；动员我竞选校长，我没兴趣。新上台的校长算我一个朋友，很需要我助他一臂之力，我给他看了鲁迅文学院发来的通知，他虽有点为难，还是同意了：当时的文教局长以前曾与我同过事，关系也还可以，他说只要学校放他不管。这样，我就兴致勃勃地去了北京。前两个月是补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为没有大专文凭的学员参加成人高考作准备：然后才是文学讲座。我已有本科文凭，但每天还是很认真地听讲和做作业，当然也写小说，并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学院举行的成人高考，获得了高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大专班录取线近50分的较好成绩。收到入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我还收到了原短训班班主任的信任：要我一定得去，且要我当班长。我久久地遥望着北方，在心中默默地感谢：我再也不能离开学校了!多少学生和家长盼着我，等着我!况且我的长子己考上大学，次子和小女都从老家山里来到了我身边。我肩上的担子不轻，一头挑着学生，另一头挑着子女。
　　短训结束，我匆匆回川返校，带学生进城参加完中考，就主动辞掉了教导主任一职。我的心不在官场，也不适应。
　　回川前，我已被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忠告，我在从事业余创作的同时也加强了教育教学研究，撰写了多篇教研文章，先后发表于重庆的《教育周报》、安徽师大的《学语文》和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等报刊上。
　　业余创作方面，在《四川文学》、《人民文学》、《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教师报》、《四川政协报》、《昆明日报》、《雪花》、《中华文学选刊》、《语文世界》、《大地文艺》、《当代文学选萃》等国内数十家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两百多篇。
　　从1975年起，我一直教高中。1994年秋我离开了生活工作长达23个秋冬被我视为第二故乡的万源，调回了宣汉，任教于我中学时的母校。从初中一年级教到高中毕业，又接了两届毕业班，便受命为学校写校志。用了3年多时间交了书稿，我也就退休了。
　　60年过得太快，30年更是弹指一挥间!
　　人生苦短，我无力扼住命运的咽喉；不过，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从没消沉过，更不曾游戏人生!我一直在孜孜追求，苦苦追求。
　　教书育才非本愿，含辛茹苦三十年。痴恋缪斯全为爱，不甘命运任驱遣!
　　为学生呕心沥血，除了责任之外，其实也是因为爱。不错，我原先的理想并非教书，但自走上讲台以后，我对教育事业有了新的理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更感到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加上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对我非常好，我越来越热爱他们!我一心想教好学生，就是因为爱，就是为了感恩!当然，愈到后来，尤其是是198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便比较自觉地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了。
　　至于对文学的痴迷，则全是出于内心的挚爱!因为爱生活、爱亲人、爱朋友、爱老师、爱学生、爱所有善良而正直的人们、爱一切英雄豪杰、爱所有忠贞之士、爱家乡、爱祖国、爱我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处山山水水!所以，我要写!写，就是对爱的表达和倾诉!
　　高尔基曾说过：一个人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爱写，除了爱之外，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退休后，我身轻心静，如无事耽搁，每天或读书看报，或伏案写作，兴致来了，也挥毫写写字；若遇上情趣相投者，或谈诗说文，或跋山涉水，其乐也无穷。
　　退休快3年了，自谓不曾虚掷光阴：2006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散文选《藏在心中的歌》，5月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已在《晚霞》、《散文潮》、《短小说》、《华西文学》、《语文月刊》、《咬文嚼字》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教研文章50余篇。
　　准确地说改革开放这30年，我还是始终抓得很紧的，没有随意抛撒时光，甚至还在奋发图强，但是进步仍然缓慢，收获也很微小。仰天长叹耶，抚胸愧疚耶?看来都于事无补了。开放仍在继续，改革更须深入。神州大地还将再展宏图，我辈退休之人，虽然如西坠夕阳，依旧可以灿烂绚丽，即使余晖，也应让它照亮祖国的山川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