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增城区警方公布，在智慧新警务技术的协助下，轰动一时的“梅姨”等人拐卖多名儿童一案中，申军良15年来坚持不懈寻找的被拐儿子申某终于找到了！申军良在他的朋友圈中发表了声明，其中最后一句是“15年多了……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一句，大家好，我是申军良，申某的爸爸。我的儿子找到了！”
　　 15年等待，一家人终于团圆，我们由衷地为这家人感到高兴。而找到儿子之后，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申军良一家这些年所受到的伤害，该如何补偿？
　　 此前，在一审中，申军良夫妻向五位人贩子共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抚慰金300万元。
　　 但一审法院并未支持申军良夫妻的赔偿请求。其中一个理由是，申军良并非拐卖儿童案中的被害人，不具有主张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小孩申某则尚未找到，因此不能确认申某是否遭受物质损失，所以驳回了申军良的诉讼请求。
　　 15年来，申军良放下了几乎所有工作，为找回孩子，各地奔波，支出了巨额差旅费，也产生了巨额误工费，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研究了被拐儿童的父母能否获得司法救济的问题，惊讶地发现，2011年来公开查询到的刑事案件判决中，均无支持被拐儿童父母赔偿请求的案例。
　　 儿童被拐卖，父母在法律上无法被认定为被害人，因此无法获得赔偿？财物被偷尚且属于被害人，孩子被拐反而不是被害人了？这种观点不仅反常识，在我看来也与法律规定不符。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被拐父母应具有刑法上的被害人资格。拐卖儿童案件中，除了被拐儿童是被害人外，其父母也应认定为被害人，因为父母的抚养权受到了侵害。
　　 根据刑法，拐卖儿童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除了儿童自身的人身自由和被抚养权受到侵犯，父母对于小孩的亲权也明显受到了侵犯。
　　 《民法总则》第112条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父母子女之间的以监护、抚养为主要内容的亲权，就是重要的一种人身权利。
　　 按照中国刑法理论，一个罪名可能保护多种法益，因此一个罪名中完全可以容纳多种被害人。拐卖儿童案件中，儿童和父母应同时被列为被害人。如果被拐儿童的父母不能被认定为被害人，就等于说父母对于孩子的亲权不受刑法保护。
　　 其次，将被拐儿童父母认定为拐卖儿童案中的被害人后，父母应获得相应赔偿。刑附民案件仅支持因犯罪导致的物质损失。
　　 父母为寻找被拐儿童，耽误了工作，并支出了差旅费，在一般侵权案件中，这些损失可能被认定为因制止侵权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同时还可支持亲权受损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刑法实际上通过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方式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不再另行处以经济赔偿。
　　 但刑附民案件中，除被拐儿童父母的精神损失可不支持外，仍可支持誤工费和寻子的差旅费。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拐卖儿童案中，应由公安机关负责寻找被拐儿童的下落，因此父母的相应支出不应受到法律支持。
　　 这种观点明显错误，法律并未禁止被拐儿童父母自行寻人，且寻人出于父母的关爱本能，也符合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
　　 因此，寻人行为合法、合情、合理，司法应当对被拐父母的相应支出予以救济，人贩子应当对被拐儿童的父母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
　　 摘自《新京报》2020年3月8日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