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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似牛毛。”这些胡同中，有一条，13世纪元大都营造之初，就已标注在图纸上。70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名角儿在此登台，谢幕。仅仅近几十年，这里就接纳过荣毅仁、徐向前，走出过傅作义、章士钊，也聚集过北京人艺众多艺术家。有人甚至说，它吞吐了“半个中国”。
它就是史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城，隶属朝阳门街道，总长不过756米。
往事如水长逝。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两侧院落中，上演过怎样的人间故事，如今竟很少有人说得清。“有时候家里来客人，询问四合院的历史，年轻一些的住户往往以讹传讹。”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
历史文化不仅仅是胡同、四合院等空间上的存在，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喜怒哀乐。为找寻失落的胡同文化，这些年，北京人王兰顺敲开史家胡同—扇扇大门，访问众多居民，写成《史家胡同》，并于日前出版。这是首部融汇口述历史、档案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胡同专著。
熟视无睹的宝贝
今年54岁的王兰顺关注胡同历史，始于20年前一次遭遇。那年，他还是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一名宣传干部。他說：“当时没有觉得胡同有多稀罕，胡同文化有多宝贵。”
那会儿建国门附近在拆胡同，也就是现在北京市政协、全国妇联所在地块。破房子即将拆除，而新楼还没开建。老居民走了，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临时占据了这片画满“拆”字的胡同。
王兰顺说：“有一次我从那儿过，发现有人扛着大摄像机拍胡同，非常大，我还是搞宣传的，都没有见过这种摄像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这儿的历史。因为住着的都是外地人，扛摄像机的人什么也问不出来。”王兰顺是街道干部，自然要过问，一问才知，对方是一家台湾电视台。
电视台记者告诉王兰顺：他们喜欢胡同，以前在这儿拍过，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胡同变得破破烂烂，想问问居民为什么，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胡同的历史。
北京城胡同数量的减少在主管部门日后的文件里一览无余。《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到2003年只剩1571条，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减少。
王兰顺意识到，几十年来熟视无睹的胡同价值连城。如果无法阻止它们消失，起码应当在它们尚在的时候，走访它们，并记录它们，起码让后人在文字中还能看到它们，找到一些回忆的依托，让曾经拥有的过去不至于完全流逝。
让人夜不能寐的紧迫感
为了给回忆找到依托，进入21世纪，以口述历史记录北京的人多了起来。
作家肖复兴游走于南城密如蛛网的胡同，自称成了“胡同串子”。他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街长大，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离开。前些年，偶然路过前门，到附近转了转，也到打磨厂看看。让他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院子、老店铺已经拆光，曾经的打磨厂街消失了近一半。当时，他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来一些，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点儿紧了。”
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几乎天天往南城一带的大小胡同里跑，“看着满墙贴着的拆迁文告，听着满耳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做着笔和拆迁速度赛跑的事情，力不胜任，却自以为是”。
起初，肖复兴有个野心：把北京城南大部分胡同写出来。“等我写了两年多后，站在城南的地图前一看，我写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写到。”
好在，还有其他同道在各自路径上向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定宜庄多年来专注口述历史，以普通北京人之口，呈现北京这个城市。与王兰顺、肖复兴一样，定宜庄感到紧迫。
让她夜不能寐的，除了胡同的消失，还有“老北京人”的消失。她说，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外来人口急剧增长，老北京人早己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
她说：“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
档案往往是侦破的起点
一头扎进史家胡同的王兰顺，此时已从街道办事处调入北京市档案馆。他一边在档案中钩沉索隐，一边在胡同里访问居民。在王兰顺看来，探索胡同故事如破案般刺激，而档案往往是侦破的起点。
他说：“我在北京档案馆旧档里，偶然发现1915年京师警察厅一则详报。内容是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内传出枪声。”档案记载，当天，巡警在胡同听到一声枪响，询问使馆护院人，答称在院内巡视时发现房上似有人影，随即施放一枪，以为震慑。档案写明公使馆位于史家胡同路北，门牌22号，“院落12处，计房一百余间”。
民国时期的丹麦公使馆如今何在？王兰顺来了兴趣。照着档案提供的线索，王兰顺找到了22号（1965年，北京调整了门牌编号规则，旧22号对应现45号）。可当他站到门前时，便傻眼了.院落如此逼仄，哪里容得下档案里说的“一百余间”屋子？
王兰顺把目光移向22号旁的20号（现41号）。这里现在是一座敞亮的花园酒店。开阔的院子中央支着伞，一旁黑板上写着咖啡和西餐的售价。白色的墙壁在夕照下宁静而安详，大玻璃门窗透着时尚和洋气，完全不同于胡同灰色、古朴的基调。这里会是当年的丹麦公使馆吗？站在庭院里环视，王兰顺不由得遐想100年前这里的模样。
20号（现41号）院原有格局已无迹可寻，但从遗存的第三进和第四进院落建筑规制判断，过去这里肯定是一座中轴线清晰的大宅院。据曾经负责院落改造的人说，院落东侧过去有花园、池塘，这符合史料对丹麦公使馆的描述。不过，这些证据和推测都失之间接。 最终确定丹麦公使馆的位置，一位外国人功不可没——来自丹麦的“北漂”Lars ulrik Thom（Thom给自己取了个奇特的中文名：吴三桂）。吴三桂1997年刚到北京，便迷上了“长长的灰灰的胡同”。当时，他在南锣鼓巷开了小店，专营北京风貌明信片。
对北京文化有着共同爱好，吴三桂和王兰顺在史家胡同找到交集。吴三桂答应王兰顺，圣诞节假期回丹麦后，寻找民国初年驻华公使阿列斐公爵（1872-1946）的后人。
最后他居然找到了。拿着来自丹麦的资料佐证，王兰顺终于笃定：“就是那个位置，就是酒店的位置，不会错。”
就这样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走，他听到了周总理拜访入艺宿舍的往事、索家大院由显赫到败落的历程，更多的，则是老北京平民生活的点點滴滴。日复一日，宅门后的院落不再是空洞的舞台，那里曾经上演的人间悲喜剧逐渐清晰。
记录不是终极目的，他要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他不断走上讲台、坐进电台直播室、面对电视台摄像机，讲述史家胡同的故事。
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一个“桑拿天”的早晨，天空雾气蒙蒙，行人稀疏，只有蝉不知疲倦地鸣叫。
王兰顺在公交车上大汗淋漓，他正赶去东城区图书馆，做—场史家胡同口述史讲座。
“这么热，我都不看好这个讲座。到了东城区图书馆，一推门，好家伙，整个满了。听众里还有外国人。”王兰顺记得，讲座刚结束，一位外国人就来找他。他来自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计划在北京投资文化保护项目，想请王兰顺给些建议。
“何不修个院子呢？”王兰顺自然而然想到了史家胡同一座残破的小院。当天下午，他就领着那位代表来到史家胡同24号，一座被鉴定为危房的小院。推开简陋的院门，代表有些失落：“这个院子缺少正经四合院的感觉，大门不是传统四合院应有的广亮门、金柱门或者如意门，进去以后也没有影壁、垂花门。”
王兰顺一时语塞。回去后他又仔细看档案，有了新发现。房主名叫凌叔华，长期居住在英国，还是画家、作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要投资，正好这个^长期居住在英国。这个事儿不是巧合吗？”他说。
凌叔华曾与林徽因、冰心并称北京“三大才女”。丈夫同样有名，就是曾与鲁迅论战的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与此同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找到另一条线索：凌叔华、陈西滢的外孙就在北京，是一位搞现代艺术的年轻人，名叫秦思源。
与秦思源的初次见面，王兰顺记得挺清楚：“那天在院门口等着，远处过来一个个头不高的人，往这边走，越看越像外国人。走到跟前一看，就是外国人，脸完全是外国人。结果他一张嘴，我一听，却是个京片子，说的都是北京话，一点杂音都没有。”
秦思源的母亲是凌叔华、陈西滢之女陈小滢，父亲是一位英国汉学家。虽然生长于英国，但他继承了母系家族纯正的北京腔。
王兰顺告诉秦思源，这座院落修缮完工后，将成为史家胡同博物馆，并将开辟凌叔华、陈西滢纪念展。秦思源有些难以置信，他说：“那真是太有面子了。”
之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与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秦思源数次磨合，史家胡同24号改造为博物馆的协议最终签讯
如今，史家胡同博物馆已经建成。修旧如旧的院落陈列着这条胡同百年历史，凌叔华、陈西滢这对才子佳人的风华在旧居重现。
展示之外，博物馆的多功能厅成为老街坊碰面聊天的公共空间。这是他们渴望的公共空间——多少年来，曾经敞亮的四合院大多变成十几户共居的大杂院，能占用的地盘都堆上杂物、盖起小屋，不宽的胡同也停满汽车。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在接着做口述史，这项工作已经常态化。
下一步，街道所辖的礼士胡同、内务部街、演乐胡同等要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不久前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一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资料来源：《解放日报》）
它就是史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城，隶属朝阳门街道，总长不过756米。
往事如水长逝。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两侧院落中，上演过怎样的人间故事，如今竟很少有人说得清。“有时候家里来客人，询问四合院的历史，年轻一些的住户往往以讹传讹。”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
历史文化不仅仅是胡同、四合院等空间上的存在，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喜怒哀乐。为找寻失落的胡同文化，这些年，北京人王兰顺敲开史家胡同—扇扇大门，访问众多居民，写成《史家胡同》，并于日前出版。这是首部融汇口述历史、档案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胡同专著。
熟视无睹的宝贝
今年54岁的王兰顺关注胡同历史，始于20年前一次遭遇。那年，他还是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一名宣传干部。他說：“当时没有觉得胡同有多稀罕，胡同文化有多宝贵。”
那会儿建国门附近在拆胡同，也就是现在北京市政协、全国妇联所在地块。破房子即将拆除，而新楼还没开建。老居民走了，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临时占据了这片画满“拆”字的胡同。
王兰顺说：“有一次我从那儿过，发现有人扛着大摄像机拍胡同，非常大，我还是搞宣传的，都没有见过这种摄像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这儿的历史。因为住着的都是外地人，扛摄像机的人什么也问不出来。”王兰顺是街道干部，自然要过问，一问才知，对方是一家台湾电视台。
电视台记者告诉王兰顺：他们喜欢胡同，以前在这儿拍过，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胡同变得破破烂烂，想问问居民为什么，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胡同的历史。
北京城胡同数量的减少在主管部门日后的文件里一览无余。《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到2003年只剩1571条，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减少。
王兰顺意识到，几十年来熟视无睹的胡同价值连城。如果无法阻止它们消失，起码应当在它们尚在的时候，走访它们，并记录它们，起码让后人在文字中还能看到它们，找到一些回忆的依托，让曾经拥有的过去不至于完全流逝。
让人夜不能寐的紧迫感
为了给回忆找到依托，进入21世纪，以口述历史记录北京的人多了起来。
作家肖复兴游走于南城密如蛛网的胡同，自称成了“胡同串子”。他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街长大，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离开。前些年，偶然路过前门，到附近转了转，也到打磨厂看看。让他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院子、老店铺已经拆光，曾经的打磨厂街消失了近一半。当时，他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来一些，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点儿紧了。”
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几乎天天往南城一带的大小胡同里跑，“看着满墙贴着的拆迁文告，听着满耳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做着笔和拆迁速度赛跑的事情，力不胜任，却自以为是”。
起初，肖复兴有个野心：把北京城南大部分胡同写出来。“等我写了两年多后，站在城南的地图前一看，我写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写到。”
好在，还有其他同道在各自路径上向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定宜庄多年来专注口述历史，以普通北京人之口，呈现北京这个城市。与王兰顺、肖复兴一样，定宜庄感到紧迫。
让她夜不能寐的，除了胡同的消失，还有“老北京人”的消失。她说，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外来人口急剧增长，老北京人早己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
她说：“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
档案往往是侦破的起点
一头扎进史家胡同的王兰顺，此时已从街道办事处调入北京市档案馆。他一边在档案中钩沉索隐，一边在胡同里访问居民。在王兰顺看来，探索胡同故事如破案般刺激，而档案往往是侦破的起点。
他说：“我在北京档案馆旧档里，偶然发现1915年京师警察厅一则详报。内容是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内传出枪声。”档案记载，当天，巡警在胡同听到一声枪响，询问使馆护院人，答称在院内巡视时发现房上似有人影，随即施放一枪，以为震慑。档案写明公使馆位于史家胡同路北，门牌22号，“院落12处，计房一百余间”。
民国时期的丹麦公使馆如今何在？王兰顺来了兴趣。照着档案提供的线索，王兰顺找到了22号（1965年，北京调整了门牌编号规则，旧22号对应现45号）。可当他站到门前时，便傻眼了.院落如此逼仄，哪里容得下档案里说的“一百余间”屋子？
王兰顺把目光移向22号旁的20号（现41号）。这里现在是一座敞亮的花园酒店。开阔的院子中央支着伞，一旁黑板上写着咖啡和西餐的售价。白色的墙壁在夕照下宁静而安详，大玻璃门窗透着时尚和洋气，完全不同于胡同灰色、古朴的基调。这里会是当年的丹麦公使馆吗？站在庭院里环视，王兰顺不由得遐想100年前这里的模样。
20号（现41号）院原有格局已无迹可寻，但从遗存的第三进和第四进院落建筑规制判断，过去这里肯定是一座中轴线清晰的大宅院。据曾经负责院落改造的人说，院落东侧过去有花园、池塘，这符合史料对丹麦公使馆的描述。不过，这些证据和推测都失之间接。 最终确定丹麦公使馆的位置，一位外国人功不可没——来自丹麦的“北漂”Lars ulrik Thom（Thom给自己取了个奇特的中文名：吴三桂）。吴三桂1997年刚到北京，便迷上了“长长的灰灰的胡同”。当时，他在南锣鼓巷开了小店，专营北京风貌明信片。
对北京文化有着共同爱好，吴三桂和王兰顺在史家胡同找到交集。吴三桂答应王兰顺，圣诞节假期回丹麦后，寻找民国初年驻华公使阿列斐公爵（1872-1946）的后人。
最后他居然找到了。拿着来自丹麦的资料佐证，王兰顺终于笃定：“就是那个位置，就是酒店的位置，不会错。”
就这样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走，他听到了周总理拜访入艺宿舍的往事、索家大院由显赫到败落的历程，更多的，则是老北京平民生活的点點滴滴。日复一日，宅门后的院落不再是空洞的舞台，那里曾经上演的人间悲喜剧逐渐清晰。
记录不是终极目的，他要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他不断走上讲台、坐进电台直播室、面对电视台摄像机，讲述史家胡同的故事。
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一个“桑拿天”的早晨，天空雾气蒙蒙，行人稀疏，只有蝉不知疲倦地鸣叫。
王兰顺在公交车上大汗淋漓，他正赶去东城区图书馆，做—场史家胡同口述史讲座。
“这么热，我都不看好这个讲座。到了东城区图书馆，一推门，好家伙，整个满了。听众里还有外国人。”王兰顺记得，讲座刚结束，一位外国人就来找他。他来自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计划在北京投资文化保护项目，想请王兰顺给些建议。
“何不修个院子呢？”王兰顺自然而然想到了史家胡同一座残破的小院。当天下午，他就领着那位代表来到史家胡同24号，一座被鉴定为危房的小院。推开简陋的院门，代表有些失落：“这个院子缺少正经四合院的感觉，大门不是传统四合院应有的广亮门、金柱门或者如意门，进去以后也没有影壁、垂花门。”
王兰顺一时语塞。回去后他又仔细看档案，有了新发现。房主名叫凌叔华，长期居住在英国，还是画家、作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要投资，正好这个^长期居住在英国。这个事儿不是巧合吗？”他说。
凌叔华曾与林徽因、冰心并称北京“三大才女”。丈夫同样有名，就是曾与鲁迅论战的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与此同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找到另一条线索：凌叔华、陈西滢的外孙就在北京，是一位搞现代艺术的年轻人，名叫秦思源。
与秦思源的初次见面，王兰顺记得挺清楚：“那天在院门口等着，远处过来一个个头不高的人，往这边走，越看越像外国人。走到跟前一看，就是外国人，脸完全是外国人。结果他一张嘴，我一听，却是个京片子，说的都是北京话，一点杂音都没有。”
秦思源的母亲是凌叔华、陈西滢之女陈小滢，父亲是一位英国汉学家。虽然生长于英国，但他继承了母系家族纯正的北京腔。
王兰顺告诉秦思源，这座院落修缮完工后，将成为史家胡同博物馆，并将开辟凌叔华、陈西滢纪念展。秦思源有些难以置信，他说：“那真是太有面子了。”
之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与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秦思源数次磨合，史家胡同24号改造为博物馆的协议最终签讯
如今，史家胡同博物馆已经建成。修旧如旧的院落陈列着这条胡同百年历史，凌叔华、陈西滢这对才子佳人的风华在旧居重现。
展示之外，博物馆的多功能厅成为老街坊碰面聊天的公共空间。这是他们渴望的公共空间——多少年来，曾经敞亮的四合院大多变成十几户共居的大杂院，能占用的地盘都堆上杂物、盖起小屋，不宽的胡同也停满汽车。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在接着做口述史，这项工作已经常态化。
下一步，街道所辖的礼士胡同、内务部街、演乐胡同等要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不久前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一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资料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