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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动乱风险是这个世界的严酷现实按照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这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却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战争和动乱依然是我们时时必须面对的东西，这一点不以我们一厢情愿的良好意愿为转移。作为一个经济利益日益遍布全球的大国，也只有做好应变准备，我们才能有效降低我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及动乱风险中的损失，并防止战乱降临我国本土。
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乱风险，特别是战争风险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然隐藏着深刻的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特别是跨国人口迁徙的增长正在迅速放大。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但主要西方国家拥有较为高效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嫁矛盾，利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形无形的转移支付所得来削弱国内矛盾，“用人民币问题来解决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企图敲诈其他国家。因此，在未来5～10 年内，发达国家本土尽管很有可能会继续发生类似于底特律种族暴乱、洛杉。矶种族暴乱、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法国穆斯林裔青少年暴乱那样的社会动乱，也不可能消除极右派民间武装团伙，但不至于上升到内战的程度，而是会扮演向别国领土强加战争的角色。相反，发展中国家国内两极分化等问题和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通常更为深刻，国家机器相对软弱，又不可能如同发达国家那样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嫁矛盾，其国内各种矛盾还常常遭遇外界操纵而产生、激化、持续，战乱风险总体上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0 人类发展报告》列举的169 个国家和地区中，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五国被列为大规模内战国家，印度、以色列、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亦称“刚果（金）”】、秘鲁、伊朗、泰国、菲律宾、缅甸、马里、乍得、布隆迪、尼日尔十七国被列为小规模内战国家。而即使是其中的小规模内战国家如印度，其官方公开禁止的反政府武装就有34 支，成员多达数万，此外还存在上百支没有被官方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印度国内因战争、动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高达2200 余万。① 即使没有被列入上述大规模内战、小规模内战国名单的国家也未能完全幸免于战乱风险困扰。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2011 年底以来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制造的屠杀案件、动乱就此起彼伏，国家腹心地带又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甚至在英国，苏格兰独立运动也再度浮出水面。
经济变动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 不仅如此，某些政治和经济变动还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这是因为有的国家刚刚经历了领导人辞世而颇有“主少国疑”之虞，而这样的国家又恰恰处于国际力量对峙交汇之地；更因为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发其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乃至暴发，并为强势国家创造冠冕堂皇地介入干预弱势国家的借口。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背景是自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已经成为近30 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1990～2008 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 年里， 《2010 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 个国家中竟然有65 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② 这表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 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国家的状况又恶
注①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172～175 页及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年）》，第1023 页数据计算。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73 页。
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① 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不错，过去10 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著，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 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以及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出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卖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堕落，看看郴州窝案与当地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历史上，在清朝雍正帝执政期间曾对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态度消极，甚至严令禁止。当时的学界多指责其保守、封建，但我认为，雍正帝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上述决策，恰恰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采矿业发展的上述严重副作用，因而宁愿通过进口来解决国内增长的矿产需求。麻烦的是，近10 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著，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高度地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 因此，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便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看看西欧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的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
注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6页。
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兴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不仅如此，持续近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已告终结，初级产品行情正在步入熊市，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因熊市而蒙受重创；牛市中迅速滋长起来的社会矛盾将因熊市而加剧，政府能够用来化解纷争、息事宁人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熊市而锐减，这将是今年和未来数年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所要面临的困境。中国有句俗话说：“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假如没有可用于解决问题的“人民币”，那么原本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演变成什么性质的矛盾？而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更将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梦魇， 这也将给外部势力干预内政创造了良机。假如遭遇上述风险的国家是西方霸权眼里不甘俯首帖耳的“刺头”，西方霸权国家借机“修理”它们乃至武力颠覆的冲动将会更加强烈。
2012超级换届年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爆发创造了诸多的潜在引爆点 我们这个面临着严酷战乱风险的世界已经迎来了2012 超级换届年，59 个国家和地区将在这一年完成领导人换届，其中囊括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韩国这样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中国台湾、埃及、伊朗、委内瑞拉、也门、墨西哥、塞拉利昂等热点国家和地区，面临换届变动的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53% 、GDP 的一半以上。这样一个超级换届年完全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爆发创造出诸多的潜在引爆点，因为各派势力通常都会力图抓住这个公开的权力过渡关节点夺取最高权力， 进而致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争议不断，使得选举常常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
台湾地区的选举如何撕裂社会，已经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无法因为某些人的刻意粉饰而消除。在世界范围内，台湾地区的选举撕裂社会的程度又堪称是小巫见大巫，数十年来，从昔日繁荣富庶的黎巴嫩于1975 年爆发了16 年的内战而败落；到20 世纪90 年代初非洲大陆的多党选举浪潮，再到近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等国的政局动荡，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国家的选举成为大动荡乃至内战的引爆点。
黎巴嫩曾是享有盛名的中近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交通和旅游中心，1975 年4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派因国家权力分配导致矛盾激化而爆发内战，直至1989 年10 月方才达成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塔伊夫协议》，使得内战于1990 年得以结束。16 年的内战，给这个面积仅有10452 平方公里的小国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约达1650 亿美元，至此，这颗昔日的地中海明珠如今已是黯然失色。尽管如此，2007 年11 月拉胡德总统任满离职后的总统选举之争仍然在2008 年5月发展成武装冲突，导致选举被推迟了19 次之多，最后在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方才结束争端。
发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998～2003 年内战，号称“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这个6300 万人口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丧生400 万人。虽然血腥的全面内战已于2003 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督促下结束，主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已经相继加入政府，而且在联合国的组织、监督下于2006 年举行了多党选举（这次选举活动号称联合国成立以来从事过的规模最大、操作最复杂的助选行动，仅维持选举秩序的国际部队就出动了17600 人）， 但新的政治秩序和体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人心。
在2006 年11 月15 日刚果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计票结果后， 尽管独立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时任总统卡比拉得票率约为58%，其竞争对手、时任副总统本巴得票率约为42%，差距高达16 个百分点，而且国际社会也承认了选举的自由和公正，但本巴阵营仍然在首都金沙萨城内与卡比拉阵营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即使在国际社会为此施加了重大压力、要求双方不得轻举妄动之后，金沙萨城内的武装对峙仍然持续了很久。
在2011 年11 月底的总统大选中，投票之前，首都金沙萨就至少有数十人死于大选引发的暴力冲突中，数千人因惧怕大规模骚乱而出国逃难。12 月9日，选举的官方统计结果公布后，对立党派之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落选的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主席、前总理艾蒂安.齐塞凯迪（Etienne Tshisekedi）的支持者在首都金沙萨等城市不断与安全部队冲突，当晚就造成了多人死亡。这个长期激进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反对党甚至把暴力色彩浓重的抗议活动举行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和刚果（金）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于9 日晚逮捕了200 多名滋事的反卡比拉示威者；英国警方于10 日在伦敦中心地区逮捕了143 名反对卡比拉再次当选刚果（金） 总统的示威者，他们将示威活动升级为砸车、砸店等暴力活动。齐塞凯迪本人早在11 月就宣称自己铁定当选，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表示拒绝接受该投票结果，并自称当选总统。
至于2010 年年底科特迪瓦大选中的现任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阿拉萨尼.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之争演变成该国的全面内战，并招来西方武装干预，那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了。
经历了2011 年西亚、北非的血腥战乱与动荡之后，尽管埃及等动乱国家已经经历了选举，但宗教势力上升与不少国家此前数十年奉行的世俗化路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这样的选举结果未必不可能如同20 世纪9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那样引爆新的政局动荡，甚至内战。
国家战略需要与决策者在大选年的私利动机加大了西方霸权横加干预的风险 更令人警惕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会为西方霸权国家提供干预的契机，致使动荡升级；而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既有着深刻的国家战略意图，又会受到其决策者政治、经济私利动机的驱使。 在当今局势下，从目前掌握着军事霸权的西方国家立场来看，它们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不动摇，完全有可能动用包括军事霸权在内的一切优势力量来干涉他国。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已经动摇，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美欧，而不是如同20 世纪80～90 年代历次主要国际金融危机那样源起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至于欧美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市场伸出援手，但这会重创西方世界的软硬实力。
西方世界已经感到自身经济政治霸权可能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的压力，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 年5月25 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运用自己的军事等项霸权，在奋力赶超者的国内制造动乱，乃至实施直接军事打击，从而消除本国被赶超的“风险”，从西方霸权国家的立场出发， 实在是顺理成章。须知，动用武力向外转嫁危机冲击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反危机”的惯用伎俩，仅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这种滋味。
当然，为了维护本国霸权有必要动武，不等于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动武；只有在维护本国霸权的需要和决策者的自身利益重叠时，动武才会板上钉钉。在换届年里动武和决策者的自身利益是否重合，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所决定的预期胜败几率。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战争胜利都有助于增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甚至帮助地位虚弱的政治领导人站稳脚跟。撒切尔夫人1979 年担任英国首相后，头两年出师不利，提出的倡议接连受挫，政府的措施实施不力。到1981 年年底，她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3%，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1982 年4月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及其胜利不仅迅速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而且赋予她前所未有的威信，以利于其继续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熬到了开始收获成果之时。也正是由于1999 年8月排除干扰、毅然决策对车臣恐怖主义势力发动平叛战争并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得本来并无全国性声望的俄罗斯新总理普京不仅迅速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威望。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个具备了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 军事胜利对政府决策者来说都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尽管如此， 毕竟兵凶战危；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在换届之际会力求平稳过渡，不希望因战争和动荡政局的不确定性而损害自己或本党连任的前景，或是损害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倘若很有把握拿下军事干预的胜利果实，霸权国家决策者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而是会力图用武攻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光彩，加大连任成功的把握。倘若本国军力相对于干涉对象占有着压倒性优势，本国可以凭借军事技术装备优势打一场自己“零伤亡”的非接触战争，那么霸权国家决策者动武的冲动就会更加难以遏制。萨科齐2011 年之所以成为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急先锋，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动机，仅仅凭借表示有意从伊拉克撤兵就拿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妨碍奥巴马满怀热情地投入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活动中。
因此，既然2012 年的世界上存在那么多可供这些西方政客们宣泄其暴力倾向以创造“政绩”的可乘之机，既然西方的话语权力使得他们能够方便地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披上“人权”、“自由”、“民族自决”之类华美的外套，那么我们又岂能过度天真而不做防备呢？
结束语 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维护和平，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都不能用良好意愿来遮蔽自己认识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种种风险的目光。在2011 年的利比亚战乱中，有多少中国企业正是出于对战乱风险的认识不足而猝不及防？倘若不是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急速撤侨行动，我国在这场战乱中的损失恐将难以想象。假如这场令众多中国企业猝不及防的战乱不是爆发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利比亚，而是爆发在中国国境侧外，我们受到的损失和冲击只会更大。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2012 年及未来数年中潜在的战争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防范。
对战乱风险的防范包括战乱爆发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应变准备。战争风险一旦成为现实，特别是倘若西方霸权选择将军事、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作为武力打击或颠覆的对象，那么国际外汇、大宗商品、证券和航运等市场将遭受强震，那么今年本已不景气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雪上加霜。对战乱风险的防范更包括充分展示本国的勇气、决心和才智，消除有关势力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区域中挑起战乱的图谋， 防患于未然，避免战乱冲击、降临我国国境，以维护我国本土已经享受60 年的和平。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乱风险，特别是战争风险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然隐藏着深刻的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特别是跨国人口迁徙的增长正在迅速放大。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但主要西方国家拥有较为高效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嫁矛盾，利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形无形的转移支付所得来削弱国内矛盾，“用人民币问题来解决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企图敲诈其他国家。因此，在未来5～10 年内，发达国家本土尽管很有可能会继续发生类似于底特律种族暴乱、洛杉。矶种族暴乱、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法国穆斯林裔青少年暴乱那样的社会动乱，也不可能消除极右派民间武装团伙，但不至于上升到内战的程度，而是会扮演向别国领土强加战争的角色。相反，发展中国家国内两极分化等问题和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通常更为深刻，国家机器相对软弱，又不可能如同发达国家那样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嫁矛盾，其国内各种矛盾还常常遭遇外界操纵而产生、激化、持续，战乱风险总体上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0 人类发展报告》列举的169 个国家和地区中，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五国被列为大规模内战国家，印度、以色列、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亦称“刚果（金）”】、秘鲁、伊朗、泰国、菲律宾、缅甸、马里、乍得、布隆迪、尼日尔十七国被列为小规模内战国家。而即使是其中的小规模内战国家如印度，其官方公开禁止的反政府武装就有34 支，成员多达数万，此外还存在上百支没有被官方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印度国内因战争、动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高达2200 余万。① 即使没有被列入上述大规模内战、小规模内战国名单的国家也未能完全幸免于战乱风险困扰。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2011 年底以来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制造的屠杀案件、动乱就此起彼伏，国家腹心地带又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甚至在英国，苏格兰独立运动也再度浮出水面。
经济变动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 不仅如此，某些政治和经济变动还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这是因为有的国家刚刚经历了领导人辞世而颇有“主少国疑”之虞，而这样的国家又恰恰处于国际力量对峙交汇之地；更因为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发其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乃至暴发，并为强势国家创造冠冕堂皇地介入干预弱势国家的借口。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背景是自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已经成为近30 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1990～2008 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 年里， 《2010 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 个国家中竟然有65 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② 这表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 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国家的状况又恶
注①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172～175 页及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年）》，第1023 页数据计算。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73 页。
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① 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不错，过去10 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著，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 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以及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出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卖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堕落，看看郴州窝案与当地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历史上，在清朝雍正帝执政期间曾对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态度消极，甚至严令禁止。当时的学界多指责其保守、封建，但我认为，雍正帝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上述决策，恰恰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采矿业发展的上述严重副作用，因而宁愿通过进口来解决国内增长的矿产需求。麻烦的是，近10 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著，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高度地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 因此，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便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看看西欧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的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
注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人类发展报告》，第6页。
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兴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不仅如此，持续近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已告终结，初级产品行情正在步入熊市，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因熊市而蒙受重创；牛市中迅速滋长起来的社会矛盾将因熊市而加剧，政府能够用来化解纷争、息事宁人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熊市而锐减，这将是今年和未来数年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所要面临的困境。中国有句俗话说：“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假如没有可用于解决问题的“人民币”，那么原本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演变成什么性质的矛盾？而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更将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梦魇， 这也将给外部势力干预内政创造了良机。假如遭遇上述风险的国家是西方霸权眼里不甘俯首帖耳的“刺头”，西方霸权国家借机“修理”它们乃至武力颠覆的冲动将会更加强烈。
2012超级换届年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爆发创造了诸多的潜在引爆点 我们这个面临着严酷战乱风险的世界已经迎来了2012 超级换届年，59 个国家和地区将在这一年完成领导人换届，其中囊括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韩国这样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中国台湾、埃及、伊朗、委内瑞拉、也门、墨西哥、塞拉利昂等热点国家和地区，面临换届变动的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53% 、GDP 的一半以上。这样一个超级换届年完全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爆发创造出诸多的潜在引爆点，因为各派势力通常都会力图抓住这个公开的权力过渡关节点夺取最高权力， 进而致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争议不断，使得选举常常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
台湾地区的选举如何撕裂社会，已经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无法因为某些人的刻意粉饰而消除。在世界范围内，台湾地区的选举撕裂社会的程度又堪称是小巫见大巫，数十年来，从昔日繁荣富庶的黎巴嫩于1975 年爆发了16 年的内战而败落；到20 世纪90 年代初非洲大陆的多党选举浪潮，再到近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等国的政局动荡，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国家的选举成为大动荡乃至内战的引爆点。
黎巴嫩曾是享有盛名的中近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交通和旅游中心，1975 年4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派因国家权力分配导致矛盾激化而爆发内战，直至1989 年10 月方才达成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塔伊夫协议》，使得内战于1990 年得以结束。16 年的内战，给这个面积仅有10452 平方公里的小国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约达1650 亿美元，至此，这颗昔日的地中海明珠如今已是黯然失色。尽管如此，2007 年11 月拉胡德总统任满离职后的总统选举之争仍然在2008 年5月发展成武装冲突，导致选举被推迟了19 次之多，最后在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方才结束争端。
发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998～2003 年内战，号称“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这个6300 万人口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丧生400 万人。虽然血腥的全面内战已于2003 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督促下结束，主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已经相继加入政府，而且在联合国的组织、监督下于2006 年举行了多党选举（这次选举活动号称联合国成立以来从事过的规模最大、操作最复杂的助选行动，仅维持选举秩序的国际部队就出动了17600 人）， 但新的政治秩序和体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人心。
在2006 年11 月15 日刚果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计票结果后， 尽管独立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时任总统卡比拉得票率约为58%，其竞争对手、时任副总统本巴得票率约为42%，差距高达16 个百分点，而且国际社会也承认了选举的自由和公正，但本巴阵营仍然在首都金沙萨城内与卡比拉阵营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即使在国际社会为此施加了重大压力、要求双方不得轻举妄动之后，金沙萨城内的武装对峙仍然持续了很久。
在2011 年11 月底的总统大选中，投票之前，首都金沙萨就至少有数十人死于大选引发的暴力冲突中，数千人因惧怕大规模骚乱而出国逃难。12 月9日，选举的官方统计结果公布后，对立党派之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落选的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主席、前总理艾蒂安.齐塞凯迪（Etienne Tshisekedi）的支持者在首都金沙萨等城市不断与安全部队冲突，当晚就造成了多人死亡。这个长期激进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反对党甚至把暴力色彩浓重的抗议活动举行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和刚果（金）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于9 日晚逮捕了200 多名滋事的反卡比拉示威者；英国警方于10 日在伦敦中心地区逮捕了143 名反对卡比拉再次当选刚果（金） 总统的示威者，他们将示威活动升级为砸车、砸店等暴力活动。齐塞凯迪本人早在11 月就宣称自己铁定当选，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表示拒绝接受该投票结果，并自称当选总统。
至于2010 年年底科特迪瓦大选中的现任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阿拉萨尼.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之争演变成该国的全面内战，并招来西方武装干预，那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了。
经历了2011 年西亚、北非的血腥战乱与动荡之后，尽管埃及等动乱国家已经经历了选举，但宗教势力上升与不少国家此前数十年奉行的世俗化路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这样的选举结果未必不可能如同20 世纪9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那样引爆新的政局动荡，甚至内战。
国家战略需要与决策者在大选年的私利动机加大了西方霸权横加干预的风险 更令人警惕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会为西方霸权国家提供干预的契机，致使动荡升级；而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既有着深刻的国家战略意图，又会受到其决策者政治、经济私利动机的驱使。 在当今局势下，从目前掌握着军事霸权的西方国家立场来看，它们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不动摇，完全有可能动用包括军事霸权在内的一切优势力量来干涉他国。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已经动摇，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美欧，而不是如同20 世纪80～90 年代历次主要国际金融危机那样源起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至于欧美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市场伸出援手，但这会重创西方世界的软硬实力。
西方世界已经感到自身经济政治霸权可能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的压力，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 年5月25 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运用自己的军事等项霸权，在奋力赶超者的国内制造动乱，乃至实施直接军事打击，从而消除本国被赶超的“风险”，从西方霸权国家的立场出发， 实在是顺理成章。须知，动用武力向外转嫁危机冲击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反危机”的惯用伎俩，仅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这种滋味。
当然，为了维护本国霸权有必要动武，不等于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动武；只有在维护本国霸权的需要和决策者的自身利益重叠时，动武才会板上钉钉。在换届年里动武和决策者的自身利益是否重合，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所决定的预期胜败几率。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战争胜利都有助于增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甚至帮助地位虚弱的政治领导人站稳脚跟。撒切尔夫人1979 年担任英国首相后，头两年出师不利，提出的倡议接连受挫，政府的措施实施不力。到1981 年年底，她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3%，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1982 年4月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及其胜利不仅迅速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而且赋予她前所未有的威信，以利于其继续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熬到了开始收获成果之时。也正是由于1999 年8月排除干扰、毅然决策对车臣恐怖主义势力发动平叛战争并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得本来并无全国性声望的俄罗斯新总理普京不仅迅速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威望。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个具备了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 军事胜利对政府决策者来说都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尽管如此， 毕竟兵凶战危；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在换届之际会力求平稳过渡，不希望因战争和动荡政局的不确定性而损害自己或本党连任的前景，或是损害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倘若很有把握拿下军事干预的胜利果实，霸权国家决策者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而是会力图用武攻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光彩，加大连任成功的把握。倘若本国军力相对于干涉对象占有着压倒性优势，本国可以凭借军事技术装备优势打一场自己“零伤亡”的非接触战争，那么霸权国家决策者动武的冲动就会更加难以遏制。萨科齐2011 年之所以成为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急先锋，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动机，仅仅凭借表示有意从伊拉克撤兵就拿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妨碍奥巴马满怀热情地投入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活动中。
因此，既然2012 年的世界上存在那么多可供这些西方政客们宣泄其暴力倾向以创造“政绩”的可乘之机，既然西方的话语权力使得他们能够方便地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披上“人权”、“自由”、“民族自决”之类华美的外套，那么我们又岂能过度天真而不做防备呢？
结束语 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维护和平，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都不能用良好意愿来遮蔽自己认识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种种风险的目光。在2011 年的利比亚战乱中，有多少中国企业正是出于对战乱风险的认识不足而猝不及防？倘若不是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急速撤侨行动，我国在这场战乱中的损失恐将难以想象。假如这场令众多中国企业猝不及防的战乱不是爆发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利比亚，而是爆发在中国国境侧外，我们受到的损失和冲击只会更大。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2012 年及未来数年中潜在的战争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防范。
对战乱风险的防范包括战乱爆发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应变准备。战争风险一旦成为现实，特别是倘若西方霸权选择将军事、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作为武力打击或颠覆的对象，那么国际外汇、大宗商品、证券和航运等市场将遭受强震，那么今年本已不景气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雪上加霜。对战乱风险的防范更包括充分展示本国的勇气、决心和才智，消除有关势力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区域中挑起战乱的图谋， 防患于未然，避免战乱冲击、降临我国国境，以维护我国本土已经享受60 年的和平。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