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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中美爆发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尽管双方针对经贸问题举行了多轮会谈，但迄今为止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双边经贸不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是导致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加大了对华施压力度，在南海和台海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手段。中美关系呈现经济与军事安全关系同时恶化的局面。与最近的中美关系相比，在1995—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时期，中美也处于重构经贸关系的状态中，双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问题上有大量分歧，并且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台海危机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重大危机。因此，考察或对比这两段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关系的异同可以为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一些启示。
一、 入世谈判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对1995—2000年中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入世谈判时期，两国的经贸、军事关系总体而言以合作为主，即使发生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两国经贸和军事领域正面事件的数量及分值均多于负面事件。
对于入世时期的经贸与军事互动特征，预测组判断，该阶段特点是中美关系呈现战略合作的态势，负面事件不会扩大化，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由于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的冲击，1999年中美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几乎跌至零点。但在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快速回升，达到了1999年前的水平。
二、 当前贸易战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预测组基于对2016年1月—2019年3月中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全面竞争的态势。两国在经贸、军事领域关系紧张，经贸谈判不能有效预防或减少军事领域的关系恶化。例如，在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举行之前，2017年的5月和6月期间，美国海军军舰“劳伦斯”号、“杜威”号分别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并派出侦察机进行抵进侦察。此外，在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实现互访并共同发布《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前，2018年3—4月，美军军舰进入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在2018年12月中美首脑会谈之前， 2018年10—11月，美国两次派遣军舰和轰炸机在台海、南海进行“展示武力的军事行动”，并在西太平洋进行航母军演。可见，与入世时期经贸合作有助于遏制双边军事关系恶化的现象不同，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经济谈判不能再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美国甚至可能借助军事领域的威胁进行施压，以谋求中国在经贸谈判中的让步。
三、 入世谈判时期和当前贸易战时期的数据对比
1. 两阶段经贸和军事曲线的比较
在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和军事领域呈现不同的数据特征。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领域以正面事件为主，正面事件的数量及分值远高于负面事件;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则正好相反，负面事件比重大幅增加。此外，从趋势来看，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较为稳定，而在贸易战时期则波动较大。以上对于经贸和军事关系的判断只是基于对数据和图形的直观分析，尚需统计分析的印证，因此下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s）进行分析。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于判断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可能有因果关系的统计方法。由于本文的研究变量（经贸和军事领域事件的数量及分值）都是时间序列，而且我們需要判定经贸与军事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建模。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和定义参见：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11页。如果要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就需要在如下的数学模型中（下式中μ1t和μ2t是随机干扰项），要求βi=0且δi≠0。
对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常采用F检验来分析其显著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不能表明两个时间序列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表1，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经贸、军事关系不论是事件分值还是事件数量，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联，可见中美的经贸互动与军事交流是脱钩的。因此，入世谈判可以不受军事关系恶化的影响。例如1995年5月，中国方面因台海危机取消迟浩田访美;而在1996年11月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磋商后，当年12月，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可见，入世谈判时期，经贸合作扮演了“压舱石”作用，避免了军事摩擦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零假设“军事负向分值不是经贸正向分值的原因”在1阶滞后显著，“军事负向事件数量不是经贸正向事件数量的原因”在2阶滞后显著。统计结果表明，军事负向事件的分值和数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未来阶段经济正向事件分值和数量的增加。此外，图3、图4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入世谈判时期，军事负面事件的分值对经贸正面分值没有明显影响。而在贸易战时期，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显然，当前谈判中，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全方位施压。例如，2017年6月，美方多次在南海、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一个月后，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可见，不同于入世时期的脱钩政策，当前美方存在军事施压与经济施压齐头并进、相互关联的举措特征。
四、 结 语
本文基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美关系定量衡量数据，比较分析了入世谈判与当前中美贸易战这两段时期中美经贸与军事合作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1995—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期间，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与经贸以及整体关系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安全方面的摩擦甚至一些重大危机没有对中美经贸合作以及总体关系的发展构成长期显著的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进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安全关系的缓和，但没有对军事合作的提升构成显著影响。这说明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较大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胜过对军事安全议题的考虑。中国当时追求融入国际体系，同时美国也希望将中国纳入体系以改变中国。
在当前贸易战时期，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都出现恶化趋势。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二者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同时紧张，双方都可能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安全领域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可能与中国崛起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有关。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主要动机不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是避免中国“搭便车”加速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此预测组认为，中美关系即使出现经贸关系好转的现象，也无法逆转安全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竞争和持续恶化的阶段。
一、 入世谈判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对1995—2000年中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入世谈判时期，两国的经贸、军事关系总体而言以合作为主，即使发生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两国经贸和军事领域正面事件的数量及分值均多于负面事件。
对于入世时期的经贸与军事互动特征，预测组判断，该阶段特点是中美关系呈现战略合作的态势，负面事件不会扩大化，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由于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的冲击，1999年中美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几乎跌至零点。但在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快速回升，达到了1999年前的水平。
二、 当前贸易战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预测组基于对2016年1月—2019年3月中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全面竞争的态势。两国在经贸、军事领域关系紧张，经贸谈判不能有效预防或减少军事领域的关系恶化。例如，在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举行之前，2017年的5月和6月期间，美国海军军舰“劳伦斯”号、“杜威”号分别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并派出侦察机进行抵进侦察。此外，在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实现互访并共同发布《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前，2018年3—4月，美军军舰进入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在2018年12月中美首脑会谈之前， 2018年10—11月，美国两次派遣军舰和轰炸机在台海、南海进行“展示武力的军事行动”，并在西太平洋进行航母军演。可见，与入世时期经贸合作有助于遏制双边军事关系恶化的现象不同，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经济谈判不能再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美国甚至可能借助军事领域的威胁进行施压，以谋求中国在经贸谈判中的让步。
三、 入世谈判时期和当前贸易战时期的数据对比
1. 两阶段经贸和军事曲线的比较
在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和军事领域呈现不同的数据特征。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领域以正面事件为主，正面事件的数量及分值远高于负面事件;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则正好相反，负面事件比重大幅增加。此外，从趋势来看，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较为稳定，而在贸易战时期则波动较大。以上对于经贸和军事关系的判断只是基于对数据和图形的直观分析，尚需统计分析的印证，因此下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s）进行分析。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于判断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可能有因果关系的统计方法。由于本文的研究变量（经贸和军事领域事件的数量及分值）都是时间序列，而且我們需要判定经贸与军事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建模。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和定义参见：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11页。如果要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就需要在如下的数学模型中（下式中μ1t和μ2t是随机干扰项），要求βi=0且δi≠0。
对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常采用F检验来分析其显著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不能表明两个时间序列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表1，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经贸、军事关系不论是事件分值还是事件数量，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联，可见中美的经贸互动与军事交流是脱钩的。因此，入世谈判可以不受军事关系恶化的影响。例如1995年5月，中国方面因台海危机取消迟浩田访美;而在1996年11月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磋商后，当年12月，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可见，入世谈判时期，经贸合作扮演了“压舱石”作用，避免了军事摩擦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零假设“军事负向分值不是经贸正向分值的原因”在1阶滞后显著，“军事负向事件数量不是经贸正向事件数量的原因”在2阶滞后显著。统计结果表明，军事负向事件的分值和数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未来阶段经济正向事件分值和数量的增加。此外，图3、图4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入世谈判时期，军事负面事件的分值对经贸正面分值没有明显影响。而在贸易战时期，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显然，当前谈判中，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全方位施压。例如，2017年6月，美方多次在南海、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一个月后，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可见，不同于入世时期的脱钩政策，当前美方存在军事施压与经济施压齐头并进、相互关联的举措特征。
四、 结 语
本文基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美关系定量衡量数据，比较分析了入世谈判与当前中美贸易战这两段时期中美经贸与军事合作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1995—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期间，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与经贸以及整体关系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安全方面的摩擦甚至一些重大危机没有对中美经贸合作以及总体关系的发展构成长期显著的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进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安全关系的缓和，但没有对军事合作的提升构成显著影响。这说明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较大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胜过对军事安全议题的考虑。中国当时追求融入国际体系，同时美国也希望将中国纳入体系以改变中国。
在当前贸易战时期，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都出现恶化趋势。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二者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同时紧张，双方都可能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安全领域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可能与中国崛起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有关。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主要动机不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是避免中国“搭便车”加速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此预测组认为，中美关系即使出现经贸关系好转的现象，也无法逆转安全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竞争和持续恶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