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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1月14日发布数据显示，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以下简称“社零同比增速”）8.6%，在剔除物價变动影响后实际同比增长5.6%。专家分析，这是2000年以来全国社零同比增速的较低水平。
社零同比增速是衡量全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代表全国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从2011年开始，中国社零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七年下降，由2011年的20%下降至2017年的10.2%，2018年前十个月又下降为9.2%。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都有所下降。
中国国内社零同比增速下滑的同时，却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跨境消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介绍，2017年，中国因私出境旅游就有1.4亿人次，在境外购物消费总额高达1万亿元以上。在境外购买的物品既有高档商品、奢侈品，也有各种各样的家常日用消费品。
智研咨询集团2017年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供需预测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现在中国富裕人群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大买家，每年能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其中大约有78%是在境外消费;预计到2025年，仅仅是中国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就将达到1万亿元，届时将占到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4%。
郑功成说，现在很多中国消费者之所以去国外大肆购物，最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消费环境比较恶劣”，产品质量不安全、服务质量低劣、监管部门失职。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进口综合关税税率偏高也是导致中国消费者去国外购物的一个原因。
在投资不振、出口受阻，中美贸易纷争升级的背景下，消费本应该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但扩大中国消费却面临很多障碍。除了富裕人群纷纷去国外消费，目前中国政府针对企业和居民的高税收制度、中国居民高房贷对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均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等专家告诉《财经》记者，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能否上升以及消费结构能否转型，关键是要实施实质性的减税降费，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
李迅雷认为，目前个税改革中的提高起征点、综合征税和专项附加扣除等，都属于小改而非大改，都无法从根本上缩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为方向的改革，才符合国际惯例。他表示，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个人，未考虑居民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这不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负担。
不过，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发现，2017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企稳回升，信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极为重要。2017年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2.75万亿元，同比增长26%，虽然看起来体量不大，只占当年GDP的4%左右，但却贡献了1%以上的GDP增速，“几乎把所有工业增速的下滑都弥补了”。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37.5%，高于全部服务业生产指数29.7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服务业指数增长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韩凤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出口和投资，未来增长新的动力则是消费+创新，新经济将是未来民营企业投资回报最好的投资方向之一。
8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参会的委员代表们不约而同谈到了国内消费增速下滑的情况。郑功成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由于国内消费环境恶劣，导致大量中国高消费者到境外购物，每年在境外消费总额上万亿元， “如果不改善消费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容乐观”。
参加本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朱明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专家均对国内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朱明春表示，“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低于财政收入、低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情况”，这势必会影响到未来的消费增长。
蔡继明说，“居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越来越低，改革开放初期是90%，挣100元花90元，现在降到67%。”他带队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住房贷款占存款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支出就下降0.2个百分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提示，从近期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方面公布的消费数据看，目前中国国内的整体消费情况不乐观，消费回落证据确凿。比如，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月、7月的全国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速均出现负增长，虽然背后有网上零售增长的挤出效应，但是作为50家龙头零售企业，其销售额出现普遍负增长极为罕见;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前八个月全国汽车销售同比增速仅1.3%，9月更是创下七年内最大降幅，同比增速为-7%。由此来看，2018年或将迎来全国汽车销售的负增长。
现在抑制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居多，李迅雷、潘向东等专家提出，现在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负担太重。据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介绍，2017年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虽然只有17.5%，但如果加上土地转让收入等以后，中国的广义税负实际上已经接近GDP的30%。因此，要想让中国居民有能力消费，就必须尽快实施实质性的大规模减税降费。
11月4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结束公开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未来个税起征点将提高到5000元，同时还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李迅雷对此表示，目前个税改革中的提高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等，都属于小改而非大改。他建议，应该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为方向的改革。 姜超认为，上调个税起征点对促进居民消费的意义有限，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个税占比不大，交个税的中国居民占比很低。他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大幅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他解释，“居民购物的时候其实是间接支付了增值税”。
目前，中国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为16%，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0%。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介绍，在亚太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值税税率都比中国低，即使是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增值税税率也比中国低。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将针对制造业等行业的16%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至12%，“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
据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沈明高介绍，新经济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业、金融和法律服务、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其中，“新经济里面，三分之一跟信息技术相关”。
新经济对中国消费、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沈明高的说法是，从2015年至今，“新经济占整个中国经济的比重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26%，其中，2017年四季度的增速更快，达到33.8%。
2017年的前11个月，在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3%，数字内容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4.%，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7.5%，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行业同比增长43.6%……至少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新经济已经对整个中国消费、乃至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GDP同比增长6.9%，比2016年高出0.2个百分点，姜超认为，2017年经济增长的超预期企稳主要靠的是新经济。
沈明高说，新经济是“慢经济”，成长需要较长时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出口和投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则是要把发展新经济与消费升级结合起来。
他举例，目前，在全球100强零售消费公司中，美国有39家，而中国只有7家。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实现消费升级，在20年-30年之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那么在全球100强零售消费公司中将会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到消费升级时代，与汽车、住房相关的消费增速将必然下降，而中国医疗保健、教育相关的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苗头。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医疗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比仅为7.1%，而美国仅服务类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就达16.9%，是中国水平的2.4倍，可见未来医疗保健类消费升级潜力很大。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迅雷表示更看好医疗保健类消费升级，他提示，从过去十年股票二级市场的39个行业的股价指数涨幅看，医药生物行业的累计涨幅排名第一。
社零同比增速是衡量全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代表全国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从2011年开始，中国社零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七年下降，由2011年的20%下降至2017年的10.2%，2018年前十个月又下降为9.2%。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都有所下降。
中国国内社零同比增速下滑的同时，却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跨境消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介绍，2017年，中国因私出境旅游就有1.4亿人次，在境外购物消费总额高达1万亿元以上。在境外购买的物品既有高档商品、奢侈品，也有各种各样的家常日用消费品。
智研咨询集团2017年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供需预测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现在中国富裕人群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大买家，每年能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其中大约有78%是在境外消费;预计到2025年，仅仅是中国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就将达到1万亿元，届时将占到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4%。
郑功成说，现在很多中国消费者之所以去国外大肆购物，最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消费环境比较恶劣”，产品质量不安全、服务质量低劣、监管部门失职。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进口综合关税税率偏高也是导致中国消费者去国外购物的一个原因。
在投资不振、出口受阻，中美贸易纷争升级的背景下，消费本应该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但扩大中国消费却面临很多障碍。除了富裕人群纷纷去国外消费，目前中国政府针对企业和居民的高税收制度、中国居民高房贷对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均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等专家告诉《财经》记者，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能否上升以及消费结构能否转型，关键是要实施实质性的减税降费，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
李迅雷认为，目前个税改革中的提高起征点、综合征税和专项附加扣除等，都属于小改而非大改，都无法从根本上缩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为方向的改革，才符合国际惯例。他表示，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个人，未考虑居民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这不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负担。
不过，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发现，2017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企稳回升，信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极为重要。2017年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2.75万亿元，同比增长26%，虽然看起来体量不大，只占当年GDP的4%左右，但却贡献了1%以上的GDP增速，“几乎把所有工业增速的下滑都弥补了”。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37.5%，高于全部服务业生产指数29.7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服务业指数增长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韩凤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出口和投资，未来增长新的动力则是消费+创新，新经济将是未来民营企业投资回报最好的投资方向之一。
消费回落
8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参会的委员代表们不约而同谈到了国内消费增速下滑的情况。郑功成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由于国内消费环境恶劣，导致大量中国高消费者到境外购物，每年在境外消费总额上万亿元， “如果不改善消费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容乐观”。
参加本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朱明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专家均对国内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朱明春表示，“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低于财政收入、低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情况”，这势必会影响到未来的消费增长。
蔡继明说，“居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越来越低，改革开放初期是90%，挣100元花90元，现在降到67%。”他带队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住房贷款占存款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支出就下降0.2个百分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提示，从近期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方面公布的消费数据看，目前中国国内的整体消费情况不乐观，消费回落证据确凿。比如，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月、7月的全国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速均出现负增长，虽然背后有网上零售增长的挤出效应，但是作为50家龙头零售企业，其销售额出现普遍负增长极为罕见;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前八个月全国汽车销售同比增速仅1.3%，9月更是创下七年内最大降幅，同比增速为-7%。由此来看，2018年或将迎来全国汽车销售的负增长。
现在抑制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居多，李迅雷、潘向东等专家提出，现在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负担太重。据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介绍，2017年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虽然只有17.5%，但如果加上土地转让收入等以后，中国的广义税负实际上已经接近GDP的30%。因此，要想让中国居民有能力消费，就必须尽快实施实质性的大规模减税降费。
11月4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结束公开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未来个税起征点将提高到5000元，同时还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李迅雷对此表示，目前个税改革中的提高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等，都属于小改而非大改。他建议，应该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为方向的改革。 姜超认为，上调个税起征点对促进居民消费的意义有限，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个税占比不大，交个税的中国居民占比很低。他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大幅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他解释，“居民购物的时候其实是间接支付了增值税”。
目前，中国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为16%，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0%。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介绍，在亚太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值税税率都比中国低，即使是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增值税税率也比中国低。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将针对制造业等行业的16%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至12%，“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
新经济潜力
据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沈明高介绍，新经济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业、金融和法律服务、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其中，“新经济里面，三分之一跟信息技术相关”。
新经济对中国消费、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沈明高的说法是，从2015年至今，“新经济占整个中国经济的比重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26%，其中，2017年四季度的增速更快，达到33.8%。
2017年的前11个月，在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3%，数字内容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4.%，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同比增长37.5%，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行业同比增长43.6%……至少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新经济已经对整个中国消费、乃至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GDP同比增长6.9%，比2016年高出0.2个百分点，姜超认为，2017年经济增长的超预期企稳主要靠的是新经济。
沈明高说，新经济是“慢经济”，成长需要较长时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出口和投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则是要把发展新经济与消费升级结合起来。
他举例，目前，在全球100强零售消费公司中，美国有39家，而中国只有7家。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实现消费升级，在20年-30年之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那么在全球100强零售消费公司中将会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到消费升级时代，与汽车、住房相关的消费增速将必然下降，而中国医疗保健、教育相关的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苗头。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医疗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比仅为7.1%，而美国仅服务类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就达16.9%，是中国水平的2.4倍，可见未来医疗保健类消费升级潜力很大。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迅雷表示更看好医疗保健类消费升级，他提示，从过去十年股票二级市场的39个行业的股价指数涨幅看，医药生物行业的累计涨幅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