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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11日，《申报》《时报》 《新闻报》 《民立报》等上海知名大报，都在当天显著版面，刊布了一则由沪军都督陈其美（1878-1916，同盟会元老，陈立夫、陈果夫之叔）签署的军政府公告。该公告称：军政府业已饬令（上海）中华银行，自即日起，全数收回其之前发行的所有“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纸币，简称“军钞”）；凡军民人等持有“军钞”者，“皆可在中华银行办公时间，前赴兑换现洋，该行当依照各国银行兑现办法，决无留难之理”。
此公告一出，原先“假军钞”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
事情需要从1911年11月3日的上海“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
同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开业。当天，冠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以在申城的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此种军钞，共有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分为海蓝、赤褐、橙黄、石青四个不同币色，以示区别。军钞的正面，除了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发行）”和“上海通用，只认票不认人”的字样，还盖着“沪军都督”与“财政总长”两方鲜红大印。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突然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欺罔耳目，到处混用，滋歹渔利”。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扑朔迷离。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5月21日，一个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以大笔假钞购货，被商号识破，当场扭执报官。据该男交代，他系受人指使，潜来湖州“混用”假钞，已陆续流出1000多元；之前，则与同伙在上海多处作案，经手“混用”假钞逾20万。而他们那帮团伙的主谋，便是隐居于沪东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2007号的陈少春。
这件密函于6月2日清早送达，对于陈其美，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他当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科员，将案情火速通知“汇司捕房”（英租界所设的沪东警务点），要求对方派人（俗称“西探”），一同前往铁马路捉拿陈少春。凑巧的是，中西侦探一行，半道上恰好与陈少春迎面相遇，逮了个正着。众人来到陈宅，正欲实施搜查，神色阴森的陈少春却掏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入籍英国，依照租界规矩，“非经英领事签字认可，华探不能搜问”。几个西探见情，立马改变态度，主张推延搜查并带走陈少春。军政府的侦缉科员也只得暂且退出陈宅，先去交涉“领事签字”——当天，又凑巧是星期日，驻沪领事团无人办公。转天，待侦缉科员们拿到“签字”，再度进入陈少春住处，哪里还搜得到半点“假军钞”的赃迹？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诚无愧孙中山对他的评誉：“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
此事件不久，神州风云变幻，袁世凯上台。当年8月，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军政府也遭袁氏裁撤；先前那两个被抓获的假钞案犯，最终如何处置了，自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刚刚“光复”的上海。而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此番“禁假”史实，之后似乎鲜有人提及，本文就算是为他做一笔简略的追叙罢。
此公告一出，原先“假军钞”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
事情需要从1911年11月3日的上海“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
同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开业。当天，冠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以在申城的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此种军钞，共有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分为海蓝、赤褐、橙黄、石青四个不同币色，以示区别。军钞的正面，除了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发行）”和“上海通用，只认票不认人”的字样，还盖着“沪军都督”与“财政总长”两方鲜红大印。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突然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欺罔耳目，到处混用，滋歹渔利”。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扑朔迷离。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5月21日，一个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以大笔假钞购货，被商号识破，当场扭执报官。据该男交代，他系受人指使，潜来湖州“混用”假钞，已陆续流出1000多元；之前，则与同伙在上海多处作案，经手“混用”假钞逾20万。而他们那帮团伙的主谋，便是隐居于沪东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2007号的陈少春。
这件密函于6月2日清早送达，对于陈其美，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他当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科员，将案情火速通知“汇司捕房”（英租界所设的沪东警务点），要求对方派人（俗称“西探”），一同前往铁马路捉拿陈少春。凑巧的是，中西侦探一行，半道上恰好与陈少春迎面相遇，逮了个正着。众人来到陈宅，正欲实施搜查，神色阴森的陈少春却掏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入籍英国，依照租界规矩，“非经英领事签字认可，华探不能搜问”。几个西探见情，立马改变态度，主张推延搜查并带走陈少春。军政府的侦缉科员也只得暂且退出陈宅，先去交涉“领事签字”——当天，又凑巧是星期日，驻沪领事团无人办公。转天，待侦缉科员们拿到“签字”，再度进入陈少春住处，哪里还搜得到半点“假军钞”的赃迹？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诚无愧孙中山对他的评誉：“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
此事件不久，神州风云变幻，袁世凯上台。当年8月，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军政府也遭袁氏裁撤；先前那两个被抓获的假钞案犯，最终如何处置了，自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刚刚“光复”的上海。而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此番“禁假”史实，之后似乎鲜有人提及，本文就算是为他做一笔简略的追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