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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彭宇”案最终以调解结案，法院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同时也是国家治理技术的一方面，但调解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相关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当事人、法院、法官的利益诉求为契机，司考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方向不失为一种思路。
关键词：法院调解；利益；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彭宇”成为网络搜索的热门，在百度上输入“彭宇”你可以得到437，000条搜索结果。我们不用也无法去再现事件的经过，而现在法庭所呈现的案情经过也只是些证据拼图。当一审法官根据公平原则敲下法槌判决彭宇赔偿徐老太4.5万元的时候，身后激起骂声一片，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公民道德的一种挑衅。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当大家对二审结果翘首期盼，各家媒体亟待法院给个说法的时候，消息传来：经过多方调解，二审当事人庭外和解撤诉。蠢蠢欲动的媒体和公众失望了，期望明明白白的说法换成了一串省略号，引发无数遐想，于是有人大代表呼吁：最终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在二审调解过程中，江苏省、南京市以及省高院和市中院的各级领导都再此参与了调解方案的制定，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提出要化解矛盾，调解结案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关于调解的具体过程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民事纠纷的解决牵涉其中的不仅是当事人、法官、法院还有政府、社会公众一起牵涉其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价值取向或者说是一种利益诉求。
二、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的博弈
从调解权的法律属性来看，它兼有审判权和处分权的属性，当事人是其中重要的主体。其次，作为审判权的主体是国家，法院代表国家享有并行使审判权也是调解制度中的利益主体。更为直接的是审判权的直接行使者是法官，直接参与调解制度的全过程。由此我们将一一分析法院、法官、当事人三个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博弈。
（一）当事人是法院调解的重要主体，根据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当事人决定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已经调解的内容，因此得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态度起到重要影响。
诉讼中的当事人期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法院调解强调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并不通过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划分，因此在调解协商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诉讼程序中，尤其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对抗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对纠纷作出裁判，这种对抗无疑强化了当事人的敌对性不利于纠纷的真正解决。通常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有利益的分歧也有利益的共同，如果纠纷解决后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也就是一种利益的实现，因此弱化当事人的对立是当事人面向未来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另外法院调解的保密性能为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诉讼的公开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实现法律正义，但是在民事纠纷中涉及的相关事实往往是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同时法律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相对于自行和解协议而言是对当事人利益实现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障。最新的诉讼收费标准将调解收费减半，也使当事人从诉讼经济的角度选择调解。
（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始就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职能，成为团结群众巩固政权，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首先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考虑法院所肩负的政治职能。在许多纠纷中涉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但是严格法律适用并不能保证最后实质的正义，一些弱势个体因为诉讼能力差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当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当事人和社会都无法接受，就会带来当事人的抗争（比如群体上访、甚至是更极端的冲突），带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其次有利于解决上诉、缠诉的问题。当事人不断上诉、缠诉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占用，当纠纷日益增加的时候这种上诉、缠诉无疑使本来就资源紧张的法院感到力不从心，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诉也是对法院先前工作的质疑，对法院的权威性带来压力。因此让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缠诉，就是如何让当事人真正就收纠纷处理结果的问题，调解中当事人自由协商、处分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如何破解执行难题是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重大调整，而法院调解也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判决书内容来源于法官根据事实适用法律做出的裁判，不可能保证所有当事人输赢皆服，法院的判决难以实现，因此我们看到调解制度在满足了政治内涵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法院自我保护的工具。
（三）法官作为调解者，周旋于当事人之间，法律赋予了他斡旋的权威。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促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因素。错案追究制度下的法官不得不考虑自身风险，调解书不要求写明法律理由和依据，做出结论的事实和依据被淡化。法官趋利避害，为了减少自己的司法责任更倾向于调解。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二审中当二审法院可能会因为与一审法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避免改判而用调解结案。司法肩负的政治职能和司法行政化体制使司法政策对法官的行为倾向产生重要影响，法官既是司法权的行使着也是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一员。法院重新将调解结案率作为内部激励机制，无疑也是对法官调解倾向的强化。这种自身利益需求又可能催生诱导调解、强迫调解。
另一方面，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刚性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法官期望通过调解这种对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模糊化来解决纠纷。同时由于法律的缺位或者是法官素质而造成在运用法律过程中的不适当，调解能避免因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对实质正义造成的威胁。法官素质对司法质量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担忧的问题，但有学者得调查表明：法学知识结构对法官调解倾向的影响不起决定作用，刚从学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受到现代西方法律理念的影响，期望通过严格的程序、证据规则应用、严密的法律推理实现实质正义倾向于判决但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和审判经验的丰富，调解倾向会增强。
法院、法官、当事人在调解中利益的博弈可以促进了调解的实现，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契合点，比如：解决纠纷、修复社会秩序、降低诉讼成本。这一结果即是调解过程中的妥协和折中。利益主体在纠纷解决中利益的计算、判断能够推动调解的实现，但是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能导致畸形调解，法官为达到调解结案率的强迫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的司法腐败，当事人利用调解拖延诉讼等问题，因此建立调解救济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重大问题纠纷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中，纠纷的解决需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一个无法让社会公众接受的判决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比如彭宇案件一审判决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公众对二审结果充满期待。无可厚非，当法院判决涉及公共秩序时候社会期望法院的判决给个说法，这是法治社会发展的表现社会公众对法院寄予了信任，但是法院必须考虑的是判决的作出将带来的社会效应，于是有了多方努力达成调解协议的二审结局。与之类似的1998年美国司法部诉微软垄断案件中也是因一审判决招致社会非议二审中经过多方调解，双方妥协达成和解，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显然这样的案间法院调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彭宇案宣布和解后许多人强烈要求公开和解协议，调解使公众的期待落空，公众也有理由担心其中是否存在的对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损害。但是调解的处分性和保密性时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法律上予以当事人充分的保障。因此四．在利益博弈中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理性的主体通过利益的计算、判断努力达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利益的博弈能够促进制度的自我构建，但是这种博弈在很多时候是盲目的利益诉求因此对制度的理性构建是必须的。
三、结语
法院、法官、当事人都是调解制度的重要推动着，但从调解制度的发展轨迹中不难发现国家或者说是法院的因素起到主要作用。法院调解的制度的复兴特别是近两年的发展是伴随着司法政策运动似的推进的，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将调解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人民满意的法院的一个重要环节。调解结案率作为内在激励机制必然促使法官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各种技巧进行调解，特别是备受争议的“背靠背”调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法院调解被理解成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的重要步骤，在某些语境下被解毒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手段。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过程法院调解的重要功能，司法与政治的血缘关系赋予其天生的职能。但是过多的政治话语就容易使司法发生畸变，很容易滋生强迫调解、司法腐败等问题。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调解是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软化以此否定调解制度，不可否认其内在的缺陷，法院调解中当事人相对于调解者相对弱势的地位，从制度上对当事人地位的保障不失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利益诉求容忍调解制度自身的弊端和局限性，去换取调解带来的更大的利益。
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强化当事人对调解程序的启动选择权；（2）赋予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异议权；（3）将调解作为法官的一种法定职责而不仅仅是内部激励机制；（4）保障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以保证获得信息的对等和真实；（5）明确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释明权义务及其行使规范。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作为信息传递者其行为规范是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承载着其他的社会职能和价值，调解主体利益的博弈促进了制度的自我构建，比如政治意识过分强化已经盲目的利益诉求可能造成的制度畸变需要回归理性的制度构建，需要公众的理性对待。
参考文献：
[1]江苏省高院称彭宇案和解具体内容保密.
[2]彭宇案和解撤诉始末二审结果未公开再引质疑.
[3]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传统[J].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7).
[4]吴英姿.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7,(3).
[5]美国诉微软案(最后修订稿).
[6]李浩.论法院调解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J].法学评论,1996,(4).
[7]范愉.调解的重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7,(3).
关键词：法院调解；利益；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彭宇”成为网络搜索的热门，在百度上输入“彭宇”你可以得到437，000条搜索结果。我们不用也无法去再现事件的经过，而现在法庭所呈现的案情经过也只是些证据拼图。当一审法官根据公平原则敲下法槌判决彭宇赔偿徐老太4.5万元的时候，身后激起骂声一片，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公民道德的一种挑衅。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当大家对二审结果翘首期盼，各家媒体亟待法院给个说法的时候，消息传来：经过多方调解，二审当事人庭外和解撤诉。蠢蠢欲动的媒体和公众失望了，期望明明白白的说法换成了一串省略号，引发无数遐想，于是有人大代表呼吁：最终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在二审调解过程中，江苏省、南京市以及省高院和市中院的各级领导都再此参与了调解方案的制定，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提出要化解矛盾，调解结案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关于调解的具体过程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民事纠纷的解决牵涉其中的不仅是当事人、法官、法院还有政府、社会公众一起牵涉其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价值取向或者说是一种利益诉求。
二、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的博弈
从调解权的法律属性来看，它兼有审判权和处分权的属性，当事人是其中重要的主体。其次，作为审判权的主体是国家，法院代表国家享有并行使审判权也是调解制度中的利益主体。更为直接的是审判权的直接行使者是法官，直接参与调解制度的全过程。由此我们将一一分析法院、法官、当事人三个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博弈。
（一）当事人是法院调解的重要主体，根据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当事人决定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已经调解的内容，因此得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态度起到重要影响。
诉讼中的当事人期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法院调解强调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并不通过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划分，因此在调解协商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诉讼程序中，尤其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对抗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对纠纷作出裁判，这种对抗无疑强化了当事人的敌对性不利于纠纷的真正解决。通常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有利益的分歧也有利益的共同，如果纠纷解决后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也就是一种利益的实现，因此弱化当事人的对立是当事人面向未来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另外法院调解的保密性能为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诉讼的公开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实现法律正义，但是在民事纠纷中涉及的相关事实往往是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同时法律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相对于自行和解协议而言是对当事人利益实现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障。最新的诉讼收费标准将调解收费减半，也使当事人从诉讼经济的角度选择调解。
（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始就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职能，成为团结群众巩固政权，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首先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考虑法院所肩负的政治职能。在许多纠纷中涉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但是严格法律适用并不能保证最后实质的正义，一些弱势个体因为诉讼能力差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当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当事人和社会都无法接受，就会带来当事人的抗争（比如群体上访、甚至是更极端的冲突），带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其次有利于解决上诉、缠诉的问题。当事人不断上诉、缠诉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占用，当纠纷日益增加的时候这种上诉、缠诉无疑使本来就资源紧张的法院感到力不从心，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诉也是对法院先前工作的质疑，对法院的权威性带来压力。因此让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缠诉，就是如何让当事人真正就收纠纷处理结果的问题，调解中当事人自由协商、处分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如何破解执行难题是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重大调整，而法院调解也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判决书内容来源于法官根据事实适用法律做出的裁判，不可能保证所有当事人输赢皆服，法院的判决难以实现，因此我们看到调解制度在满足了政治内涵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法院自我保护的工具。
（三）法官作为调解者，周旋于当事人之间，法律赋予了他斡旋的权威。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促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因素。错案追究制度下的法官不得不考虑自身风险，调解书不要求写明法律理由和依据，做出结论的事实和依据被淡化。法官趋利避害，为了减少自己的司法责任更倾向于调解。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二审中当二审法院可能会因为与一审法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避免改判而用调解结案。司法肩负的政治职能和司法行政化体制使司法政策对法官的行为倾向产生重要影响，法官既是司法权的行使着也是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一员。法院重新将调解结案率作为内部激励机制，无疑也是对法官调解倾向的强化。这种自身利益需求又可能催生诱导调解、强迫调解。
另一方面，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刚性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法官期望通过调解这种对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模糊化来解决纠纷。同时由于法律的缺位或者是法官素质而造成在运用法律过程中的不适当，调解能避免因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对实质正义造成的威胁。法官素质对司法质量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担忧的问题，但有学者得调查表明：法学知识结构对法官调解倾向的影响不起决定作用，刚从学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受到现代西方法律理念的影响，期望通过严格的程序、证据规则应用、严密的法律推理实现实质正义倾向于判决但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和审判经验的丰富，调解倾向会增强。
法院、法官、当事人在调解中利益的博弈可以促进了调解的实现，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契合点，比如：解决纠纷、修复社会秩序、降低诉讼成本。这一结果即是调解过程中的妥协和折中。利益主体在纠纷解决中利益的计算、判断能够推动调解的实现，但是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能导致畸形调解，法官为达到调解结案率的强迫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的司法腐败，当事人利用调解拖延诉讼等问题，因此建立调解救济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重大问题纠纷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中，纠纷的解决需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一个无法让社会公众接受的判决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比如彭宇案件一审判决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公众对二审结果充满期待。无可厚非，当法院判决涉及公共秩序时候社会期望法院的判决给个说法，这是法治社会发展的表现社会公众对法院寄予了信任，但是法院必须考虑的是判决的作出将带来的社会效应，于是有了多方努力达成调解协议的二审结局。与之类似的1998年美国司法部诉微软垄断案件中也是因一审判决招致社会非议二审中经过多方调解，双方妥协达成和解，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显然这样的案间法院调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彭宇案宣布和解后许多人强烈要求公开和解协议，调解使公众的期待落空，公众也有理由担心其中是否存在的对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损害。但是调解的处分性和保密性时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法律上予以当事人充分的保障。因此四．在利益博弈中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理性的主体通过利益的计算、判断努力达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利益的博弈能够促进制度的自我构建，但是这种博弈在很多时候是盲目的利益诉求因此对制度的理性构建是必须的。
三、结语
法院、法官、当事人都是调解制度的重要推动着，但从调解制度的发展轨迹中不难发现国家或者说是法院的因素起到主要作用。法院调解的制度的复兴特别是近两年的发展是伴随着司法政策运动似的推进的，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将调解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人民满意的法院的一个重要环节。调解结案率作为内在激励机制必然促使法官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各种技巧进行调解，特别是备受争议的“背靠背”调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法院调解被理解成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的重要步骤，在某些语境下被解毒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手段。我们不能否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过程法院调解的重要功能，司法与政治的血缘关系赋予其天生的职能。但是过多的政治话语就容易使司法发生畸变，很容易滋生强迫调解、司法腐败等问题。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调解是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软化以此否定调解制度，不可否认其内在的缺陷，法院调解中当事人相对于调解者相对弱势的地位，从制度上对当事人地位的保障不失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利益诉求容忍调解制度自身的弊端和局限性，去换取调解带来的更大的利益。
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强化当事人对调解程序的启动选择权；（2）赋予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异议权；（3）将调解作为法官的一种法定职责而不仅仅是内部激励机制；（4）保障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以保证获得信息的对等和真实；（5）明确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释明权义务及其行使规范。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作为信息传递者其行为规范是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承载着其他的社会职能和价值，调解主体利益的博弈促进了制度的自我构建，比如政治意识过分强化已经盲目的利益诉求可能造成的制度畸变需要回归理性的制度构建，需要公众的理性对待。
参考文献：
[1]江苏省高院称彭宇案和解具体内容保密.
[2]彭宇案和解撤诉始末二审结果未公开再引质疑.
[3]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传统[J].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7).
[4]吴英姿.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7,(3).
[5]美国诉微软案(最后修订稿).
[6]李浩.论法院调解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J].法学评论,1996,(4).
[7]范愉.调解的重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