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的某一天，白修德将一张照片递给蒋介石。这是他在河南灾区拍的狗吃人的照片。他注意到，一直没有表情的蒋总司令，看到照片的刹那，腿，轻轻抖了一下。
　　白修德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他是一个美国人，叫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是他1938年来到中国取的中文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他，听了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带着一台破旧的打字机，来到战时重庆，受雇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给《时代周刊》供稿，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1942年河南大旱，天上的雨水比雷公的眼泪还金贵，河南的树过了春天才不情愿地吐露几片新芽，天旱地裂的考验下，收成锐减，粮价飞涨，到后来，卖掉一个青年女子还换不来100斤的粮食。
　　次年初，听说3200万河南农民濒临饿死的白修德和一个英国记者，穿越日军的炮火，从重庆赶到河南。如果鞭子抽得不够狠，马匹跑得不够快，他赖以行走河南的坐骑，将被饥肠辘辘的灾民活活煮了。
　　半个月内，白修德目睹了几千万人受灾几百万人饿死的世纪大饥荒。在荒无人烟的村庄，听到的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到的是土狗从沙堆中掏出尸体并撕咬上面的肉。他的智商告诉他，这是一场半是天灾半是人祸的灾难。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赈灾不力，效果不彰，无以辩驳。
　　河南的见闻，改变了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大概一年前，他在《生活周刊》上报道了蒋介石，呼唤之情，跃然纸上。他说，蒋介石总司令是中国的英雄，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正阔步走向觉醒。而今，他的看法在发生改变。
　　返回重庆的途中，他采写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对他来说，这是一件罕见的事。他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笔下的中国政府是一个称职的政府。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他对可能危及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形象的事情避而不谈，比如说军队的腐败，高官的无能。
　　说来也怪，他在电报局传输这篇义愤难平的新闻稿，竟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审查就直接发回了纽约，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颇为尴尬的她，恼火地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解雇白修德。
　　新闻见诸报刊后，白修德依然寝食不宁。他超越了自己的职业范围，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向她的妹夫蒋介石求情。鉴于《时代》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力，加上宋庆龄的斡旋，蒋介石接见了他。
　　在那间用来接待客人的黑屋子里，蒋介石接到了白修德递给他一些作品，那些抨击他的政府是多么的腐败。蒋介石托着下巴，什么也不说，没有什么表情。他偶尔简单说两句，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见他不相信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白修德急了，向他出示了那个与他同行的英国记者拍摄的照片。
　　蒋介石醒悟了。
　　那个让白修德的新闻稿畅通无阻地发回纽约的审查员被捕了。
　　政府一边加大赈济河南的物资和钱款，一边加紧新闻审查。一两个月过后，政府出台新规则，禁止任何中国人在未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违者将受到惩罚。与此同时，政府还想方设法阻止外国记者外出采访。
　　不管是禁止采访对象接受采访，还是限制新闻记者采访，都是限制采访权。采访权是新闻自由权中殊为重要的一个内容要素，限制采访权就是限制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不可以限制，特别是战争时期，但是，不能随意限制，必须按照法定的原则和程序去限制，限制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国民党这个政党的一切利益。
　　白修德和一帮在华外国记者组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协会，抗议蒋介石政府限制采访权。可是，这个政府压根就不承认新闻记者协会的合法地位，使得他们的抗议，就像一个屁，响过，臭过，就什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