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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历史中的每一次教育变革，几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教育现代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都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有关。每一次的变革，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冲击中进行文化的继承或者再创造，继而形成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新文化，成为后来教育发展的新的文化基础，从而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教育变革历程 中国语文教育 民族化 现代化 发展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其间有疾风骤雨般的突变，也有和风细雨般的渐变。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和教育吸纳了具有每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加厚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语文教育是最能代表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变迁都能从这里看到它发展的轨迹。
一、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启始于这两次的教育变革。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他们虽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教育，力图改变我国旧的教育制度，却仍惮于彻底抛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于是提出了这一教育主张，试图以它调和西方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则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使得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彻底走向崩溃。这两次运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制度，开启了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触动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
两次运动的结果是，废除了统一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并且颁布了“壬寅学制”和之后的“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选学的内容，《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小学堂每日读经书一小时，挑背浅解一小时，每周计读经12小时；中学堂每周读经6小时，挑背讲解3小时，计9小时。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节本，共计读过十经（《四书》内有《论语》、《孟子》），并通大义”［１］，“规定中小学读经，目的在于进行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也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理解语言的能力”［２］。另外，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字科主要教学识字、读书、作文；在高等小学堂则称为中国文学科，内容“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世关系等”［２］（Ｐ４３９）。“中国文学”科的设立，是清末语文教育的重大改革，为国文科的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使语文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变革后的语文教育，虽然打破了科举制度的限制，但它毕竟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根本，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是伴随它产生的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被瓦解，它在一定时间内都会残存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教育依然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依然是在强调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尽管如此，这次变革还是使语文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语文走进了现代化的轨道。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语文带来的新气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转折点，它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文化模式，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
在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教学的力倡下，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较之封建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白话文教材，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其中，小学语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话文的采用，实现了‘言文一致’的统一，减少了儿童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困难，提高了儿童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第二，增加了语文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在内容方面增加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和热爱祖国的内容。如《祖国》、《小吹手》等揭露盗匪、军阀和列强的罪行，《波斯王的新衣》、《黄金梦》等是关于反封建的故事，《文天祥》是赞颂爱国的历史人物，另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及古诗”［２］（Ｐ３９６）。白话文教材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较之传统有很大的转型，但它忽视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语文教材中反映美国、英国的内容过多，本民族的一些经典作品反而没有被选入，淡化了民族特点。因此，它也遭到了很多复古势力的巨大反抗，如与五四新文化相对立的“新儒家学衡派”极力主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新文化和传
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冲突，这个争议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几十年。
三、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一切教育都是为了适应战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为后来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几十年间，中小学语文教育内容始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因时而定。无论从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选材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其教育的原则是“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１］（Ｐ２３７）”。较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式，其他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以1945年胡乔木编的《中等国文》为代表，其选文分为两大类，即文言文和实用文，编者偶尔也选入一两篇传统的中外名著，更多的则是选用文字朴素、平易而又内容切近时代，切近学生生活的文章；同时，还会加入编者的一些“自撰文章”，大多都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内容。这套课本与后来1949年编制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对语文教学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体现在，汉语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处理语文规律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单元组合，选文贴近学生和生活，课本整体科学化［２］（４７４）。”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体系，这是语文发展长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革命根据地这许多年间的语文教育，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瓦解，语文教学中没有了读经的影子，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文化受到了冲击，语文教育更加重视了与实践、与生活相贴近。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这种“革命性”的教育，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革新。
四、苏联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语文变革
建国以后，中国教育开始全盘模仿苏联。苏联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新中国教育发展之始，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教育发展“最为迅捷和最佳的道路［３］”就是直接从苏联吸取精华。
在这个期间的语文教学方面，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一次学习前苏联的《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这次改革对以往传统语文教学那种注入式、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我国各地在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的时候，纯粹机械模仿、照搬苏联的模式，完全忽略了我们汉语文教育的民族特点。苏联模式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在实质上是经久不息的，但是，它的积极影响也是应当肯定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是其中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为以后开创新的改革之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在引领我们对语文现代化的开创，那么文化大革命则造成了语文教育的历史大倒退。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割裂，民族文化在此遭到全然的否定，语文教育陷入了阴霾之中。
五、新时期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在经历了挫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呼唤下终于又再度回到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从最初借鉴西方、学习前苏联的困顿中走了出来，开始了对适合我们汉语文民族特色的语文教育的探索。
新时期，较早提出语文学科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是张志公，他为中国语文民族化的继承和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教材的编制，由初期的“一花独秀”到后来的“百花齐放”，选文有了系统的标准，“多以名家名篇和久经考验的传统课文为主，各种文体的安排，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记叙和说明为主，初三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高中阶段，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部分文学作品。文言文的比例是课文总量的30%［４］（Ｐ２３）”，这是80年代初的课文。随着社会的再发展，教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2000年起开始使用的教材作了新的修订。新的课文“更加注重了语文素养的提高，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文学熏陶［４］（Ｐ２３）”。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在追求现代化气息的同时，也在兼顾着继承我们民族的经典文化，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引下，语文教育得以一片开阔的发展空间。
六、结语
宏观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中国教育变革的轨迹，也决定了语文教育变迁的历次转型。回顾这段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语文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相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相协调、相适应的一面。民族常常意味着传统，语文教育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通常都带有对传统的排斥，这源自于在现代化发展中一些观念的认识。实际上，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语文教育的发展诚然需要现代化，但也需要传统，“中国语文，正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５］”，交汇点，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中国语文教育的这个关键期，奋力前进，为中国语文教育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叶立群.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温立三.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严华银.中国语文：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会点上［J］.中学语文教学，2008，（1）.
关键词： 教育变革历程 中国语文教育 民族化 现代化 发展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其间有疾风骤雨般的突变，也有和风细雨般的渐变。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和教育吸纳了具有每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加厚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语文教育是最能代表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变迁都能从这里看到它发展的轨迹。
一、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启始于这两次的教育变革。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他们虽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教育，力图改变我国旧的教育制度，却仍惮于彻底抛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于是提出了这一教育主张，试图以它调和西方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则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使得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彻底走向崩溃。这两次运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制度，开启了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触动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
两次运动的结果是，废除了统一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并且颁布了“壬寅学制”和之后的“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选学的内容，《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小学堂每日读经书一小时，挑背浅解一小时，每周计读经12小时；中学堂每周读经6小时，挑背讲解3小时，计9小时。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节本，共计读过十经（《四书》内有《论语》、《孟子》），并通大义”［１］，“规定中小学读经，目的在于进行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也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理解语言的能力”［２］。另外，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字科主要教学识字、读书、作文；在高等小学堂则称为中国文学科，内容“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世关系等”［２］（Ｐ４３９）。“中国文学”科的设立，是清末语文教育的重大改革，为国文科的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使语文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变革后的语文教育，虽然打破了科举制度的限制，但它毕竟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根本，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是伴随它产生的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被瓦解，它在一定时间内都会残存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教育依然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依然是在强调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尽管如此，这次变革还是使语文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语文走进了现代化的轨道。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语文带来的新气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转折点，它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文化模式，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
在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教学的力倡下，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较之封建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白话文教材，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其中，小学语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话文的采用，实现了‘言文一致’的统一，减少了儿童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困难，提高了儿童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第二，增加了语文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在内容方面增加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和热爱祖国的内容。如《祖国》、《小吹手》等揭露盗匪、军阀和列强的罪行，《波斯王的新衣》、《黄金梦》等是关于反封建的故事，《文天祥》是赞颂爱国的历史人物，另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及古诗”［２］（Ｐ３９６）。白话文教材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较之传统有很大的转型，但它忽视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语文教材中反映美国、英国的内容过多，本民族的一些经典作品反而没有被选入，淡化了民族特点。因此，它也遭到了很多复古势力的巨大反抗，如与五四新文化相对立的“新儒家学衡派”极力主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新文化和传
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冲突，这个争议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几十年。
三、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一切教育都是为了适应战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为后来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几十年间，中小学语文教育内容始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因时而定。无论从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选材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其教育的原则是“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１］（Ｐ２３７）”。较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式，其他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以1945年胡乔木编的《中等国文》为代表，其选文分为两大类，即文言文和实用文，编者偶尔也选入一两篇传统的中外名著，更多的则是选用文字朴素、平易而又内容切近时代，切近学生生活的文章；同时，还会加入编者的一些“自撰文章”，大多都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内容。这套课本与后来1949年编制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对语文教学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体现在，汉语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处理语文规律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单元组合，选文贴近学生和生活，课本整体科学化［２］（４７４）。”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体系，这是语文发展长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革命根据地这许多年间的语文教育，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瓦解，语文教学中没有了读经的影子，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文化受到了冲击，语文教育更加重视了与实践、与生活相贴近。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这种“革命性”的教育，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革新。
四、苏联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语文变革
建国以后，中国教育开始全盘模仿苏联。苏联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新中国教育发展之始，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教育发展“最为迅捷和最佳的道路［３］”就是直接从苏联吸取精华。
在这个期间的语文教学方面，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一次学习前苏联的《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这次改革对以往传统语文教学那种注入式、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我国各地在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的时候，纯粹机械模仿、照搬苏联的模式，完全忽略了我们汉语文教育的民族特点。苏联模式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在实质上是经久不息的，但是，它的积极影响也是应当肯定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是其中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为以后开创新的改革之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在引领我们对语文现代化的开创，那么文化大革命则造成了语文教育的历史大倒退。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割裂，民族文化在此遭到全然的否定，语文教育陷入了阴霾之中。
五、新时期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在经历了挫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呼唤下终于又再度回到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从最初借鉴西方、学习前苏联的困顿中走了出来，开始了对适合我们汉语文民族特色的语文教育的探索。
新时期，较早提出语文学科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是张志公，他为中国语文民族化的继承和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教材的编制，由初期的“一花独秀”到后来的“百花齐放”，选文有了系统的标准，“多以名家名篇和久经考验的传统课文为主，各种文体的安排，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记叙和说明为主，初三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高中阶段，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部分文学作品。文言文的比例是课文总量的30%［４］（Ｐ２３）”，这是80年代初的课文。随着社会的再发展，教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2000年起开始使用的教材作了新的修订。新的课文“更加注重了语文素养的提高，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文学熏陶［４］（Ｐ２３）”。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在追求现代化气息的同时，也在兼顾着继承我们民族的经典文化，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引下，语文教育得以一片开阔的发展空间。
六、结语
宏观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中国教育变革的轨迹，也决定了语文教育变迁的历次转型。回顾这段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语文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相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相协调、相适应的一面。民族常常意味着传统，语文教育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通常都带有对传统的排斥，这源自于在现代化发展中一些观念的认识。实际上，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语文教育的发展诚然需要现代化，但也需要传统，“中国语文，正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５］”，交汇点，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中国语文教育的这个关键期，奋力前进，为中国语文教育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叶立群.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温立三.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严华银.中国语文：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会点上［J］.中学语文教学，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