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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组织就是他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们接受组织的教导和鞭策，拥抱同志的鼓励与帮助；在这个大家庭里，他们的理想信念不断得到升华，他们的思想情操不断受到磨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们引为最大自豪与骄傲的就是：
正是因为党在心中，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走上为人民奉献的道路，留下了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感人事迹……
疾风知劲草入党在危时
192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反动派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囚禁、杀害共产党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因此，当时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风险与牺牲。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正当共产党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许多热爱党、信赖党、追随党的有识之士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共产党的怀抱。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一大批湘籍革命家，便是大义存胸、危时入党的典型代表。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徐特立积极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工作，担任教育科长，并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之职。
正当徐特立寻找到了真正的救国道路，并且开始循此迈步的时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他们血腥镇压革命工农群众，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马日事变”后的一天，徐特立在其隐蔽地、离长沙10公里的一个姓黎的同志家里，遇见同样隐蔽在此、10年前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上过课、后又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黎家是一户大地主。当时，一群土豪劣绅聚集在这里，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杀气腾腾的叫喊声，不时传到徐、李二人耳中。
徐特立和李维汉一起回顾了留法期间和回国后的情况，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徐特立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罪行极端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李维汉深感徐特立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是可信赖的同志。于是，李维汉郑重其事地问徐特立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早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见李维汉问起，喜出望外！当即，徐特立毫不迟疑地向李维汉提出了入党要求。
是年7月，年已半百的徐特立，在武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忆道：“从此，我真正获得了新生。”当月底，他即奉党的指示，星夜赶赴南昌，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他担任了二十军第三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徐特立历尽艰险，辗转到上海。第二年，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他不因革命的暂时低潮而意志消沉，坚信“革命有前途，国家有前途”，因而学习格外勤奋刻苦。1930年，徐特立回国，从闽西进入江西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之后，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8岁了。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怀着十分敬佩的感情，写信赞扬了徐特立老师：“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
1927年9月初，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大地。然而，在瑞金的一所小学堂里，却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已过而立之年的贺龙，肃立在鲜红的党旗下，噙着激动的泪花，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贺龙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岁月。
贺龙是湖南桑植人。1921年9月的一天，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陈图南，一位是花汉儒。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宣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贺龙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前一种理论说起来好听，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后一种理论却是一个国家正在实践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贺龙问花汉儒：“中国有没有苏俄这样的党?”
“中国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生平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26年7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兴师北伐。8月，贺龙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几年来，他反复思考：目前广州政府矛盾重重，到底能否按照孙中山的政策，把革命进行下去?实在渺茫得很。这时，他又想起了花汉儒介绍过的共产党。
8月下旬，正当贺龙陷入苦闷彷徨之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组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贺龙知道宣传队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心想：共产党终于来人了。
贺龙把周逸群作为上宾款待。周逸群见贺龙拥护革命，积极参加北伐，便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对党的认识越来越深了。他激动地对周逸群说：“逸群同志，现在我才明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好。我很想加入这个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周逸群听了这一片肺腑之言，深情地说：“贺龙同志，党热烈欢迎你，希望你同我们一起战斗。”贺龙紧握着周逸群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拘捕、遭杀害。已于6月15日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对蒋、汪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异常愤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在二十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向周逸群明确表示：“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还要继续做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来到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与贺龙见面。贺龙再一次表明要求入党的愿望。周恩来深情地说：“贺龙同志，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随后，郑重地把前敌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他。
贺龙听罢，非常感动：共产党向我透露这样大的机密，这是怎样贴心贴肝的信任啊!他坚定地说：“起义的计划很好，我完全支持。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在危难之中欣然受命，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贺龙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
从贺龙指挥南昌起义的英勇战斗中，党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9月初，周恩来正式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终于实现了宿愿，他表示：“党就是我的生命，誓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彭德怀，湖南湘潭县人， 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0年随湘军第二师第六团驻防在南县复兴港一带，在士兵中成立旨在“反对列强，提倡平等，打倒土豪劣绅，救济贫苦农民”的救贫会。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德怀在战场上结识了来自南县九都山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当时段德昌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任第一团一营营长。在段德昌启发教育下，彭德怀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白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一次，他俩在关帝庙铺草就宿。段德昌告诉彭德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不应当仅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将革命理解为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此次促膝夜谈，使彭德怀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他当下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比较顺利，上级党组织决定暂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建立党组织，彭德怀的入党愿望暂时没有实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专门找到段德昌，再次提出入党要求。谁都知道，当时入党无异于提着脑袋冒险。但彭德怀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就是掉脑袋也坚信共产党。”经过南县特委的认真考察，认为彭德怀坚信马列，立场坚定，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支持革命支持党，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条件。1928年4月，经段德昌介绍、南县特委通过、省委批准，彭德怀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尽千般苦寻党意志坚
在我党我军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战争频仍，情况多变，一场大的战斗结束之后，或者敌人一次大的镇压和搜捕之后，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时有发生。党员失去了党组织，好比一个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寻找党组织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道颇富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独特风景。许光达、陈赓、萧克、朱良才、方强等许多湘籍将领，都有过寻找党组织的不平凡的经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按照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许光达和几个共产党员脱离炮兵营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但他们来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城往南转移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不知所措，许光达坚定地对大家说：“党指给我们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到党，找到部队。”追上部队后，许光达随部队作战，后负伤留在老乡家养伤。
11月，伤未痊愈的许光达和一名党员徒步到了潮州。他们见潮州城内到处张贴着缉拿南昌起义军官兵的布告，不敢久留，又匆匆赶到汕头。汕头也同样一片白色恐怖。怎么办？到哪里去找党呢？他俩相对无言，心情沉重。最后，他们决定去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找党。
历经艰辛，他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他们身无分文，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偌大的上海，人如潮涌，车如水流，党在何处？
一天，许光达寻党不遇，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进一家书店，翻看起郑板桥的一本画册，一首诗映入了他的眼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写得太棒了！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既然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许光达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将这首诗抄录下来自勉：一定要找到党，绝不能半途而废！
一天，他们意外地遇见一个同乡。那人告知他们，七十五团的团长孙一中回到了安徽寿县，许多南昌起义人员都到了那里。许光达和那名党员十分激动，想方设法前往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7年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秘密赴南昌，随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担任营长的陈赓在会昌战斗中奉命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左腿不幸两处中弹，被打断了脚腕骨和膝盖处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这时，一队敌军开始向起义军山头阵地搜索前进。陈赓见情势危急，立即脱掉身上的军服，顺着山坡滚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随之把流淌的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佯装已经死去。不一会儿，搜索的敌人走了过来，陈赓马上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敌士兵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以为是具死尸，便悻悻离去。敌人走后，部队找到了陈赓。陈赓虽死里逃生，但他的腿伤却因得不到彻底治疗而日趋严重。
９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陈赓被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军人后，在治疗上百般刁难。９月30日，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汕头，起义军仓促撤离，留下了陈赓。 不久，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汕头，日本人借口国民党盘查严厉，下逐客令要陈赓马上出院。可陈赓在这里举目无亲，伤腿又不便行动，到哪里去呢？他想方设法打听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结果毫无消息。当时，医院一位护士李小姐和一位工人很同情陈赓，安排他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到香港后，因为没有一个熟人可以投靠，他无处栖身，只好流落街头。可刚一坐下，就有巡捕过来挥舞着木棒驱赶。陈赓腿伤疼痛难忍，真是苦不堪言。后来，他决定去上海找党。
送上5块钱的“小费”后，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经过重重磨难，在上海，找到了组织，回到了党的怀抱。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治好了腿伤。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为搜集敌人情报、惩治变节分子、维护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以失利告终，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西路军中任职的李聚奎、朱良才、方强等湘籍将领，在西路军失败后，抱着东回找党的坚定信念，沿路乞讨，最终回到党的怀抱。
西路军失败后，作为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携带一根讨饭棍，一条干粮袋和一只指北针回延安找党。他白天躺在坟地里睡觉，夜里赶路。一次，他进村讨饭时与敌骑兵遭遇，近隔数米，幸亏身边有一羊群，他挥动讨饭棍，口中含含糊糊吆喝着，骗过敌人。就这样，李聚奎最终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躲过多少敌兵的围追堵截，才来到兰州。当时，黄河大桥上敌人盘查严密，没有通行证，插翅难飞。而要回到陕北，此路必行，怎么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一次险恶的经历：1927年湘南暴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一桥头也遇类似堵截。那天恰巧有几顶坐着妓女的轿子经过，朱良才灵机一动混在抬轿人中过了桥。这次，朱良才依葫芦画瓢，看到一敌军乘轿过桥，冒着被抓的危险，又一次混进抬桥人中，竟又一次蒙混过关。到达甘肃会宁后，他又混入押解西路军红军俘虏的敌人“遣返队”，得到了一点返乡路费，同时串通好坚决找党的数位红军战士，在敌人刺刀的押解下，逃出狼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红军队伍中。
方强回延安时也是孤身一人。入夜，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用几片菜叶进行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方强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历尽艰难，行乞找党，今天，仍令闻者心酸，听者掉泪。
忍辱负重时爱党心不变
在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过程中，由于受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或者因为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一些湘籍老一辈革命家也曾遭到过误解，蒙受过冤屈，忍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错误地打成AB团、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但是，献身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们胸怀坦荡，忍辱负重，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们那颗热爱党、信赖党、忠于党的红心不曾因为自己的荣辱升迁而有过丝毫的改变。写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李立三、彭德怀、黄克诚、粟裕、陶铸、刘志坚等一串长长的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名字。
黄克诚,湖南永兴人。1930年，他被中央军委派到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从1930年到1936年的６年间，黄克诚4次被降职，并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尽管饱受委屈，黄克诚始终没有迁怒于党。长期以来，不论官大官小，他照样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他没有因过去的遭遇而畏手畏脚，而是不顾年老体弱，全身心地扑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的工作上，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工作，为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振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严肃告诫纪检干部，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忠诚，充分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尊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县人，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春，因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他后来犯过冒进错误。不过，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主要原因都要从社会寻找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何况，在出现“立三路线”时，这位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只有31岁。但是，李立三从此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在莫斯科，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诚，给他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不知道他是谁。学员们一致反映：“立三路线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他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有些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坦然回答：“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陷入了比以往更难堪的境遇，大会批，小会斗，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私下对家人说：“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只是运动这么搞法，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小我为轻，处处爱护党的肌体，时时维护党的利益。李立三这位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德，至今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刘志坚，“文革”之前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在“文革”中，这位组长却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根据是他被日军俘虏过，却又活着回来。事情的真相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刘志坚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了下来。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将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烂。又将随身携带的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敌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八路军部队立即制定出一个巧妙的营救方案，硬是将刘志坚救了出来。刘志坚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间却蒙此奇冤，受到多次批斗，身心受尽了折磨。但他始终坚信党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个人的恩怨抛到一边，继续关心党的工作和部队的建设，为撰写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并通过特殊的途径将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关于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文章送交党中央和军委。有人不理解他：“你头上‘叛徒’的紧箍咒还没取下，何苦急着干那些事？” 刘志坚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刘志坚的身上可以泼脏水，但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的事业却不能沾染半点灰尘。”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开阔的胸怀！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讲到刘志坚叛徒一事时说：“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点了点头，要周恩来具体解决这件事。国庆25周年之前的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魂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许多湘籍老一辈革命家遭到逮捕，陷身囹圄、横遭迫害。敌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迫使他们交待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面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宁肯承受皮肉的巨大痛苦和献出宝贵的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的利益，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与党组织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献身精神。
“把骨头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这是邓中夏就义时说的话。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监狱地下党支部通过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从容就义，年仅39岁。
“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罗学瓒牺牲时的心灵表白。
罗学瓒，湖南湘潭人。1929年初，他奉命去浙江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巡视员、省委书记。同年4月底，因叛徒告密遭逮捕。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但仍坚贞不屈，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狱中还创办《火花报》、《夜光报》，来宣传革命真理、激励同志坚定革命信心。1930年8月被敌人杀害。临刑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对难友说：“死有什么可怕的，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牺牲时年仅36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夏明翰被害时的高亢战歌。
夏明翰，湖南衡阳人。1921年8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入党后不久，他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1926年12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他与郭亮共同主持大会、起草决议。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暴动计划。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开始他住在湖南商号，发现武汉卫戍司令部已盯上那里，便迁到东方旅社，与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被捕后，虽然连续受到刑讯，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保护党的机密。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将其处死。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传诵至今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牺牲时年仅28岁。
“决不脱离党！”这是毛泽民临刑时的铮铮誓言。
毛泽民，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大弟， 1922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印刷出版工作。1931年初，毛泽民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1938年2月，他到达新疆，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借口“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逮捕。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大声斥责盛世才背信弃义，关押抗日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对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使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并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表现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1943年9月，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放射夺目的光彩。
正是因为党在心中，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走上为人民奉献的道路，留下了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感人事迹……
疾风知劲草入党在危时
192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反动派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囚禁、杀害共产党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因此，当时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风险与牺牲。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正当共产党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许多热爱党、信赖党、追随党的有识之士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共产党的怀抱。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一大批湘籍革命家，便是大义存胸、危时入党的典型代表。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徐特立积极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工作，担任教育科长，并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之职。
正当徐特立寻找到了真正的救国道路，并且开始循此迈步的时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他们血腥镇压革命工农群众，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马日事变”后的一天，徐特立在其隐蔽地、离长沙10公里的一个姓黎的同志家里，遇见同样隐蔽在此、10年前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上过课、后又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黎家是一户大地主。当时，一群土豪劣绅聚集在这里，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杀气腾腾的叫喊声，不时传到徐、李二人耳中。
徐特立和李维汉一起回顾了留法期间和回国后的情况，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徐特立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罪行极端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李维汉深感徐特立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是可信赖的同志。于是，李维汉郑重其事地问徐特立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早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见李维汉问起，喜出望外！当即，徐特立毫不迟疑地向李维汉提出了入党要求。
是年7月，年已半百的徐特立，在武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忆道：“从此，我真正获得了新生。”当月底，他即奉党的指示，星夜赶赴南昌，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他担任了二十军第三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徐特立历尽艰险，辗转到上海。第二年，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他不因革命的暂时低潮而意志消沉，坚信“革命有前途，国家有前途”，因而学习格外勤奋刻苦。1930年，徐特立回国，从闽西进入江西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之后，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8岁了。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怀着十分敬佩的感情，写信赞扬了徐特立老师：“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
1927年9月初，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大地。然而，在瑞金的一所小学堂里，却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已过而立之年的贺龙，肃立在鲜红的党旗下，噙着激动的泪花，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贺龙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岁月。
贺龙是湖南桑植人。1921年9月的一天，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陈图南，一位是花汉儒。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宣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贺龙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前一种理论说起来好听，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后一种理论却是一个国家正在实践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贺龙问花汉儒：“中国有没有苏俄这样的党?”
“中国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生平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26年7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兴师北伐。8月，贺龙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几年来，他反复思考：目前广州政府矛盾重重，到底能否按照孙中山的政策，把革命进行下去?实在渺茫得很。这时，他又想起了花汉儒介绍过的共产党。
8月下旬，正当贺龙陷入苦闷彷徨之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组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贺龙知道宣传队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心想：共产党终于来人了。
贺龙把周逸群作为上宾款待。周逸群见贺龙拥护革命，积极参加北伐，便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对党的认识越来越深了。他激动地对周逸群说：“逸群同志，现在我才明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好。我很想加入这个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周逸群听了这一片肺腑之言，深情地说：“贺龙同志，党热烈欢迎你，希望你同我们一起战斗。”贺龙紧握着周逸群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拘捕、遭杀害。已于6月15日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对蒋、汪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异常愤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在二十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向周逸群明确表示：“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还要继续做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来到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与贺龙见面。贺龙再一次表明要求入党的愿望。周恩来深情地说：“贺龙同志，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随后，郑重地把前敌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他。
贺龙听罢，非常感动：共产党向我透露这样大的机密，这是怎样贴心贴肝的信任啊!他坚定地说：“起义的计划很好，我完全支持。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在危难之中欣然受命，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贺龙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
从贺龙指挥南昌起义的英勇战斗中，党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9月初，周恩来正式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终于实现了宿愿，他表示：“党就是我的生命，誓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彭德怀，湖南湘潭县人， 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0年随湘军第二师第六团驻防在南县复兴港一带，在士兵中成立旨在“反对列强，提倡平等，打倒土豪劣绅，救济贫苦农民”的救贫会。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德怀在战场上结识了来自南县九都山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当时段德昌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任第一团一营营长。在段德昌启发教育下，彭德怀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白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一次，他俩在关帝庙铺草就宿。段德昌告诉彭德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不应当仅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将革命理解为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此次促膝夜谈，使彭德怀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他当下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比较顺利，上级党组织决定暂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建立党组织，彭德怀的入党愿望暂时没有实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专门找到段德昌，再次提出入党要求。谁都知道，当时入党无异于提着脑袋冒险。但彭德怀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就是掉脑袋也坚信共产党。”经过南县特委的认真考察，认为彭德怀坚信马列，立场坚定，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支持革命支持党，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条件。1928年4月，经段德昌介绍、南县特委通过、省委批准，彭德怀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尽千般苦寻党意志坚
在我党我军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战争频仍，情况多变，一场大的战斗结束之后，或者敌人一次大的镇压和搜捕之后，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时有发生。党员失去了党组织，好比一个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寻找党组织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道颇富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独特风景。许光达、陈赓、萧克、朱良才、方强等许多湘籍将领，都有过寻找党组织的不平凡的经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按照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许光达和几个共产党员脱离炮兵营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但他们来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城往南转移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不知所措，许光达坚定地对大家说：“党指给我们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到党，找到部队。”追上部队后，许光达随部队作战，后负伤留在老乡家养伤。
11月，伤未痊愈的许光达和一名党员徒步到了潮州。他们见潮州城内到处张贴着缉拿南昌起义军官兵的布告，不敢久留，又匆匆赶到汕头。汕头也同样一片白色恐怖。怎么办？到哪里去找党呢？他俩相对无言，心情沉重。最后，他们决定去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找党。
历经艰辛，他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他们身无分文，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偌大的上海，人如潮涌，车如水流，党在何处？
一天，许光达寻党不遇，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进一家书店，翻看起郑板桥的一本画册，一首诗映入了他的眼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写得太棒了！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既然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许光达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将这首诗抄录下来自勉：一定要找到党，绝不能半途而废！
一天，他们意外地遇见一个同乡。那人告知他们，七十五团的团长孙一中回到了安徽寿县，许多南昌起义人员都到了那里。许光达和那名党员十分激动，想方设法前往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7年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秘密赴南昌，随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担任营长的陈赓在会昌战斗中奉命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左腿不幸两处中弹，被打断了脚腕骨和膝盖处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这时，一队敌军开始向起义军山头阵地搜索前进。陈赓见情势危急，立即脱掉身上的军服，顺着山坡滚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随之把流淌的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佯装已经死去。不一会儿，搜索的敌人走了过来，陈赓马上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敌士兵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以为是具死尸，便悻悻离去。敌人走后，部队找到了陈赓。陈赓虽死里逃生，但他的腿伤却因得不到彻底治疗而日趋严重。
９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陈赓被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军人后，在治疗上百般刁难。９月30日，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汕头，起义军仓促撤离，留下了陈赓。 不久，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汕头，日本人借口国民党盘查严厉，下逐客令要陈赓马上出院。可陈赓在这里举目无亲，伤腿又不便行动，到哪里去呢？他想方设法打听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结果毫无消息。当时，医院一位护士李小姐和一位工人很同情陈赓，安排他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到香港后，因为没有一个熟人可以投靠，他无处栖身，只好流落街头。可刚一坐下，就有巡捕过来挥舞着木棒驱赶。陈赓腿伤疼痛难忍，真是苦不堪言。后来，他决定去上海找党。
送上5块钱的“小费”后，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经过重重磨难，在上海，找到了组织，回到了党的怀抱。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治好了腿伤。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为搜集敌人情报、惩治变节分子、维护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以失利告终，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西路军中任职的李聚奎、朱良才、方强等湘籍将领，在西路军失败后，抱着东回找党的坚定信念，沿路乞讨，最终回到党的怀抱。
西路军失败后，作为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携带一根讨饭棍，一条干粮袋和一只指北针回延安找党。他白天躺在坟地里睡觉，夜里赶路。一次，他进村讨饭时与敌骑兵遭遇，近隔数米，幸亏身边有一羊群，他挥动讨饭棍，口中含含糊糊吆喝着，骗过敌人。就这样，李聚奎最终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躲过多少敌兵的围追堵截，才来到兰州。当时，黄河大桥上敌人盘查严密，没有通行证，插翅难飞。而要回到陕北，此路必行，怎么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一次险恶的经历：1927年湘南暴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一桥头也遇类似堵截。那天恰巧有几顶坐着妓女的轿子经过，朱良才灵机一动混在抬轿人中过了桥。这次，朱良才依葫芦画瓢，看到一敌军乘轿过桥，冒着被抓的危险，又一次混进抬桥人中，竟又一次蒙混过关。到达甘肃会宁后，他又混入押解西路军红军俘虏的敌人“遣返队”，得到了一点返乡路费，同时串通好坚决找党的数位红军战士，在敌人刺刀的押解下，逃出狼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红军队伍中。
方强回延安时也是孤身一人。入夜，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用几片菜叶进行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方强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历尽艰难，行乞找党，今天，仍令闻者心酸，听者掉泪。
忍辱负重时爱党心不变
在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过程中，由于受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或者因为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一些湘籍老一辈革命家也曾遭到过误解，蒙受过冤屈，忍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错误地打成AB团、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但是，献身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们胸怀坦荡，忍辱负重，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们那颗热爱党、信赖党、忠于党的红心不曾因为自己的荣辱升迁而有过丝毫的改变。写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李立三、彭德怀、黄克诚、粟裕、陶铸、刘志坚等一串长长的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名字。
黄克诚,湖南永兴人。1930年，他被中央军委派到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从1930年到1936年的６年间，黄克诚4次被降职，并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尽管饱受委屈，黄克诚始终没有迁怒于党。长期以来，不论官大官小，他照样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他没有因过去的遭遇而畏手畏脚，而是不顾年老体弱，全身心地扑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的工作上，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工作，为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振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严肃告诫纪检干部，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忠诚，充分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尊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县人，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春，因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他后来犯过冒进错误。不过，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主要原因都要从社会寻找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何况，在出现“立三路线”时，这位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只有31岁。但是，李立三从此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在莫斯科，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诚，给他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不知道他是谁。学员们一致反映：“立三路线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他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有些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坦然回答：“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陷入了比以往更难堪的境遇，大会批，小会斗，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私下对家人说：“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只是运动这么搞法，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小我为轻，处处爱护党的肌体，时时维护党的利益。李立三这位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德，至今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刘志坚，“文革”之前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在“文革”中，这位组长却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根据是他被日军俘虏过，却又活着回来。事情的真相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刘志坚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了下来。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将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烂。又将随身携带的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敌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八路军部队立即制定出一个巧妙的营救方案，硬是将刘志坚救了出来。刘志坚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间却蒙此奇冤，受到多次批斗，身心受尽了折磨。但他始终坚信党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个人的恩怨抛到一边，继续关心党的工作和部队的建设，为撰写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并通过特殊的途径将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关于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文章送交党中央和军委。有人不理解他：“你头上‘叛徒’的紧箍咒还没取下，何苦急着干那些事？” 刘志坚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刘志坚的身上可以泼脏水，但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的事业却不能沾染半点灰尘。”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开阔的胸怀！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讲到刘志坚叛徒一事时说：“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点了点头，要周恩来具体解决这件事。国庆25周年之前的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魂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许多湘籍老一辈革命家遭到逮捕，陷身囹圄、横遭迫害。敌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迫使他们交待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面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宁肯承受皮肉的巨大痛苦和献出宝贵的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的利益，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与党组织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献身精神。
“把骨头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这是邓中夏就义时说的话。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监狱地下党支部通过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从容就义，年仅39岁。
“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罗学瓒牺牲时的心灵表白。
罗学瓒，湖南湘潭人。1929年初，他奉命去浙江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巡视员、省委书记。同年4月底，因叛徒告密遭逮捕。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但仍坚贞不屈，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狱中还创办《火花报》、《夜光报》，来宣传革命真理、激励同志坚定革命信心。1930年8月被敌人杀害。临刑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对难友说：“死有什么可怕的，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牺牲时年仅36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夏明翰被害时的高亢战歌。
夏明翰，湖南衡阳人。1921年8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入党后不久，他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1926年12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他与郭亮共同主持大会、起草决议。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暴动计划。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开始他住在湖南商号，发现武汉卫戍司令部已盯上那里，便迁到东方旅社，与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被捕后，虽然连续受到刑讯，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保护党的机密。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将其处死。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传诵至今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牺牲时年仅28岁。
“决不脱离党！”这是毛泽民临刑时的铮铮誓言。
毛泽民，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大弟， 1922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印刷出版工作。1931年初，毛泽民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1938年2月，他到达新疆，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借口“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逮捕。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大声斥责盛世才背信弃义，关押抗日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对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使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并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表现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1943年9月，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放射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