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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的想像力、生产力与影响力一度遭遇普遍性的质疑，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成为遥远的浪漫主义的回响。在后现代的碎片化境况与总体性危机中，当代中国文学在实验性、前沿性、思想性上的探索，变得尤为迫切。在这样的历史境况下，以韩少功、格非、李洱等作家为代表的智性写作，在叙事中秉持显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通过文体观念与思想自觉，将现实历史、文化政治以至哲学思索化入文本之中，使其深具批判性和内省性，并通过明确的理论主张，在文本中根植知识与精神强度，凝聚成特定的话语形态，以此回应复杂多元的历史、物事与人性，并将其在虚构叙事中加以形式化。可以说，思想、理性、知识等充满智性向度的叙事形态，在碎片化的后现代中国以及后革命时代消解主义盛行的当下，重新凝聚起叙事的思想性与精神的总体性，以一种真正的介入式写作，透析和注解当代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智性写作不仅意味着表层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累积，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写作中的现实性与未来感，由此生发厚重和深邃的文学表达，形塑具有解释力和生产性的知识话语、思想意识与文化理论，回应当下中国的历史命题。不仅如此，从小说的内部而言，智性叙事有助于矫正当下叙事的琐屑与表述的随性，在文体、语言、意象、章法等方面加以深耕与经营，从而为修辞与形式的变革不断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
纵观当代中国小说史，尤其从新时期一直绵延到新世纪的当下，韩少功、格非、李洱的智性叙事，在问题意识与思想观念、先锋姿态与理性深度、知识发抒与文化批判等多重维度中，倾向于将谨严的知识体系和前沿的思想理念，投入更为谨严的结构、更有深度的情节、更具概括力的人物之中，由是指认历史的症结，触摸时代的痛点，透析革命、政治与文化中的人性人心。从这个意义而言，智性写作不仅代表着作家的主体构成，还直面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的内外困境，尤其在与百年来中国历史现实的深切互动中，书写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社会文化浪潮中的思想史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思潮中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创作实践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的根》中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寻根之思。一直以来，学界围绕着文学之于“根”的怎么寻以及寻什么样的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提出“问题”本身兼以小说的方式“寻根”，其背后的精神意指、文学价值及时代意义更值得探究。发现、指称与命名“问题”，以及追寻和求索“问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新文学以来的百年文学便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乃至试图处置问题的过程。而正是在回到“问题”的过程中，文学的力量和生机才真正得以显露。
韩少功前期的创作多受反思文学的影响，叙述知青生活的体验，呈现“文革”对于人类情感认知的冲击和影响。但韩少功迅速穿越了伤口之下的痛与斥，开始遥望致中华文化断裂的深渊。在短篇小说《月兰》《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固执、勤劳、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在改革的大潮与创业的热情的推涌之下，随流前进，却被卡在文化裂层中，进退维艰。这一群体耕作于当代中国的乡村土地，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文化的与现实的鸿沟，则指向了关于“根”的身份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存在，又将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不仅指向了数千年来于传统文化之中安身立命的农民群像，更涉及到急于塑造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的新一代，并成为二者之间相互纠葛的所在。《月兰》中当作为下乡青年知识分子的“我”找到月兰孩子过继的人家，想弥补自己的愧疚时，那一对农民夫妇向“我”发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你是他的什么人呢？”这一句疑问成为了过往的招魂词，带着幽灵般的回音，沿着时间之流回溯过去，牵引着曾经失落的文学走出赞美与歌颂、哭诉与仇怨，破除了结论与假象的二元分立，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由此成为了当时形势诡谲、前后茫茫之下的中国如何得以前行的关键。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将一个个深埋于历史地底的“词”复活，重新为其招魂与赋灵，以对抗历史进程中对于词语的篡改与歧义等，事实上其背后关注的是社会的话语系统形成与主体精神建构等问题。只有真正的问题得以浮现与生成，文学才有了探寻的动力与方向。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问题意识与理性支撑，马桥之“词”难以入“典”，问题是前提，而方法是形式，情感的充沛与思想的芒辉，显然是无关乎孰轻孰重，更无所谓孰对孰错的，关键在于问题背后的文体理性与形式探索，后者能够创造新的语言世界与文化隐喻。“但谁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谁又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共同语时，在追求心灵沟通时，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与寻根之问相关联的是，《马桥词典》代表着“问题”的延续，这也是韩少功小说的思考姿态和书写范式。小说透露关于民间与庙堂、乡土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的二分对立，马桥完全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丰富而多元。如小说中提到马桥人的传说时，写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马三宝，他被传为“真龙天子”，叙事者潜入深层的历史伦理中，重新设置价值审判的标尺，其中，一同起义的人们，“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在《马桥词典》中，那些关于“词”的虚构之“典”究竟意义何在？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俗学意义上的方言再现，也非纯粹意义的社会学中的乡土求索，其从背后隐现的问题与困惑出发，蕴藏着对新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的理性探询。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与思想的参与下，韩少功如何在小说文本中进行充分的形式化，成为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对于韩少功而言，无论是前期的反思、寻根文学探索，还是后来的《日夜书》《修改过程》等作品，其小说或多或少都出现理性化的叙述，叙述者时常以固有和既定的立场跳出文本，进行阐释论说，直接表达观点，而且在小说中，还直接述及自身思考的社会文化焦点，进入语言的与个体的内部，形成极具革命性的叙述，“在韩少功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韩少功是一个思想型作家，思想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陈鹭：《韩少功的思想立场与思维方法》，《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并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作者在叙事中以问题为切入点，以理性主义的思想形态，不断锚定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坐标，树立更为壮阔的宏愿，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的智性蕴蓄，在寻根文学阶段欲在寻向一个更为隐蔽、芜杂、博大的文化之根;而在后尋根阶段，重新审视和开凿历史，也一度成为韩少功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旨归。 其中，《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代表着中国百年来的历史革变，从近代以来的乌托邦探寻，到后革命时代的主体失落，小说铺设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衍变。事实上，格非小说思考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的过程，正是他的理性统摄下的历史意识展露的结果，在T.S.艾略特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而且，“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无论是文本世界还是其中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都可以呈现出格非历史意识中的话语自觉。在这背后，则是思想的绵延与精神的敞开，这构成了先锋写作及其变体的内在源泉，其中流露出一种极为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性。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小说中寓于文本内部的理性，生成了宏阔的处置问题的观念意识，在谈到小说《人面桃花》时，格非提到，“一定程度上，这个小说试图为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一百年历史的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或者说围绕这一问题，做出某些处理。但它也不光是历史小说，我对写纯粹的历史小说是没兴趣的，最终还是想通过历史解释我们当下的存在。”与韩少功相联系的是，格非的小说对于“问题”的处理，作为一种阐释的功能，提出问题并试图处置之。格非对于社会历史与人文的思考，往往可以直接对应于小说文本的人物/情节呈现。不仅如此，对于小说《人面桃花》，格非认为，“读者当然可以从阅读中各取所需。我希望书里所呈现的自己长时间的思考，对如今的读者仍然有意义，并且能够和他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具体来看，《江南》三部曲涉及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的观照，试图为中国晚近的革命幻象与理想幻灭下一个注脚，包括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话语的衍化更迭、革命世家与仕人氏族的精神演变，都在亦真亦幻的革命/战争中走向了自身的悲剧。可以说，格非在小说中试图以新的历史意识“提供某种答案”，也即形塑一套政治社会、性别文化与革命历史的阐释系统，以回应“一百年历史的问题”。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小说将谭功达与姚佩佩的古典主义式的情爱，放置于当代中国的革命骤歇与余绪之中，对于谭功达而言，从梅城到花家舍，从白小娴到姚佩佩，政治与情感的“乌托邦”遭遇了双重的幻灭，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一以贯之的革命情结也于焉走向坍毁，这显然是格非以后见之明进行的批判性观照。可以说，与韩少功理性视野下的问题探询不同，在格非那里，思想烛照下的问题意识可以是开放式的，而小说也并非提供某种必要的有效解决，而是启发问题的发现与命名、悬置与处理，形成精神的与文化的图景。
在《春尽江南》中，由诗人谭端午与李秀蓉之间的情感，串联起当代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困境，格非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与横向的文化情态中，书写了无处安放的情感、欲望及理想，也提示了难以取消的精神与文化惶惑。“近代以后，进步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会觉得历史是一个敞开的过程，向着一个目的螺旋式上升。应该说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过比较长时间的思考，我很早就接触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著作——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流行之前，所以如果你读得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春尽江南》的開头，长寿变得没有意义了，时间实际上已经面临终止。”（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格非在写作中，时常将自身的阅读、思考与见解融入文本，尤其善于将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脉络植入人物个体的精神流变与性格命运之中，在不断变迭的叙事观念和话语形态中，探幽人及人情人性的质地。“作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格非：《塞壬的歌声》）诗人谭端午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知识分子，他的存在对于妻子、绿珠以及其本身而言，有着不同的价值认同，他本身也代表着多重的复杂与分化，更意味着当代中国不断折射与分裂的隐而不彰的思想境况。而且，“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格非，将存在主义哲学中对于人的处境化入小说的人物形象之中，析解百年来中国现代性文化流变中的两难境遇——启蒙与革命、理想与现实、虚空与实在等，并将其掺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关切思想者/文化人的精神惶惑。
在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月落荒寺》中，格非的思想再次发生转圜，与既往在时间追索中形塑历史意识不同，他重新回到世俗的生活现场，回到个体的欲念与困惑，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林宜生等人，也迥异于先锋写作及《江南三部曲》时期所背负的历史因袭与理想困境。在《月落荒寺》中，以林宜生为代表的知识人沉沦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在左突右冲的欲望以及难以安放的灵魂之中，不断为新的精神困惑所囿制。“对比之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和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然而，在后现代的城市生态与商品社会的文化场域中，无论是生活在北京的高校哲学老师林宜生以及在他生命中似有若无的楚云，还是崇洋媚外最终被抛弃落魄的林宜生前妻、年轻学者白薇，又或者是仕途坎坷跌宕起伏的李绍基，等等，通过他们生活之欲与人心之虚，格非将关于历史与现实主体的人的思想，切入更深层人性世界以至更广阔细腻的当代中国社会肌理之中，照亮其中之人心，更透析其间之病征。
在这个过程中，智性写作不仅意味着表层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累积，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写作中的现实性与未来感，由此生发厚重和深邃的文学表达，形塑具有解释力和生产性的知识话语、思想意识与文化理论，回应当下中国的历史命题。不仅如此，从小说的内部而言，智性叙事有助于矫正当下叙事的琐屑与表述的随性，在文体、语言、意象、章法等方面加以深耕与经营，从而为修辞与形式的变革不断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
纵观当代中国小说史，尤其从新时期一直绵延到新世纪的当下，韩少功、格非、李洱的智性叙事，在问题意识与思想观念、先锋姿态与理性深度、知识发抒与文化批判等多重维度中，倾向于将谨严的知识体系和前沿的思想理念，投入更为谨严的结构、更有深度的情节、更具概括力的人物之中，由是指认历史的症结，触摸时代的痛点，透析革命、政治与文化中的人性人心。从这个意义而言，智性写作不仅代表着作家的主体构成，还直面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的内外困境，尤其在与百年来中国历史现实的深切互动中，书写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社会文化浪潮中的思想史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一、韩少功：问题与思想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思潮中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创作实践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的根》中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寻根之思。一直以来，学界围绕着文学之于“根”的怎么寻以及寻什么样的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提出“问题”本身兼以小说的方式“寻根”，其背后的精神意指、文学价值及时代意义更值得探究。发现、指称与命名“问题”，以及追寻和求索“问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新文学以来的百年文学便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乃至试图处置问题的过程。而正是在回到“问题”的过程中，文学的力量和生机才真正得以显露。
韩少功前期的创作多受反思文学的影响，叙述知青生活的体验，呈现“文革”对于人类情感认知的冲击和影响。但韩少功迅速穿越了伤口之下的痛与斥，开始遥望致中华文化断裂的深渊。在短篇小说《月兰》《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固执、勤劳、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在改革的大潮与创业的热情的推涌之下，随流前进，却被卡在文化裂层中，进退维艰。这一群体耕作于当代中国的乡村土地，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文化的与现实的鸿沟，则指向了关于“根”的身份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存在，又将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不仅指向了数千年来于传统文化之中安身立命的农民群像，更涉及到急于塑造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的新一代，并成为二者之间相互纠葛的所在。《月兰》中当作为下乡青年知识分子的“我”找到月兰孩子过继的人家，想弥补自己的愧疚时，那一对农民夫妇向“我”发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你是他的什么人呢？”这一句疑问成为了过往的招魂词，带着幽灵般的回音，沿着时间之流回溯过去，牵引着曾经失落的文学走出赞美与歌颂、哭诉与仇怨，破除了结论与假象的二元分立，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由此成为了当时形势诡谲、前后茫茫之下的中国如何得以前行的关键。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将一个个深埋于历史地底的“词”复活，重新为其招魂与赋灵，以对抗历史进程中对于词语的篡改与歧义等，事实上其背后关注的是社会的话语系统形成与主体精神建构等问题。只有真正的问题得以浮现与生成，文学才有了探寻的动力与方向。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问题意识与理性支撑，马桥之“词”难以入“典”，问题是前提，而方法是形式，情感的充沛与思想的芒辉，显然是无关乎孰轻孰重，更无所谓孰对孰错的，关键在于问题背后的文体理性与形式探索，后者能够创造新的语言世界与文化隐喻。“但谁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谁又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共同语时，在追求心灵沟通时，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与寻根之问相关联的是，《马桥词典》代表着“问题”的延续，这也是韩少功小说的思考姿态和书写范式。小说透露关于民间与庙堂、乡土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的二分对立，马桥完全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丰富而多元。如小说中提到马桥人的传说时，写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马三宝，他被传为“真龙天子”，叙事者潜入深层的历史伦理中，重新设置价值审判的标尺，其中，一同起义的人们，“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在《马桥词典》中，那些关于“词”的虚构之“典”究竟意义何在？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俗学意义上的方言再现，也非纯粹意义的社会学中的乡土求索，其从背后隐现的问题与困惑出发，蕴藏着对新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的理性探询。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与思想的参与下，韩少功如何在小说文本中进行充分的形式化，成为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对于韩少功而言，无论是前期的反思、寻根文学探索，还是后来的《日夜书》《修改过程》等作品，其小说或多或少都出现理性化的叙述，叙述者时常以固有和既定的立场跳出文本，进行阐释论说，直接表达观点，而且在小说中，还直接述及自身思考的社会文化焦点，进入语言的与个体的内部，形成极具革命性的叙述，“在韩少功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韩少功是一个思想型作家，思想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陈鹭：《韩少功的思想立场与思维方法》，《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并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作者在叙事中以问题为切入点，以理性主义的思想形态，不断锚定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坐标，树立更为壮阔的宏愿，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的智性蕴蓄，在寻根文学阶段欲在寻向一个更为隐蔽、芜杂、博大的文化之根;而在后尋根阶段，重新审视和开凿历史，也一度成为韩少功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旨归。 其中，《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代表着中国百年来的历史革变，从近代以来的乌托邦探寻，到后革命时代的主体失落，小说铺设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衍变。事实上，格非小说思考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的过程，正是他的理性统摄下的历史意识展露的结果，在T.S.艾略特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而且，“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无论是文本世界还是其中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都可以呈现出格非历史意识中的话语自觉。在这背后，则是思想的绵延与精神的敞开，这构成了先锋写作及其变体的内在源泉，其中流露出一种极为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性。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小说中寓于文本内部的理性，生成了宏阔的处置问题的观念意识，在谈到小说《人面桃花》时，格非提到，“一定程度上，这个小说试图为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一百年历史的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或者说围绕这一问题，做出某些处理。但它也不光是历史小说，我对写纯粹的历史小说是没兴趣的，最终还是想通过历史解释我们当下的存在。”与韩少功相联系的是，格非的小说对于“问题”的处理，作为一种阐释的功能，提出问题并试图处置之。格非对于社会历史与人文的思考，往往可以直接对应于小说文本的人物/情节呈现。不仅如此，对于小说《人面桃花》，格非认为，“读者当然可以从阅读中各取所需。我希望书里所呈现的自己长时间的思考，对如今的读者仍然有意义，并且能够和他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具体来看，《江南》三部曲涉及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的观照，试图为中国晚近的革命幻象与理想幻灭下一个注脚，包括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话语的衍化更迭、革命世家与仕人氏族的精神演变，都在亦真亦幻的革命/战争中走向了自身的悲剧。可以说，格非在小说中试图以新的历史意识“提供某种答案”，也即形塑一套政治社会、性别文化与革命历史的阐释系统，以回应“一百年历史的问题”。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小说将谭功达与姚佩佩的古典主义式的情爱，放置于当代中国的革命骤歇与余绪之中，对于谭功达而言，从梅城到花家舍，从白小娴到姚佩佩，政治与情感的“乌托邦”遭遇了双重的幻灭，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一以贯之的革命情结也于焉走向坍毁，这显然是格非以后见之明进行的批判性观照。可以说，与韩少功理性视野下的问题探询不同，在格非那里，思想烛照下的问题意识可以是开放式的，而小说也并非提供某种必要的有效解决，而是启发问题的发现与命名、悬置与处理，形成精神的与文化的图景。
在《春尽江南》中，由诗人谭端午与李秀蓉之间的情感，串联起当代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困境，格非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与横向的文化情态中，书写了无处安放的情感、欲望及理想，也提示了难以取消的精神与文化惶惑。“近代以后，进步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会觉得历史是一个敞开的过程，向着一个目的螺旋式上升。应该说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过比较长时间的思考，我很早就接触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著作——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流行之前，所以如果你读得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春尽江南》的開头，长寿变得没有意义了，时间实际上已经面临终止。”（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格非在写作中，时常将自身的阅读、思考与见解融入文本，尤其善于将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脉络植入人物个体的精神流变与性格命运之中，在不断变迭的叙事观念和话语形态中，探幽人及人情人性的质地。“作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格非：《塞壬的歌声》）诗人谭端午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知识分子，他的存在对于妻子、绿珠以及其本身而言，有着不同的价值认同，他本身也代表着多重的复杂与分化，更意味着当代中国不断折射与分裂的隐而不彰的思想境况。而且，“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格非，将存在主义哲学中对于人的处境化入小说的人物形象之中，析解百年来中国现代性文化流变中的两难境遇——启蒙与革命、理想与现实、虚空与实在等，并将其掺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关切思想者/文化人的精神惶惑。
在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月落荒寺》中，格非的思想再次发生转圜，与既往在时间追索中形塑历史意识不同，他重新回到世俗的生活现场，回到个体的欲念与困惑，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林宜生等人，也迥异于先锋写作及《江南三部曲》时期所背负的历史因袭与理想困境。在《月落荒寺》中，以林宜生为代表的知识人沉沦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在左突右冲的欲望以及难以安放的灵魂之中，不断为新的精神困惑所囿制。“对比之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和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然而，在后现代的城市生态与商品社会的文化场域中，无论是生活在北京的高校哲学老师林宜生以及在他生命中似有若无的楚云，还是崇洋媚外最终被抛弃落魄的林宜生前妻、年轻学者白薇，又或者是仕途坎坷跌宕起伏的李绍基，等等，通过他们生活之欲与人心之虚，格非将关于历史与现实主体的人的思想，切入更深层人性世界以至更广阔细腻的当代中国社会肌理之中，照亮其中之人心，更透析其间之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