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薇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以第一次国内革命为背景，叙述了两姐妹余玥和余彬出走家庭奔向革命的历程。作为白薇早期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通过对女性、爱情以及革命之间问题的思考表达出了作家独立且独特的女性意识。而小说对“性别表演”下女性生存状态的体察以及其在语言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写作”的痕迹也是作家鲜明女性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白薇 女性意识 性别表演 女性写作
　　白薇原名黄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之一。白薇一生命运坎坷，但她创作出了大量的戏剧、诗歌以及小说，其文学成就不亚于冰心、萧红等。《炸弹与征鸟》即是白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白舒荣、何由二人合著的《白薇评传》中所言，小说《炸弹与征鸟》原本共三部，但“第二部的稿件，因《奔流》被查封而丢失，第三部近是个半成品”{1}。《炸弹与征鸟》实际是个不完整的故事，但小说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并没有因为故事的不完整而受到损毁。在这个不完整的故事中，分别以“征鸟”与“炸弹”自命的余玥、余彬两姐妹，人物个性鲜明并且形成强烈对比。借两姐妹出走家庭投身革命的历程，白薇表达出了自身鲜明的女性立场与女性认识。本文即从“性别表演”理论以及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所提倡的“女性写作”出发，试析白薇在《炸弹与征鸟》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一、“性别表演”下的女性及其身份认同
　　“性别表演”理论是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以及《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表演性）的，这表示除了构成它的真实的那些各种不同的行动以外，它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身份。”{2}在“性别表演”的理论之后，巴特勒又重点阐释了以戏仿为形式的身体的颠覆政治。她认为性别可以被看作一种身体风格，“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性别的效果是通过对身体的风格/程式化而产生的，它是使各种不同形态的身体姿态、动作和风格得以构建一个持久不变的性别化自我的假象的世俗方式”{3}。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实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性别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人们则通过身体符号以及遵循一定的话语实践规则的“性别表演”获得了性别认同。
　　在《炸弹与征鸟》中，余彬投身革命的历程便集中体现了这种“性别表演”下的女性及其身份认同。余彬因为内心的渴望而投身革命，抵达革命重地汉口后，便很快找到了在妇女协会交际部服务的工作。然而这份看似具有强烈革命性与先进性的工作实际却并没有什么内涵。余彬在游艺会、庆祝场上的活跃只是“惹起了一般青年的热爱与妄想”，她没有人指导，也并没有机会去应用自己革命的热望，她只是“点缀这个革命舞台的花”。这种空虚的生活使得她开始对革命产生怀疑。“她怀疑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底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下吗？革命时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如此不自由，如此尽做男子的傀儡吗？哼！革命！……把女权安放在马蹄血践下的革命！”④余彬不甘心被限制自由，想要在更大的革命舞台上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但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余彬发现并质疑了革命以及女性在革命中的地位，但却无法挣脱。作为女性，余彬逃脱不了情感以及感性的掌控，而作为投身革命的女性，余彬则只能在革命给女性规定的狭小空间内活动。于是，厌弃这一切，不愿被男权压制又忍受着名利诱惑的余彬开始玩弄感情，玩弄男性，成了一名交际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余彬成为交际花的结果也是娜拉出走的一种可能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余彬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并最终成为交际花的历程也是女性性别角色在革命话语中的实践。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其实并不具有本体性，而是在一连串身体行为的重复排演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个体的“性别表演”并不是“性别认同”的结果，它反而是建构此认同的实践过程。从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出发，可以看到余彬“交际花”的身份虽然蕴含了革命的因素，看似是对传统女性身份的突破，但实际上也只是男权目光审视下的一场“性别表演”，而且余彬在舞台上凭借身体、语言、姿势动作为观众展现出的充满革命色彩、包含“妇女解放”思想的女性形象也是“性别表演”的又一次上演。余彬想要最大限度地找寻自我，却在“性别表演”中不断迷失，并一度堕落。白薇对余彬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大革命时期“新女性”在“性别表演”下走向悲剧的可能。
　　与余彬不同，余玥是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包办婚姻后才得以投身革命。在这场悲剧性的婚姻中，余玥遭受了封建礼教对女性非人般的折磨。在一次次绝望的反抗中，不愿成为残酷社会牺牲品的余玥女性意识以及革命意识逐渐明晰起来。因此无论是在成功逃出家庭时，还是之后在革命与爱情的抉择中，余玥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或者换句话说，在“女性自我与社会化的女性角色的矛盾、压抑与反压抑”⑤中，余玥始终都在拒绝“性别表演”、反抗社会化的女性角色。然而当余玥听从马腾的建议选择成为女间谍，用女性身份及身体色诱G部长时，她也没能逃出女性在“性别表演”下的困境。
　　二、反抗父权的“女性写作”
　　白薇鲜明独立的女性意识还体现在《炸弹与征鸟》的叙述语言上。刘建梅在其著作《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中提出：“在语言层面上，由于白薇采用与女性神经官能症对应的歇斯底里式的表达方式，相对于男作家描述女人的叙述语言，因此，白薇的叙述语言给读者一种怪异且陌生的感觉。”⑥而实际上，白薇这种歇斯底里式的表达方式也暗合了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所提出并阐释的“女性写作”思想。
　　不同于以人文批评为主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以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试图通过革命性的语言来颠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的二元对立思想。在接受了波伏娃《第二性》中关于女性在社会文化历史中属于“第二性”的思想基础上，她们着重研究了女性身体与女性語言、女性写作的关系。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即提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⑦这种发自身体和无意识深处的女性写作是一种与男性中心话语模式相反的写作方式，拥有摧毁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强大力量。关于“女性写作”，以符号学研究著称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则提出了“记号语言”的写作方式。“记号语言”的理论建立在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批判的基础之上，这种语言破除了单一语言的秩序、规则和逻辑，颠覆了正常语序，是一种包含强烈革命性以及破坏性的语言。克里斯蒂娃重视语言、性别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女性必须靠自己的语言使主体意识得到凸显，而颠覆了“父权律法”的“记号语言”实际丰富了女性叙述的方式，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 　　《炸弹与征鸟》中的语言结构处处显示出这种“女性写作”的痕迹。小说开头描述了一场混乱的争斗，但作家并未事先交代冲突起因，而是直接以具有震撼力的语词以及简短有力的对话将事件展开。且对话在这里几乎没有承担交流的作用，反倒更倾向于单一的判断以及激烈的情感宣泄。而这种情感宣泄正是通过“炸弹”这个语词建立起来的。白薇将“炸弹”这个语词本身所带来的破坏色彩与其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象征性的战场空间，实现了一场歇斯底里式的语言狂欢。此外，在女性身体面对父权时，白薇这种“女性写作”的痕迹也十分明显。余玥被迫嫁给一个寡妇的儿子，新婚之夜遭受了凌辱和折磨，心中的愤恨和怒火歇斯底里地爆發了出来：“杀了他吧，杀了他吧！不杀他怎能复仇，雪耻？不杀他我怎能苟且，喘息，延生！……我不能太柔和了，任人支配我走囚人的绝路，和他打起来，打起来，找出我底出路！⑧值得注意的是，余玥的遭遇正是作家白薇人生经历的映射，余玥的愤怒正是白薇的愤怒。白薇借余玥的内心独白呈现出一种充满破坏色彩，与父权对抗的写作方式。而这正是埃莱娜·西苏所提倡的一种来自身体和无意识深处的“女性写作”，白薇鲜明的女性意识也因此得以凸显。而如果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炸弹与征鸟》更像是一个由多个故事片段连缀起来的文本。小说经常在缺乏过渡的情况下从一个场景故事突然进入另一个场景故事的叙述，这种颠覆了“逻各斯”话语的“女性写作”正是白薇女性意识的体现。
　　三、结语
　　白薇小说《炸弹与征鸟》探索了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在大革命中的成长轨迹。在这部“革命加恋爱”性质的小说中，白薇并没有让创作流于概念化和公式化，而是融入了自己鲜明的女性意识。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说：“在新文学第二代女作家中，白薇是少有的几个用女性的心灵而不是用中性的大脑写作的作家之一。”⑨对当时的文坛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反叛，而白薇充满女性意识的创作与实践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大革命下女性生存的另一种真相。这正是白薇作品的价值所在。
　　{1} 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2}{3} 〔法〕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8页，第184页。
　　{4}⑧ 白薇：《炸弹与征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第29页。
　　{5}⑨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第153页。
　　⑥ 〔美〕刘建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4页。
　　⑦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