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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6世纪是欧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时期，新航路的开辟将世界各地连成一个整体，处在亚洲东部的明朝也卷入了这场全球化的体系中。对外私人贸易的迅速发展使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并在中国民间广泛流通，最终形成了白银货币化的局面。在复杂的中外贸易中，虽然瓷器相比于丝绸远远逊色，但同样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欣赏品，其在促进白银货币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应作用。文章便以此为研究点，探讨白银货币化与瓷器贸易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行说明。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中外贸易;瓷器
明代立国初便宣布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迁徙令”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体现了明代君主对海外贸易的打击。但随着内部商品经济活跃以及欧洲东来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中国特有的丝绸、瓷器成为欧洲人的抢手货，并由此推动了源源不断的中外贸易，使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快了国内白银货币化过程。
1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形成原因
白银自古以来就是商品之间交换的媒介，但由于本国内产量少，商品贸易一直以铜钱为主，大额交换始终不便。至宋代开始出现纸币，明初也不例外，朱元璋时期发行“大明宝钞”，但最终因发行过多造成通货膨胀，不得不废止使用。而与此同时，白银渐渐在民间崛起，逐渐成为民间认可的货币，并最终使朝廷不得不承认白银的使用合法性，白银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货币，完成了货币化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大致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1 内部力量：民间长期使用白银的推动
自宋开始就有白银货币化的趋势，顾炎武曾对此现象做过一番考证，“民但以银论价”“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金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受宋的影响，民间内部贸易往来也渐渐开始使用白银。元代虽实行宝钞制度，但仍以银为钞本。这些都对后来的白银货币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明朝初年就出现，在《明史·食货志》中，以金花银为标志，表明政府客观承认白银的流通使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金花银的出现被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弛用银之禁”，但具体情况绝非一纸政令就能改变的。傅衣凌先生通过对徽州地区土地买卖的考证，得出了通货方式由前期的钞、稻谷、布、银兼用到后来以银为主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早在政府之前就已经有把白银当作主要货币的倾向。据此进一步推测，在明代中期以后，民间开始加快了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并影响到了上层统治者，白银最终占据了货币的主导地位。
1.2 外部力量：对外贸易下大量白银的涌入
16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尤其是欧洲人发现了从好望角到东方的路线，加快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商品的巨大国际需求，中国在与西方贸易过程中始终处于顺差，西方各国不得不支付大量白银来换取其所需商品。德国史学家弗兰克将其称为“商业上的纳贡”。据外国学者统计，在1570—1644年期间，美洲出产的白银至少有1/3流入中国。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这一数据还有待商榷。
总之，当时白银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流通媒介，大量从美洲开采的白银经过欧洲人的商船源源不断流向中国，满足了中国的白银需求，并加快了白银货币化转变的过程。
2 对外瓷器贸易具体情况
瓷器对外出口自唐宋时期就已出现，并在南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构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独特的印象，西方人对瓷器的大量需求使中国一直有着广阔的西方市场。但明代政府政策对中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私人贸易经历了从被官方打压到开放的过程，中外贸易逐渐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向私人贸易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外贸易特点。下面简要论述明朝不同时期的瓷器贸易情况。
明初厉行海禁，私人贸易一律被打压限制，造成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迅速减少，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成为唯一的合法贸易。这种贸易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外交性，并且贸易双方处于经济上不平等，如郑和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瓷器，并在航行过程中大量赏赐给其他国家。可以看出，瓷器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并不是交换的商品，很少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明代中期仍然延续海禁政策。与此同时，私人贸易迅速兴起，当时葡萄牙、荷兰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东西方贸易主要航线，并同当时在中国周边从事私人贸易的一些集团联合，以澳门为据点进行贸易。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经他们转手开始迅速向西方售卖，瓷器贸易逐步获得发展，并给当时民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隆庆年间，海禁解除，允许私人自由贸易，明朝正式开设港口与西方进行贸易，中外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达到了最顶峰。这一时期中国经营瓷器贸易的私商大量出现，活跃在与西方贸易的中界点——马尼拉、台湾、日本等地，他们将瓷器从中国内部运到当地，与西方人直接进行交易。据学者全汉升统计，在明季数十年，每年开往马尼拉港的船舶中，中国商船占绝大多数，表明了海禁解除后私人贸易的活跃。
3 两者关系探讨
白银货币化是明代社会内部经济领域的变动，而瓷器则是对外贸易中主要商品之一，表面上看两者并无太大联系，但深究其内部根源，发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彼此孤立的。白银货币化使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与同时期的西方货币具有一致性，加快了瓷器的对外出口。同样，瓷器作为中外贸易之间重要商品，其带来的丰厚利润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大量的白银由此涌入中国，加快了白银货币化的形成。下面进行具體说明。
白银货币化促使瓷器源源不断向海外出口，促进了瓷器事业的繁荣。白银货币化使白银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商品交换的主要货币，也成为了中外贸易的重要流通媒介，双方以白银为共同认可货币进行贸易，加快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将世界各地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美洲、中国与欧洲三个区域之间贸易完全由白银支配，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也同样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国内制瓷业也获得了新发展，除了原有景德镇瓷器等外，沿海地区出现了大小窑厂，处在这一地区的漳州窑、德化瓷也获得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瓷器也出现了西方特色，为满足西方需求，烧制过程中融合西方特色，比如欧洲人在海上打捞的克拉克瓷带有明显的贸易瓷特点。这一现象构成了此时期瓷器贸易新特征。
瓷器贸易使白银大量流入，加快了白银货币化过程，这显然是西方人对瓷器的巨大需求引起的。瓷器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于其较高的欣赏价值与特有的纹饰特点，这一特征西方人无法模仿复制，只得依赖于大量进口。同时，西方人对美洲银矿开采获得的大量白银，成为填补与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西方史学家布罗代尔就在其著作中提到过：“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欧洲人用从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等物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商品流通与市场构建，促进了白银货币化。
4 小结
白银货币化过程在研究明史很多现象中都应该受到重视，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其产生的影响不易发现，需要我们细致地分析思考，揭示出背后规律。瓷器不仅仅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商品，在中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把握好两者之间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弄清明代后期的社会新现象。社会发展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具有多元化因素，明代晚期激烈的社会变动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清）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J].社会科学战线，1980（3）.
[4]林唐.郑和下西洋对明代福州海外贸易的促进——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J].福州大学学报，1987（1）.
[5]邱永志.历久弥新：国际学术视野下的明代白银问题研究述论[J].清华大学学报，2018（4）.
[6]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中外贸易;瓷器
明代立国初便宣布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迁徙令”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体现了明代君主对海外贸易的打击。但随着内部商品经济活跃以及欧洲东来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中国特有的丝绸、瓷器成为欧洲人的抢手货，并由此推动了源源不断的中外贸易，使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快了国内白银货币化过程。
1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形成原因
白银自古以来就是商品之间交换的媒介，但由于本国内产量少，商品贸易一直以铜钱为主，大额交换始终不便。至宋代开始出现纸币，明初也不例外，朱元璋时期发行“大明宝钞”，但最终因发行过多造成通货膨胀，不得不废止使用。而与此同时，白银渐渐在民间崛起，逐渐成为民间认可的货币，并最终使朝廷不得不承认白银的使用合法性，白银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货币，完成了货币化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大致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1 内部力量：民间长期使用白银的推动
自宋开始就有白银货币化的趋势，顾炎武曾对此现象做过一番考证，“民但以银论价”“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金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受宋的影响，民间内部贸易往来也渐渐开始使用白银。元代虽实行宝钞制度，但仍以银为钞本。这些都对后来的白银货币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明朝初年就出现，在《明史·食货志》中，以金花银为标志，表明政府客观承认白银的流通使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金花银的出现被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弛用银之禁”，但具体情况绝非一纸政令就能改变的。傅衣凌先生通过对徽州地区土地买卖的考证，得出了通货方式由前期的钞、稻谷、布、银兼用到后来以银为主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早在政府之前就已经有把白银当作主要货币的倾向。据此进一步推测，在明代中期以后，民间开始加快了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并影响到了上层统治者，白银最终占据了货币的主导地位。
1.2 外部力量：对外贸易下大量白银的涌入
16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尤其是欧洲人发现了从好望角到东方的路线，加快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商品的巨大国际需求，中国在与西方贸易过程中始终处于顺差，西方各国不得不支付大量白银来换取其所需商品。德国史学家弗兰克将其称为“商业上的纳贡”。据外国学者统计，在1570—1644年期间，美洲出产的白银至少有1/3流入中国。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这一数据还有待商榷。
总之，当时白银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流通媒介，大量从美洲开采的白银经过欧洲人的商船源源不断流向中国，满足了中国的白银需求，并加快了白银货币化转变的过程。
2 对外瓷器贸易具体情况
瓷器对外出口自唐宋时期就已出现，并在南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构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独特的印象，西方人对瓷器的大量需求使中国一直有着广阔的西方市场。但明代政府政策对中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私人贸易经历了从被官方打压到开放的过程，中外贸易逐渐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向私人贸易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外贸易特点。下面简要论述明朝不同时期的瓷器贸易情况。
明初厉行海禁，私人贸易一律被打压限制，造成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迅速减少，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成为唯一的合法贸易。这种贸易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外交性，并且贸易双方处于经济上不平等，如郑和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瓷器，并在航行过程中大量赏赐给其他国家。可以看出，瓷器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并不是交换的商品，很少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明代中期仍然延续海禁政策。与此同时，私人贸易迅速兴起，当时葡萄牙、荷兰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东西方贸易主要航线，并同当时在中国周边从事私人贸易的一些集团联合，以澳门为据点进行贸易。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经他们转手开始迅速向西方售卖，瓷器贸易逐步获得发展，并给当时民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隆庆年间，海禁解除，允许私人自由贸易，明朝正式开设港口与西方进行贸易，中外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达到了最顶峰。这一时期中国经营瓷器贸易的私商大量出现，活跃在与西方贸易的中界点——马尼拉、台湾、日本等地，他们将瓷器从中国内部运到当地，与西方人直接进行交易。据学者全汉升统计，在明季数十年，每年开往马尼拉港的船舶中，中国商船占绝大多数，表明了海禁解除后私人贸易的活跃。
3 两者关系探讨
白银货币化是明代社会内部经济领域的变动，而瓷器则是对外贸易中主要商品之一，表面上看两者并无太大联系，但深究其内部根源，发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彼此孤立的。白银货币化使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与同时期的西方货币具有一致性，加快了瓷器的对外出口。同样，瓷器作为中外贸易之间重要商品，其带来的丰厚利润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大量的白银由此涌入中国，加快了白银货币化的形成。下面进行具體说明。
白银货币化促使瓷器源源不断向海外出口，促进了瓷器事业的繁荣。白银货币化使白银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商品交换的主要货币，也成为了中外贸易的重要流通媒介，双方以白银为共同认可货币进行贸易，加快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将世界各地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美洲、中国与欧洲三个区域之间贸易完全由白银支配，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也同样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国内制瓷业也获得了新发展，除了原有景德镇瓷器等外，沿海地区出现了大小窑厂，处在这一地区的漳州窑、德化瓷也获得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瓷器也出现了西方特色，为满足西方需求，烧制过程中融合西方特色，比如欧洲人在海上打捞的克拉克瓷带有明显的贸易瓷特点。这一现象构成了此时期瓷器贸易新特征。
瓷器贸易使白银大量流入，加快了白银货币化过程，这显然是西方人对瓷器的巨大需求引起的。瓷器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于其较高的欣赏价值与特有的纹饰特点，这一特征西方人无法模仿复制，只得依赖于大量进口。同时，西方人对美洲银矿开采获得的大量白银，成为填补与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西方史学家布罗代尔就在其著作中提到过：“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欧洲人用从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等物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商品流通与市场构建，促进了白银货币化。
4 小结
白银货币化过程在研究明史很多现象中都应该受到重视，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其产生的影响不易发现，需要我们细致地分析思考，揭示出背后规律。瓷器不仅仅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商品，在中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把握好两者之间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弄清明代后期的社会新现象。社会发展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具有多元化因素，明代晚期激烈的社会变动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清）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J].社会科学战线，1980（3）.
[4]林唐.郑和下西洋对明代福州海外贸易的促进——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J].福州大学学报，1987（1）.
[5]邱永志.历久弥新：国际学术视野下的明代白银问题研究述论[J].清华大学学报，2018（4）.
[6]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