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市场和市场边缘人士，比如很多财经媒体，在5月9日的那个周末都因为“新国九条”的发布而欢呼了起来，因为这是“重大利好”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新国九条”的内容，很可能就对这种欢呼的情绪怀疑起来。
　　说这次的国九条不值得欢呼，首先对比一下历史上出台的国九条吧。
　　国九条，从广义上来说，在2014年之前一共发布过3次，其中第三次是在2013年年底，主要内容是说监管层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但其实际操作性最差，在讨论中咱们可以把它剔除出去。
　　其余两次国九条是在2004年和2008年发布的，从结果看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它们出台的时机和市道都非常差，市场几欲崩盘；其次，在这两次国九条发布后，市场都给予了很强烈的反馈，2005年到2007年内地的A股市场大概上涨了6.5倍，2009年上半年A股市场涨幅也超过80%。
　　但是，市场给予强烈反馈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两次国九条，都明确地要解决当时金融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2004年是股权分置改革，2008年是怎么面对金融危机—虽然2008年的决策给以后的经济带来了一些问题，但它在当时真的是很见效的—而这个前提是最新的国九条所不具备的。
　　2014年的国九条的论述特点是非常大而全，它几乎提及了所有现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问题，缺乏重点，没节奏感。
　　这种“大把抓，狗挠门”式的框架文件，缺乏对市场明确的刺激点，如果没有进一步解释性的具体实施办法，是很难被市场认为是“重大利好”的，并且也很难出现比较稳定的市场正面反馈。
　　当然，新国九条并不是全无可观之处。总体上看，决策当局希望高风险资本市场能分担银行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券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希望各种资本，比如海外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到这种“分担”中来。
　　这种充满了“提高”、“推进”的模糊表述在两年前就提出过，现在再提一次是不是说政府执行层已经要进入更宽松的准入政策制定阶段了？如果是这样，说明它还是有让人期待的地方。
　　中国的改革都是一种倒逼式的改革。其实也不只是中国，很多强政府经济体的改革都是这样的。
　　政府总是在市场遇到问题的时候提出改革—如果此时的政府还对整体经济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的话—对市场和民间资本做出一些让渡，放弃一些原来政府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才可能具有的权力，以换取民间或者国外资本更积极的参与和支持度。
　　当然，这么做政府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放出去的权力再想收回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强力去收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所以极端强政府国家和服务型政府国家的一个差别就是，强政府国家的国有企业把持着最赚钱的行业；而服务型政府的国有企业只是经营公共事业的公司，因为那些公司没有私人投资愿意去干。
　　除此之外，新国九条还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提到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的注册制。这个提法非常令人费解：该把重音放在“推进”上还是放在“稳妥”上？二者意思差别很大。
　　很多人解读成要“推进”，但是就我个人看来，这里边有要“备着刹车”的意思，原因是，注册制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决策当局如果觉得办得不错的话，说“推进”或者“进一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加上“稳妥”这样的表述。
　　在这次国九条发布后，最喜欢将之解读成“重大利好”的是那些券商，因为它们每次有什么消息都喜欢解释成“重大利好”。
　　那么，那些媒体为什么有这种“重大利好”的欢呼呢？这个原因应该是，媒体本身就需要隔段时间便欢呼一下，从而调动读者的情绪。这些家伙很久没有欢呼过了，它们应该想利用个机会“假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