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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史铁生出生于1951年，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根据史铁生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史铁生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本期《每期热点》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方式，以本文作者之名，为一小撮有“文学癖”的同学们，纪念一个作家带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在横流的功名中偶尔地听一听文学的声音。
并非是一定要把标题写得这么煽情，并非是一定把名号安给一个其实大部分作品你都没有读过的人的头上。只是说，这个年头，还有个作家能让大家知道名字不容易；只是说，这个年头，还有个作家他写的东西你读过，心头会有一点感觉；学习和生活忙碌，行迹匆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漫漫读书路，上下求索之，碰见一个不是那么差劲的作家，特别是他昨天还活着，还在写不是那么哗众取宠、不那么矫揉造作、不那么差劲的文章的，真的不容易。这样的文章，今人读了曰“给力”，古人读了曰“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的人，古人称之为“君子”，我管他叫做——那个给我信仰的人。
然而他死了。
201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命的最后一天。熟悉和喜爱史铁生的读者都震惊了，他们觉得这一天来得太早，因为还有4天才是他的60大寿；而了解史铁生的读者也能很快地从悲痛中平静下来，因为在史铁生的坚持和他所创造的奇迹下，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节日”。因为他曾经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其实他没有那么淡定，谁也不能把“死”看作是一个节日，他故意这样地说，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人，他本质上不是个作家，他是个病人，生活是他的职业，写作只是业余的。他用生命写作，我们用口舌去读，这种理解不透彻，也不公平。这虽不公平，也不道德，可这是现实。
一个农民死了，他种的庄稼还在；到秋天庄稼死去，他整理的田垄还在。一直到很多年后，那些痕迹才能抹去，这个人还活在亲人的记忆中。时间让一个人出生，然后将他弄死，但很难消除所有痕迹。一个作家也是如此，他死了，他的文章还在，我们翻出那些他写的文章，然后只有这些文章也死去，作家才真的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铁生一直活着；而实际上，还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铁生就没有活过。而且不仅仅是他，很多作家，活着的时候就被我们抛弃了。
残缺，是圆满的开始
一个人离开了。嘴角一丝微笑，我死了，你活着，谁更好，天知道。活着到底好不好是一件很难评价的事情。可是无论我们怎么七嘴八舌，句句总是不关情。到底怎样，天知道。
记得以前读过一篇俄罗斯童话叫做《一块烫石头》，讲述的是一个受尽苦难的老头不愿意使用魔法石来重新过一遍人生，不管光荣和骄傲、苦难和黑暗，他一路走过都没有后悔，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一直记得他那一段陈述，每当人生走到一个坎坷，每当人生走到一个枯燥，我都会回味这些话，试图舔舐出一点味道：
“你准以为我老了，瘸着腿，残废了。很不幸，其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我这条腿是给一根木头‘喀嚓’压断的，可那时候我们是在推倒围墙——唉，还没经验，笨手笨脚的木匠在构筑街垒，举行起义，要推翻你只在画片上看到过的沙皇。
……
“我害了伤寒病，待在又矮又冷的板棚里，躺在干草上翻来覆去折腾，说着胡话。可有一件事比死更可怕，就是我听说我们的国家遭到包围，敌人的军队要战胜我们。然而，我在重新闪耀的太阳的第一道光芒中清醒过来，我知道了，敌人又被击溃，我们又进攻啦。
“我们这些幸福的人相互从一张病床向另一张病床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当时胆怯地幻想着，即使不在我们生前也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国家将变得像今天这样的强大。傻伊凡，这还不是幸福吗？我为什么要选择另一次生命，要另一个青春时代呢？我曾经是过得很苦，可我过得光明正大！”
这里面有人生，有插曲，它是个历史，也是个现实，但是没有经过的人，只是瞠目结舌。史铁生的人生也是一样。他是个知青，曾在陕北插队。上山下乡让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洒在了广袤的土地上，这些人回首过去，有的全盘否定，有的青春无悔。否定的人理直气壮，这个时间耽误了升学，耽误了务工，返回城市之后失去机会，最后一辈子一事无成，梦想和抱负不复存在，只有两鬓斑白，回忆往昔的荒唐，追悔莫及；无悔的人无悔得决绝，抱着梦想上山下乡，一腔热血战天斗地，理想主义者的热忱没有被现实环境的严酷磨炼掉，梦想破灭之后也不曾后悔，两鬓斑白，回忆往昔的荒唐，热血依旧。没有谁能够评价这一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当我们缅怀这些离开的人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格再去对他们的人生做什么诠释，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为生命做了注脚。
这不是个文学的年代，一个作家的死没什么大惊小怪。就在史铁生去世的时候，那个宣武医院里面，有孩子出生，也有人同时死去，默默无闻。记得很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悼文《黄土》：“将军和领导人死了，会有无数悼文，因为他们功勋昭著。一个普通劳动者死了，我们撒下这一把黄土，并期望世人能够容纳。”歌唱或者批评，讽刺还是挖苦，作家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祖辈歌唱了人民，或者赞美了权贵。既然捧得起，也就摔得下。我们有作家，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作家。但是我们要一个作家，不是来看他的死去，然后感叹。
史铁生写了些什么东西，我已经记得很模糊了。但初识那些文字的震撼，让人难以忘记。这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这是一个我们望其项背的人。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却没有人不听说过《我与地坛》，这个选进高中课本的文章。这个北京人用来举办热闹庙会的地坛，这个柏树苍老的地坛，这个史铁生的地坛吸引过很多人来，可是来了的人来着，走的人走着。他在这里坐了15年，我们在尘世间行走了15年。15年的思索是一篇文章，而这15年我们走来走去，却才能读懂这文章。
后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病隙碎笔》。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平均一天只写了136个字。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低处修心，高处成事
巴金：苍老背后是青春的年代
作家的死去，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家就这样死去，作品就这样死去。
2005年的时候，有个叫做李尧棠，字芾甘的人去世了，作为一个作家，他还叫做巴金。他出生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在位，他去世的时候，共和国已经过了五十华诞。这个作家死的时候，也曾有很多人怀念他。不过我敢肯定，没有人愿意去回顾他那些年轻的岁月，没有人看见过他那些激情澎湃的时刻，他的生命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时代，但他一直是另外那个时代的人，貌似他的那些青春和痛苦只是他那个时代的珍藏。当巴金在病床上写下《随想录》的时候，我没有去读，我读不懂。一个人生命中最后的话，我们只是听不懂。那个最懂他的人，叫做萧珊，已经死在1972年。你看得见的巴金，看得见他的苍老和无奈，看得见他的孤单和寂寞，看得见他的赤诚和坦率。你尽管去研究，去探索；那些你看不见的，你读不出来的，那些是他的青春和痛苦。当他开口说话，我们肃然和陌生。家中有个祖辈，他的年龄、智慧，还有热情都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只是，他的智慧还有热情都献给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年龄只是自己的独家的回忆，我们不懂。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世上没有神，也就没有兽，而只有人。寥寥几笔，反映出的却是巴金内心对过去的忏悔和对未来说真话的决心，《没有神》也是巴金最短的文章，写于他90高龄。“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这或许就是巴老人格的写照。
施蛰存：淡淡地，被遗忘
巴金去世的时候，大家纷纷说从此世间没有大师。而在此的前两年，当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老人——施蛰存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听过这个名字的人可能比读过《激流三部曲》的人还少，不过无碍。存在的人兀自存在，就像太阳和月亮，日食和月食都不能使它们本身有所亏减，看到的看不到只是人们罢了。
实际上我们从更早以前就开始失去这些人了。当奇幻的笔法和瑰丽的技巧进行着文学新实验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当年新感觉派的大师在70年前的上海就曾经实验过所有这些技巧。当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字洒脱不羁，有人说从标点符号都能读出一种才华和放荡的时候，这个叫做施蛰存的人在70年前的上海就已经写出中国最早的一批这种类型的小说了，他和他的伙伴被称作是圣手。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他主持一本叫做《现代》的杂志，杂志曾隆重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文坛新秀——海明威；杂志也曾刊登过艾略特的《荒原》，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给了这篇大作一个土气的名字《荒土》。＂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这个人经历并参与创造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当70年后，一切卷土重来，他只是淡淡地看着。长者不嘲讽任何人，然而长者的存在就是嘲讽，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遗忘。
我常常在华茨活士的鸽舍，伊尔文的日光草屋，雨果的旧居，莎士比亚的诞生处，趁我的高兴去游览。安徒生聚集了一群天使般的孩子大讲童话的桌边，马可孛罗被一群意大利后生们围绕着听他夸奖几百万黄金几千万珠玉的天国街市的火炉边，我也常常去神游。其余如出名的老古董店，我也常看见它肩着一盏昏黄的街灯占住了伦敦之一角。再古旧些，则如古代埃及王的宫殿，罗马人的浴场，阿普罗的祭坛更是足以勾引我一二小时的心往。
然而不要忘记了我是东方古国中的人呀。自己的布衣总比人家的绸服可爱惜些呀。因此之故，我并不专爱人家五花八门的绸服；我常在热心地开我的衣箱，想检几件自己的布衣来称道一会。如果自己也有绸衣，那是更好了。无奈我的衣箱是空的！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据说是在自己嫌憎自己太丑了，比不上人家。她以为这是衣服不时髦的缘故。因此她把她的绸的布的衣饰全都丢的丢了，烧的烧了。她不惜花了许多钱许多时间去穿人家的衣裳，于是这许多天，我看见依然是这般老丑，让她尽是老丑，原不于我甚事，无奈衣箱的衣服散了。于我便有了重大的影响。（摘自《书相国寺摄景后甲》，施蛰存）
热爱痛苦，“活”不同“活”
活着和活着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活着的日子里，在最狂妄的年纪里突然残废了双腿，史铁生依然对人生充满着热爱，使他无法抛弃他的命运，使他的人生那么坚忍不拔，使他的人生摇曳生辉，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种命运。我的最早的这种的感动，来自于史铁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它可能没有《我与地坛》那么出名，但是爱和热情，没有丝毫的减退：“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个在最骄傲的年纪残废了双腿的孩子，能在秋风中看到菊花，看到不同颜色的气质不同，看到它们都泼泼洒洒，开得烂漫。也许是苦难的原因，这些看起来比我们更加痛苦的人总更加乐观，更加坚强；他们和他们的命运之间总有更加深厚的感情。
其实人生不过是活着罢了，然而余华对这个词语有别样阐释：“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最后，余华得出结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海伦•凯勒：困难度化光明
我们都知道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一个人叫做海伦•凯勒。她在世间一共度过了88个年头，其中有87年在黑暗和寂静当中。马克•吐温称赞她是和拿破仑一样伟大的人。在她的文章中，她表达出这样的观点：
“我们大多数人把生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死，但通常我们把那天想象在遥远的将来。当我们心宽体健时，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很少想到它。时日在无穷的展望中延展着，于是我们干着琐碎的事情，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对生活的倦怠态度。
“我不时地询问过我的能看见东西的朋友们，以了解他们看到什么。最近，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从一片森林里散步许久回来，我问她看到了什么，她答道：‘没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不是习惯了听到这种回答，我都可能不相信，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确信这个情况：能看得见的人却看不到什么。”
我们每天都在挥霍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这对海伦•凯勒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借助仅有的触觉，她能够掌握五门语言，写出十几本作品，她可以在树干上触摸到嫩芽而发现春天，在流水中触摸到温暖而发现春天，从鸟鸣引起的颤抖中发现春天，她拥有的春天远远多于我们的春天。或许，只能说：“唯有失去方知珍贵。”
史铁生拥有着与海伦•凯勒相似的境遇，因为他没法行动，所以才能在地坛坐了十五年；因为他没法行动，所以没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去奔波，因而更加接近生命的本真。在我们为了生活疲于奔波而无暇思考的时候，史铁生帮我们想了很多问题，当他给我们讲述的时候，我们恍然间发现，我们失去这些东西久矣。我们发现了钻石，却无法欣赏它的美丽，只能强势地围观，徒然地围观。一个人知道一件事和经历过一件事，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我们怎样体会那些文字，都没法咀嚼出最深的那层味道，一个人和一个人总是不同的，一千个人能解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能解读出一千个史铁生。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认真读这些故事，认真思索这些事情，总能有所收获。
逃避问题，只会迷失自己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老、病、死这些大问题。在面对问题时，人们通常会选择逃避，那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而今有一个人为我们思考，他叫做史铁生。或许是因为他的行动不便，或许是因为他人生苦难的“应接不暇”，使得他无处可逃，只有静下来代替落荒而逃的我们思考。然后，我们深深地思考着他的思考，然后叫好，然后感动，然后抹去眼角的泪水，然后一如既往。在他充满思索的作品中，他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这种人的存在，让我们鄙俗和浅薄，让我们平庸和虚假，让我们内心不舒服和不自在。于是我们掌声响起来，将他们捧到神坛，捧到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位置上，捧到一边去。而这种人离去时，我们需要做的是汲取力量、学会思考，在自己生命中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苦难、成长和坚强。
卢梭：做最真实的自己
巴金在《随想录》里面，对自己进行的不断反思、不断忏悔可以说到了苛刻的地步。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是他对自己的软弱和动摇的批判，对往事坚持到底的剖析。他的结论是：“大声疾呼，一定要说真话。”但是一片掌声之后，又有多少人去说了真话呢？
如果卢梭没有留下一本《忏悔录》，他的形象也不会有变好或者变坏。但是他自己良心不安，所以他留下这本自传，不要最好的自己，不要最坏的自己，这个是最真实的自己。没有人是他的上帝，他的忏悔是对自己的良心而作的，显然巴金从他这个忘不了的老师那里学到这点——真实。问题是我们可曾从巴金那里学到这种真实？
卢梭的《忏悔录》出现之后，他的形象不但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反而更加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伟大的人，好像错误都可以原谅，当年侮辱和损害别人的事情都是云烟。而事实不是这样，卢梭写这本书的时候，忏悔就是忏悔，而不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如果说里面还有什么，那就是真实。这不是一个用来发现伟大的地方，它里面描写了最为真实的肮脏和龌龊的念头，肮脏和龌龊的行为。巴金写《随想录》，写的是自己的动摇和软弱，是耻与人言的弱点和缺陷，是每每想起会后悔不止的错误。但是，我们给予掌声之后就将这本书束之高阁。因为我们不敢面对真实，我们用赞扬捧杀了卢梭的忏悔，捧杀了巴金的真话，而卢梭早早地就开始嘲笑了。
卢梭在《忏悔录》的序言中高声宣扬道：“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到现在为止，他依然高傲地拷问着我们的心灵，高傲地鄙视着我们。
文学的根基，是有信仰的生命
虽然我们是平庸的人，我们不敢像卢梭那样面对真实的自我，不敢像巴金那样倾诉真实的话语，也不敢认真思索一些很严肃的事情，但我们依然把掌声给这些人，把赞美给这些人。打开电台，还是能够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地朗诵《我与地坛》。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光辉灿烂，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完美无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深刻，然而我们是有信仰的人，而这些人给我们信仰。
史铁生曾这样解释过自己的名字：“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的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
这个历史中，就有信仰，就有坚持。
巴金，这个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还坚持拷问自己的人，年轻时候也曾充满梦想。巴金说过：“我要是当年不信奉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我赞成一点，受了压迫，就要反抗。”这就是巴金，聆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每一声都响得那么长久——我无法入睡，于是我便写作。”这是带着信仰的作品，是充满反抗和战斗的作品，是激情澎湃的作品。即便到了后来，这些青春的热血撞击到现实，骨子里还有着思想，还有着信仰。
海伦•凯勒，除了与残障斗争的一辈子之外，她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为贫苦大众奔波呼喊的人。在调查残障人士的分布时，海伦•凯勒发现，由于工作环境、医疗条件的关系，穷人中残障的比例大大高于富人。这种痛苦是天灾更是人祸。因为亲身体验过，所以不愿意这个世界再有痛苦。海伦•凯勒不能忍受这人为的不公，所以她奔走呼吁，她不满，她有信仰，这信仰支持着她战斗，支持着她前行。
史铁生也有一个信仰，在《我的梦想》一文中，他曾说，“刘易斯的脚是我的梦想”，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双腿残废的他。几千年前，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夸父，他的目标是逐日。而今又见这样的人，他的信仰，也给我们带来梦想。
让我们缅怀这些人，这些给我们信仰的人。让我们平凡地，有希望地活着。
《我与地坛》是最能体现史铁生风格和思想的文章了，其中有感性的描写，也有充满哲理的思辨。不过文章中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普通平凡的一句：“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这句话在说梦对应的四季。
即便文学死了，信仰还在。即便人去了，信仰还在。
并非是一定要把标题写得这么煽情，并非是一定把名号安给一个其实大部分作品你都没有读过的人的头上。只是说，这个年头，还有个作家能让大家知道名字不容易；只是说，这个年头，还有个作家他写的东西你读过，心头会有一点感觉；学习和生活忙碌，行迹匆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漫漫读书路，上下求索之，碰见一个不是那么差劲的作家，特别是他昨天还活着，还在写不是那么哗众取宠、不那么矫揉造作、不那么差劲的文章的，真的不容易。这样的文章，今人读了曰“给力”，古人读了曰“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的人，古人称之为“君子”，我管他叫做——那个给我信仰的人。
然而他死了。
201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命的最后一天。熟悉和喜爱史铁生的读者都震惊了，他们觉得这一天来得太早，因为还有4天才是他的60大寿；而了解史铁生的读者也能很快地从悲痛中平静下来，因为在史铁生的坚持和他所创造的奇迹下，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节日”。因为他曾经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其实他没有那么淡定，谁也不能把“死”看作是一个节日，他故意这样地说，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人，他本质上不是个作家，他是个病人，生活是他的职业，写作只是业余的。他用生命写作，我们用口舌去读，这种理解不透彻，也不公平。这虽不公平，也不道德，可这是现实。
一个农民死了，他种的庄稼还在；到秋天庄稼死去，他整理的田垄还在。一直到很多年后，那些痕迹才能抹去，这个人还活在亲人的记忆中。时间让一个人出生，然后将他弄死，但很难消除所有痕迹。一个作家也是如此，他死了，他的文章还在，我们翻出那些他写的文章，然后只有这些文章也死去，作家才真的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铁生一直活着；而实际上，还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铁生就没有活过。而且不仅仅是他，很多作家，活着的时候就被我们抛弃了。
残缺，是圆满的开始
一个人离开了。嘴角一丝微笑，我死了，你活着，谁更好，天知道。活着到底好不好是一件很难评价的事情。可是无论我们怎么七嘴八舌，句句总是不关情。到底怎样，天知道。
记得以前读过一篇俄罗斯童话叫做《一块烫石头》，讲述的是一个受尽苦难的老头不愿意使用魔法石来重新过一遍人生，不管光荣和骄傲、苦难和黑暗，他一路走过都没有后悔，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一直记得他那一段陈述，每当人生走到一个坎坷，每当人生走到一个枯燥，我都会回味这些话，试图舔舐出一点味道：
“你准以为我老了，瘸着腿，残废了。很不幸，其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我这条腿是给一根木头‘喀嚓’压断的，可那时候我们是在推倒围墙——唉，还没经验，笨手笨脚的木匠在构筑街垒，举行起义，要推翻你只在画片上看到过的沙皇。
……
“我害了伤寒病，待在又矮又冷的板棚里，躺在干草上翻来覆去折腾，说着胡话。可有一件事比死更可怕，就是我听说我们的国家遭到包围，敌人的军队要战胜我们。然而，我在重新闪耀的太阳的第一道光芒中清醒过来，我知道了，敌人又被击溃，我们又进攻啦。
“我们这些幸福的人相互从一张病床向另一张病床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当时胆怯地幻想着，即使不在我们生前也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国家将变得像今天这样的强大。傻伊凡，这还不是幸福吗？我为什么要选择另一次生命，要另一个青春时代呢？我曾经是过得很苦，可我过得光明正大！”
这里面有人生，有插曲，它是个历史，也是个现实，但是没有经过的人，只是瞠目结舌。史铁生的人生也是一样。他是个知青，曾在陕北插队。上山下乡让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洒在了广袤的土地上，这些人回首过去，有的全盘否定，有的青春无悔。否定的人理直气壮，这个时间耽误了升学，耽误了务工，返回城市之后失去机会，最后一辈子一事无成，梦想和抱负不复存在，只有两鬓斑白，回忆往昔的荒唐，追悔莫及；无悔的人无悔得决绝，抱着梦想上山下乡，一腔热血战天斗地，理想主义者的热忱没有被现实环境的严酷磨炼掉，梦想破灭之后也不曾后悔，两鬓斑白，回忆往昔的荒唐，热血依旧。没有谁能够评价这一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当我们缅怀这些离开的人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格再去对他们的人生做什么诠释，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为生命做了注脚。
这不是个文学的年代，一个作家的死没什么大惊小怪。就在史铁生去世的时候，那个宣武医院里面，有孩子出生，也有人同时死去，默默无闻。记得很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悼文《黄土》：“将军和领导人死了，会有无数悼文，因为他们功勋昭著。一个普通劳动者死了，我们撒下这一把黄土，并期望世人能够容纳。”歌唱或者批评，讽刺还是挖苦，作家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祖辈歌唱了人民，或者赞美了权贵。既然捧得起，也就摔得下。我们有作家，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作家。但是我们要一个作家，不是来看他的死去，然后感叹。
史铁生写了些什么东西，我已经记得很模糊了。但初识那些文字的震撼，让人难以忘记。这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这是一个我们望其项背的人。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却没有人不听说过《我与地坛》，这个选进高中课本的文章。这个北京人用来举办热闹庙会的地坛，这个柏树苍老的地坛，这个史铁生的地坛吸引过很多人来，可是来了的人来着，走的人走着。他在这里坐了15年，我们在尘世间行走了15年。15年的思索是一篇文章，而这15年我们走来走去，却才能读懂这文章。
后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病隙碎笔》。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平均一天只写了136个字。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低处修心，高处成事
巴金：苍老背后是青春的年代
作家的死去，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家就这样死去，作品就这样死去。
2005年的时候，有个叫做李尧棠，字芾甘的人去世了，作为一个作家，他还叫做巴金。他出生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在位，他去世的时候，共和国已经过了五十华诞。这个作家死的时候，也曾有很多人怀念他。不过我敢肯定，没有人愿意去回顾他那些年轻的岁月，没有人看见过他那些激情澎湃的时刻，他的生命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时代，但他一直是另外那个时代的人，貌似他的那些青春和痛苦只是他那个时代的珍藏。当巴金在病床上写下《随想录》的时候，我没有去读，我读不懂。一个人生命中最后的话，我们只是听不懂。那个最懂他的人，叫做萧珊，已经死在1972年。你看得见的巴金，看得见他的苍老和无奈，看得见他的孤单和寂寞，看得见他的赤诚和坦率。你尽管去研究，去探索；那些你看不见的，你读不出来的，那些是他的青春和痛苦。当他开口说话，我们肃然和陌生。家中有个祖辈，他的年龄、智慧，还有热情都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只是，他的智慧还有热情都献给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年龄只是自己的独家的回忆，我们不懂。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世上没有神，也就没有兽，而只有人。寥寥几笔，反映出的却是巴金内心对过去的忏悔和对未来说真话的决心，《没有神》也是巴金最短的文章，写于他90高龄。“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这或许就是巴老人格的写照。
施蛰存：淡淡地，被遗忘
巴金去世的时候，大家纷纷说从此世间没有大师。而在此的前两年，当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老人——施蛰存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听过这个名字的人可能比读过《激流三部曲》的人还少，不过无碍。存在的人兀自存在，就像太阳和月亮，日食和月食都不能使它们本身有所亏减，看到的看不到只是人们罢了。
实际上我们从更早以前就开始失去这些人了。当奇幻的笔法和瑰丽的技巧进行着文学新实验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当年新感觉派的大师在70年前的上海就曾经实验过所有这些技巧。当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字洒脱不羁，有人说从标点符号都能读出一种才华和放荡的时候，这个叫做施蛰存的人在70年前的上海就已经写出中国最早的一批这种类型的小说了，他和他的伙伴被称作是圣手。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他主持一本叫做《现代》的杂志，杂志曾隆重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文坛新秀——海明威；杂志也曾刊登过艾略特的《荒原》，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给了这篇大作一个土气的名字《荒土》。＂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这个人经历并参与创造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当70年后，一切卷土重来，他只是淡淡地看着。长者不嘲讽任何人，然而长者的存在就是嘲讽，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遗忘。
我常常在华茨活士的鸽舍，伊尔文的日光草屋，雨果的旧居，莎士比亚的诞生处，趁我的高兴去游览。安徒生聚集了一群天使般的孩子大讲童话的桌边，马可孛罗被一群意大利后生们围绕着听他夸奖几百万黄金几千万珠玉的天国街市的火炉边，我也常常去神游。其余如出名的老古董店，我也常看见它肩着一盏昏黄的街灯占住了伦敦之一角。再古旧些，则如古代埃及王的宫殿，罗马人的浴场，阿普罗的祭坛更是足以勾引我一二小时的心往。
然而不要忘记了我是东方古国中的人呀。自己的布衣总比人家的绸服可爱惜些呀。因此之故，我并不专爱人家五花八门的绸服；我常在热心地开我的衣箱，想检几件自己的布衣来称道一会。如果自己也有绸衣，那是更好了。无奈我的衣箱是空的！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据说是在自己嫌憎自己太丑了，比不上人家。她以为这是衣服不时髦的缘故。因此她把她的绸的布的衣饰全都丢的丢了，烧的烧了。她不惜花了许多钱许多时间去穿人家的衣裳，于是这许多天，我看见依然是这般老丑，让她尽是老丑，原不于我甚事，无奈衣箱的衣服散了。于我便有了重大的影响。（摘自《书相国寺摄景后甲》，施蛰存）
热爱痛苦，“活”不同“活”
活着和活着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活着的日子里，在最狂妄的年纪里突然残废了双腿，史铁生依然对人生充满着热爱，使他无法抛弃他的命运，使他的人生那么坚忍不拔，使他的人生摇曳生辉，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种命运。我的最早的这种的感动，来自于史铁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它可能没有《我与地坛》那么出名，但是爱和热情，没有丝毫的减退：“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个在最骄傲的年纪残废了双腿的孩子，能在秋风中看到菊花，看到不同颜色的气质不同，看到它们都泼泼洒洒，开得烂漫。也许是苦难的原因，这些看起来比我们更加痛苦的人总更加乐观，更加坚强；他们和他们的命运之间总有更加深厚的感情。
其实人生不过是活着罢了，然而余华对这个词语有别样阐释：“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最后，余华得出结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海伦•凯勒：困难度化光明
我们都知道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一个人叫做海伦•凯勒。她在世间一共度过了88个年头，其中有87年在黑暗和寂静当中。马克•吐温称赞她是和拿破仑一样伟大的人。在她的文章中，她表达出这样的观点：
“我们大多数人把生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死，但通常我们把那天想象在遥远的将来。当我们心宽体健时，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很少想到它。时日在无穷的展望中延展着，于是我们干着琐碎的事情，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对生活的倦怠态度。
“我不时地询问过我的能看见东西的朋友们，以了解他们看到什么。最近，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从一片森林里散步许久回来，我问她看到了什么，她答道：‘没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不是习惯了听到这种回答，我都可能不相信，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确信这个情况：能看得见的人却看不到什么。”
我们每天都在挥霍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这对海伦•凯勒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借助仅有的触觉，她能够掌握五门语言，写出十几本作品，她可以在树干上触摸到嫩芽而发现春天，在流水中触摸到温暖而发现春天，从鸟鸣引起的颤抖中发现春天，她拥有的春天远远多于我们的春天。或许，只能说：“唯有失去方知珍贵。”
史铁生拥有着与海伦•凯勒相似的境遇，因为他没法行动，所以才能在地坛坐了十五年；因为他没法行动，所以没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去奔波，因而更加接近生命的本真。在我们为了生活疲于奔波而无暇思考的时候，史铁生帮我们想了很多问题，当他给我们讲述的时候，我们恍然间发现，我们失去这些东西久矣。我们发现了钻石，却无法欣赏它的美丽，只能强势地围观，徒然地围观。一个人知道一件事和经历过一件事，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我们怎样体会那些文字，都没法咀嚼出最深的那层味道，一个人和一个人总是不同的，一千个人能解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能解读出一千个史铁生。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认真读这些故事，认真思索这些事情，总能有所收获。
逃避问题，只会迷失自己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老、病、死这些大问题。在面对问题时，人们通常会选择逃避，那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而今有一个人为我们思考，他叫做史铁生。或许是因为他的行动不便，或许是因为他人生苦难的“应接不暇”，使得他无处可逃，只有静下来代替落荒而逃的我们思考。然后，我们深深地思考着他的思考，然后叫好，然后感动，然后抹去眼角的泪水，然后一如既往。在他充满思索的作品中，他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这种人的存在，让我们鄙俗和浅薄，让我们平庸和虚假，让我们内心不舒服和不自在。于是我们掌声响起来，将他们捧到神坛，捧到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位置上，捧到一边去。而这种人离去时，我们需要做的是汲取力量、学会思考，在自己生命中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苦难、成长和坚强。
卢梭：做最真实的自己
巴金在《随想录》里面，对自己进行的不断反思、不断忏悔可以说到了苛刻的地步。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是他对自己的软弱和动摇的批判，对往事坚持到底的剖析。他的结论是：“大声疾呼，一定要说真话。”但是一片掌声之后，又有多少人去说了真话呢？
如果卢梭没有留下一本《忏悔录》，他的形象也不会有变好或者变坏。但是他自己良心不安，所以他留下这本自传，不要最好的自己，不要最坏的自己，这个是最真实的自己。没有人是他的上帝，他的忏悔是对自己的良心而作的，显然巴金从他这个忘不了的老师那里学到这点——真实。问题是我们可曾从巴金那里学到这种真实？
卢梭的《忏悔录》出现之后，他的形象不但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反而更加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伟大的人，好像错误都可以原谅，当年侮辱和损害别人的事情都是云烟。而事实不是这样，卢梭写这本书的时候，忏悔就是忏悔，而不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如果说里面还有什么，那就是真实。这不是一个用来发现伟大的地方，它里面描写了最为真实的肮脏和龌龊的念头，肮脏和龌龊的行为。巴金写《随想录》，写的是自己的动摇和软弱，是耻与人言的弱点和缺陷，是每每想起会后悔不止的错误。但是，我们给予掌声之后就将这本书束之高阁。因为我们不敢面对真实，我们用赞扬捧杀了卢梭的忏悔，捧杀了巴金的真话，而卢梭早早地就开始嘲笑了。
卢梭在《忏悔录》的序言中高声宣扬道：“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到现在为止，他依然高傲地拷问着我们的心灵，高傲地鄙视着我们。
文学的根基，是有信仰的生命
虽然我们是平庸的人，我们不敢像卢梭那样面对真实的自我，不敢像巴金那样倾诉真实的话语，也不敢认真思索一些很严肃的事情，但我们依然把掌声给这些人，把赞美给这些人。打开电台，还是能够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地朗诵《我与地坛》。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光辉灿烂，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完美无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深刻，然而我们是有信仰的人，而这些人给我们信仰。
史铁生曾这样解释过自己的名字：“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的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
这个历史中，就有信仰，就有坚持。
巴金，这个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还坚持拷问自己的人，年轻时候也曾充满梦想。巴金说过：“我要是当年不信奉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我赞成一点，受了压迫，就要反抗。”这就是巴金，聆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每一声都响得那么长久——我无法入睡，于是我便写作。”这是带着信仰的作品，是充满反抗和战斗的作品，是激情澎湃的作品。即便到了后来，这些青春的热血撞击到现实，骨子里还有着思想，还有着信仰。
海伦•凯勒，除了与残障斗争的一辈子之外，她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为贫苦大众奔波呼喊的人。在调查残障人士的分布时，海伦•凯勒发现，由于工作环境、医疗条件的关系，穷人中残障的比例大大高于富人。这种痛苦是天灾更是人祸。因为亲身体验过，所以不愿意这个世界再有痛苦。海伦•凯勒不能忍受这人为的不公，所以她奔走呼吁，她不满，她有信仰，这信仰支持着她战斗，支持着她前行。
史铁生也有一个信仰，在《我的梦想》一文中，他曾说，“刘易斯的脚是我的梦想”，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双腿残废的他。几千年前，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夸父，他的目标是逐日。而今又见这样的人，他的信仰，也给我们带来梦想。
让我们缅怀这些人，这些给我们信仰的人。让我们平凡地，有希望地活着。
《我与地坛》是最能体现史铁生风格和思想的文章了，其中有感性的描写，也有充满哲理的思辨。不过文章中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普通平凡的一句：“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这句话在说梦对应的四季。
即便文学死了，信仰还在。即便人去了，信仰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