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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人间》《今天》
让我写20世纪80年代南京的诗歌，的确有点勉为其难。这并非谦辞，因为我熟悉的只是《他们》创办前后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民刊中，不说是特例，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今天》的作者大多来自北京，《非非》的作者集中于四川。当然，由于本人和南京的特殊关系，对当地的诗歌氛围还是有所了解。
稍晚于《他们》出刊，南京有过一本叫《对话》的杂志，主编周俊是长江上的一名水手，曾提出过所谓的“咖啡意识”。对其内容至今我也不能了然，只知道周俊经常出入于和平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咖啡云云大约与此有关吧？
我和邓海南、贺东久也很熟悉，此二人都是军人，后者是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词作者。贺东久曾经写过一首诗，整体记不清了，大意是：一帮军人在靶场上练习瞄准，恰好一位少女从前面路过，军人因此走神，将准星瞄了过去——“对于这一秒钟的疏忽，祖国会原谅。”可见当年的诗歌气氛热烈诡异，就是军人也疯狂。
还有工人。一名姓杨的锅炉工满口南京话，据称读书很多，他的绝招是，见到工人兄弟大谈萨特、弗洛伊德，见到写诗的文化人则说：我是大老粗，只晓得烧炉子，写诗跟烧炉子一个屌样！1987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大展期间，杨某临时组建了一个诗歌社团投稿参加，大展结束该社团就鸟兽散了。
此外我还和任洪、苏南是朋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归来，去他们那里吃过好几次饭。不仅自己去吃，还带了杨争光等人一起去。至今也没有回请过，心里面不禁惴惴。
南京的诗人们彼此相识，与一本叫作《青春》的文学杂志（官办）有关。当时《青春》火到什么程度？发行量高达70万份。赚了钱编辑部盖了一栋大楼，分给《青春》的编辑职工。此举在全国文艺界都很轰动，此楼犹如纪念碑，诉说着文学与青春的辉煌。如今我就在这座楼里写作，不过它已经十分陈旧破败了。我之所以能够身处此楼，是因为我哥哥李潮当年是《青春》的一名编辑，分房时有份。
可想而知，我首次发表诗歌作品也和李潮的推荐有关。《青春》当时开设了诗歌栏目，每期一人或者两人。由于杂志的影响力，只要在上面发诗立马就能红遍全国，至少也是江苏省。邓海南、贺东久、任洪、苏南和我都是《青春》的诗歌作者，记得还有小海、车前子等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有过一本叫《人间》的民办杂志。该杂志是南京地下文学的先驱，领袖人物是顾小虎，成员包括徐乃建、叶兆言、李潮、黄旦璇等。《人间》创刊略晚于《今天》，据说北岛作为北方民刊的代表曾来南京与顾小虎会面。这意义重大的南北碰撞我无缘目睹。李潮描述说，当时他走在中间，一边是北岛，一边是顾小虎，两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八四左右。他们沿中山南路一路而去，路灯透过树影斑驳变幻，俩巨人越过李潮的头顶于半空交谈。身高如我的哥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否觉得中国文学的前途无量、“未来在地平线上闪烁”（仿朦胧诗句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间》只刊载小说，并且只出了一期，但对其后的《他们》却具有示范作用。特别是通过叶兆言《今天》得以流传南京。兆言是叶圣陶的孙子，经常去北京看望爷爷，有机会和《今天》那帮人混在一起，顾小虎和北岛的见面大概也是他促成的。李潮不仅是《人间》的作者，和兆言亦是打小的朋友（我父亲方之和兆言的父亲叶志诚是至交），通过李潮《今天》辗转到我的手中。
1980年寒假归来，我与《今天》隔空接触，其心神俱震至今记忆犹新。像“星星的弹孔”“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这样的意象在以前的阅读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加上秘密传阅构成的氛围，让我不能自拔，且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写诗这条不归路。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往了所在的山东大学。
这是《今天》传播的故事。我相信，当时遍及全国的地下文学的发轫与此（《今天》的传播）直接相关。北岛们的意义不仅是将某种现代诗歌的方式带入了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代，文学的运作（自办刊物、自由结社等）也是前所未有的。到1980年10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由于《今天》诗人群中顾城、江河、舒婷的參加，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才浮出水面，为更多的人所知。诗歌写作的热潮更是蔓延开去，愈演愈烈。
“云帆”、《老家》《同代人》
当时我参加了两个文学社团，在山大是“云帆”，在南京是“太阳风”。这两个社团都没有出过刊物，前者我卷入得更深，后者只是假期回南京时和一些诗人吃饭、玩耍而已（以诗歌的名义）。
1981年，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云帆”由于传播“非法刊物”遭到校方审查。事态当时很严重，“云帆”的核心成员（王川平、杨争光、吴滨和我）建立了攻守同盟。由于吴滨当时在校刊担任编辑，我们便谎称《今天》是校刊收到的寄赠刊物。王川平、杨争光和我是78级，吴滨是77级，早我们半年毕业，他已确定被分到北京，因为这件事毕业证被扣了下来。他们系的支部书记和山大党委书记（系夫妻）找其谈话八个多小时，软硬兼施，吴滨终于崩溃，在没有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全面招供了。
外面，王川平、杨争光和我也开起了小会。作为小团体的头目，川平一再做我的工作，让我承认吴滨的指控（《今天》的来源系韩东）。他说已去吴滨家探望过了，吴母不停地掉眼泪，吴父病倒在床上好几天了，脸都肿了起来。川平又说，我们中总得牺牲一个人，如果牺牲杨争光，他来自农村，被学校开除了只有回家种地的份，一辈子不得翻身。我不同，比争光有才华，即使被学校开除也能通过写作写出来。
川平的分析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虚荣心，豪迈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我便认了这事。吴滨得以解脱，学校放行，顺利地去了北京。接着是寒假，王川平的老婆刚生了个女儿，川平还没见过呢，于是他回了重庆。争光的父亲也刚好刑满出狱，得回家见面，争光也走了。剩下我孤单一人，天天接受学校专案组的提审。
专案组由我们系的支部书记挂帅，老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干过武工队长，身高超过一米九。他将办公桌拍得山响，“韩东，你还不交代！”（得用胶东话念）亲切的乡音如今回想起来犹在耳畔。最后，还是我母亲拍了一封电报到系里：母哭盼学校这才放我回南京过年的。这年我20岁，杨争光24岁，吴滨26岁，王川平30多岁了，具体年龄不详。 1982年我分配到西安工作，班里的同学很多去了北京，分得最差的也能回到原籍。在西安本人痴心不改，竟然又投身于地下文学，办了一本叫《老家》的油印杂志。上面的作者大多是山大结识的那帮人，有王川平、杨争光、小君、吴冬培、郑训佐等。
小海是个例外，不是山大出身。还是在山大读书时他给我写信，字迹秀丽可疑，最后署名“海燕”，我一心以为这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就没有给小海回信。后来才知道小海姓涂，本名涂海燕，是个古怪少年。给我写信时小海还在中学读书。他14岁起发表诗歌作品，15岁莫名其妙地成了当地作家协会的理事，可谓少年天才。其诗歌的灵动、奇谲就更具天才相了。
我在西安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丁当，他并未在《老家》上发表过作品。我们一道传阅多多的组诗《感情的时间》，忙于恋爱。丁当相貌堂堂，尤其是眼睛迷离如梦，一望而知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不写也是诗人。
1982-1984年，我在西安两年时间，除了《老家》和丁当，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诗歌方式的转变。在山大时我写诗深受《今天》的影响，严格地说处于某种模仿阶段。在西安期间我先后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消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风格和意识上已经截然不同。
二是封新成在兰州创办《同代人》。和当时很多民刊一样，《同代人》仍以北岛等人坐镇，但其中有一个栏目叫《我们这一代》，集中收入了于坚、王寅、普珉和我的作品。于、王、普后来都成了《他们》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于坚还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创办。当时我读他们的诗大有找到同志之感，看来针对《今天》的美学反动并非是我一人的倾向，某种新的方向已在不同的诗人那里酝酿。之后，我和于坚、王寅开始了频繁通信。
由于和于坚、王寅、丁当等人的交往，我不再感到孤单，总算从被山大小团体逐出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吴滨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一名编辑。王川平、杨争光被其招致北戴河开笔会，皆有作品在《中国》上发表。
1985年我前往北京，第一次和北岛见面。在他家里，我先到，被邵飞留下来吃饭，北岛、马高明随后进门。记得北岛戴了一副眼镜，刚进来的时候镜片漆黑，渐渐地才变得透明，能看见他的眼睛了。北岛话不多，马高明一直在向他解释一张机票。当时北岛正准备出国，马高明大概在帮他翻译机票上的外文。后来北岛问我有没有新作？说他可以推荐到《中国》上发表。于是我就给了他在西安写的那批诗，其中包括《有关大雁塔》。1986年，《有关大雁塔》等几首诗就在《中国》上刊出了。
在北岛家时我曾告诉北岛，《中国》的编辑吴滨和我有过节，推荐过去也无济于事。他回答：“不怕，重要的是诗歌质量。”
这一年在北京我还见到了多多、骆一禾、赵振先等人。
吕德安亦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诗歌作者之一，我和他的认识是一个故事。还是在山东大学期间，我和小君谈恋爱，她慕名给舒婷寫信。舒婷回信说她有一个干弟弟，诗写得远胜于自己，此人就是吕德安。之后，小君和舒婷的通信就变成了和德安的通信，后者随信附来大量诗作，一读之下果真了得，不仅写得好，而且方式特别，完全另辟蹊径。德安还给小君写了不少情诗，我嫉妒得发狂。及至开始筹办《他们》，我不由得想起此人，毅然决然地写信到福州，向德安约稿。
直到很多年以后，吕德安才和小君见面，也才和我见面，那时我已经和小君结婚了。1988年我与小君离婚，和德安的交往就更没有障碍了。他的确是我见过的最有才能和自成体系的大诗人。可惜的是，德安后来辗转到美国求生，由于长期隔绝于国内诗坛，写作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新诗潮》、“他们”
1984年6月，我调动工作回了南京，这次再不是探亲，而是定居。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诗歌界的气氛已经为之一变，文学社团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以文学或诗歌的名义结社。众多的文学社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批准的，亦有半民半官的，遍及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诗人们印刷刊物、举办诗会，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到处串游。1985年，老木在北京自费出版了《新诗潮》，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今天》诗人群的作品，下卷收入的则是《今天》之后的新秀。我开玩笑说，此书可作为联络图，只要一册在手便可游遍中国。
那时候，经常有外地诗人来访，只要报上姓名，声称是写诗的，你就得管吃管住、陪聊陪玩。并且还得吃好住好玩好，稍有怠慢，就会说你不讲义气，你的江湖名声就会受损。整个诗歌圈犹如江湖码头，交流诗歌在其次，以诗的名义过江湖生活才是真义。
记得有两位上海诗人来访，自称是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的，要走回上海（入海口）。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两人干干净净，衣服几乎一尘不染，而且也没带行李。坐下后就大谈哲学，试图让我折服。即使你请他吃饭也得心悦诚服地请，化缘的和尚也没有这样的呀。
还有一位姓马的诗人窜至南京，小海请他到九华山喝茶。此人喝至半途突然起身，高声朗诵诗歌。前奏是脱下军大衣，抛向空中任其落地，弄得邻桌不禁侧目。
就是这位马某，后来去了北京，游到北大校园里号召学生上街游行，结果被捕并上了电视。看电视时在座的有来自各地的诗人，将他的那身行头都认出来了：军大衣是某某送的，围巾是某某某送的，还有手表、裤子、鞋子……总之没一样是他自己的。
当年很少人有私人电话，更没有手机、网络，上门无法预约，办法是直接闯将过去。如果你住在楼上，就大声喊叫，你不在家，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作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一天早上，我前往瑞金路“上班”，走到单元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儿。打开房间门后，更是烟雾弥漫，就像着了火。只见几个人木然地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放着麻将牌，他们竟然打了整整一夜。见我来也不招呼，我移至厨房给他们煎鸡蛋。 类似的故事不一而足。
也有彼此倾慕的诗人到来，相谈甚欢。比如王寅、陆忆敏一对就在瑞金路的房子里住了有十天。陆忆敏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精神病学词典》，如获至宝，抽出翻阅。其后的几天到哪里她都带着这本书。因为这次见面，我写了一首诗《常见的夜晚》，此诗如下：
这个夜晚很常见
你来敲我的门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
灯光首先出去
在不远的地方停住
你的脸朝着它
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
可我对你还不大了解
因此没有把房门全部打开
你进来带进一阵冷风
屋里的热浪也使你的眼镜模糊
看来我们还需要彼此熟悉
在这个过程中
小心不要损伤了对方
万夏自成都来访，我领他去见了顾前、苏童。我们去顾前家吃饭，在九华山茶馆展开辩论，其激烈程度差点要打架。具体辩论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万夏对我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如今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他还说，四川一帮人准备成立第三代诗人协会，计划让我出任主席。自然被我拒绝了。
钟鸣来访，说此前他去了杭州，在西湖边买了一把龙泉宝剑，神情甚为得意。
张小波来访，未遇，在我门上留了一张字条，说我是一只鹰，他是一只狼，云云。
大仙来访，在瑞金路住了一晚，也留了一张字条，说除了写诗，只有一个“小小的死亡”。
杨炼不是来访，而是钦差巡视。他是《今天》诗人群中重要的诗人，我等不由仰视。酒肉款待是免不了的，我们还陪他逛了夜色中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时的杨炼身材颀长，面目清秀，但我不喜欢他的所谓史诗，因此暗自刻薄评论：像个县级文工团跳舞的。
孟浪、郁郁来访，说是刚刚去了西藏，如今我只记得他们的装扮。孟浪的破牛仔裤上贴了一块橡皮膏，郁郁则穿着高筒靴，比较时髦。
杨黎来访，只在我那坐了坐。由于之前没有读过他的诗，怠慢了。当时秦闲梦已在南京工作，杨黎有老乡接待，因此也不以为意。
这样的故事也不一而足。从1984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京碰面的诗歌圈人物还包括曲有源、普珉、宋词、唐晓渡、陈寅、李苇、吕德安、李劼、刘春（安徽）、洛夫、杨平、朱小羊、戴迈河、芒克、舒婷、柏桦，等等。柏桦后来干脆调来南京工作。由于记忆的关系，这里提供的时间顺序和细节都不足为凭（提请注意）。
但有关《他们》的最重要的接触则发生在1984年7月，地点也并非南京。丁当自西安到昆明出差，拜访了于坚。后者形容他和丁当的见面“像两个杀人犯一见钟情”，并且为这次见面写了长诗《有朋来自远方》。两人同时给我写信，兴奋不已。不知道是谁建议，以后我们每人弄一辆摩托车，前面挂上牌子，上写著名诗人某某、某某某，游行全国。
与此同时，丁当写下了他的第一批诗歌，其中最好的包括《房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怀旧又伤感》《南方纪事》《爱情夜话》。初读之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对丁当的天赋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感到震惊。这些诗具有某种迷人的节奏，不仅是诗，而且是真正的诗歌（诗与歌），充满丁当式的幽默和绝望。可惜当年并非一个摇滚的年代，否则丁当没准就成大歌星了。
除了互相走动，当年的诗人们还流行写信和互寄自印的诗集。记得西川给我写信，是竖着写的，我回信则说“如今手持字典的诗人太多”。由于话不投机，信没通几封。但私下里，我认为西川写得真是不错（诗）。
海子寄来他油印的诗集，当时他还没有出名。刘立杆和小海开玩笑，说：“你怎么都有儿子啦？”
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
小海写信给李苇，攻击黄灿然。李苇又将小海的信拿给黄灿然看，后者写信给我，破口大骂（黄认为是我挑唆的），并说要当我的面手淫（侮辱之意）。
诗人们四处串游联络的时候，我基本上待在南京没动，但在南京城里却加紧了有关的交往，对象也并非诗人。其中之一是顾前，他只写小说不写诗，我们认识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假期回南京探亲。一天顾前约我去胜利咖啡馆，说是要谈一把文学。
胜利咖啡馆的楼上是胜利西餐馆，在当时的南京独此一家（至少也是最有名的西餐馆），比周俊常去的和平咖啡馆更要洋派。价格自然不菲。我第一次吃西餐是因为顾前，而后者经常去。即使常去也不过每月一次，工厂发工资的日子，届时顾前会点上很多道大菜，根本吃不完。杯盘叠摞的后面，此人托腮沉思中国文学及其前途，接下来就只有靠咸菜稀饭度日了。
及至1984年，顾前的小说手稿已经积了一堆，但从未发表过。他已经结了婚，小日子过得红火，再也不去胜利咖啡馆了。我没事就去他家里混饭，其口味自然远胜西餐。
常去顾前家混饭的还有苏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南艺（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一日，苏童怀揣封新成写给我的介绍信去瑞金路找我，不遇，于是就将《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下塞了进来。回家后我读罢小说，立马就去南艺回访苏童。封新成的介紹信根本没用上。那年头的介绍信是作品本身。苏童以前也是诗人，并且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但他绝口不提诗歌的事，只论小说。
另一重要人物是斯微粒，既不写诗也不写小说。他是《青春》主编斯群的儿子，很早就和我、顾前认识。酝酿办民刊时我们不禁打起斯微粒的主意。迄今为止，虽聚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但缺少真正办事的，况且斯微粒的母亲就是主编。我们邀请微粒担任刊物主编，任务主要是联系印刷。《他们》第一期上的“付立”便是此人。苏童那时也不叫苏童，《他们》上面叫“阿童”，顾前则叫“乃顾”。
1985年，小海来南大中文系读书，在此之前，由于眼疾问题他曾长期在南京住院。《他们》创办前夕，既没有建立社团，也没有办事机构，甚至也没有开会讨论，但所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已经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所有的因素（包括作者稿源）都已到位，只等择日开张了。
让我写20世纪80年代南京的诗歌，的确有点勉为其难。这并非谦辞，因为我熟悉的只是《他们》创办前后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民刊中，不说是特例，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今天》的作者大多来自北京，《非非》的作者集中于四川。当然，由于本人和南京的特殊关系，对当地的诗歌氛围还是有所了解。
稍晚于《他们》出刊，南京有过一本叫《对话》的杂志，主编周俊是长江上的一名水手，曾提出过所谓的“咖啡意识”。对其内容至今我也不能了然，只知道周俊经常出入于和平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咖啡云云大约与此有关吧？
我和邓海南、贺东久也很熟悉，此二人都是军人，后者是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词作者。贺东久曾经写过一首诗，整体记不清了，大意是：一帮军人在靶场上练习瞄准，恰好一位少女从前面路过，军人因此走神，将准星瞄了过去——“对于这一秒钟的疏忽，祖国会原谅。”可见当年的诗歌气氛热烈诡异，就是军人也疯狂。
还有工人。一名姓杨的锅炉工满口南京话，据称读书很多，他的绝招是，见到工人兄弟大谈萨特、弗洛伊德，见到写诗的文化人则说：我是大老粗，只晓得烧炉子，写诗跟烧炉子一个屌样！1987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大展期间，杨某临时组建了一个诗歌社团投稿参加，大展结束该社团就鸟兽散了。
此外我还和任洪、苏南是朋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归来，去他们那里吃过好几次饭。不仅自己去吃，还带了杨争光等人一起去。至今也没有回请过，心里面不禁惴惴。
南京的诗人们彼此相识，与一本叫作《青春》的文学杂志（官办）有关。当时《青春》火到什么程度？发行量高达70万份。赚了钱编辑部盖了一栋大楼，分给《青春》的编辑职工。此举在全国文艺界都很轰动，此楼犹如纪念碑，诉说着文学与青春的辉煌。如今我就在这座楼里写作，不过它已经十分陈旧破败了。我之所以能够身处此楼，是因为我哥哥李潮当年是《青春》的一名编辑，分房时有份。
可想而知，我首次发表诗歌作品也和李潮的推荐有关。《青春》当时开设了诗歌栏目，每期一人或者两人。由于杂志的影响力，只要在上面发诗立马就能红遍全国，至少也是江苏省。邓海南、贺东久、任洪、苏南和我都是《青春》的诗歌作者，记得还有小海、车前子等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有过一本叫《人间》的民办杂志。该杂志是南京地下文学的先驱，领袖人物是顾小虎，成员包括徐乃建、叶兆言、李潮、黄旦璇等。《人间》创刊略晚于《今天》，据说北岛作为北方民刊的代表曾来南京与顾小虎会面。这意义重大的南北碰撞我无缘目睹。李潮描述说，当时他走在中间，一边是北岛，一边是顾小虎，两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八四左右。他们沿中山南路一路而去，路灯透过树影斑驳变幻，俩巨人越过李潮的头顶于半空交谈。身高如我的哥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否觉得中国文学的前途无量、“未来在地平线上闪烁”（仿朦胧诗句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间》只刊载小说，并且只出了一期，但对其后的《他们》却具有示范作用。特别是通过叶兆言《今天》得以流传南京。兆言是叶圣陶的孙子，经常去北京看望爷爷，有机会和《今天》那帮人混在一起，顾小虎和北岛的见面大概也是他促成的。李潮不仅是《人间》的作者，和兆言亦是打小的朋友（我父亲方之和兆言的父亲叶志诚是至交），通过李潮《今天》辗转到我的手中。
1980年寒假归来，我与《今天》隔空接触，其心神俱震至今记忆犹新。像“星星的弹孔”“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这样的意象在以前的阅读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加上秘密传阅构成的氛围，让我不能自拔，且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写诗这条不归路。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往了所在的山东大学。
这是《今天》传播的故事。我相信，当时遍及全国的地下文学的发轫与此（《今天》的传播）直接相关。北岛们的意义不仅是将某种现代诗歌的方式带入了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代，文学的运作（自办刊物、自由结社等）也是前所未有的。到1980年10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由于《今天》诗人群中顾城、江河、舒婷的參加，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才浮出水面，为更多的人所知。诗歌写作的热潮更是蔓延开去，愈演愈烈。
“云帆”、《老家》《同代人》
当时我参加了两个文学社团，在山大是“云帆”，在南京是“太阳风”。这两个社团都没有出过刊物，前者我卷入得更深，后者只是假期回南京时和一些诗人吃饭、玩耍而已（以诗歌的名义）。
1981年，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云帆”由于传播“非法刊物”遭到校方审查。事态当时很严重，“云帆”的核心成员（王川平、杨争光、吴滨和我）建立了攻守同盟。由于吴滨当时在校刊担任编辑，我们便谎称《今天》是校刊收到的寄赠刊物。王川平、杨争光和我是78级，吴滨是77级，早我们半年毕业，他已确定被分到北京，因为这件事毕业证被扣了下来。他们系的支部书记和山大党委书记（系夫妻）找其谈话八个多小时，软硬兼施，吴滨终于崩溃，在没有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全面招供了。
外面，王川平、杨争光和我也开起了小会。作为小团体的头目，川平一再做我的工作，让我承认吴滨的指控（《今天》的来源系韩东）。他说已去吴滨家探望过了，吴母不停地掉眼泪，吴父病倒在床上好几天了，脸都肿了起来。川平又说，我们中总得牺牲一个人，如果牺牲杨争光，他来自农村，被学校开除了只有回家种地的份，一辈子不得翻身。我不同，比争光有才华，即使被学校开除也能通过写作写出来。
川平的分析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虚荣心，豪迈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我便认了这事。吴滨得以解脱，学校放行，顺利地去了北京。接着是寒假，王川平的老婆刚生了个女儿，川平还没见过呢，于是他回了重庆。争光的父亲也刚好刑满出狱，得回家见面，争光也走了。剩下我孤单一人，天天接受学校专案组的提审。
专案组由我们系的支部书记挂帅，老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干过武工队长，身高超过一米九。他将办公桌拍得山响，“韩东，你还不交代！”（得用胶东话念）亲切的乡音如今回想起来犹在耳畔。最后，还是我母亲拍了一封电报到系里：母哭盼学校这才放我回南京过年的。这年我20岁，杨争光24岁，吴滨26岁，王川平30多岁了，具体年龄不详。 1982年我分配到西安工作，班里的同学很多去了北京，分得最差的也能回到原籍。在西安本人痴心不改，竟然又投身于地下文学，办了一本叫《老家》的油印杂志。上面的作者大多是山大结识的那帮人，有王川平、杨争光、小君、吴冬培、郑训佐等。
小海是个例外，不是山大出身。还是在山大读书时他给我写信，字迹秀丽可疑，最后署名“海燕”，我一心以为这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就没有给小海回信。后来才知道小海姓涂，本名涂海燕，是个古怪少年。给我写信时小海还在中学读书。他14岁起发表诗歌作品，15岁莫名其妙地成了当地作家协会的理事，可谓少年天才。其诗歌的灵动、奇谲就更具天才相了。
我在西安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丁当，他并未在《老家》上发表过作品。我们一道传阅多多的组诗《感情的时间》，忙于恋爱。丁当相貌堂堂，尤其是眼睛迷离如梦，一望而知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不写也是诗人。
1982-1984年，我在西安两年时间，除了《老家》和丁当，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诗歌方式的转变。在山大时我写诗深受《今天》的影响，严格地说处于某种模仿阶段。在西安期间我先后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消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风格和意识上已经截然不同。
二是封新成在兰州创办《同代人》。和当时很多民刊一样，《同代人》仍以北岛等人坐镇，但其中有一个栏目叫《我们这一代》，集中收入了于坚、王寅、普珉和我的作品。于、王、普后来都成了《他们》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于坚还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创办。当时我读他们的诗大有找到同志之感，看来针对《今天》的美学反动并非是我一人的倾向，某种新的方向已在不同的诗人那里酝酿。之后，我和于坚、王寅开始了频繁通信。
由于和于坚、王寅、丁当等人的交往，我不再感到孤单，总算从被山大小团体逐出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吴滨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一名编辑。王川平、杨争光被其招致北戴河开笔会，皆有作品在《中国》上发表。
1985年我前往北京，第一次和北岛见面。在他家里，我先到，被邵飞留下来吃饭，北岛、马高明随后进门。记得北岛戴了一副眼镜，刚进来的时候镜片漆黑，渐渐地才变得透明，能看见他的眼睛了。北岛话不多，马高明一直在向他解释一张机票。当时北岛正准备出国，马高明大概在帮他翻译机票上的外文。后来北岛问我有没有新作？说他可以推荐到《中国》上发表。于是我就给了他在西安写的那批诗，其中包括《有关大雁塔》。1986年，《有关大雁塔》等几首诗就在《中国》上刊出了。
在北岛家时我曾告诉北岛，《中国》的编辑吴滨和我有过节，推荐过去也无济于事。他回答：“不怕，重要的是诗歌质量。”
这一年在北京我还见到了多多、骆一禾、赵振先等人。
吕德安亦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诗歌作者之一，我和他的认识是一个故事。还是在山东大学期间，我和小君谈恋爱，她慕名给舒婷寫信。舒婷回信说她有一个干弟弟，诗写得远胜于自己，此人就是吕德安。之后，小君和舒婷的通信就变成了和德安的通信，后者随信附来大量诗作，一读之下果真了得，不仅写得好，而且方式特别，完全另辟蹊径。德安还给小君写了不少情诗，我嫉妒得发狂。及至开始筹办《他们》，我不由得想起此人，毅然决然地写信到福州，向德安约稿。
直到很多年以后，吕德安才和小君见面，也才和我见面，那时我已经和小君结婚了。1988年我与小君离婚，和德安的交往就更没有障碍了。他的确是我见过的最有才能和自成体系的大诗人。可惜的是，德安后来辗转到美国求生，由于长期隔绝于国内诗坛，写作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新诗潮》、“他们”
1984年6月，我调动工作回了南京，这次再不是探亲，而是定居。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诗歌界的气氛已经为之一变，文学社团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以文学或诗歌的名义结社。众多的文学社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批准的，亦有半民半官的，遍及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诗人们印刷刊物、举办诗会，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到处串游。1985年，老木在北京自费出版了《新诗潮》，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今天》诗人群的作品，下卷收入的则是《今天》之后的新秀。我开玩笑说，此书可作为联络图，只要一册在手便可游遍中国。
那时候，经常有外地诗人来访，只要报上姓名，声称是写诗的，你就得管吃管住、陪聊陪玩。并且还得吃好住好玩好，稍有怠慢，就会说你不讲义气，你的江湖名声就会受损。整个诗歌圈犹如江湖码头，交流诗歌在其次，以诗的名义过江湖生活才是真义。
记得有两位上海诗人来访，自称是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的，要走回上海（入海口）。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两人干干净净，衣服几乎一尘不染，而且也没带行李。坐下后就大谈哲学，试图让我折服。即使你请他吃饭也得心悦诚服地请，化缘的和尚也没有这样的呀。
还有一位姓马的诗人窜至南京，小海请他到九华山喝茶。此人喝至半途突然起身，高声朗诵诗歌。前奏是脱下军大衣，抛向空中任其落地，弄得邻桌不禁侧目。
就是这位马某，后来去了北京，游到北大校园里号召学生上街游行，结果被捕并上了电视。看电视时在座的有来自各地的诗人，将他的那身行头都认出来了：军大衣是某某送的，围巾是某某某送的，还有手表、裤子、鞋子……总之没一样是他自己的。
当年很少人有私人电话，更没有手机、网络，上门无法预约，办法是直接闯将过去。如果你住在楼上，就大声喊叫，你不在家，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作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一天早上，我前往瑞金路“上班”，走到单元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儿。打开房间门后，更是烟雾弥漫，就像着了火。只见几个人木然地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放着麻将牌，他们竟然打了整整一夜。见我来也不招呼，我移至厨房给他们煎鸡蛋。 类似的故事不一而足。
也有彼此倾慕的诗人到来，相谈甚欢。比如王寅、陆忆敏一对就在瑞金路的房子里住了有十天。陆忆敏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精神病学词典》，如获至宝，抽出翻阅。其后的几天到哪里她都带着这本书。因为这次见面，我写了一首诗《常见的夜晚》，此诗如下：
这个夜晚很常见
你来敲我的门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
灯光首先出去
在不远的地方停住
你的脸朝着它
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
可我对你还不大了解
因此没有把房门全部打开
你进来带进一阵冷风
屋里的热浪也使你的眼镜模糊
看来我们还需要彼此熟悉
在这个过程中
小心不要损伤了对方
万夏自成都来访，我领他去见了顾前、苏童。我们去顾前家吃饭，在九华山茶馆展开辩论，其激烈程度差点要打架。具体辩论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万夏对我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如今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他还说，四川一帮人准备成立第三代诗人协会，计划让我出任主席。自然被我拒绝了。
钟鸣来访，说此前他去了杭州，在西湖边买了一把龙泉宝剑，神情甚为得意。
张小波来访，未遇，在我门上留了一张字条，说我是一只鹰，他是一只狼，云云。
大仙来访，在瑞金路住了一晚，也留了一张字条，说除了写诗，只有一个“小小的死亡”。
杨炼不是来访，而是钦差巡视。他是《今天》诗人群中重要的诗人，我等不由仰视。酒肉款待是免不了的，我们还陪他逛了夜色中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时的杨炼身材颀长，面目清秀，但我不喜欢他的所谓史诗，因此暗自刻薄评论：像个县级文工团跳舞的。
孟浪、郁郁来访，说是刚刚去了西藏，如今我只记得他们的装扮。孟浪的破牛仔裤上贴了一块橡皮膏，郁郁则穿着高筒靴，比较时髦。
杨黎来访，只在我那坐了坐。由于之前没有读过他的诗，怠慢了。当时秦闲梦已在南京工作，杨黎有老乡接待，因此也不以为意。
这样的故事也不一而足。从1984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京碰面的诗歌圈人物还包括曲有源、普珉、宋词、唐晓渡、陈寅、李苇、吕德安、李劼、刘春（安徽）、洛夫、杨平、朱小羊、戴迈河、芒克、舒婷、柏桦，等等。柏桦后来干脆调来南京工作。由于记忆的关系，这里提供的时间顺序和细节都不足为凭（提请注意）。
但有关《他们》的最重要的接触则发生在1984年7月，地点也并非南京。丁当自西安到昆明出差，拜访了于坚。后者形容他和丁当的见面“像两个杀人犯一见钟情”，并且为这次见面写了长诗《有朋来自远方》。两人同时给我写信，兴奋不已。不知道是谁建议，以后我们每人弄一辆摩托车，前面挂上牌子，上写著名诗人某某、某某某，游行全国。
与此同时，丁当写下了他的第一批诗歌，其中最好的包括《房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怀旧又伤感》《南方纪事》《爱情夜话》。初读之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对丁当的天赋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感到震惊。这些诗具有某种迷人的节奏，不仅是诗，而且是真正的诗歌（诗与歌），充满丁当式的幽默和绝望。可惜当年并非一个摇滚的年代，否则丁当没准就成大歌星了。
除了互相走动，当年的诗人们还流行写信和互寄自印的诗集。记得西川给我写信，是竖着写的，我回信则说“如今手持字典的诗人太多”。由于话不投机，信没通几封。但私下里，我认为西川写得真是不错（诗）。
海子寄来他油印的诗集，当时他还没有出名。刘立杆和小海开玩笑，说：“你怎么都有儿子啦？”
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
小海写信给李苇，攻击黄灿然。李苇又将小海的信拿给黄灿然看，后者写信给我，破口大骂（黄认为是我挑唆的），并说要当我的面手淫（侮辱之意）。
诗人们四处串游联络的时候，我基本上待在南京没动，但在南京城里却加紧了有关的交往，对象也并非诗人。其中之一是顾前，他只写小说不写诗，我们认识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假期回南京探亲。一天顾前约我去胜利咖啡馆，说是要谈一把文学。
胜利咖啡馆的楼上是胜利西餐馆，在当时的南京独此一家（至少也是最有名的西餐馆），比周俊常去的和平咖啡馆更要洋派。价格自然不菲。我第一次吃西餐是因为顾前，而后者经常去。即使常去也不过每月一次，工厂发工资的日子，届时顾前会点上很多道大菜，根本吃不完。杯盘叠摞的后面，此人托腮沉思中国文学及其前途，接下来就只有靠咸菜稀饭度日了。
及至1984年，顾前的小说手稿已经积了一堆，但从未发表过。他已经结了婚，小日子过得红火，再也不去胜利咖啡馆了。我没事就去他家里混饭，其口味自然远胜西餐。
常去顾前家混饭的还有苏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南艺（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一日，苏童怀揣封新成写给我的介绍信去瑞金路找我，不遇，于是就将《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下塞了进来。回家后我读罢小说，立马就去南艺回访苏童。封新成的介紹信根本没用上。那年头的介绍信是作品本身。苏童以前也是诗人，并且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但他绝口不提诗歌的事，只论小说。
另一重要人物是斯微粒，既不写诗也不写小说。他是《青春》主编斯群的儿子，很早就和我、顾前认识。酝酿办民刊时我们不禁打起斯微粒的主意。迄今为止，虽聚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但缺少真正办事的，况且斯微粒的母亲就是主编。我们邀请微粒担任刊物主编，任务主要是联系印刷。《他们》第一期上的“付立”便是此人。苏童那时也不叫苏童，《他们》上面叫“阿童”，顾前则叫“乃顾”。
1985年，小海来南大中文系读书，在此之前，由于眼疾问题他曾长期在南京住院。《他们》创办前夕，既没有建立社团，也没有办事机构，甚至也没有开会讨论，但所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已经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所有的因素（包括作者稿源）都已到位，只等择日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