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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OECD向中国敞开大门时，中国却显得不那么积极
“这个岗位是我一手建的，但是我的工作是淡化自己的作用。”何伊兰指着其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驻中国代表处。
三年前，何伊兰作为OECD的中国首席代表，被派往中国常驻。现在，她仍然一个人负责所有的联络工作。最近，她刚刚接待完OECD秘书长古利亚对中国的访问。
近几年，古利亚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古利亚的前任曾对记者说，中国加入WTO之后，下一个要加入的国际组织就是OECD。如今10年已经过去，此事仍未摆上中国政府的日程。古利亚在2010年和2011年，两度就中国加入OECD议题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
最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OECD目前与中国商务部就建立更为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行讨论。“有时候，见面解释和交谈，比仅仅是邮件和电话要方便得多，”她说，“OECD也需要来自中国的反馈，知道更多当地的政策信息。”
“当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相应的OECD委员会非常熟悉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何伊兰说，“就好像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和OECD，彼此极为了解。”从16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的何伊兰，戴着从后海买来的红木耳坠，搭配中国式样的红衬衫。当被问及为什么想要来中国，她回答“我实在是太喜欢中国的汉字了。”
OECD成立于1961年，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其成员已扩大至34个。由于发展之初，是由世界上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组成，OECD在国内难以摆脱“发达国家俱乐部”和“强国俱乐部”的称号。
近年来，OECD在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2011年3月，秘书长古利亚在北京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OECD开放并已做好了准备，随时欢迎中国申请加入。与此同时，也与中国进行着日益紧密的合作项目和活动。何伊兰也表示，OECD不再只是一个只为自己成员国服务、以发达国家利益为重的组织，“OECD在日益增强其与非成员国的联系，”与中国的合作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积极主动”的接触策略
OECD与中国的合作是广泛而具有渗透性的。何伊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在税收和科技政策两方面与OECD有密切合作，且中国还在国际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担任副主席国。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非常设交流项目。“OECD的不同项目与中国政府的相应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古利亚说，这些领域“包括农业、政府治理、教育、农村发展、监管问题、教育、公司治理、土地拓展等”；此外，OECD和中国在反腐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加入到了OECD反腐败的工作组。”
在G20会议中，经合组织与中国在贸易和防止贸易保护方面之类的议题上有很多的合作，另外还涉及投资、资本流动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等领域。
“类似的领域还有很多，”古利亚说，OECD还提供各项合作的可行性，这些合作包括能源市场、金融市场和食品等。“我们非常主动，我们将会与农业部长会面，我们也与G20主管劳工的官员进行了会面与合作。”
“每一天我们都能找到新的合作领域，我们也为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合作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希望能够在将来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合作关系。”古利亚对《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说道。
何伊兰向本刊记者介绍说，OECD将强调五个领域的工作，这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很多策略不谋而合。
首先是微观经济政策；其次是“绿色增长”；第三是民生问题——OECD在这方面比较擅长，比如教育、健康、劳工政策、社会安全，公共政策的平等化等；第四是竞争的客观性，包括竞争法和竞争法的执行，也包括监管体系的改革；第五是塑造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竞争的准则与标准。何伊兰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有逐渐增多的对中国的期待，OECD可以帮助中国逐渐靠近国际标准。
目前，OECD与中国的合作大多数是项目制，虽然频繁且广泛，但是缺乏可持续性。何伊兰表示，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可以全面参与更多的合作项目，“而不仅仅是我们来到中国，组织一场讨论会。”
加入OECD的利与弊
当OECD向中国敞开大门时，中国对加入OECD却显得不那么积极。据《财经国家周刊》拿到的一份2011年OECD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列表显示，在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和南非等五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中，中国“全面参与”的项目只有一个，而巴西有4项，印度2项，印尼3项，南非作为成员国，则有5项。而担任“常规观察员”的项目，中国有5项，巴西15项，印度11项。
何伊兰说，尽管与中国合作已超过15年，印度仅有短短几年，但OECD与印度的合作更广泛，且发展很快。
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愿与OECD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既有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也有OECD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OECD对成员国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中国目前还无法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OECD成员国对于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明确的规定：不低于GDP的0.7%，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此外，OECD下属的国际能源总署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中国希望在能源政策方面更为自主。
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专家王朔说，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上，加入OECD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约束。
二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陈凤英说，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话语主导权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无疑影响了OECD的分量。古利亚也提到，OECD的很多成员国，目前都背负着很高的财政赤字，甚至大于两位数。“这些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古利亚说，这使得加入OECD对中国的吸引力不足。
三是国际机构的增多。陈凤英说，以前OECD在宏观政策的协调方面做得较好，每年会出统计表，包括宏观经济、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方面。但是目前类似的经济组织不断增多，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组织内部都有中国人担任高层领导职位，因此合作更为容易。与此同时，G20的功能得到广泛认可。OECD不再是单一的选择。
而OECD仍积极说服中国加入。
何伊兰说，加入OECD对中国的益处也有很多，比如可以获取信息和第一手的资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听取其他国家人员的意见，并在第一时间获知重要的政策决议，而不仅仅是读关于这个政策的文章。”同时，也更有利于中国影响世界其他决策者的看法，对于中国面临其他国家质疑的时候，OECD将会增强彼此的交流和信任。
“这个岗位是我一手建的，但是我的工作是淡化自己的作用。”何伊兰指着其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驻中国代表处。
三年前，何伊兰作为OECD的中国首席代表，被派往中国常驻。现在，她仍然一个人负责所有的联络工作。最近，她刚刚接待完OECD秘书长古利亚对中国的访问。
近几年，古利亚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古利亚的前任曾对记者说，中国加入WTO之后，下一个要加入的国际组织就是OECD。如今10年已经过去，此事仍未摆上中国政府的日程。古利亚在2010年和2011年，两度就中国加入OECD议题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
最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OECD目前与中国商务部就建立更为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行讨论。“有时候，见面解释和交谈，比仅仅是邮件和电话要方便得多，”她说，“OECD也需要来自中国的反馈，知道更多当地的政策信息。”
“当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相应的OECD委员会非常熟悉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何伊兰说，“就好像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和OECD，彼此极为了解。”从16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的何伊兰，戴着从后海买来的红木耳坠，搭配中国式样的红衬衫。当被问及为什么想要来中国，她回答“我实在是太喜欢中国的汉字了。”
OECD成立于1961年，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其成员已扩大至34个。由于发展之初，是由世界上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组成，OECD在国内难以摆脱“发达国家俱乐部”和“强国俱乐部”的称号。
近年来，OECD在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2011年3月，秘书长古利亚在北京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OECD开放并已做好了准备，随时欢迎中国申请加入。与此同时，也与中国进行着日益紧密的合作项目和活动。何伊兰也表示，OECD不再只是一个只为自己成员国服务、以发达国家利益为重的组织，“OECD在日益增强其与非成员国的联系，”与中国的合作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积极主动”的接触策略
OECD与中国的合作是广泛而具有渗透性的。何伊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在税收和科技政策两方面与OECD有密切合作，且中国还在国际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担任副主席国。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非常设交流项目。“OECD的不同项目与中国政府的相应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古利亚说，这些领域“包括农业、政府治理、教育、农村发展、监管问题、教育、公司治理、土地拓展等”；此外，OECD和中国在反腐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加入到了OECD反腐败的工作组。”
在G20会议中，经合组织与中国在贸易和防止贸易保护方面之类的议题上有很多的合作，另外还涉及投资、资本流动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等领域。
“类似的领域还有很多，”古利亚说，OECD还提供各项合作的可行性，这些合作包括能源市场、金融市场和食品等。“我们非常主动，我们将会与农业部长会面，我们也与G20主管劳工的官员进行了会面与合作。”
“每一天我们都能找到新的合作领域，我们也为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合作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希望能够在将来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合作关系。”古利亚对《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说道。
何伊兰向本刊记者介绍说，OECD将强调五个领域的工作，这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很多策略不谋而合。
首先是微观经济政策；其次是“绿色增长”；第三是民生问题——OECD在这方面比较擅长，比如教育、健康、劳工政策、社会安全，公共政策的平等化等；第四是竞争的客观性，包括竞争法和竞争法的执行，也包括监管体系的改革；第五是塑造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竞争的准则与标准。何伊兰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有逐渐增多的对中国的期待，OECD可以帮助中国逐渐靠近国际标准。
目前，OECD与中国的合作大多数是项目制，虽然频繁且广泛，但是缺乏可持续性。何伊兰表示，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可以全面参与更多的合作项目，“而不仅仅是我们来到中国，组织一场讨论会。”
加入OECD的利与弊
当OECD向中国敞开大门时，中国对加入OECD却显得不那么积极。据《财经国家周刊》拿到的一份2011年OECD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列表显示，在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和南非等五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中，中国“全面参与”的项目只有一个，而巴西有4项，印度2项，印尼3项，南非作为成员国，则有5项。而担任“常规观察员”的项目，中国有5项，巴西15项，印度11项。
何伊兰说，尽管与中国合作已超过15年，印度仅有短短几年，但OECD与印度的合作更广泛，且发展很快。
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愿与OECD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既有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也有OECD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OECD对成员国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中国目前还无法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OECD成员国对于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明确的规定：不低于GDP的0.7%，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此外，OECD下属的国际能源总署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中国希望在能源政策方面更为自主。
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专家王朔说，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上，加入OECD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约束。
二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陈凤英说，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话语主导权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无疑影响了OECD的分量。古利亚也提到，OECD的很多成员国，目前都背负着很高的财政赤字，甚至大于两位数。“这些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古利亚说，这使得加入OECD对中国的吸引力不足。
三是国际机构的增多。陈凤英说，以前OECD在宏观政策的协调方面做得较好，每年会出统计表，包括宏观经济、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方面。但是目前类似的经济组织不断增多，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组织内部都有中国人担任高层领导职位，因此合作更为容易。与此同时，G20的功能得到广泛认可。OECD不再是单一的选择。
而OECD仍积极说服中国加入。
何伊兰说，加入OECD对中国的益处也有很多，比如可以获取信息和第一手的资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听取其他国家人员的意见，并在第一时间获知重要的政策决议，而不仅仅是读关于这个政策的文章。”同时，也更有利于中国影响世界其他决策者的看法，对于中国面临其他国家质疑的时候，OECD将会增强彼此的交流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