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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代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释经意的意思，即我们常说“依经作传”。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自刘歆争立其经学博士地位以来，历代都有争论，尤其在汉代争论尤为激烈。
（一）两汉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
西汉宣帝之后，《公羊》和《榖梁》都被朝廷立为官学，设博士，而《左传》没有获此殊荣。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一些经学家极力主张将《左传》也列为博士。哀帝时，刘歆与当时朝廷所设的五经博士就《左传》是否应该设博士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废先帝所立”，左将军公孙禄斥其“颠倒五经，变乱家法。”面对强烈的反对声，刘歆自身也遭到了谪贬“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408页.]直到西汉后期王莽把持朝政以后，《左傳》才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而被立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由于尚书令韩歆关于《左传》应该立为博士的提议，《左传》是否解经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当时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据《后汉书》记载，博士范升持相反的意见：“《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2]（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64页.]公羊派学者李育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提出了异议，“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759页.]虽然如此，《左传》还是在陈元等人的极力争取下被立为官学，但是由于继承者寥寥无几，到《左传》博士李封死后，《左传》的官学地位也就渐渐淡化。
（二）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性质的主要观点
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仍在延续。晋代杜预通过为《左传》作注的方式，详细的讲解《左传》是如何传《春秋》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他提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4]（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同时他还从《左传》中总结出“春秋义例”共计“五十凡”。至此，《左传》为《春秋》作传的观点遂成正统。但是杜预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同时代学者的否定，晋代王接便认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435页.]唐宋以后更是有许多学者对杜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唐代刘知几认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传》缺而《传》存。”[[6]（唐）刘知几.史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第10页.]南宋大儒朱熹也认为《左传》并非解经之书：“《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榖》经学，理精而事谬。”[[7] （宋）黎靖徳.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南宋末年的黄震亦不同意杜预：“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8]（宋）黄震.黄氏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868页.]
（三）清代“《左传》伪书说”的兴盛
清代以后，很多学者也不同意杜预的观点，力辩《左传》是解经之作的观点。其中刘逢禄是其中的代表。他撰《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来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其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以《春秋》，《左氏》还之《左氏》。”[[9]（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同时他也开了“《左传》伪书说”的先河，后来的康有为等人从其说而将《左传》斥为伪书，认为《左传》是刘歆杜撰的，其真实性尚待考证，更不用说它是解经之作了。
二、《左传》与《公羊》、《榖梁》异同比较
比对《公羊》、《榖梁》，《左传》阐释经意的特征确实不是那么明显，甚至确实容易使人产生《左传》不解经的误解。
（一）《左传》与《公羊》、《榖梁》解经方式比对
《公羊》和《榖梁》是完全依经立传，他们对于《春秋》义理的阐释往往是一字一句进行解说，文字是紧紧依附于《春秋》经而生成的。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文言：“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公羊》对此经的阐释相当具体“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1—23页.]《榖梁》对此句的阐释没有《公羊》具体，但是也是一字一句进行解释“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8页.]其中逐字逐句对经文进行阐释的特点彰显得非常清晰。而再看《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
再看一例，仍是隐公元年，《春秋》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对于这段经文，《左传》将它扩充为一个非常完整而动人的故事，但《公羊》与《榖梁》仍旧停留在阐释经意的层面上，《公羊》言：“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3—24页.]《榖梁》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10-11页.]
通过以上两例的比较，《左传》与《公羊》、《榖梁》在对《春秋》经义阐释上的区别显而易见。《公羊》、《榖梁》力求跟随《春秋》经文的步调，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和阐释，而《左传》解经并不拘泥于此，它比较偏重于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材料进行补充，或者为理解《春秋》的经文提供一定的背景材料。正因为有这样的解经宗旨，导致《左传》慢慢独立于《春秋》之外，甚至被后代学者诟病为“非解经之作”。
三、《左传》“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现象
正是由于《左传》中存在着“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这样的现象，所以它被很多学者误认为并非解经之作。他们认为，如果是解释《春秋》的传，那么，《春秋》有记载的，《左传》一定也要出现；反之，《春秋》没有记载的，《左传》就不能出现。而《左传》的文字恰恰与这些学者的观点相悖，出现了大量“有经无传”或者“有传无经”的现象。分析《左传》是否传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文谈到《左传》与《公羊》、《榖梁》解经的方式不同，是以史解经。《左传》的作者要么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材料进行补充，要么为理解《春秋》的经文提供一定的背景材料。既然如此，它所叙述的内容势必会超出《春秋经》所记载的范围，不然也就无法达到作者想要的效果。众所周知，孔子的“春秋笔法”力求简练，但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义的含糊不清，是很多句子百思不得其解。而通过《左传》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疏通，这是《左传》在解经方面的特殊性，也是《左传》传承《春秋经》的贡献。再以前文所举的隐公元年之前的一段文字为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段文字是无经之传，但是联系后文我们可以发现，假如没有这段文字，那么《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一句的意思就没办法读通了。再有一例，《左传·隐公三年》有一段无经之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6—27页.]单看此段，似乎前后都不着边际，但是如果结合后文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它找到归宿的。我们能够理解《春秋经·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103页.]一句，正是因为《左传》在这之前交代了周郑交恶的背景，才能使得这句话不显得那么》突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以《左传》大量存在“有传无经”和“有经无传”现象来诟病《左传》不是解经之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充足的依据的。毕竟，《左传》存在的现象，《公羊》和《榖梁》也同样存在。而相较于《公羊》和《榖梁》，《左传》的解经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春秋经》有更加显着的作用。
四、《左传》中的解经之语
《左传》解经从根本上来讲是以史解经，但是仔细分析，也能从中看到与《公羊》、《榖梁》解经方式相类似的方法在其中的体现，即我们常说的解经之语，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凡例”解经法
《春秋》纪事有自己的特点，后人往往称之为“春秋笔法”，其往往在简短的字句中包含了褒贬。如我们最熟悉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个“克”字，将郑伯和段之间的是非关系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在描写战争的时候，《春秋》往往根据战争的性质，选用伐、袭、入、灭、取、战等不同却很准确的概念。《左传》根据《春秋》的这一特点，概括出一些“凡例”，后经杜预的概括，被称为“五十凡”，这可以说是《左传》解经的第一个特点。如《春秋经·隐公九年》言：“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左传·隐公九年》解释曰：“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63页、第64页.]《春秋经·庄公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左传·庄公三年》：“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携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185页、第186页.]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左传》对于《春秋经》的理解是精到的，它通过这样的“凡例”的方式，把《春秋经》隐藏在背后的褒贬之意体现了出来。当然这样的“凡例”很多时候也过于绝对，这对我们理解《春秋》很多时候也会产生不必要的迂回，从而也使得“五十凡”遭到了古今很多学者的批判。
（二）借“君子曰”、“君子谓”阐发观点
《左传》解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往往在文中用“君子曰”、“君子谓”或者说“君子是以知”等语句来加以评论。如：《春秋经·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对于此，《左传·桓公二年》的评价是：“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83頁、第85页.]对于这样的注解，杨伯峻先生也认为该句是“解经之语”。《左传·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従人者也。”对于此句，杨伯峻先生注释到：“古人谓女子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然，哀姜既嫁于鲁，在夫家有罪，则非父母家所宜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77页、第279页.]杨先生这句话虽然没有上文那样直接指出“此解经语”，但是字里行间已经暗含对《左传》所言的认同，是对《左传》阐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支持基础上的补充。
（三）以“不书”阐释经义
《左传》解经，还往往通过“不书”的形式，这是《左传》解经的第三个特点。对于这一形式，刘黎明先生认为这是可以归纳到“有经无传”现象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他又认为“这些‘有传无经’的文字，当时《左传》的编纂者将《春秋》与《鲁春秋》对比阅读的结果，而这种‘不书’的体例，源于对孔子‘修《春秋》’的确信，也从另一个侧面对《春秋》进行了阐释。”[[]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8年5月第38页.]刘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在《左传》中确实存在很多“有传无经”的“不书”评论，如《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19页.]这些传文都是“无经之传”。
（四）以“礼也”、“非礼也”阐发经义
《左传》解经的第四个特点，便是在其叙事的文字后面加以“礼也”、“非礼也”来评定褒贬。如：《春秋经·隐公五年》：“五年春，公矢鱼于棠。”《左传·隐公五年》：“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39页、第44页.]《春秋经·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左传·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84页、第86页.]对于这种方式，刘黎明先生认为.《左传》对此有很多评论并无道理，他以“隐公八年”中一处为例，言“《春秋经·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左传》评论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今人杨伯峻亦从此说。诸侯之盟，纯属史实，与礼与非礼无关；如果一定要与礼联系起来，这种诸侯之间的私下结盟恐怕是非礼的。”[[]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8年5月第51页.]刘先生的观点无不道理，但是在《左传》是否解经这个问题上，探讨《左传》评论的是否准确似乎关系不大。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确实也是认同《左传》通过“礼也”、“非礼也”这样的评论以达到解经的目的的观点的。
（五）借他人之言解经
《左传》中还大量引用他人的话来评论作者所载的史实，以达到解经的目的，这是它解经的最后一个特点。《左传》在引用他人的话时是有所选择的，其中主要是孔子的话和《诗经》，根据刘黎明先生的统计，《左传》中借助孔子的话来评论历史事件一共有三十处。孔子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如《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二册第662—663页.
]在这个故事中，孔子的话评价了董狐、赵盾两个历史人物，而《春秋经·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从这两段话的比较中就可以发现问题了，按照《春秋》的记载，赵盾弑君是确信无疑的，而《春秋》又是孔子编订的，既然如此他怎么又可能说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这样的话。即便孔子认为赵盾是“为法受恶”，那么在《春秋》中也不该用“弑”。所以《左传》中很多所谓的“孔子曰”其实是靠不住的，但是《左传》的作者有意识的用这样的方式使《左传》接近权威，无疑能够说明《左传》是尊重《春秋》的，同时也可以说明它确实也是在解释《春秋》。
《左传》解经有自己特殊的方式，以上五个特点正是这种特殊性的体现。它不像《公羊》、《榖梁》那样字字句句详细考释，并且通过大段大段的设问来达到解经的目的，而是将《春秋》的“微言”阐发成一个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使读者能够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明白“大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释经意的意思，即我们常说“依经作传”。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自刘歆争立其经学博士地位以来，历代都有争论，尤其在汉代争论尤为激烈。
（一）两汉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
西汉宣帝之后，《公羊》和《榖梁》都被朝廷立为官学，设博士，而《左传》没有获此殊荣。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一些经学家极力主张将《左传》也列为博士。哀帝时，刘歆与当时朝廷所设的五经博士就《左传》是否应该设博士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废先帝所立”，左将军公孙禄斥其“颠倒五经，变乱家法。”面对强烈的反对声，刘歆自身也遭到了谪贬“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408页.]直到西汉后期王莽把持朝政以后，《左傳》才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而被立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由于尚书令韩歆关于《左传》应该立为博士的提议，《左传》是否解经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当时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据《后汉书》记载，博士范升持相反的意见：“《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2]（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64页.]公羊派学者李育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提出了异议，“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759页.]虽然如此，《左传》还是在陈元等人的极力争取下被立为官学，但是由于继承者寥寥无几，到《左传》博士李封死后，《左传》的官学地位也就渐渐淡化。
（二）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性质的主要观点
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仍在延续。晋代杜预通过为《左传》作注的方式，详细的讲解《左传》是如何传《春秋》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他提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4]（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同时他还从《左传》中总结出“春秋义例”共计“五十凡”。至此，《左传》为《春秋》作传的观点遂成正统。但是杜预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同时代学者的否定，晋代王接便认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435页.]唐宋以后更是有许多学者对杜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唐代刘知几认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传》缺而《传》存。”[[6]（唐）刘知几.史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第10页.]南宋大儒朱熹也认为《左传》并非解经之书：“《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榖》经学，理精而事谬。”[[7] （宋）黎靖徳.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南宋末年的黄震亦不同意杜预：“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8]（宋）黄震.黄氏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868页.]
（三）清代“《左传》伪书说”的兴盛
清代以后，很多学者也不同意杜预的观点，力辩《左传》是解经之作的观点。其中刘逢禄是其中的代表。他撰《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来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其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以《春秋》，《左氏》还之《左氏》。”[[9]（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同时他也开了“《左传》伪书说”的先河，后来的康有为等人从其说而将《左传》斥为伪书，认为《左传》是刘歆杜撰的，其真实性尚待考证，更不用说它是解经之作了。
二、《左传》与《公羊》、《榖梁》异同比较
比对《公羊》、《榖梁》，《左传》阐释经意的特征确实不是那么明显，甚至确实容易使人产生《左传》不解经的误解。
（一）《左传》与《公羊》、《榖梁》解经方式比对
《公羊》和《榖梁》是完全依经立传，他们对于《春秋》义理的阐释往往是一字一句进行解说，文字是紧紧依附于《春秋》经而生成的。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文言：“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公羊》对此经的阐释相当具体“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1—23页.]《榖梁》对此句的阐释没有《公羊》具体，但是也是一字一句进行解释“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8页.]其中逐字逐句对经文进行阐释的特点彰显得非常清晰。而再看《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
再看一例，仍是隐公元年，《春秋》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对于这段经文，《左传》将它扩充为一个非常完整而动人的故事，但《公羊》与《榖梁》仍旧停留在阐释经意的层面上，《公羊》言：“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3—24页.]《榖梁》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10-11页.]
通过以上两例的比较，《左传》与《公羊》、《榖梁》在对《春秋》经义阐释上的区别显而易见。《公羊》、《榖梁》力求跟随《春秋》经文的步调，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和阐释，而《左传》解经并不拘泥于此，它比较偏重于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材料进行补充，或者为理解《春秋》的经文提供一定的背景材料。正因为有这样的解经宗旨，导致《左传》慢慢独立于《春秋》之外，甚至被后代学者诟病为“非解经之作”。
三、《左传》“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现象
正是由于《左传》中存在着“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这样的现象，所以它被很多学者误认为并非解经之作。他们认为，如果是解释《春秋》的传，那么，《春秋》有记载的，《左传》一定也要出现；反之，《春秋》没有记载的，《左传》就不能出现。而《左传》的文字恰恰与这些学者的观点相悖，出现了大量“有经无传”或者“有传无经”的现象。分析《左传》是否传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文谈到《左传》与《公羊》、《榖梁》解经的方式不同，是以史解经。《左传》的作者要么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材料进行补充，要么为理解《春秋》的经文提供一定的背景材料。既然如此，它所叙述的内容势必会超出《春秋经》所记载的范围，不然也就无法达到作者想要的效果。众所周知，孔子的“春秋笔法”力求简练，但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义的含糊不清，是很多句子百思不得其解。而通过《左传》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疏通，这是《左传》在解经方面的特殊性，也是《左传》传承《春秋经》的贡献。再以前文所举的隐公元年之前的一段文字为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段文字是无经之传，但是联系后文我们可以发现，假如没有这段文字，那么《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一句的意思就没办法读通了。再有一例，《左传·隐公三年》有一段无经之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6—27页.]单看此段，似乎前后都不着边际，但是如果结合后文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它找到归宿的。我们能够理解《春秋经·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103页.]一句，正是因为《左传》在这之前交代了周郑交恶的背景，才能使得这句话不显得那么》突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以《左传》大量存在“有传无经”和“有经无传”现象来诟病《左传》不是解经之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充足的依据的。毕竟，《左传》存在的现象，《公羊》和《榖梁》也同样存在。而相较于《公羊》和《榖梁》，《左传》的解经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春秋经》有更加显着的作用。
四、《左传》中的解经之语
《左传》解经从根本上来讲是以史解经，但是仔细分析，也能从中看到与《公羊》、《榖梁》解经方式相类似的方法在其中的体现，即我们常说的解经之语，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凡例”解经法
《春秋》纪事有自己的特点，后人往往称之为“春秋笔法”，其往往在简短的字句中包含了褒贬。如我们最熟悉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个“克”字，将郑伯和段之间的是非关系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在描写战争的时候，《春秋》往往根据战争的性质，选用伐、袭、入、灭、取、战等不同却很准确的概念。《左传》根据《春秋》的这一特点，概括出一些“凡例”，后经杜预的概括，被称为“五十凡”，这可以说是《左传》解经的第一个特点。如《春秋经·隐公九年》言：“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左传·隐公九年》解释曰：“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63页、第64页.]《春秋经·庄公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左传·庄公三年》：“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携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185页、第186页.]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左传》对于《春秋经》的理解是精到的，它通过这样的“凡例”的方式，把《春秋经》隐藏在背后的褒贬之意体现了出来。当然这样的“凡例”很多时候也过于绝对，这对我们理解《春秋》很多时候也会产生不必要的迂回，从而也使得“五十凡”遭到了古今很多学者的批判。
（二）借“君子曰”、“君子谓”阐发观点
《左传》解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往往在文中用“君子曰”、“君子谓”或者说“君子是以知”等语句来加以评论。如：《春秋经·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对于此，《左传·桓公二年》的评价是：“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83頁、第85页.]对于这样的注解，杨伯峻先生也认为该句是“解经之语”。《左传·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従人者也。”对于此句，杨伯峻先生注释到：“古人谓女子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然，哀姜既嫁于鲁，在夫家有罪，则非父母家所宜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77页、第279页.]杨先生这句话虽然没有上文那样直接指出“此解经语”，但是字里行间已经暗含对《左传》所言的认同，是对《左传》阐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支持基础上的补充。
（三）以“不书”阐释经义
《左传》解经，还往往通过“不书”的形式，这是《左传》解经的第三个特点。对于这一形式，刘黎明先生认为这是可以归纳到“有经无传”现象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他又认为“这些‘有传无经’的文字，当时《左传》的编纂者将《春秋》与《鲁春秋》对比阅读的结果，而这种‘不书’的体例，源于对孔子‘修《春秋》’的确信，也从另一个侧面对《春秋》进行了阐释。”[[]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8年5月第38页.]刘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在《左传》中确实存在很多“有传无经”的“不书”评论，如《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19页.]这些传文都是“无经之传”。
（四）以“礼也”、“非礼也”阐发经义
《左传》解经的第四个特点，便是在其叙事的文字后面加以“礼也”、“非礼也”来评定褒贬。如：《春秋经·隐公五年》：“五年春，公矢鱼于棠。”《左传·隐公五年》：“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39页、第44页.]《春秋经·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左传·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84页、第86页.]对于这种方式，刘黎明先生认为.《左传》对此有很多评论并无道理，他以“隐公八年”中一处为例，言“《春秋经·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左传》评论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今人杨伯峻亦从此说。诸侯之盟，纯属史实，与礼与非礼无关；如果一定要与礼联系起来，这种诸侯之间的私下结盟恐怕是非礼的。”[[]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8年5月第51页.]刘先生的观点无不道理，但是在《左传》是否解经这个问题上，探讨《左传》评论的是否准确似乎关系不大。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确实也是认同《左传》通过“礼也”、“非礼也”这样的评论以达到解经的目的的观点的。
（五）借他人之言解经
《左传》中还大量引用他人的话来评论作者所载的史实，以达到解经的目的，这是它解经的最后一个特点。《左传》在引用他人的话时是有所选择的，其中主要是孔子的话和《诗经》，根据刘黎明先生的统计，《左传》中借助孔子的话来评论历史事件一共有三十处。孔子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如《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二册第662—663页.
]在这个故事中，孔子的话评价了董狐、赵盾两个历史人物，而《春秋经·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从这两段话的比较中就可以发现问题了，按照《春秋》的记载，赵盾弑君是确信无疑的，而《春秋》又是孔子编订的，既然如此他怎么又可能说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这样的话。即便孔子认为赵盾是“为法受恶”，那么在《春秋》中也不该用“弑”。所以《左传》中很多所谓的“孔子曰”其实是靠不住的，但是《左传》的作者有意识的用这样的方式使《左传》接近权威，无疑能够说明《左传》是尊重《春秋》的，同时也可以说明它确实也是在解释《春秋》。
《左传》解经有自己特殊的方式，以上五个特点正是这种特殊性的体现。它不像《公羊》、《榖梁》那样字字句句详细考释，并且通过大段大段的设问来达到解经的目的，而是将《春秋》的“微言”阐发成一个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使读者能够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明白“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