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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王音的个展,自然会思考绘画与反绘画的问题。“坏画”不知道是哪年在中国绘画界开始流行的,反正这几年大家热衷于讨论。事实上,直奔“坏画”而去,或是“为了坏画而坏画”,大多是失败的。相反,在中国“好画”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个绘画教育系统的建立,目的是让你成为一个好画家,让你能画好一幅画。所以,将“坏画”作为目标,你一开始就输了。
“坏画”是学不来的。它违背了你的视觉训练、惯性表达乃至审美趣味。所以,追求“坏画”需要勇气。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有的放矢。于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或者设定一个语境。没有参照就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好坏;没有语境,也就没有艺术史生效的逻辑。倘若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勇气才有可能让你的作品显得另类而前卫。
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绘画中一直隐藏着两种前卫的逻辑。一种是社会学的前卫,一种是美学的前卫。“重要的不是艺术”“艺术需要大灵魂”就属于前者,“纯化语言”“追求艺术本体的独立”可以属于后者。两种前卫曾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攻克以体制、学院、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堡垒。问题是这两种前卫从一开始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始终在不断的砥砺,抑或是博弈。“新潮美术”时期,毫无疑问是“大灵魂”取胜。
1990年代,“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所向披靡。不难发现,即使在当代艺术的内部,美学前卫,或者来源于语言学的变革仍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只到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扭转,换言之,“坏画”得以被讨论,实质是这一脉络的创作传统已经无法再被遮蔽。在另一个层面,则说明美术界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绘画那种表层的、符号化的社会学叙事方法的厌倦。
美学前卫并不意味着你的作品必然是“坏画”,毕竟,“坏画”还涉及到趣味问题。但是,趣味这件事就很难说清楚了。自古以来,趣味就有身份、阶层、圈子、阶级,甚至南北地域之分。更何况,立足于个人,完全可以义正辞严地说,“这就是我喜欢的趣味”。而事实上,不管是个人,还是针对一个群体,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趣味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因此,趣味有自己的历史,也有流行与边缘之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径,也就是关于趣味的历史。在趣味所形成的谱系中,“坏画”的真正目的,实质是与流行的趣味拉开距离,使其形成反差。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种后现代话语的裹挟之下,观念艺术开始统治了艺术界二十多年。正是对观念艺术的反拨,1980年代初绘画在欧美全面复兴(当然,背后也有商业的考虑)。然而,正是对非主流的、另类的趣味的不懈追求,“坏画”坚定地走向了反现代主义绘画的道路,甚至走向了反绘画的道路。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个人自身的理解问题。今天的艺术家太迷信“艺术家”这个词,或者说太相信自己。乐观地认为,只有艺术家个人才能赋予作品意义,成为趣味的主宰者。其实不然,绘画系统才是意义最大的生产者。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既重视个人的创作脉络,也会从绘画谱系和上下文中去发现问题。王音就是这样的艺术家。1990年代以来,以王音、王兴伟、张恩利等艺术家为代表,致力于语言的建设,抵制庸俗社会学的渗透,并与波普的、图像的、符号化的绘画拉开了距离。
在王音最新的个展上,让人敬佩的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他对绘画的守护,在我看来,就是让绘画远离宏大叙事,拒绝被意识形态编码,相反,回到日常,回到生活,回到微观,回到形式,回到绘画本身。对于画画的人,做加法容易,减法反而难;为画画注入意义容易,让它变简单却并不轻松;追求结果容易,将过程作为目的就具有挑战性。就像佛教中所说的轮回,这是需要修炼的。从这个角度讲,“坏画”并不坏,而是说艺术家首先需要考虑到既有的绘画系统,立足于上下文,并以个人的方式推进,使作品在审美、修辞与叙事方式上与当下流行的、主导的、媚俗的绘画拉开距离。由于太多的人追求“好画”,王音自然就显得孤独且另类了。
“坏画”是学不来的。它违背了你的视觉训练、惯性表达乃至审美趣味。所以,追求“坏画”需要勇气。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有的放矢。于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或者设定一个语境。没有参照就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好坏;没有语境,也就没有艺术史生效的逻辑。倘若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勇气才有可能让你的作品显得另类而前卫。
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绘画中一直隐藏着两种前卫的逻辑。一种是社会学的前卫,一种是美学的前卫。“重要的不是艺术”“艺术需要大灵魂”就属于前者,“纯化语言”“追求艺术本体的独立”可以属于后者。两种前卫曾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攻克以体制、学院、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堡垒。问题是这两种前卫从一开始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始终在不断的砥砺,抑或是博弈。“新潮美术”时期,毫无疑问是“大灵魂”取胜。
1990年代,“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所向披靡。不难发现,即使在当代艺术的内部,美学前卫,或者来源于语言学的变革仍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只到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扭转,换言之,“坏画”得以被讨论,实质是这一脉络的创作传统已经无法再被遮蔽。在另一个层面,则说明美术界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绘画那种表层的、符号化的社会学叙事方法的厌倦。
美学前卫并不意味着你的作品必然是“坏画”,毕竟,“坏画”还涉及到趣味问题。但是,趣味这件事就很难说清楚了。自古以来,趣味就有身份、阶层、圈子、阶级,甚至南北地域之分。更何况,立足于个人,完全可以义正辞严地说,“这就是我喜欢的趣味”。而事实上,不管是个人,还是针对一个群体,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趣味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因此,趣味有自己的历史,也有流行与边缘之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径,也就是关于趣味的历史。在趣味所形成的谱系中,“坏画”的真正目的,实质是与流行的趣味拉开距离,使其形成反差。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种后现代话语的裹挟之下,观念艺术开始统治了艺术界二十多年。正是对观念艺术的反拨,1980年代初绘画在欧美全面复兴(当然,背后也有商业的考虑)。然而,正是对非主流的、另类的趣味的不懈追求,“坏画”坚定地走向了反现代主义绘画的道路,甚至走向了反绘画的道路。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个人自身的理解问题。今天的艺术家太迷信“艺术家”这个词,或者说太相信自己。乐观地认为,只有艺术家个人才能赋予作品意义,成为趣味的主宰者。其实不然,绘画系统才是意义最大的生产者。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既重视个人的创作脉络,也会从绘画谱系和上下文中去发现问题。王音就是这样的艺术家。1990年代以来,以王音、王兴伟、张恩利等艺术家为代表,致力于语言的建设,抵制庸俗社会学的渗透,并与波普的、图像的、符号化的绘画拉开了距离。
在王音最新的个展上,让人敬佩的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他对绘画的守护,在我看来,就是让绘画远离宏大叙事,拒绝被意识形态编码,相反,回到日常,回到生活,回到微观,回到形式,回到绘画本身。对于画画的人,做加法容易,减法反而难;为画画注入意义容易,让它变简单却并不轻松;追求结果容易,将过程作为目的就具有挑战性。就像佛教中所说的轮回,这是需要修炼的。从这个角度讲,“坏画”并不坏,而是说艺术家首先需要考虑到既有的绘画系统,立足于上下文,并以个人的方式推进,使作品在审美、修辞与叙事方式上与当下流行的、主导的、媚俗的绘画拉开距离。由于太多的人追求“好画”,王音自然就显得孤独且另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