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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君是个很容易让人亲近的人，闲聊几句后就能发现，他的身上并没有一般艺术家的张扬，反而多了一股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多年留美的西方经验则让他的绅士做派愈发明显，一举一动都让人感觉舒服自然。
与张健君的采访地点约在了他所执教的上海纽约大学，在提前一天的确认邮件中他详尽地写下了具体路线，并表示会在10点半时于学校门口接我们入校。我们因此刻意提早了十分钟到达，却没想到远远地就看到他已经等在那里，这个心照不宣的贴心举动，免不了让人心头一暖。
用“水”体现生命之流动
今年3月19日，张健君最新个展《真·水》在上海艺术门隆重开幕，作为近30年来第一次在故乡上海举办新近作品的大型个展，他坦言此展意义非同小可。展览以“水”为主题，涵盖了20多件作品，除了回顾80、90年代的作品之外，还有他全新的创作，以及一些装置与行为艺术影像和照片等。“去年在余德耀美术馆，巫鸿策划的《天人之际II：上海星空》展览中，呈现了我1978-1988年间的抽象作品和部分‘水’系列作品，因此这次的展览就相当于是一个延续。”张健君介绍道。
多幅大型的《流水》系列展示在硕大的空间中，看似简单的黑白色彩却能从中感受到水的流动；《第一滴水》延续了《有》系列的圆形形状，张健君特写了一滴水稍纵即逝的绽放，并捕捉了各种水的流动形态，通过笔触将其一一再现。据介绍，《流水》系列新作同时运用了墨与油画颜料进行作画，呈现出水的动静状态，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应、冲撞也在看似平缓的画面背后慢慢展现出来，流露出张健君多年来不同的生活经历。
当我问到在一幅作品中同时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材料，是否希望通过它们传达出不同的意境时，张健君坦言：“对水的理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说‘水向东流’，而在美国，人们却习惯的认为‘水向南流’。这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关键是看你所处的位置。”
其实这一做法并不是此次展览的尝鲜，追溯他的创作经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健君就已经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当时有很多艺术家都在画水乡，我也偶尔为之。但我在水乡感受到的那种江南空气中特有的湿度，以及烟雨朦胧的感觉是油画所无法细微表达出的，但水墨又无法展现出那些斑驳厚重的老墙。”于是他开始尝试着用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作画，最终创作出了《雨蒙蒙》系列，“我发现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不突兀，反而会产生一种对话，让画面变成是一种感受性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对外表形象的描摹。”
除了新作之外，展览还同时呈现了张健君往期的系列作品。作为奠定了他在艺术上对观念追求的基础的《有》系列，每件作品皆以和谐微妙的方式取代了突兀的转折，单色、圆形、由天然材料制成，仿佛是艺术家本人与宏观或宇宙之间就万物存在的交流；《池》系列在水墨草图上增加了混合媒材，并覆于其上另一层半透明的纸张，仿佛将物质的静止形态转向轻盈的节奏和动感；简单的构图在《水·火》系列中延续：以水和火烧作画，中国哲学的五行中的两个元素在张健君的画作中，与其说是相互矛盾，倒不如说是相辅相成……
整个展览围绕“水”为主题，探讨“水”的存在方式，及其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特性与含义。作为“理性绘画”的先锋之一，张健君将他具有哲学性的思考方式通过艺术创作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野兽张”开始在“宣纸上画油画”
张健君对绘画的喜爱和天赋从小就展现了出来。5岁时他的彩色铅笔画就受到了幼儿园老师的表扬，这大大激励了他，闲暇时便开始在本子上或是家中的墙壁上画画。而真正关于绘画的训练则是在15岁那年，在中学遇到了美术老师李子瑾先生，“他以学习革命画的名义组织了课外美术学习小组，我们在课外美术班跟随他偷偷地学习西方古典素描以及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绘画。”张健君回忆道，不过彼时正值“文革”时期，此类活动是被严禁的，所以美术学习只能在非常小心谨慎的情况下进行，即便是在高温天气，仍要紧闭门窗、挂上窗帘以防被察觉。“我们画几何体石膏素描，大卫眼部石膏像，静物写生等；在苏州河畔画了第一张室外水粉画写生……”这段刺激又快乐的经历形成了他对西方画最早期的印象。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的理想未必就能如愿实现。中学毕业后的张健君被分配到海军修造船厂，开始没日没夜地在那里干活。不过即便是如此枯燥的生活，也并没有磨灭他对艺术的追求：他会经常请病假回母校和老师同学一起画油画肖像，也会乘师傅病假或外出时，躲在船舱的角落画速写。
幸好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恢复高考之后，张健君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油画专业。也就是在大学期间，他接受了西方印象派绘画的影响，开始了解莫奈、塞尚等艺术大师，画风也逐渐明确地转向印象主义风格，还由于用色强烈，被同学们戏称为“野兽张”。
张健君告诉我们，他很珍惜重回校园的机会，那段时间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早起晨跑，上课，晚上去图书馆和教室，也会经常与同学进行交流。而他后来非常独特的一系列“宣纸上的油画”作品，也是在和同学偶尔的一次交谈中所萌发的创意。“有一天晚上我去国画专业同学的教室聊着彼此的作品，他建议我可以尝试画画国画。”于是当天晚上张健君从同学那里拿回了一些宣纸和中国画颜料，但却不知从何介入。“可能是因为在上海长大，骨子里潜移默化的比较西化，总是不愿意去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觉得那很老套。加上中学时候参加课外美术小组的经历，让我更愿意去亲近西方的艺术。”张健君说道，因此这些材料也就一直摆放在他的工作室内。 直到1979年5、6月间，张健君先后去了永乐宫、龙门石窟，那些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倒不是说壁画的技巧，而是这种艺术的视角和方式，一下子就让我震惊了。那些画是二维平面的，随心所欲的将天上人间同构。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直以来我的创作都是画那些所能看到的世界，是一种焦点透视的再现方式看世界。但那些壁画艺术完全不一样，它们是往人心里走的，而不仅仅是浮于表象。”
回到上海之后，张健君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的创作方式，此行强烈地引发了他对中国道家学说的兴趣，开始阅读了大量的老子、庄子的书籍，印度的“奥义书”以及王孝渔编著的“黄帝内经与中国哲学”，并与好友陈箴共同研习殷墟甲骨文艺术。
“这两段旅行经历提醒我回过头来重新看待中国的文化，开始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领域和在艺术上表现的可能性。”也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转变，在同年前往敦煌前，张健君做了一番准备，他将油画的底子做在了宣纸上，开始了融合的尝试。这些作品或可称之为“敦煌壁画印象”，因为，一方面，它们模仿了敦煌壁画的图像和“着色”方法；另一方面，它们又表达了艺术家自己对这些古代宗教绘画的感受和理解。
你可以是王子 也可以是乞丐
如果说在学校的生活重新开启了张健君追逐艺术的可能性，那么在80年代初期，他的生活又重新跌回了黑暗，甚至比之前还要潦倒。著名文艺批评家同时又是张健君好友的吴亮在八十年代就曾以感性的文笔记录了下来那段岁月：
“健君当时的生活状况真是糟透了，完全可以用‘潦倒’来形容——他把菲薄的薪金都用在购买昂贵的画布和颜料上，几乎是倾其所有。他当时还曾在一所什么艺校客串教授绘画的基础技法，赚几个钱来缓解窘境。他每逢月底就捉襟见肘，常常不得不用一杯开水加馒头来捱过午餐的时间，等待着下一个发薪日。”
现在再回想起那段日子，张健君已经可以用玩笑般的轻松口吻来调侃了：“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能发现1985年之后我的画框画布质量都比之前要好了，8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不少画布都是自己用缝纫机拼接做出来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段时间，他陆续创作了类似篆刻甲骨文的题为《有太阳，月亮和殷墟人》的油画，尝试将篆刻的因素融入油画；《树荫下的少女》《童年的回忆》以及类似书法特性的黑白抽象绘画《悲怆》等作品……这些变化多端的画作，令人眼花缭乱，没人能够说请他究竟在干什么，他持续摸索并寻找着自己的创作风格。
1982年，这个答案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张健君创作完成了综合性材料抽象绘画《永恒的对话》，为表明永固的概念，他大胆的在画布上使用了细砂石、大理石碎片和鹅卵石等。经过一番审慎的安排和调度，在一种似乎漫不经意的组合中，画面开始呈现出深邃和恒久的坚固感与耐磨感。随后《时间·空间》《聚·散》《作品No.44》和《热能——来自人类和宇宙内部的信息》等一一诞生，带着这些作品，他于次年参与了“1983年阶段绘画实验展”。
然而这场展览并没有奠定张健君的艺术家身份，相反为他带来了麻烦。由于这些作品并不符合当时的审美，又正巧碰上“反精神污染”运动，他被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点名批评，理由是“受了严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彼时的张健君已经被分配至上海美术馆工作， 在他拒绝做自我检查之后，被罚至美术馆后门做看门人，随后又被调遣至木工间修画框……但这些都没有压倒张健君，他苦中作乐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看书、学习英语，并称自那以后自己的作品画框都钉得特别好。“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做王子，也可以做乞丐。这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坦然面对就可以了，不用抱怨的。”张健君如是说。想来也正是因为如此良好的心态，才造就了他日后的成功。
他生活和艺术创作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永恒的对话》被美国洛杉矶威斯曼基金会董事长威斯曼先生一眼看中，以1万美元的价格将之欣然收购，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天价纪录——1984年的几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好几个万元户啦！自那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有所缓解，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艺术创作上大展拳脚。1987年10月下旬，张健君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他的首场个人展览《自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
也许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同的人生经历会带来别样的创作源泉。在那段起伏的时期，张健君完成了另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作品《人类与他们的钟》，并荣获《首届上海青年艺术家作品大展》一等奖。（1986年）此外他继续执着于《有》系列的创作，将空间关系绘涂在二维的平面中，仅用黑与白达到最大的单纯和最无所不包的丰富。也正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作品，1987年，张健君获得了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继续艺术的研究和创作。
一双西化黑眼睛里的“再东方”
在美国的日子，对张健君来说丰富又新鲜。“当时我一个人住在中央公园附近四室一厅的豪宅，一个礼拜看两场音乐剧，逛美术馆，参观艺术家的工作室，继续自己的创作。”他还提到，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他就去了MoMA看展，在欣赏了原作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模仿的那些野兽派、印象派的作品，在颜色上都太过夸张激烈了：“当时在国内看到的是印刷品，颜色往往都非常夸张甚至粗暴，但原作的用色都很雅致，有修养，给人一种很舒服的视觉感受。”
而不同的文化冲击也给张健君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将大量的时间泡在了博物馆中，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寻找中国文化的本源。“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比是‘远看成山’，在国内的时候会观察到很多细节，但在保持一段距离，特别是在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之后，就能发现整个状态，才能更好地关注中国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东西。” 1989年，张健君正式在美国定居。生活和创作的重心也转移至西方，他继续创作着《有》系列，并随着该系列的体积感逐渐扩大，最后离开画面框架转向雕塑装置。此外，他还开始了《池》系列作品的创作，这一系列以纸本为主，介入了一些综合材料，开始关注 “水”。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件水墨装置“水”，就是由水墨、纸、水、木炭、玻璃缸，以及书法大篆组成。
从那之后，张健君的作品开始与水墨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作为油画系出身的他为何会对“墨”如此青睐有加，也不禁引发了我的好奇。“对墨的感觉源于身体的记忆。”张健君回忆道，“5岁的时候，我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我记得他为我买的第一本帖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影印拓本。”那个时期的经历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张健君对墨的记忆，为父亲研墨时的墨香味，也一直留在了他的脑海中。长大之后，这股独特的味觉重新唤起了其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进而延续到他的创作中来。
其实除了艺术家之外，张健君的另一个身份——纽约大学教授，也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和好奇。“我从1997年开始在美国纽约大学教学，当时西方人都说我很厉害。”张健君自豪地说道：“因为我当时教授的是西方当代艺术，这种感觉就好比是一个老外来中国教水墨。” 据他介绍，纽约大学的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进行不同的尝试。“我们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性，建议他们去学习不同的课程，比如让雕塑系的学生选修版画，让油画系的尝试雕塑……这样可以让学生找到自己真正擅长和感兴趣的创作方式。”张健君坦言自己很欣赏这样的教学方式，他会告诉学生，艺术的门类只是材料不同而已，作为艺术家，独特的观点、视角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艺术的本质。”
2012年，纽约大学在上海开设了分校，总部将张健君派回了国内，希望他能用自身跨文化的经验来启发和指导学生。如今他和太太Barbara Edelstein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国内，除了各自的创作外也同时进行授课。谈起在课堂上是否会产生冲撞，张健君说：“我们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可能性。我经常和学生们说，我和Barbara可能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交流，沟通。作为老师，我们所能提供的是更多的经验和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在他们的课堂上，一直都有着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但最后该怎么融合就要看学生自己了，我不希望学生毕业之后的创作像我的作品。”张健君如是说道。他始终坚信不应该只传授给学生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创造型的思维方式。
因为来到中国的缘故，他还特意开设了水墨课程。现在他和Barbara正在启发学生如何将他们自己的专业与水墨联系在一起进行创作。“我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生命的张力，而并非简单的模仿。就好比我虽然会关注中国传统的东西，但却并不是在表象的模仿，而是学习那种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从而嫁接到我的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去，变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希望学生们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创作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