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国际政治体系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如何协调各自利益?中美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不按常规出牌。
他上任后,打破了美国新总统上任后中美关系就跌入低谷的怪圈,紧接着,他又将在上任第一年选择访问中国。
奥巴马的亚洲四国行一共9天,其中有4天是在上海和北京停留。经过金融风暴的搅动,国际政治体系加速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如何协调各自利益?同时,中美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此次奥巴马来访,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答案。
国际体系转型中美如何协调?
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中国也变了。
世界经济权力格局从发达经济体“一股独大”到新兴经济体占据“半壁江山”,G20取代了G8。奥巴马政府自上台后,采取现实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态度从过去的“指挥”变成了虚心的“聆听”。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如奥巴马今年4月1日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所说,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告诉《新民周刊》,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中国将通过其产品出口、海外投资、军事能力提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等方式影响未来世界的格局。奥巴马政府期待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固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国和美国能加强合作能力,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做出贡献。
伊科诺米女士认为,奥巴马抵达中国后,应该会像猫王普莱斯利的歌所唱的那样:“停下脚步,四处看看,注意倾听(Stop,lookand listen)”,利用此次机会与中国的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
截至本月10日,奥巴马访华的具体行程尚未公布。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奥巴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暂,15日晚抵沪,16日下午就要飞往北京。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奥巴马访华,中美双方集中关注的问题会有四个方面:经贸关系、清洁能源合作、两军关系(除了要扩大两军交流,还可能提到两军合作,例如打击海盗、维护海上安全、实行海上救助问题等),最后是国际问题领域的合作,包括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等。“至于台湾、西藏、疆独等问题,美方不会有新的说法。”“合作”是大势所趋,但中美之间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贸易摩擦就是时下美中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
今年以来,美国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0宗“双反调查”,2宗反倾销调查,1宗特保调查。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救济史上罕有。就在奥巴马访华前10天,美国商务部还初步裁定,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反倾销税。
对此,吴心伯表示并不奇怪。他说,“因为美国国会知道奥巴马访华时,中方肯定要在这个方面向他施压,所以国内做出这些动作为他同中方交涉抬高要价,强化美方的立场,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比如如果美方国内没有任何动静,中方会说你不要再搞贸易保护了;如果美国做了很多动作,中方就会说你不能都做——这也是一种外交技巧。”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陶文钊说,两国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对台军售问题、贸易争端等都提醒我们,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的。
他认为,“这次中国方面也不示弱,对部分美国汽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恰恰表示,我们希望奥巴马即将进行的访问能够取得成功,但也不会为此而曲意逢迎,我们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在他来访问之前把规矩立好。”
有人认为奥巴马这次访华会再次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吴心伯说:“如果美方提出,中方也不会太买账。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中方的关切更多一些。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元资产安全、美元会不会通胀。”
中美有待加強互信
在奥巴马正式访华的前一周,出现了一组有意思的调查结果。
国际权威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对1077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作为美国主要贸易和外交伙伴的中国,美国民众的看法存在着矛盾心理。在要求选择“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国家名单”时,34%的美国受访者选择了中国;23%选择了英国。当要求受访者选择中国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时,56%的受访者选择了“对手”,仅有33%认为中国是“盟友”。
而在中国,由环球网发起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奥巴马此次访华并未寄予过高期望。截至11月10日,近3万人参与的投票中,54.8%的民众表示不关心这次访问。相比奥巴马参选总统时掀起的偶像热潮,时隔一年,47.4%的网民“不喜欢”奥巴马了。高达83.3%的投票者认为,“奥巴马的访问不会给中国带来好处”。另外,68.1%的网友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对于“美国目前是否在遏制中国”,92.4%的网友选择了“是”。
吴心伯认为,民调结果主要还是反映了中美彼此对对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他说,“冷战之后,中美在政治上存在价值观的差异;另外美国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尊重。所以如果要想有所改变,美国应该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比如对台军售问题,而领导层面对新的政治意愿,就要在政策实践上反映出来。”
非常巧合的是,在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探讨会上,也有人向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问了相同的问题:如何加强中美之间的互信?
李侃如说:“30年来美中外交关系中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在长期关系计划中建立互信。双方互相都存在不信任。如果我们现在要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开拓严肃合作的局面,就要开始消除这种不信任。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双方社会和经济核心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将是很重要的,参与其中的人远不止传统的外交、经贸、安全领域。奥巴马此行对建立合作大框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行程也反映了这一点。”
李侃如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和美国是竞争者,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建设性伙伴。这两种状态有时也是同时存在的,在美国政府内部不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奥巴马需要向中国释放这样的信号:美国把中国看作处理双边和全球事务的重要国家,双方应坦诚自己的观点和利益需求,顾及另一方的想法,同时要认识到,如果在长期关系发展中双方互不信任,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阻碍。
指导性原则需要与时俱进
与小布什政府强调亚洲盟友的政策相比,奥巴马政府显然更强调同中国的关系。
吴心伯说,奥巴马上台后,从中美两国的交流互动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的活动中心在北京而不是东京。因为美国关心的利益和问题,只有通过跟中国打交道才能得到实现和解决。”
目前,中美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是三个联合公报,即中美两国发表的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最后一个公报的签署距今也已经有27年。其间,中美关系、国际格局都经历了巨大变化。用李侃如的话说,现在的美中关系越来越注重战略重要性,寻求务实的合作,减少矛盾,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达到“战略合作伙伴”的地步,但从重要性来看,确实会比以前有更有效的合作。
吴心伯总结说,中美关系的新特点体现在:“以前中美合作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是合作导向关系为主;第二,中美相互依存越来越对称,以前中国需要美国超过美国需要中国,现在美国在很多方面也需要中国;第三,中国的议程设定能力越来越强,过去是美国人提条件,我们考虑怎么回应,现在不光是美国人提条件,我们也会提条件,中国也要确定议程。还有中美关系越来越多边化,很多问题远远超出两国范围。这些特点总结起来都会对中美关系今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新的特点需要用新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对双边关系起到一个指导性的框架作用。吴心伯认为,如果这次不能出联合公报,最好能出一个联合声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体现行政部门之间的承诺,后者则是一般表达意向。“如果能签署联合声明,代表两国的互动进入新的阶段,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不按常规出牌。
他上任后,打破了美国新总统上任后中美关系就跌入低谷的怪圈,紧接着,他又将在上任第一年选择访问中国。
奥巴马的亚洲四国行一共9天,其中有4天是在上海和北京停留。经过金融风暴的搅动,国际政治体系加速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如何协调各自利益?同时,中美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此次奥巴马来访,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答案。
国际体系转型中美如何协调?
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中国也变了。
世界经济权力格局从发达经济体“一股独大”到新兴经济体占据“半壁江山”,G20取代了G8。奥巴马政府自上台后,采取现实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态度从过去的“指挥”变成了虚心的“聆听”。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如奥巴马今年4月1日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所说,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告诉《新民周刊》,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中国将通过其产品出口、海外投资、军事能力提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等方式影响未来世界的格局。奥巴马政府期待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固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国和美国能加强合作能力,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做出贡献。
伊科诺米女士认为,奥巴马抵达中国后,应该会像猫王普莱斯利的歌所唱的那样:“停下脚步,四处看看,注意倾听(Stop,lookand listen)”,利用此次机会与中国的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
截至本月10日,奥巴马访华的具体行程尚未公布。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奥巴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暂,15日晚抵沪,16日下午就要飞往北京。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奥巴马访华,中美双方集中关注的问题会有四个方面:经贸关系、清洁能源合作、两军关系(除了要扩大两军交流,还可能提到两军合作,例如打击海盗、维护海上安全、实行海上救助问题等),最后是国际问题领域的合作,包括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等。“至于台湾、西藏、疆独等问题,美方不会有新的说法。”“合作”是大势所趋,但中美之间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贸易摩擦就是时下美中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
今年以来,美国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0宗“双反调查”,2宗反倾销调查,1宗特保调查。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救济史上罕有。就在奥巴马访华前10天,美国商务部还初步裁定,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反倾销税。
对此,吴心伯表示并不奇怪。他说,“因为美国国会知道奥巴马访华时,中方肯定要在这个方面向他施压,所以国内做出这些动作为他同中方交涉抬高要价,强化美方的立场,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比如如果美方国内没有任何动静,中方会说你不要再搞贸易保护了;如果美国做了很多动作,中方就会说你不能都做——这也是一种外交技巧。”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陶文钊说,两国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对台军售问题、贸易争端等都提醒我们,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的。
他认为,“这次中国方面也不示弱,对部分美国汽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恰恰表示,我们希望奥巴马即将进行的访问能够取得成功,但也不会为此而曲意逢迎,我们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在他来访问之前把规矩立好。”
有人认为奥巴马这次访华会再次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吴心伯说:“如果美方提出,中方也不会太买账。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中方的关切更多一些。我们现在更关心美元资产安全、美元会不会通胀。”
中美有待加強互信
在奥巴马正式访华的前一周,出现了一组有意思的调查结果。
国际权威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对1077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作为美国主要贸易和外交伙伴的中国,美国民众的看法存在着矛盾心理。在要求选择“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国家名单”时,34%的美国受访者选择了中国;23%选择了英国。当要求受访者选择中国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时,56%的受访者选择了“对手”,仅有33%认为中国是“盟友”。
而在中国,由环球网发起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奥巴马此次访华并未寄予过高期望。截至11月10日,近3万人参与的投票中,54.8%的民众表示不关心这次访问。相比奥巴马参选总统时掀起的偶像热潮,时隔一年,47.4%的网民“不喜欢”奥巴马了。高达83.3%的投票者认为,“奥巴马的访问不会给中国带来好处”。另外,68.1%的网友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对于“美国目前是否在遏制中国”,92.4%的网友选择了“是”。
吴心伯认为,民调结果主要还是反映了中美彼此对对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他说,“冷战之后,中美在政治上存在价值观的差异;另外美国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尊重。所以如果要想有所改变,美国应该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比如对台军售问题,而领导层面对新的政治意愿,就要在政策实践上反映出来。”
非常巧合的是,在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探讨会上,也有人向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问了相同的问题:如何加强中美之间的互信?
李侃如说:“30年来美中外交关系中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在长期关系计划中建立互信。双方互相都存在不信任。如果我们现在要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开拓严肃合作的局面,就要开始消除这种不信任。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双方社会和经济核心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将是很重要的,参与其中的人远不止传统的外交、经贸、安全领域。奥巴马此行对建立合作大框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行程也反映了这一点。”
李侃如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和美国是竞争者,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建设性伙伴。这两种状态有时也是同时存在的,在美国政府内部不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奥巴马需要向中国释放这样的信号:美国把中国看作处理双边和全球事务的重要国家,双方应坦诚自己的观点和利益需求,顾及另一方的想法,同时要认识到,如果在长期关系发展中双方互不信任,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阻碍。
指导性原则需要与时俱进
与小布什政府强调亚洲盟友的政策相比,奥巴马政府显然更强调同中国的关系。
吴心伯说,奥巴马上台后,从中美两国的交流互动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的活动中心在北京而不是东京。因为美国关心的利益和问题,只有通过跟中国打交道才能得到实现和解决。”
目前,中美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是三个联合公报,即中美两国发表的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最后一个公报的签署距今也已经有27年。其间,中美关系、国际格局都经历了巨大变化。用李侃如的话说,现在的美中关系越来越注重战略重要性,寻求务实的合作,减少矛盾,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达到“战略合作伙伴”的地步,但从重要性来看,确实会比以前有更有效的合作。
吴心伯总结说,中美关系的新特点体现在:“以前中美合作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是合作导向关系为主;第二,中美相互依存越来越对称,以前中国需要美国超过美国需要中国,现在美国在很多方面也需要中国;第三,中国的议程设定能力越来越强,过去是美国人提条件,我们考虑怎么回应,现在不光是美国人提条件,我们也会提条件,中国也要确定议程。还有中美关系越来越多边化,很多问题远远超出两国范围。这些特点总结起来都会对中美关系今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新的特点需要用新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对双边关系起到一个指导性的框架作用。吴心伯认为,如果这次不能出联合公报,最好能出一个联合声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体现行政部门之间的承诺,后者则是一般表达意向。“如果能签署联合声明,代表两国的互动进入新的阶段,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