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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说，电影是一门缺憾的艺术，而由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其缺憾往往更是如此。对于一部原长5个小时再到210分钟“初剪版”直至156分钟的最终“公映版”影片而言，电影《白鹿原》在还未公映前就已是个“残本”。 也许就是这个删减本，就决定了影片“已经”失败，虽然责任不全在导演王全安。对于这样一部“畸形儿”，谁都可以说三道四，甚至是骂娘。这也许就是《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宿命。在这些“遗憾”声中，我们若能从电影改编中看到对原著的某些创造，那么该片虽“败”犹荣。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只能说，影片只是半部好戏。
一、“民族秘史”还是“女人秘史”？
尽管电影改编理论历来有“忠实派”与“自由派”两大流派，也为是否忠实原著进行了长期喋喋不休的争吵。但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哪一派都认为，只要将原著的“精、气、神”真正改编出来就是好作品。古今中外对经典名著影视改编的成功范例都已说明此点。鲁迅生前就不太主张将他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戏剧的原因，也就是怕处理不当，“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①。因此能不能抓住原著的精髓，是电影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
虽然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历尽艰辛，但最终“十年一剑”得以问世。在 “初剪版”放映后有人认为该片“是小说改编电影里最成功的案例”（洪晃语）、“是这些年长篇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一部”（陈忠实语）等盛誉。但实际情形果真如此？陈忠实有没有参与剧本的写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同为陕西人的陈忠实和王全安在拍摄前有过某种交流是有可能的。但我们看到经过“陈忠实们”的再创作，电影版《白鹿原》的主题和原小说的主题还是发生了某种裂变。这是一出“历史戏”还是“本能戏”？是一部“商业片”还是“文艺片”？
“公映版”电影《白鹿原》的故事只截取了原著一部分，时间从1912年到1938年抗战初期这20余年。故事以田小娥为主题展开。让田小娥成为主角，成为推动电影故事的原动力，本无可厚非，这也是原著故事的一个有力推手。但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女人被旧式家族的压迫史，一部女人的“情欲史”。 尽管影片中也有政治风云的故事②，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但这些都是围绕“田小娥故事”的背景，而原著本身的厚重历史与意义指向均被弱化了。
田小娥的“欲望”叙事是原著和影片中的重点。但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和影片中对此的意旨有着根本的区别。小说中借助田小娥一系列“放荡”的言行，其目的是对传统文化“在所谓‘仁义’束缚下的性无能，她的大胆乃至最后的悲剧，所要瓦解的正是白嘉轩所刻意建筑在白鹿原之上的传统社会的‘王朝’”③。但在电影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田小娥在几个男人间周转，似乎为“性”而“性”了：跟黑娃“性”是本能，因为郭举人性功能丧失，“正经事都从来没办成一回”（台词）；跟鹿子霖虽有利用性来寻求安全保护的意图，但却“性”得很欢，“再甭提黑娃了，我现在离他远得看都看不见了”（台词）；跟白孝文，又变成了有爱情意味的男欢女爱了。同样，电影中这几个男人，为了田小娥的身体都纷纷铤而走险，本能在“逞能”的同时“真我”也呈现，他们纷纷为“色”而战。无怪网友戏称此片为《肉蒲团》、《田小娥和她的男人们》等等。
另外，原著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小说中借助朱先生这一“关中大儒”的思想加以体现。在朱先生眼中，中国历史就像鏊子煎饼子，“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啦”、“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④等等。这种历史观类似于《三国演义》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认识。这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⑤。现在影片中将朱先生这条线索隐去，恐怕也是导演对原著这一主题在当下难以处理的无奈之举。因此，电影和原著相比，其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转向，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难以体会小说中这一文化的、历史的深层意义。另外，影片在上映前，把情欲戏当卖点来大肆炒作，这样的商业宣传本身就与原著精神相背离。实际上“公映版”影片中很少所谓的“少儿不宜”的画面，反而一些自然的唯美画面（如金黄的麦浪、肃穆的牌坊、古朴的祠堂、厚重的秦腔等）给人印象深刻，让人有一种文艺片的感觉。这种“错觉”也是影片一开始就缺乏自身定位的结果。
无疑，从小说到电影，原作的主题挖掘还不深，史诗变情欲，原著的格局与气量都大大变小了。如果只注重于原著的故事情节，而不注重于原著的叙事语境与主旨精神，那就等于把作家从作品中“排除了”，使故事失去了其赖以产生的特定“语境”、“情境”和“心境”，成了一个失去精灵的外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只抓住了原著的某些“躯壳”，貌似演绎了一个宏大故事，而实际上原著中精髓却流失了。“民族秘史”成为了“女人秘史”。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二、锦上添花还是良莠不齐？
既然是改编，不可避免地要对原著有所增删。电影史上的经典改编也同样涉及增删的问题。小说《呼啸山庄》改编为电影时，主要情节被砍掉了一半，总数50场戏中新增加的竟占30场。影评家约翰·加斯纳认为，《呼啸山庄》的电影剧本甚至改进了原著。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被改编成电影时，也被编剧大刀阔斧地删去了许多重要的描写和场景，原作中23个主要人物到电影中只剩下17个，原作中的10次战争场面在电影中只剩下3次⑥。所以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成其他艺术门类，不是能不能增删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好增删的度，即必须尊重原作的主题和风格，“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⑦。由此我们来看电影版《白鹿原》对原著的增删情况，是锦上添花还是良莠不齐？
一般而言，电影情节对原著的改编不外乎两个方面，那就是“删减”和“增添”，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原著或影片主题，使故事线索更加明晰。我们来看“公映版”《白鹿原》对原著的“删减”情况。如上所言，将50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为一部为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谈何容易。与原著比较，电影去掉了鸦片种植、国共内战、鹿家两子与白灵的爱情悲剧、田小娥冤魂索命、解放后黑娃被枪毙等情节，同时去掉了魔幻、意象和一些影像表达上会造成误解的内容。如上所述，电影以田小娥的故事为主线，同时展现白鹿原人如何在大时代下生存的故事。总体观之，这一删减使故事与情节相对集中和紧凑，也符合电影本身的艺术要求。不过在我看来，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删除了朱先生和白灵两个人物的故事。朱先生是贯穿原著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集圣人、智者与预言家等角色于一身，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人物之一。有观众称，电影《白鹿原》没了朱先生，就像《三国演义》没了诸葛亮。而作为“白鹿精魂”的化身的白灵，她的美丽与魅力、叛逆与坚毅、欢心与悲情等等，都寄寓了作家太多情感寄托。此二人故事被抽掉实为可惜。 总体而言，整部电影的删减给人支离破碎、虎头蛇尾的感觉。鹿兆鹏掀起的土改没有交代清楚，一些人物命运如白孝文、黑娃等最终如何不明晰，影片在日本军机轰炸中莫名其妙地结了尾……而一些背景的删减，如田小娥和黑娃在郭举人家初次偷情、鹿子霖挑拨田小娥勾引白孝文、鹿三杀人等情节都显得突兀，让很多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觉得莫名其妙。这些删减，导演试图想留下精华，结果把很多过渡、铺垫和人物细腻表现之处都给删减掉了，以至于在一些情节的衔接上出现唐突和顾此失彼的情况。这使影片有一种浮在表面而深入不下的感觉，和原著的气质距离较远。可以说在删减这一环节上影片是不成功的，也是“公映片”为人诟病最大的地方。
就增加情节来看。就这一部分来说，影片《白鹿原》有精彩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原著中的秦腔、老腔在影片中被放大提升，这是影片一个亮点。它较好地渲染了白鹿原上那种爱恨纠缠的情感基调。如黑娃刚当麦客不久，农民们在吃饭间隙的那一大段老腔表演——《将令一声震山川》就得到不少观众好评。这段描述战争的老腔戏文，与黑娃初历人生风雨的主题相吻合。随后的黑娃与田小娥第一次交欢时的秦腔，又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将人物的爱欲缠绵表达得恰到好处。片尾田小娥与白孝文进城寻欢作乐、房间外艺人们表演皮影戏和唱老腔那一场戏，更让民俗展示与人物的情绪、命运有机联系到一起。皮影戏里的皮偶受人操纵，与现实中田小娥和白孝文的命运相类似，表现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进而传达出小说中人类无法抗拒自身命运主宰这一哲思。影片中对秦腔等地域风情的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也是王全安所得意的地方，“吼那几句秦腔、老腔，就可以将陕西人的光彩表达出来”、“这个运用对历史空间的延伸是有帮助的。”但是影片中对这种氛围的渲染篇幅过长，经常一大段好几分钟，也就显得有些失调了。
电影中田小娥怀孕那场戏也值得肯定，也可以说是影片的精彩的地方之一。原著中田小娥并没有怀孕，但王全安加上了这一出，其用意很明显：此举意在激起白孝文作为男一个人的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原著“生殖崇拜”的思想，是对小说开篇那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内涵的一次呼应与提升。另外，影片在对原著人物、故事情节等进行“嫁接”方面，也是较成功的，比如将白灵认鹿三作干爸、白孝义无子等情节放到白孝文身上，鹿兆海和白灵谈论有关苏联的理论移植给鹿兆鹏等等。
总之，电影在对小说中原有情节删减和增添上，有成功也有欠缺。这也说明，导演一旦涉及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储备并进行艺术创作时，就会迸发出创造的火花；而一旦涉及自己的艺术短处时，往往就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我们认为，对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应先立足于脚本，从脚本阶段就要考虑好影片的篇幅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不应该先拍了再剪。就此点来看，影片《白鹿原》做得不够好，这还是导演不够自信的表现。
三、可圈可点还是瑕瑜互见？
演好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一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小说《白鹿原》人物众多，有鲜明个性的就达数十位。其中的仁者、大儒、英豪、土匪、政客、劣绅与烈女等等随着小说的推进，一一登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受制于两种不同艺术特点的限制，“公映版”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只有七个，即三对父子（白嘉轩白孝文父子、鹿子霖鹿兆鹏父子、鹿三黑娃父子）加一个女人（田小娥）。他们的扮演者均是当下一线演员，不乏象张丰毅、吴刚等大牌影星。与原著中人物精神相较，他们的表演能否达到预期要求与效果？是可圈可点还是乏善可陈？我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演技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概言之，张丰毅、张雨绮、段奕宏三人表演可嘉，吴刚、成泰燊、刘威三人次之，郭涛又次之。
白嘉轩是我们打开小说《白鹿原》所看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原著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家之长、一族之长，他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在他身上，既有着传统美德的一面，又有着封建糟粕的一面，“他的一身，仁义文化和吃人文化并举”。我们看到，影片中张丰毅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角色定位。整部影片他始终保持着不瘟不火和分寸：从诵读乡约的威严到先坚拒交粮后动员全村的狡黠，从让儿子孝文认长工鹿三为父的仁义、“学为好人”到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的保守顽固，从亲手刺刷儿子白孝文的冷酷到对鹿子霖各种挑衅的隐忍，从亲眼看着鹿三家破人亡的无奈到日军轰炸白鹿原的无助……当然，在张丰毅的表演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腰挺得太硬太直”的一面，而很少看到他温情与仁慈的一面。
对于田小娥的扮演者张雨绮的表演我们持肯定的态度，一个青年演员能够将原著中这一人物演成现在这个样子已属不易。原著中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篇幅不大（从第九章到第二十章）但给人印象深刻，在电影中田小娥的故事贯穿始终，其戏份在影片中占据了三分之二。如何演好田小娥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才是关键，比如她的善良、风情、不幸与堕落。我们看到，张雨绮能够较出色地把握住了这一人物，尤其是田小娥和着外面的秦腔唱桃花源的一段，张雨绮演得凄艳哀婉、韵味悠长。不足的是，张雨绮在影片中的整个表演还有点“紧”、不“辣”，也不够“魅惑”，虽有风情而没有那种致命的“杀伤力”，虽性感妩媚但还缺少一种催人心魄的悲剧感。
段奕宏饰演的黑娃也是影片中一个可喜之处。原著中黑娃实际上是最为叛逆的一个人物，也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的故事左右、支配着整个故事的发展，“是整部《白鹿原》中的关捩”。在他身上有着小农性、土匪性、侠义性和盲目性，“他国、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在长夜中摸索，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困境”。我们看到段奕宏较为成功地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演绎出来了，尤其是在影片最后刺杀白嘉轩那场戏，那几下对白嘉轩的闷棍，将人物身上的匪性、怨恨和悲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由于篇幅限制，黑娃的戏份被大大减弱，导致他的个性特征没能得到更全面的展示，也应该说是影片一个不小的遗憾。
相较而言，电影中其他几个演员的表演都有些平淡，比较平面化，未能体现原著中相应人物的精神内涵。尽管吴刚曾凭借电影《铁人》获得金鸡影帝，近年来饰演的角色也都有所突破，如在《梅艳芳》、《潜伏》等影视中，他大都能在不同角色间自在游走，但这一次他塑造的鹿子霖不尽人意。原著中鹿子霖是与白嘉轩形象互补的一个人物，他精明、投机、短视、虚伪。“公映版”中吴刚虽演出了鹿子霖的“复杂”，但没有表现出人物骨子里那种“坏”与“精”。比如影片开篇几场戏，吴刚的表演有失水准，有点“过”，观众看到的只是他“嘉轩、嘉轩”的叫喊外，竟没了别的性格；“革命了”那场戏也显得做作。倒是后来引诱田小娥那几场戏才看到吴刚的一些风采。刘威扮演的鹿三同样有吴刚“慢热”的特点（比如影片开头的大嗓门、性格的“一根筋”），直到电影的后半部才渐入佳境，如众乡党要求白嘉轩为田小娥盖庙那场戏，当众人吵嚷着“子霖当族长”时，影片给了在一旁默默抽烟斗的鹿三三个镜头，此时刘威的表演颇为真实，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情绪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从白家长子到后来的白鹿原族长，再沦落为浪子、乞丐，后又从军东山再起直至成为中共高干，白孝文是小说中心灵变化较大的人物之一。这种大跨度的转换，成泰燊的演绎只能说是一般，还未将人物大起大落的复杂嬗变表现出来。至于郭涛扮演的鹿兆鹏，可以说是最不尽人意的一个，是一个“平面的”人物，除了古板还有几分滑稽。郭涛的表演还停留在他的《疯狂的石头》中的那个包世宏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次要人物的表演则让人不忘，如田福贤的饰演者张德行、狗蛋的饰演者夏浩、杨排长的饰演者曹西安，还有几个老腔演员等，这倒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从小说到电影，《白鹿原》经历了太多。现在尽管影片带着缺陷公映，是半部好戏，但仍然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情，因为它的完成本身就是一项成绩。但愿日后此片的原初版本上映时，观众会有所惊喜与发现。这也是我所期待的。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影片它至少可以唤起我们重读原著的激情与它诞生的时代记忆，也许我们还可以借机谈谈现在的电影审查问题以及其他。
注 释
①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②卢衍鹏：《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③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④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第3页。
⑤石川：《改编最难处在于原作历史观》，《东方早报》2012年9月19日。
⑥刘艳：《红色经典改编刍议》，《中国电视》2005年第10期。
⑦夏衍：《电影论文集·杂谈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一、“民族秘史”还是“女人秘史”？
尽管电影改编理论历来有“忠实派”与“自由派”两大流派，也为是否忠实原著进行了长期喋喋不休的争吵。但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哪一派都认为，只要将原著的“精、气、神”真正改编出来就是好作品。古今中外对经典名著影视改编的成功范例都已说明此点。鲁迅生前就不太主张将他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戏剧的原因，也就是怕处理不当，“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①。因此能不能抓住原著的精髓，是电影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
虽然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历尽艰辛，但最终“十年一剑”得以问世。在 “初剪版”放映后有人认为该片“是小说改编电影里最成功的案例”（洪晃语）、“是这些年长篇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一部”（陈忠实语）等盛誉。但实际情形果真如此？陈忠实有没有参与剧本的写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同为陕西人的陈忠实和王全安在拍摄前有过某种交流是有可能的。但我们看到经过“陈忠实们”的再创作，电影版《白鹿原》的主题和原小说的主题还是发生了某种裂变。这是一出“历史戏”还是“本能戏”？是一部“商业片”还是“文艺片”？
“公映版”电影《白鹿原》的故事只截取了原著一部分，时间从1912年到1938年抗战初期这20余年。故事以田小娥为主题展开。让田小娥成为主角，成为推动电影故事的原动力，本无可厚非，这也是原著故事的一个有力推手。但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女人被旧式家族的压迫史，一部女人的“情欲史”。 尽管影片中也有政治风云的故事②，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但这些都是围绕“田小娥故事”的背景，而原著本身的厚重历史与意义指向均被弱化了。
田小娥的“欲望”叙事是原著和影片中的重点。但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和影片中对此的意旨有着根本的区别。小说中借助田小娥一系列“放荡”的言行，其目的是对传统文化“在所谓‘仁义’束缚下的性无能，她的大胆乃至最后的悲剧，所要瓦解的正是白嘉轩所刻意建筑在白鹿原之上的传统社会的‘王朝’”③。但在电影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田小娥在几个男人间周转，似乎为“性”而“性”了：跟黑娃“性”是本能，因为郭举人性功能丧失，“正经事都从来没办成一回”（台词）；跟鹿子霖虽有利用性来寻求安全保护的意图，但却“性”得很欢，“再甭提黑娃了，我现在离他远得看都看不见了”（台词）；跟白孝文，又变成了有爱情意味的男欢女爱了。同样，电影中这几个男人，为了田小娥的身体都纷纷铤而走险，本能在“逞能”的同时“真我”也呈现，他们纷纷为“色”而战。无怪网友戏称此片为《肉蒲团》、《田小娥和她的男人们》等等。
另外，原著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小说中借助朱先生这一“关中大儒”的思想加以体现。在朱先生眼中，中国历史就像鏊子煎饼子，“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啦”、“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④等等。这种历史观类似于《三国演义》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认识。这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⑤。现在影片中将朱先生这条线索隐去，恐怕也是导演对原著这一主题在当下难以处理的无奈之举。因此，电影和原著相比，其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转向，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难以体会小说中这一文化的、历史的深层意义。另外，影片在上映前，把情欲戏当卖点来大肆炒作，这样的商业宣传本身就与原著精神相背离。实际上“公映版”影片中很少所谓的“少儿不宜”的画面，反而一些自然的唯美画面（如金黄的麦浪、肃穆的牌坊、古朴的祠堂、厚重的秦腔等）给人印象深刻，让人有一种文艺片的感觉。这种“错觉”也是影片一开始就缺乏自身定位的结果。
无疑，从小说到电影，原作的主题挖掘还不深，史诗变情欲，原著的格局与气量都大大变小了。如果只注重于原著的故事情节，而不注重于原著的叙事语境与主旨精神，那就等于把作家从作品中“排除了”，使故事失去了其赖以产生的特定“语境”、“情境”和“心境”，成了一个失去精灵的外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只抓住了原著的某些“躯壳”，貌似演绎了一个宏大故事，而实际上原著中精髓却流失了。“民族秘史”成为了“女人秘史”。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二、锦上添花还是良莠不齐？
既然是改编，不可避免地要对原著有所增删。电影史上的经典改编也同样涉及增删的问题。小说《呼啸山庄》改编为电影时，主要情节被砍掉了一半，总数50场戏中新增加的竟占30场。影评家约翰·加斯纳认为，《呼啸山庄》的电影剧本甚至改进了原著。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被改编成电影时，也被编剧大刀阔斧地删去了许多重要的描写和场景，原作中23个主要人物到电影中只剩下17个，原作中的10次战争场面在电影中只剩下3次⑥。所以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成其他艺术门类，不是能不能增删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好增删的度，即必须尊重原作的主题和风格，“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⑦。由此我们来看电影版《白鹿原》对原著的增删情况，是锦上添花还是良莠不齐？
一般而言，电影情节对原著的改编不外乎两个方面，那就是“删减”和“增添”，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原著或影片主题，使故事线索更加明晰。我们来看“公映版”《白鹿原》对原著的“删减”情况。如上所言，将50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为一部为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谈何容易。与原著比较，电影去掉了鸦片种植、国共内战、鹿家两子与白灵的爱情悲剧、田小娥冤魂索命、解放后黑娃被枪毙等情节，同时去掉了魔幻、意象和一些影像表达上会造成误解的内容。如上所述，电影以田小娥的故事为主线，同时展现白鹿原人如何在大时代下生存的故事。总体观之，这一删减使故事与情节相对集中和紧凑，也符合电影本身的艺术要求。不过在我看来，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删除了朱先生和白灵两个人物的故事。朱先生是贯穿原著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集圣人、智者与预言家等角色于一身，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人物之一。有观众称，电影《白鹿原》没了朱先生，就像《三国演义》没了诸葛亮。而作为“白鹿精魂”的化身的白灵，她的美丽与魅力、叛逆与坚毅、欢心与悲情等等，都寄寓了作家太多情感寄托。此二人故事被抽掉实为可惜。 总体而言，整部电影的删减给人支离破碎、虎头蛇尾的感觉。鹿兆鹏掀起的土改没有交代清楚，一些人物命运如白孝文、黑娃等最终如何不明晰，影片在日本军机轰炸中莫名其妙地结了尾……而一些背景的删减，如田小娥和黑娃在郭举人家初次偷情、鹿子霖挑拨田小娥勾引白孝文、鹿三杀人等情节都显得突兀，让很多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觉得莫名其妙。这些删减，导演试图想留下精华，结果把很多过渡、铺垫和人物细腻表现之处都给删减掉了，以至于在一些情节的衔接上出现唐突和顾此失彼的情况。这使影片有一种浮在表面而深入不下的感觉，和原著的气质距离较远。可以说在删减这一环节上影片是不成功的，也是“公映片”为人诟病最大的地方。
就增加情节来看。就这一部分来说，影片《白鹿原》有精彩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原著中的秦腔、老腔在影片中被放大提升，这是影片一个亮点。它较好地渲染了白鹿原上那种爱恨纠缠的情感基调。如黑娃刚当麦客不久，农民们在吃饭间隙的那一大段老腔表演——《将令一声震山川》就得到不少观众好评。这段描述战争的老腔戏文，与黑娃初历人生风雨的主题相吻合。随后的黑娃与田小娥第一次交欢时的秦腔，又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将人物的爱欲缠绵表达得恰到好处。片尾田小娥与白孝文进城寻欢作乐、房间外艺人们表演皮影戏和唱老腔那一场戏，更让民俗展示与人物的情绪、命运有机联系到一起。皮影戏里的皮偶受人操纵，与现实中田小娥和白孝文的命运相类似，表现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进而传达出小说中人类无法抗拒自身命运主宰这一哲思。影片中对秦腔等地域风情的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也是王全安所得意的地方，“吼那几句秦腔、老腔，就可以将陕西人的光彩表达出来”、“这个运用对历史空间的延伸是有帮助的。”但是影片中对这种氛围的渲染篇幅过长，经常一大段好几分钟，也就显得有些失调了。
电影中田小娥怀孕那场戏也值得肯定，也可以说是影片的精彩的地方之一。原著中田小娥并没有怀孕，但王全安加上了这一出，其用意很明显：此举意在激起白孝文作为男一个人的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原著“生殖崇拜”的思想，是对小说开篇那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内涵的一次呼应与提升。另外，影片在对原著人物、故事情节等进行“嫁接”方面，也是较成功的，比如将白灵认鹿三作干爸、白孝义无子等情节放到白孝文身上，鹿兆海和白灵谈论有关苏联的理论移植给鹿兆鹏等等。
总之，电影在对小说中原有情节删减和增添上，有成功也有欠缺。这也说明，导演一旦涉及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储备并进行艺术创作时，就会迸发出创造的火花；而一旦涉及自己的艺术短处时，往往就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我们认为，对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应先立足于脚本，从脚本阶段就要考虑好影片的篇幅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不应该先拍了再剪。就此点来看，影片《白鹿原》做得不够好，这还是导演不够自信的表现。
三、可圈可点还是瑕瑜互见？
演好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一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小说《白鹿原》人物众多，有鲜明个性的就达数十位。其中的仁者、大儒、英豪、土匪、政客、劣绅与烈女等等随着小说的推进，一一登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受制于两种不同艺术特点的限制，“公映版”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只有七个，即三对父子（白嘉轩白孝文父子、鹿子霖鹿兆鹏父子、鹿三黑娃父子）加一个女人（田小娥）。他们的扮演者均是当下一线演员，不乏象张丰毅、吴刚等大牌影星。与原著中人物精神相较，他们的表演能否达到预期要求与效果？是可圈可点还是乏善可陈？我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演技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概言之，张丰毅、张雨绮、段奕宏三人表演可嘉，吴刚、成泰燊、刘威三人次之，郭涛又次之。
白嘉轩是我们打开小说《白鹿原》所看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原著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家之长、一族之长，他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在他身上，既有着传统美德的一面，又有着封建糟粕的一面，“他的一身，仁义文化和吃人文化并举”。我们看到，影片中张丰毅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角色定位。整部影片他始终保持着不瘟不火和分寸：从诵读乡约的威严到先坚拒交粮后动员全村的狡黠，从让儿子孝文认长工鹿三为父的仁义、“学为好人”到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的保守顽固，从亲手刺刷儿子白孝文的冷酷到对鹿子霖各种挑衅的隐忍，从亲眼看着鹿三家破人亡的无奈到日军轰炸白鹿原的无助……当然，在张丰毅的表演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腰挺得太硬太直”的一面，而很少看到他温情与仁慈的一面。
对于田小娥的扮演者张雨绮的表演我们持肯定的态度，一个青年演员能够将原著中这一人物演成现在这个样子已属不易。原著中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篇幅不大（从第九章到第二十章）但给人印象深刻，在电影中田小娥的故事贯穿始终，其戏份在影片中占据了三分之二。如何演好田小娥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才是关键，比如她的善良、风情、不幸与堕落。我们看到，张雨绮能够较出色地把握住了这一人物，尤其是田小娥和着外面的秦腔唱桃花源的一段，张雨绮演得凄艳哀婉、韵味悠长。不足的是，张雨绮在影片中的整个表演还有点“紧”、不“辣”，也不够“魅惑”，虽有风情而没有那种致命的“杀伤力”，虽性感妩媚但还缺少一种催人心魄的悲剧感。
段奕宏饰演的黑娃也是影片中一个可喜之处。原著中黑娃实际上是最为叛逆的一个人物，也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的故事左右、支配着整个故事的发展，“是整部《白鹿原》中的关捩”。在他身上有着小农性、土匪性、侠义性和盲目性，“他国、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在长夜中摸索，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困境”。我们看到段奕宏较为成功地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演绎出来了，尤其是在影片最后刺杀白嘉轩那场戏，那几下对白嘉轩的闷棍，将人物身上的匪性、怨恨和悲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由于篇幅限制，黑娃的戏份被大大减弱，导致他的个性特征没能得到更全面的展示，也应该说是影片一个不小的遗憾。
相较而言，电影中其他几个演员的表演都有些平淡，比较平面化，未能体现原著中相应人物的精神内涵。尽管吴刚曾凭借电影《铁人》获得金鸡影帝，近年来饰演的角色也都有所突破，如在《梅艳芳》、《潜伏》等影视中，他大都能在不同角色间自在游走，但这一次他塑造的鹿子霖不尽人意。原著中鹿子霖是与白嘉轩形象互补的一个人物，他精明、投机、短视、虚伪。“公映版”中吴刚虽演出了鹿子霖的“复杂”，但没有表现出人物骨子里那种“坏”与“精”。比如影片开篇几场戏，吴刚的表演有失水准，有点“过”，观众看到的只是他“嘉轩、嘉轩”的叫喊外，竟没了别的性格；“革命了”那场戏也显得做作。倒是后来引诱田小娥那几场戏才看到吴刚的一些风采。刘威扮演的鹿三同样有吴刚“慢热”的特点（比如影片开头的大嗓门、性格的“一根筋”），直到电影的后半部才渐入佳境，如众乡党要求白嘉轩为田小娥盖庙那场戏，当众人吵嚷着“子霖当族长”时，影片给了在一旁默默抽烟斗的鹿三三个镜头，此时刘威的表演颇为真实，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情绪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从白家长子到后来的白鹿原族长，再沦落为浪子、乞丐，后又从军东山再起直至成为中共高干，白孝文是小说中心灵变化较大的人物之一。这种大跨度的转换，成泰燊的演绎只能说是一般，还未将人物大起大落的复杂嬗变表现出来。至于郭涛扮演的鹿兆鹏，可以说是最不尽人意的一个，是一个“平面的”人物，除了古板还有几分滑稽。郭涛的表演还停留在他的《疯狂的石头》中的那个包世宏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次要人物的表演则让人不忘，如田福贤的饰演者张德行、狗蛋的饰演者夏浩、杨排长的饰演者曹西安，还有几个老腔演员等，这倒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从小说到电影，《白鹿原》经历了太多。现在尽管影片带着缺陷公映，是半部好戏，但仍然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情，因为它的完成本身就是一项成绩。但愿日后此片的原初版本上映时，观众会有所惊喜与发现。这也是我所期待的。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影片它至少可以唤起我们重读原著的激情与它诞生的时代记忆，也许我们还可以借机谈谈现在的电影审查问题以及其他。
注 释
①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②卢衍鹏：《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③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④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第3页。
⑤石川：《改编最难处在于原作历史观》，《东方早报》2012年9月19日。
⑥刘艳：《红色经典改编刍议》，《中国电视》2005年第10期。
⑦夏衍：《电影论文集·杂谈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