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发自巴黎。
　　当加州的金属乐队“死亡金属之鹰”来到巴黎时，另一些“死亡之鹰”也开始在巴黎盘旋，LE BATACLAN剧院以及其他几个地点的惨案让巴黎的街道变得有些萧瑟空旷，超市里，人们表情严峻地购物，鸡蛋、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偶尔低声交谈的人们，谈得多的是，某个熟人的孩子本来要去音乐会，最后太累了就没去成，结果躲过一劫，或者，某个朋友不幸逝世。
　　我那天本也打算去另一个剧院听古典音乐的演奏会，但前一天晚上写纪念罗兰·巴特百年诞辰的文章写了通宵，早上又去法兰西公学（COLLEGE DE FRANCE，巴特，福柯等人讲课的地方）听了克里斯蒂娃等人关于巴特的纪念讲座，事情都做完了也觉得挺累的，想了想还是回家休息了，在家中就听到了袭击的消息。
　　接下来就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开始大范围追查。原本第二天打算去法兰西喜剧院看莫里哀的《厌世者》，早上打电话询问，果然已经接到政府和警方的指令，暂时关闭，接下来就是为时三天的国家哀悼和更长时间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是受限的，共和国广场又像“《查理周刊》事件”时一样，聚集了纪念的人群，但这次警方试图驱散集会的人群，因为按照紧急状态的要求，这时的集会是违法的，不过人们并没有退缩，正在巴黎的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这让她看到一线希望。巴特勒的担心在于，紧急状态很容易变成一种常态，不管是实际社会生活的紧急状态还是人们内心对局势和自身生活的评判，一旦习惯了“紧急状态”的思维行事模式，很可能会对政府的控制和保守势力的扩张作出退让，甚至表示认同。
　　这并非杞人忧天，哪怕是在遥远的中国，都有不少类似的言论，认为欧洲乃至法国对难民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马上尝到了苦果。法国人自己对类似的想法很警惕，首先，这和他们立国的理念不符合，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为上还是以实际生活的利益和安稳为优先，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其次，眼下的恐怖气氛毕竟只是一种极端状态，由此而来的“紧急状态”当然有必要，但必须小心不让这种思维变成一种惯性和依赖，如果由于安全问题习惯了强权的政府，很可能历史又会重演，当年的德国也是为了所谓自身的“生存空间”而开始自己的扩张，最终侵害了大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也最终因为战败而尝到了长期的苦果。
　　因此法国青年去遇袭剧院悼念时，带去的不是拳头，而是眼泪和玫瑰，插在弹孔里的玫瑰很脆弱，眼泪也不能让死者复生，但以血还血的报复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青年们打出“爱与和平”标语的同时，法国的战机已经出动，10架飞机向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地区投放了20枚炸弹，据说目标是“恐怖分子”的指挥部和训练中心。至于这些“死亡之鹰”杀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
　　遇袭第二天是周六，下午听到巨大的轰鸣声，接着一架军用直升机就开始在窗外盘旋，周日晚间才知道，原来是在我家附近发现了枪手们逃逸乘坐的车辆，一看地址，就在离我家步行五分钟左右的一条小街上。政府宣布周一学校恢复正常，周一下午时博物馆和电影院等也开始正常开放，但还有数量不明的枪手不知藏身何处。
　　周一还是去参加了比利时女导演CHANTAL AKERMAN最后一部影片的首映式，不过法兰西电影馆入口松散的检查实在让人放心不下，跟平时一样，只有一个保安让进门的人打开包，看上一眼，就放人进去了，没有探测门，没有贴身探测的仪器，只是不能带箱子和A3以上尺寸的背包入内，可如果真有自杀袭击，这根本无济于事。但法国人似乎都并不担心，一切看似开始向着正常状态发展。
　　于是周三中午在巴黎八大的一场电影放映我也不想错过，虽然那个区在巴黎北面，人员混杂，一向治安不好。没想到今早一起来，发现军警正在圣德尼大教堂附近的一幢公寓和恐怖分子交火，一人被击毙，一个女人引爆了自己的炸弹背心，另外三人被抓获，但公寓仍然没有被攻破，整个区域都被封锁了，学校也劝告师生不要前往。
　　看来目前，我们的城市还要在紧急状态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死亡之鹰仍在盘旋。